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留学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辛亥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留学生们都不遗余力地介绍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现在中国的全面运用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留学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传播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学生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传播先进文明成果方面，留学生不仅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需要引进了诸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观念，而且介绍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正是由于留学生的努力和十月革命开辟世界现代化新道路的突出影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得以在中国生根和发展。考察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能够传人中国，留学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留学生与辛亥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介绍
辛亥革命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已有所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欧洲，之所以能在尚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被引进，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介绍的结果。
20世纪初后，大批进步青年怀着寻求救亡之路的热切愿望负笈东瀛。在他们看来，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是一条最为可行的捷径，因为“若治学者，苟于中国文学既已深通，则以一年之功，可以尽读其书而无隔阂”，日语对汉字的大量借用，使他们能以“和文汉读法”等方法较快阅读日文书籍，满足对新知的渴望心理。在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入日本之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发展。1898年在日本最早的工人领袖和社会主义宣传家片山潜的领导下，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协会”，有组织地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与此同时，各种介绍社会主义的着作和报刊纷纷出版创刊。1903年，幸德秋水着的《社会主义精髓》出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思想界引起轰动。日本思想界的新动向，自然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关注。其中，以刘师培、何震为代表的《天义报》派留日学生，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十分注目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成为十月革命前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渠道。
《天义报》派的核心人物是刘师培。刘师培(1884-1920)，仪征人。1904年加入光复会，并担任《警钟日报》主笔。1907年赴日本，加入同盟会。由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与张继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并与其妻何震创办《天义报》等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进行了介绍。
1907年《天义报》第13、14期刊载了《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中，并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刘师培在编者按中指出：“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度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第16至19期上译载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以及该刊的《女子问题研究》中，长篇引述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片断，编者说：“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间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上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观于彼说，则女子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后，彰彰明矣。”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地位决定婚姻关系和经济革命决定女子解放等论说的称许。
以后，《天义报》也零碎地发表了一些涉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且依据自己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着作的理解，从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写过《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论女子劳动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们讨论妇女问题时，留下了马恩着作影响的痕迹。比如，在讨论女子受压迫的原因及其解放问题时，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纯然自私之世界也，经济问题其一大阻力。若经济平等，则人人得以自立”，“求自立以去强权，所以经济革命与有切要之关系也”。在讨论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时，他们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是由阶级制度造成的，所以，“居今日世界，非尽破固有之阶级，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上述材料说明，当时《天义报》派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已经超出了女权主义范围。阶级的观念、私有与公有的观念、经济的观念已成为他们在研究妇女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概念。这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20世纪初就开始在中国出现。
从上面叙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十月革命前，留学生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方面，大致来说具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色。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主要是留学日本的《天义报》无政府主义者。以刘师培、何震为代表的《天义报》派无政府主义者，是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的主体力量，他们通过办刊物、翻译着作、撰写文章等多种形式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值得注意的是，《天义报》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未采取敌视的态度。我们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认识：一是由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还很肤浅，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暂时还没有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与欧洲早期无政府主义相类似，1869年巴枯宁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那么，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着作译成中文，便没有什么奇怪了。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主要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所致。以幸得秋水为代表的一批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原是日本早期社会党的成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由于这些没有像西欧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与马克思主义存在长期的敌对关系，所以在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之后，仍然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天义报》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同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这就不难理解。
第二，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介绍尚不成熟。囿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天义报》派留日学生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知识来介绍的，没有也不可能作为妇女解放的行动指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主要是从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加以介绍和曲解的。甚至提出“倾覆政府”、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所谓“共产无政府主义”。这根本不可能找到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更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广泛而深刻地在中国传播。
第三，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译介，还只限于十分狭小的范围，参与介绍的也仅仅是以刘师培、何震为代表的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的几个核心人物，宣传阵地稀小，国内人民群众甚至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了解“知其名者已甚少，解其意者尤稀”。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介绍，影响不大，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大传播运动。当然，这也是传播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总体而言，在十月革命之前，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介绍作出了贡献，尽管表现出不成熟和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的许多误解，但是，他们是中国大众认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桥梁。他们的宣传和译介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 留学生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真正传播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它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妇女运动失败的教训，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猛烈冲击，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激发了人们探求真理的热情，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打开了思想的大门；十月革命使中国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从而加快了引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步伐，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传播开来。留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仍是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力。
(一)留学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代表
五四前后，一些具有留学生经历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俄国革命的真谛，从而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的骨干力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留学生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些杰出代表：
李大钊(1889—1927)，是十月革命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于1913—1916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积极参加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冬，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大量扩充图书馆中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把图书馆办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从1918年到五四运动初期，李大钊创办和参加《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青年》等刊物的编辑工作，积极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研究与宣传。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现代女权运动》等着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对中国妇女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与途径，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奠基人。
陈独秀(1879—1942)，也是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代表。他曾于1900年、1906年两次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早稻田大学学习；回国后创办《青年杂志》，领导新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并进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他在《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和《我的妇女解放观》等文章中，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婚姻、家庭以及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思考中国妇女问题，揭示了旧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贱的根源，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妇女，阐述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统一性，对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理论贡献。
李达(1890—1966)，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1913—1918年，在日本学习理科，十月革命后改变了方向，在1918年以后一年多时间里，他读了大量的马恩着作，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同时，李达对妇女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19年10月，李达在《解放与改造》1卷3号发表《女子解放论》一文剖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办法，论述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为了总结近代以来世界妇女运动，推介俄国十月革命及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功经验，1922年10月，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连载发表《女权运动史》一篇长文，对近代以来世界女权运动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尤其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妇女运动取得的重要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妇女解放必须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才会有广阔的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1915年到日本留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从日本回国，立即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1920年春，应陈独秀的邀请，到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研究女子“为一部分事业”的陈望道于1920—1923年间，在《国民日报》副刊《觉悟》和他自己主编的副刊《妇女评论》以及《妇女周报》、《新女性》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他不仅以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封建礼教、道德进行抨击，更为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即“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和无产阶级劳动妇女运动(即“劳动阶级妇女运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妇女运动的重心应该移到“劳动阶级妇女运动”，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李汉俊(1890—1927)，也是较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留日学生之一。1902—1918年，李汉俊在留学日本期间，起初“最爱数学”，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习时接受了日本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底回国后，带回了大量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此后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从1919年到建党前，李汉俊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女子将来的地位》等系列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介绍苏俄妇女解放情形，倡导男女解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向警予(1895—1928)，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1919年底，在新民学会“要女界同时进化”的影响下，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她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着作《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开始抛弃教育救国的幻想而倾向于共产主义”。1922年回国后，向警予在《前锋》、《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妇女声》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较为深刻和透彻地分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意义、目的和方法，并利用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了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和领导者问题，明确提出劳动妇女是“国民革命之前卫”。向警予的妇女解放理论，堪称中共创建初期妇女解放学说的一个典范，引导了中国妇女运动汇入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总而言之，在五四前后，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回国留学生担当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任，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力量。这与十月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者充当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传播的主导力量是迥然不同的。传播主体的思想倾向不同，使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质的转变。
(二)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内容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留学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方面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介绍。他们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开展妇女运动、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初显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体系的轮廓。其要义有以下四方面：
1 妇女受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现象。他们认为，妇女不是从来就受压迫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动而为变动”；旧中国妇女卑贱的社会地位，必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而发生改变。特别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动摇，大家族制度和孔子主义既必将陷入“崩颓粉碎的运命”，其结果，“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妇女解放已成为时代的潮流，任何人和任何旧思想都阻挡不了这一潮流。
2 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明确指出：“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的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到那时，“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而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而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很明显，李大钊已明确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剥削制度，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为中国妇女解放指出明晰的发展方向。
3 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了通过社会革命途径打破专断的社会制度以实现妇女解放的主张。其后，他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妇女参政问题与劳工问题一样，“都是由经济不平等而来”，都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消灭阶级，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向警予更为明确指出，中国妇女不能“如若死板地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只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参加社会革命，以实现自身的真正解放。这为中国妇女运动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4 妇女解放的根本力量就是广大劳动妇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利用阶级分析法，对我国妇女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正确提出了妇女运动必须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主张，从而正确解决了妇女运动中的主力军问题。李大钊认为，若“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因此，“中流阶级底妇女应该辅助劳工妇女底运动”。在这里，李大钊充分肯定了劳动妇女是整个妇女运动的主流和基础。用这一结论指导妇女运动实践，必然会焕发出巨大的力量。
上述观点说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回国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研究较之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已不是零星的、表面的介绍，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世界观，作为无产阶级指导妇女解放的理论武器接受下来。这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播的理论成熟度有了质的飞跃，也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 历史的选择：留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力量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只有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才有可能，其传播与发展也必须以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文化作为前提。在极端****、愚昧和封闭的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既不可能产生，也无法生存、传播和发展。资本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对立面，也是它产生和传播的客观条件。在近代中国，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输入，打破封建文化的一统天下，没有西方文化培育出来的一批新式分子，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难以设想马克思主义学说会在满脑子帝王思想和纲常伦理观念的封建知识分子和文盲中产生反响。无论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西方文化熏陶和培育出来的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当时，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作为西方文化中最新鲜、最具吸引力的内容来学习和传播的。可以说，掌握西方文化的留学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力量。
留学生对中国命运和妇女问题的关注，是他们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学说的内在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客观需要。20世纪初年留学生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一方面看到了西方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和黑暗。于是，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进行了重新设计。产生了“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弊端”的思想，开始了“举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民生主义的探索。在学习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也被介绍到中国来了。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是留日学生在反思英美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介绍和传播中国的。在这一反思过程中，他们也洞察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弊端，“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女子参政权均操于少数贵妇人之手，而广大劳动妇女除受政府和男子的压迫外，还要受制于那些获得参政权的少数妇女，增加了一层新的压迫。他们在期待一种新的革命模式的同时，也期待着一种新的妇女解放模式能使妇女获得真正解放。正是在这种期待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被引进进来。尽管此时留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解错误尚存在许多片面、零碎甚至错误，但正是经由他们才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到了中国。没有他们荜路蓝缕，就不会有后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更高、更新、更科学的水平上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宣传和运用。
五四时期，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回国留学生开始领导革命，由于历史条件和承担变革的主体力量的变化，中国社会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真实深刻的需要，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由此可见，没有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回国留学生对中国命运和妇女问题的关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中国社会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主观努力传播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