[摘要]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和主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创造过程，只有正确把握和处理一些事关全局的辩证关系，才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和遵循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文本研究与把握精髓的辩证统一、系统性与选择性的辩证统一、求真性与反倾向的辩证统一、总结历史与前瞻未来的辩证统一、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辩证统一等十大辩证要求。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过程，是在坚持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理论追求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精神动力，可以说，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和主要途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表明，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理论创新十分容易，但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却显得特别困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创造过程，只有正确把握和处理一些事关全局的辩证关系，才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和遵循以下十大辩证要求。
一、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任何理论创新都不可能同原有理论割断联系、无根无源，或对原有理论全盘否定、推倒重来，而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或是对原有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或是对原有理论的批判性发展。理论创新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对原有理论作出批判性的继承和扬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首先是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坚持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是坚持的条件和体现，惟有实践基础之上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坚持。不讲坚持的发展，不过是凭空杜撰，可能“新异”但属背离。而不讲发展的坚持，不过是刻舟求剑，既摧残了事业的勃勃生机，又扼杀了理论的新鲜活力。
“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要义，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如果根本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行动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沾边，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构成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坚持贯穿于这些基本原理之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中国化”问题以前，先明确讲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问题，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且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不高，这就需要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他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国际性，而不是相反。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复强调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形式。坚持的同时要发展，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就曾提倡过，既要学习马克思又要超过马克思。所谓超过马克思，就是既不丢老祖宗，又要说新话，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非突破性的发展，另一种是突破性的发展。非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原质理论，结合实践，实际运用，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原质理论的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它的外延和适用范围有了扩大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原质理论的丰富和补充。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分析具体实践，形成解决新实践课题的实践观念，并以此来指导实践活动，取得实践经验，并总结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这种新质理论，是对旧质理论的辩证否定，既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同时要保证这种“突破”后形成的理论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两个结晶，就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
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二者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推动力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动力。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创新，首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创新。“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与创新，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与创新，也就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有坚持实践创新，才能实现理论创新；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能干一番社会主义的新事业。同时，实践创新不是不要理论指导，而是要用经实践检验正确的、发展着的创新理论来指导实践。实践创新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如果仅仅停留于“批判的武器”，那就失去了创新的根本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转化为实践创新，只有在指导和推动实践创新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转变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体现出它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
今天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二者的统一，实现二者的结合。具体就是要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答新问题，“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还要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发现理论创新的生长点，扩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视野，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生长点，要集中力量，深入挖掘，深入研究，创造新成果，得出新理论；既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的引领作用，指导实践创新不断取得新成就，又在指导实践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创新的经验教训，探索实践创新的规律和特点，汲取理论营养，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开拓新视野，进入新境界，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三、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
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大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们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因此，人的实践，不仅要做到合规律性，而且还要做到合目的性；任何一个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既合规律，又合目的，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相统一是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中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从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看，坚持真理与价值相统一，一方面要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持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推进社会主义的进程；一方面要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持人民群众主体的现实的价值选择，并使二者在实践中实现统一。相应地，真理和价值相统一对于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无疑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以说，真理与价值相统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
真理与价值相统一不仅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方法论原则，而且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时时处处坚持用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指导着实践与理论上的创新。一方面，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他始终把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国情作为思考问题、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努力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合乎实际，合乎规律；同时，他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一切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的实现，不断追问“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确立实践标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并使这三个标准实现有机的统一，从而使党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服从客观规律和体现人民意志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新社会主义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就科学发展观来说，其理论本身就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内在统一。“以人为本”指出了发展的根本目的，展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历程表明，真理与价值辩证统一的理论创新之道必须遵循。
四、国际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同时又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作为国际性与民族性之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国际性即指共性，民族性即指个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共性的国际性，必然要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个性的民族性为基础，并以此来表现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就其本性、可能性与总的趋势而言，适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全球普适性。但马克思主义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何时发挥作用及作用的方向和大小，则取决于满足这个国家实践需要的程度，必须和这个国家的实际相结合，体现民族性。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个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特定时空条件作出的个别观点和个别结论并不具有全球普适性，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再适用。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普适性理论显然无法通过它提出的仅具有局部适应性的主张在中国得以实现，而必须通过适应中国国情的主张得以实现。
国际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取得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导功能的发挥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体来说，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体现民族特性、有新的理论创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求必须扎根民族沃土，推动理论创新。同时要通过实践来理清究竟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具有全球普适性的东西，哪些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需要改变的东西，然后用符合中国国情特征性的东西来替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局部适应性的东西，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也就是说，通过坚持国际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五、文本研究与把握精髓的辩证统一
正确认识本本与精髓的关系，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本本与精髓是形神关系，是一体关系。无精髓形成不了本本，无本本体现不了精髓。本本是精髓的载体，精髓是本本的价值体现。那种试图离开对本本的阅读和理解而想把握其精髓，无异于在无花处放蜂而望收取蜂蜜，那种埋头于本本却不能提炼出精髓，则等于徜徉于百花丛中却与花同灭。因此，返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不可逾越的基础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试图离开对文本的研读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往往会“雾失楼台”而“弃祖背宗”。返本，但不可迷本；迷本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返本的目的是为了开新。深入把握和运用“精髓”，关注现实，则是文本研究推动理论创新的正确道路。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话，推导出“邓小平也不主张去读马列的本本”的结论；也有人从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的话，得出“学马列看不看马列的书无关紧要，只要记住‘实事求是’四个字就行了”的观点。显然，这是对邓小平思想的误读。事实上，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是在谈论要克服形式主义这一问题的语言环境下论及学马列问题的。他并没有说不要读马列的本本，而是反对形式主义地读他们的本本。相反，他认为，阅读必要的马列的本本是入马克思主义之门的重要条件。从“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和“马列本本可以不要读”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纯粹是一种错误的推导结果。
“精”为精要、精髓；“管用”，是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我们说不丢“老祖宗”，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不能丢这个老祖宗。而这一精髓正体现在他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最终体现在他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论思考的文字记录之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返本，就是回到宝库中寻找武器，寻找工具。这既是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但是，返本，决不迷本，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这一窒息“本本”生命的凶手、理论创新的大敌。文本研究的终极旨趣，在于汲取文本中的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提高主体观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并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分别、总结，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分析中国现实，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面对当代现实问题、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要“形成自己的话语”。
六、系统性与选择性的辩证统一
系统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系统是协调发展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变更或系统结构的重新配置都会自觉调整系统的发展航向，积极的、正向的变化有利于系统本身功能最大化的发挥。理论成果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是其富有强大生命力和指导力的重要根据。系统性原则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的国情，从理论上建构一个具有自己独特主题、内容、特点和风格的理论系统。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系统成果。邓小平曾精辟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需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最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国化的进程，达到了系统资源的最佳配置目标，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愈来愈接近目标趋向，体现在实践上就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选择性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是其创始人站在当时特定时代的维度上，深刻观察社会生活的本质，在对前人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运用成熟的理论自觉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也有一些理论、观点、结论，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失去了原来的理论价值，需要加以修正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一个“扬弃”、选择的过程。遵循选择性原则，就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有鉴别地吸取，有选择地放弃，避免中国化过程中的教条主义，把那些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的理论、观点和结论在新的条件下给予新的阐释和运用。
选择性原则并不是否定系统性原则。选择性是在遵循系统原则下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在此基础上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和吸收。再者，选择要注意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初，中国外受帝国列强压榨之苦，内遭军阀割据之乱，内忧外患的困局使早期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了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当社会的主要矛盾转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方式等理论，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选择有力地支撑了当时的实践主题。
七、求真性与反倾向的辩证统一
求真性既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品质和特征，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的客观要求。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求真就是敢于追求真理，善于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发展的理念，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实际情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把握真理的理论创新实践过程。理论创新的求真性，就是要在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历史环境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提出新理念、得出新结论；就是要在不同国度、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历史时期，寻求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把握内在规律性，获取新的理论成果，并以正确的创新理论指导新的社会实践，正确地推进社会实践。
在追求真理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进程中，我们常常面临着来自右和“左”的错误思想的障碍。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创新，都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实现的。“左”右倾倾向的特点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左”和右都是片面性，产生的根源都是主观唯心主义。因此，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必然抉择。我们党的领导人从毛泽东、邓小平到******、******，历来主张要反对一切右和“左”的错误倾向，强调要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理论创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反倾向斗争”，即由于指导思想的分歧而引起的“路线斗争”。其中有正确的反倾向斗争，有错误的反倾向斗争，也有以错误反对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斗争等。这些斗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总结历史经验，要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重要的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反倾向的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什么错误倾向；错误倾向在什么范围内存在就在什么范围内纠正；有就反，没有就不反，不要搞“一刀切”，不能简单化。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全面性，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的片面性；在反错误倾向的同时，要看到错误的倾向中常常会包含一些合理的东西、甚至是正确的东西，这是极不容易的。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从道理和事实两方面入手，耐心等待，使人们的认识转到真理方面来。
八、总结历史与前瞻未来的辩证统一
善于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从而揭示和认识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人的正确认识的形成，很多来自于正反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而错误和失败往往更能使人警醒和认识真理。毛泽东指出，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过程，是认识的深化和飞跃过程。他还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积累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成果，是以理论形态表现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可以说，总结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梯。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作为指导和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仅应从历史经验中总结，作出理论概括，而且必须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高瞻远瞩，前瞻未来。前瞻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先导”的实质就是具有前瞻性。这首先是体现在科学的理论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既然科学理论把握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就能对事物的发展进行预测和前瞻。其次，理论创新的前瞻性还体现在理论创新的进程中，通过目标的前瞻、目标的设定来推进理论创新的进程。因此，我们应从历史性和前瞻性相统一的维度上推进理论创新。
九、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
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要有反映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真理性的内容，也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二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只有真理性的内容而无恰当的民族形式，理论就会被束之高阁、远离群众，但若只有一定的民族形式而无真理性的内容，这样的理论就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秀腿。因此，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和遵循二者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有其反映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真理性的内容，就必须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深刻揭示蕴含于时代发展变化和我国社会进步之中的客观规律。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真理性的内容只有和鲜活的民族形式相结合，才是完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具有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广大人民群众才易学、易懂、易于接受，才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真理性的内容和鲜活的民族形式相统一的典范。其语言风格都极具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都极易使广大人民在思想上和情感上产生共鸣和认同感。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具有旺盛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奥秘所在。
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就要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学风，又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我们的文风。加强和改进学风，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反对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一厢情愿的凭空想象和闭门造车、为创新而创新的标新立异，避免言之无物的不良倾向。加强和改进文风，就是要在继续赋予理论以鲜活的民族形式上下功夫，坚持用明白畅达的文字和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表达和传播朴实的真理和鲜活而深刻的思想。反对故意抛开人民群众熟悉和喜欢的语言而生造词语，以及以为语言越晦涩玄奥，学问就越大，理论就越高深的不良文风。切实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学风和文风，坚持理论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充分显示理论掌握群众、指导实践的强大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标志。
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辩证统一
理论创新绝非少数精英躲在象牙塔里的冥思苦想，创新理论并非孤高独耸的飞来奇峰。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英雄史观。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某种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意志。”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活动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领袖的重要作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的伟大作用的发挥，领袖的创造作用，本质上既是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集中体现，又是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一部分。创新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使命，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产生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辩证运动。其涵义：一是中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尽源泉；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肩负着传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历史重任；三是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作用特别重大。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他们站在历史的潮头，纵览国内外风云变幻，洞察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吸纳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逐步提炼、升华为系统的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工作者的研究、领袖人物的杰出作用，这三个方面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辩证运动。前两个方面属“自下而上”，它既为领袖人物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养料，又增强了他们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后一个方面属“自上而下”，它既对前两个方面提供的思想养料进行加工、提炼和升华，又为前两个方面工作的开展提供正确的导向和支持。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辩证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区别于其他一切理论创新的突出特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产生的“双向性”启示我们：在新时期，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必须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人民群众火热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不尽理论源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大力激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和研究灵感，不断推动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全党尤其是领袖人物，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最新科学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自身理论思维水平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够善于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对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归纳、概括和总结，不断汲取思想养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断推向前进。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误解：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领袖们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论怎样研究，不论有何见解，最终还是由领袖们说了算，理论工作者的全部工作无非是对领袖们的观点做注解和宣传。这种误解的存在，一方面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事实上受重视不够，地位不高，另一方面也确实导致了有些理论工作者把“宣传和注解”当成了自己的全部工作，很少去从事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再一方面，由于误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是领袖们的专利，也客观上导致了“领袖崇拜”，甚至于个人崇拜的滋生，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纠正这种误解，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与领袖们在理论创新中的作用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强大合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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