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研究性课题论文

1:战争促进科技的发展2：是人们更加的珍惜和平，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0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相关研究至今仍是国际史学界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这方面的著作约有3万余种。在我国，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前夜，就已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 1944年6月，湖南群社出版了文元钰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空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百花竞放。 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充分掌握历史文献资料，努力提出一些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比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在充分掌握和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认识的一些观点：战争开始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为时很短，只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1940年4月德国进犯丹麦、挪威时期；到了6月，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开始活动，这时战争已具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 本着“博采众长，刻意求真”的精神，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比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9年版）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强调“帝国主义制度全面危机的加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根源”；“西方民主制国家的绥靖政策，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的加速剂”。关于引起广泛争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针对“1931年说”、“1937年说”、“1939年说”和“1940年说”等多种说法，该书基于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战争发动者不同的情况和战争发展轨迹的差异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先后爆发的。1931年9月，日本在中国挑起“九一八”事变、在东方揭开大战序幕后，又于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战由此在东方爆发。1935年10月，意大利在西方最早挑起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以后，又经过德意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不流血征服，到1939年9月德国大举进攻波兰，大战由此在西方爆发。应该说，这些分析多有新意，较为符合历史事实。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我国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特点。具体来说就是，尊重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进行综合研究，而不是仅仅作为军事史来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自觉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重视探求和揭示大战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世界影响。 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阐述抗日战争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 经过我国学者的多年研究，中国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和国际意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比如，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专章阐述“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该书指出，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以“七七”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面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拿起武器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中国抗日战争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方向。 中国抗日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比如，王振德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指出：中国6年的局部战争、8年的长期抗战，迫使日本的一切军政施策均以解决侵华战争为中心，无力与德军呼应，致使德意日三国军事条约形同废纸。这样，同盟国无后顾之忧，才顺利执行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取得大战的完全胜利。如果低估了中国战场在大战中的战略地位，就不可能写出科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抗日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比如，韩永利著的《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通过对抗日战争对战时美国大战略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论证了中国战场承担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战略责任，有效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其他主要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战略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而非美国的单向支持。 既注重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史料发掘，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在不断深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起点、性质、分期以及绥靖政策、法西斯主义、大战中的中国战场、大战的影响等问题研究的同时，我国多数学者努力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揭示法西斯专政的本质及其规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离不开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国史学界早就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三部专著先后问世。《法西斯新论》分析了种种法西斯主义现象，并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法西斯体制研究》分别探讨了德、意、日的法西斯体制。陈祥超著的《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着力研究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与现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西斯专政和二战期间许多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 致力于防止法西斯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在现实生活中，法西斯政权虽然早已覆灭，但法西斯思想并未根除。半个多世纪以来，新老法西斯分子一直企图卷土重来。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尚未肃清，军国主义分子依然在活动。他们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试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现，出现了以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翻案为主要目的的“修正学派”，即“翻案学派”。我国学者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对于防止法西斯势力再起，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以及史料发掘等方面取得进展。比如，王捷、杨玉文等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等单位近百名中青年学者花费10余年时间编纂而成的。全书共收集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外交事件、战略战役、军事组织、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和历史人物等1万余词条。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一些出版社也出版或修订再版了一批著作。如《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22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版）、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4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2版）、刘启安著的《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和李蓉著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都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3000字我写不了只有写这么多：其实在一战后，苏联和美国就开始准备战争了，但在这之前希特勒抢占了先机，提早于苏联发动了战争，他可以说是避免美苏大战的功臣。但试想如果没有希特勒，那么美苏大战可能爆发就像游戏红色警戒描述的那样，这是第一种情况。也可能将冷战提前，那么中国就完了，应为冷战提前了没了苏联，欧美国家就会加紧反华政策，对中国进行政治冲击，因为他们的敌人就只有中国了，而中国就必定予以反击，于是就爆发二战。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围绕它们写就行了。

十大二战将领排行 头等是战略创新，决胜于战场外；次等是战略出色，一策安天下；三等是战术创新，让人神鬼莫测，胜不知其所胜、败不知其所败；四等是能充分调动资源，将战斗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五等才是依赖式的以强便能凌弱。这样一来，第一就应是古德里安 ，虽说他的战绩不是最好（也因希特勒后期的不重用），可他的装甲理论不但让本不占优势的德军横行欧非大陆，而且是在战争前就凭这一套交战国的物力比，在战争后的今天，还让当今的名将不得不成认他的宗师地位！这点加上他显赫的战功，第一名将的称号是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装甲徒子徒孙们）信服的。第二是曼施坦因 ，他的战绩极佳，而且他显然是坦炮步联合作战最出色的二战名将（不管是克里木攻城、反登陆，还是乌克兰的劣势作战中的表现），更不用说他的西线攻击计划（这才是一计安天下啊！）。第三应是麦克阿瑟吧，他在登陆战的成就、经验与创新估计没有人会低估，不管是首创跃岛推进，还是敌后登陆（如著名的仁川），加之战功卓著，不屈不挠，谁能忘记他。也正因如此，他最后的朝鲜大败才如此引人注目。第四就应是倭人山本五十六了，虽说是个**，可能供后人学习之处却不少。作为航空母舰之父，其在海战中的地位与装甲之父古德里安在陆战中的地位是相当的。而且善于出奇制胜，真是一个危害极大的军国分子。如果还是传说中的反对与美交战派（这是另一种战略出色啊），那么他几乎就应并列第三了（只是命短，战功跟不上而已）。第五是邓尼茨，战争中没有谁比他更劣势了，也没有谁能比他的部队更多地一次次地震惊世界的了。独创的狼群战术几乎困死战前并列第一的海军帝国——大英（虽然证明高估了英军）！难怪希特勒选他为继承人。第六无疑是隆美尔，论起追击、撤退的战术运用，无人能及；装甲运用、出奇谋略明显高人一筹；而且是最以弱胜强的好手之一。如果不是战略较差、意志不坚，他不止如此成就。第七是朱可夫，他是一个能充分调动资源，将战斗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名帅，还是大纵深防御坦克的鼻祖（莫斯科一战）。加之无畏的个性（估计是唯一敢顶斯大林的苏将）和无比的战功，名垂青史是必然的。第八是巴顿，虽说是在占尽优势的时期成就的，可那横扫百万大军的气概，淋漓尽致的装甲运用，和令人信服的战绩，都让他不逊于同代娇子。并列第八算是莫德尔 吧，如楼主所说，他的防守术超一流，几乎无人能及，进攻也不俗，而且是在劣势下夺标的。如果不是受到重视迟了，估计成就不止。第十是凯塞林 ，空地俱佳的指挥官。并列第十还应有这个倍受嘲笑的家伙，创建了新型的德国空军，首创了空降兵及空降战（打赢了克里特），首开战略空战（英伦），推动空地一体战（从波兰始），如果不是深陷丑态百出的纳粹政坛和战功提不起的话，这个多方面的宗师，是不应排名如此靠后的。他就是戈林！

难度真大，回答不了

邓尼茨 邓尼茨1891年出生于一个普鲁土的名门望族。他之所以想参加海军；主要是因为他愿意接受唯有海军才能提供的技术教育。他在19岁时加入德意志帝国海军，4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轻型巡洋舰"布雷斯劳"号上的一名尉官。这就使他参加了战争初期的一个海军"插曲"。当时，"哥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两艘德舰逃过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围捕，到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名义上出售给土耳其。这是一段非常不光彩的"表演"，年轻的邓尼茨由此认识到德国海军并非无敌于天下，英国海军在战术和技巧上都远比它占优势。 此后两年，虽然这两艘军舰在名义上是属于土耳其，但邓尼茨仍留在"布雷斯劳"号上服务，偶尔也参加在黑海中的突击行动。由于害怕苏联黑海舰队的追击，所以不敢离开土耳其海峡太远，这也使邓尼茨学到了一些特殊的海战经验。 1916年，他返回德国并转入潜艇部队。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潜艇，也是他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经过初步训练，他被派到U39号上任守望官，1918年又升任UB68号的艇长。这是一艘在地中海内活动的潜艇，以奥地利在亚德里亚海上的波拉港为基地。他在那里与施泰因鲍尔相识，后者是第一次大战中德国最富冒险精神的潜艇指挥官之一。邓尼茨可能是从他手中学到了夜间水面攻击的理论，即利用黑暗的掩护，以求溜过敌方驱逐舰的警戒线发动攻击。他们两人约定在同盟国的一条护航线上会合，以验证他们的理论，结果施泰因鲍尔未能到达指定的会合点，邓尼茨只好单独去试验这一新理论。幸运的是一支英国的护航船队恰好到达附近海域。邓尼茨毫不困难地通过驱逐舰的屏障，悄悄地溜到了商船附近。他用鱼雷击沉了一艘商船，但此后在潜航时，潜艇失去了控制，不得不炸毁主压载水槽，以使其不至于因潜入太深而被水压所催毁。UB68号遂在英国船队中浮出海面。邓尼茨只好下令弃船。他被一艘英国驱逐舰救起，此后10个月，都在约克夏的战俘营中度过。 毫无疑问，邓尼茨从此打定主意，要发展一种新战术来击败这种传统的护航原则。邓尼茨虽然不是一位海军历史学家，对于护航原则的光荣历史也未作过研究，但凭他自身的经验，他发现自从英国人在1917年采取护航的办法之后，德国潜艇开始功败垂成。传统的潜艇攻击天在白天用潜航的潜艇来执行，这对船队中被护航的商船已经不能造成任何影响。直到16年后，邓尼茨才有机会试验有关潜艇战术的新理论。1919年，他从英国战俘营返回德国，再度进入德国共和国海军。由于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那实际上是一支没有潜艇的海军。不过魏玛共和国政府还是秘密地在外国订造潜艇，这就使邓尼茨与潜艇的发展不至于完全脱节。实际上，他在海军中的服务还是以在驱逐舰和巡洋舰上为主，到1934、1935年，他已升到上校，负责指挥巡洋“"艾姆登号"。 希特勒在1933年夺得了政权之后，德国海军重整旗鼓的前途也开始日益光明。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会晤，表示在其未来的建军计划中，海军在公平的分配中一定占优先地位，这样他就赢得了雷德尔和全体海军人员的拥护。在雄心勃勃的"乙计划"中，预定在1944年，德国将拥有一支强大而稳定的海军舰队，到1948年，其实力足以向英国海军挑战。虽然雷德尔对希特勒的效忠是毫无疑问的，但对纳粹党当则是另一种态度。雷德尔本人不曾入党，并且严格命令一切海军人员都不得参加政治活动。他讨厌且不信任戈林，对纳粹党的其他领袖的态度也是既冷淡又谨慎。。 邓尼茨则恰好相反。虽然受到雷德尔的禁止，他不能正式加入纳粹党，但他对纳粹主义具有强烈的信仰．而对希特勒更是狂热地拥护。最初他还太年轻，资历浅，缺少表现的机会。但自从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地位日益提高，他开始培养与党内领袖之间的友谊，甚至对戈林也曲意奉承。尽管戈林有强烈的反海军情绪，但邓尼茨知道他是希特勒亲信中权力最大的一位。1943年初，邓尼茨接替雷德尔出任海军总司令，他立即解除了海军人员不得参加政治活动的禁令。雷德尔曾戏称他"希特勒青年邓尼茨"。 自从当权之日起，希特勒的目的就是要支配欧洲。他的基本计划是先解决欧洲大陆问题，然后再占领不列颠帝国。基于这种思想，希特勒先开始和英国展开有关海军协定的谈判。在谈判所提出的建议中把德国海军的吨位数定为英国海军的35％，而潜艇则可达到45％。这个数字在某种环境下还可以增到100％。他们认为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对于这种程度的海上优势应会感到满意，也就可能不再干涉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冒险。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遂在伦敦签字。 事实上，在《英德海军协定》签字以前，德国即早已开始建造潜艇，甚至在协议书的墨迹未干之时，第一支作战部队就已经产生。其指挥官即为邓尼茨上校，以后他又被任命为海军总部中的"首席潜艇官"，负责一切有关潜艇发展、政策、训练等项事宜。这使他有机会发展他的理论，并通过演习把这些理论付诸试验。 邓尼茨的潜艇思想以两项原则为基础。第一，潜艇的攻击目标就是商船。对他来说，这就包括了潜艇战的一切行动和其目的。击沉一艘敌方的军舰不过是一种额外的收获而已。对商船的攻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更不必考虑平民生命的损失。根据《海牙公约》，在攻击商船时应先停船检查，而在击沉之前应对所有的乘员提供安全保障。邓尼茨不仅不理会这种规定，而且还花了许多时间去寻找《公约》的漏洞，以便使潜艇可以合法地在无警告情况下击沉商船．他狡辩说一艘商船在战时发出求救的信号就意味?quot;正在受到潜艇的攻击"．这就构成海军的一种情报来源。根据这种理由，它也就不应受《海牙公约》的保护。 他的第二项原则认为潜艇根本上只是一种能潜航的水面船只，应像一艘水面军舰一样投入战斗，就对商船的攻击而言，这是一种超前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当时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潜艇在白天应潜伏在水中，当目标进入其射程以内时才在水下用鱼雷加以攻击。邓尼茨认为夜间的水面攻击最为有利。因为潜艇的指挥塔体型很小，在夜间几乎看不见，而潜艇的水面航速又几乎超过商船。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也就使潜艇可以到达最有利的火力发射位置。 他毫不浪费时间。立即在波罗的海中设计演习以求验证他的理论是否正确。在训练人员时，邓尼茨非常注意细节。他要求全体官兵对德国潜艇的设计充满信心，同时也要掌握在一切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操作能力。他用德国舰队来扮演敌方的护航兵力，试验其潜艇的夜间攻击技术。结果它们很轻松地穿过一道驱逐舰的屏障，一到达距目标600码以内的位置而未被发现。这就证明他所走的路线不错。 夜间水面攻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狼群"战术。他设想在对方船队的可能航线上横向展开一队潜艇，假使有一艘潜艇发现了踪迹，就立即跟着它走，同时通知其他的潜艇集合在一起。并驶往前方等候。以便在次夜发动攻击。 这种战术行动会产生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最有效的指挥命令是发自海上的指挥潜艇呢？还是发自岸的司令部呢？一郎尼茨曾试验过这两种方法，最后发现在装备有精密通信网的岸上司令部中，他可以作较好的控制。不过他又迅速认识到这种控制体系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大量的讯号从海上潜艇中发出，将使敌方的方向寻觅系统易于发现我方潜艇的位置。他准备进行这种冒险，因为他认为从岸上进行有效的控制有较大的优势，同时他也相信英国还没有十分有效的高频率定向系统。 在以后3年内，即1936年到1939年，邓尼茨根据他的理论建立起德国潜艇兵种。除了经常演习以求将"狼群"战术发展到最高效率以外，他还集中精力为这一目标设计了一种性能最佳的潜艇。对于这样的战争，其理想的潜艇是舰体要尽可能小，因为愈小则愈不易为敌人所发现；而从燃料储量来说，则希望它具有最大的续航力。因为任何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都使德国潜艇必须到达离基地很远的地方去作战。邓尼茨的工程专家发现，只要把排水量500吨的标准潜艇再增加17吨以加装油槽，即可以使其航程由6200海里增加到8850海里。这就是以后大量生产的VⅡC型。为了适应航程较远的战斗，他们还设计了740吨的潜艇，其航程为13450海里，这就是ⅠⅩ型，它与VⅡC型的生产比例为1比3。最后，为了真正的远程作战，例如在非洲的南部海域和印度洋的战斗，又设计了一种大型水底油轮，可以在海上为作战用的潜艇加油。这就是ⅩⅠⅤ型潜艇，其水面排水量为1688吨．那些潜艇艇长们称?quot;奶牛"。不过直到1940年底和1941年初，这种潜艇才开始按一定数量生产。 在这4年中，邓尼茨对于德国潜艇兵种的发展，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是总负其责，他专心一意地投入潜艇部的建设，亲自选拔和训练人员，并把他自己的新战术思想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使他们树立坚定的信心；虽然他并非十个和善可亲的人，但他尽可能与他的艇长们保持接触。每当一艘潜艇出海演习回来，他总是在码头上欢迎官兵。所以全体官兵都把他当作父亲看待。 在这几年中他在两方面最幸运。一是他在整个4年之内都能安于其位。德国海军不像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海军，不是在任职两年半左右就实行调职。这有两种好处，一方面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来发展和改善其战术思想，另一方面也使他的部下有一种安全感，知道这种指挥体系不会有所改变，他们不必害怕到时又要去适σ晃恍铝煨涞乃枷搿6�前亓值暮＞�懿慷缘四岽牧硌劭创��唤龀腥纤�俏ㄒ坏那蓖ё�遥��叶杂谒�岢龅囊�笠惨宦膳�肌5笔彼�故且晃患侗鹣嗟钡偷木�伲��以说氖撬�亩ネ飞纤竞＞�芩玖罾椎露�运�湃斡屑樱�谇蓖д搅煊蛑械囊磺形侍馐侨菪硭�笕ǘ览俊? 邓尼茨不仅对潜艇部队的建设专心致志，而且他对假想敌是谁也有坚定不移的看法。在1935年到1939年间的德国，也许只有他一个人如此坚信英国是未来战争中的主要敌人，他的一切训练和准备都指向这个唯一的目标。他甚至要求一切演习都应到大西洋中去进行，而不应限于波罗的海或北海范围内。雷德尔深信希特勒的诺言，即保证在1945年以前不与英国开战，所以他一点都不紧张，而是相应地去建造一支安定的大舰队。尽管邓尼茨对他的元首忠心耿耿，但在这一点上却保持着与希特勒不同的看法。他那时还是人微言轻，也就不敢随便表露自己的意见。 1939年4月26日，德国片面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德国占领捷克之后，英国就为波兰的安全提供了保证．两国的关系从此开始紧张，而这次废约行动堪称火上浇油。这不仅暗示战祸可能一触即发，而且也使英国人认清德国海军正在以最快速度重振旗鼓。依照雷德尔的Z计划，预计到1948年德国才能有233艘潜艇。但废约之后，邓尼茨认为德国决不能等到1948年去完成其舰队的建造计划。所以他力主德国的造船工业应立即停止其他一切船只的建造，而集中全力来生产潜艇。而最终雷德尔也只是决定把战舰和潜艇同列为第一优先而已。无论如何，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德国的工业在战争开始时未能交出邓尼茨所希望的那么多潜艇。 当英国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邓尼茨手中的潜艇总共不过57艘，而其中只有46艘已完成战备，其中又只有22艘VⅡ型可以适应大西洋中的海战。依照惯例，一支潜艇部队通常是1／3在作战地区中巡逻，l／3在来往的途中行进，l／3在基地整顿和休息，所以邓尼茨在大西洋中能用的作战兵力不会超过7艘潜艇。这对于有效的"狼群"战术而言，显然是太少了。直到1940年10月，邓尼茨才有足够的潜艇来使"狠群"理论发挥真正的效力。结果实在惊人，在那一个月内，德国潜艇一共击沉了63艘商船，总吨位数达到35万吨之多。 "狼群"攻击的组织工作相当复杂，必须由邓尼茨在岸上的司令部作严密的控制。邓尼茨很容易地了解到对方的护航船队何时离开加拿大前往英国。以及所包括的船只数量。正常的情报部门就可以给他这种资料。个别潜艇散布在一条与敌方的预计航线成直角的直线上，根据能见度的差异，彼此间隔25海里到30海里，等待发现敌船。当其中一艘潜艇发现敌船之后，就立即用高频率的潜艇无线电波向邓尼茨报告，同时继续监视敌人的船队。它此时浮出海面但与敌船保持最大的能见距离，这样就不易被对方发觉。在监视的同时，这艘潜艇也就继续向邓尼茨报告敌方船队在航向或速度上的改变，以及天气情况和其他有关资料。 当潜艇司令部收到发现敌情的报告之后，就立即用同样的高频率电波通知参加"狼群"行动的其它潜艇，命令它们向那一艘潜艇靠拢。甚至连它们应该怎样走都由司令部决定。当它们即将接近敌方船队时，原先的那艘潜艇就会用中波无线电来和它们取得联系。 所有潜艇都奉有严格的命令，必须等待全部舰只到达后才开始攻击。它们驶往前方的某一位置，那是预计敌方船队在天黑之后能到达的地点，这样它们就可以在一整夜发动攻击。攻击的方法是依赖它们几乎完全不被敌人发现的特性，通过护航舰只的屏障线，一直溜到商船的中间，直到射程大约600码时才发射鱼雷。在这样的距离内几乎百发百中。当天快要亮时，潜艇立即开始停止攻击，以最高速度在水面上沿着船队的同一航向向前行驶，依赖其高速度进入下一个有利位置，等到夜幕再度垂下时再作第二次攻击，这样一夜复一夜，直到所有的潜艇把鱼雷都用完为止。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邓尼茨都对部队保持着严密的控制，从他的司令部中发出一连串的无线电报，指挥每一艘潜艇在每一分钟的行动，只在夜间攻击时例外。在夜间，各位舰长要用自己的技巧和主动性去达到适当的射程并尽可能击沉大量的商船。但何时开始攻击和何时停止则都由司令部决定。对于这种形式的攻击，英国人基本上毫无防御能力。在最初阶段，大西洋之战是完全靠肉眼来打的，决定胜负的问题就是要看谁先发现对方。潜艇显然占了优势。当时虽已有雷达，但受到巡逻飞机航程的限制，即最远只可以到达距机场200海里的地区而护航舰只则还没有装雷达。 邓尼茨曾凭着高度的技巧和坚定的决心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情况。部队执行命令时事无巨细都根据他的指示和决定来办。当然他也有失算的地方，譬如说有些鱼雷设计不佳，有向深水处潜入而从目标船底下通过的情况发生。邓尼茨不仅立即加以矫正，而且还把负责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另一方面他也有特别好的运气。最重要的是英国海军的密码几乎全被德国海军情报机构译出。所以，邓尼茨对敌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他指挥的潜艇也就能击中敌人而不被敌人击中。 除了全面指导德国潜艇对英国海上运输的主力进行攻击以外，邓尼茨还能有余暇来计划和指导某些特殊行动。最使人难忘的是U47在1939年10月13日夜间深入斯卡巴夫罗，击沉了英国航空母舰"皇家橡树"号。这次成功使邓尼茨升任少将，并使他能与希特勒直接接触。他乘机向希特勒灌输他的思想；只有凭借潜艇作战才能击败英国。 1942年11月，英国的霍顿爵士接替诺贝尔，负责指导反潜战。在诺贝尔负责期间，由于缺乏护航舰只，所有的新舰都是立即投入战斗以至于人员都不曾接受适当的训练，等到雷顿接手时，由于造船工业的加速发展，专供反潜作战的舰只开始逐渐增多，于是他可以把它们组成护航群，加以适当的训练，以迎接大西洋中的新战斗。 霍顿也象邓尼茨一样，深知士气在大西洋之战中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他也象邓尼茨一样要求其司令部具有高度的指挥能力和奉献精神。这样才能使所有护航舰只的舰长和飞机机长对一切战斗都充满信心。正象邓尼茨站在码头上欢迎潜艇返航一样，霍顿亲自乘坐小型护航船只和巡逻飞机在海上监督作战。他们二人在第一次大战时都是潜艇艇长，现在又开始斗智，而邓尼茨早已感觉大事不妙。 1942年2月，德国潜艇的损失开始剧增，这已经给了邓尼茨一次警告。损失的原因在于英国的水面和空中护航兵力都已装备1．5公尺的雷达。当德国潜艇在夜间攻击商船时，它们也会受到全速赶来的敌方护航军舰的奇袭。邓尼茨和他的技术专家很快就弄清了其原因在于一种新的雷达装置，它比老式雷达射程更远，也更精确，但直到8月间他们才找到对策，那就最所谓FuMB，这是一种雷达射线接收器，能够迅速告诉潜艇它已被雷达盯住，于是潜艇常能迅速潜入水中来逃避敌方攻击。但是对邓尼茨来说，敌军设下的网已经在收紧之中。1943年2月，联军又在大西洋中首次使用10公分的雷达。德国的FuMB不能接收这种新型雷达的信号，潜艇因此会突然受到袭击。也许是受到这种失败心理的影响，邓尼茨此时又犯了一个最大的战术错误。他命令所有潜艇在通过比斯开湾时，一律浮出水面并用高射炮和敌机对攻。这个倒霉的命令造成了重大损失。在2月间损失潜艇19艘，3月15艘，而5月更多达37艘，损失如此惨重，其原因不仅在于新雷达，还在于威力较强的英军深水炸弹。 1942年5月，希特勒要求邓尼茨出席讨论全面战争情况的定期元首会议，以使他亲自报告潜艇战的进展。邓尼茨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在雷德尔比较现实地作出评论之后，他就大谈其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这立即赢得了希特勒的赞许。所以当1943年1月雷德尔辞职时，邓尼茨就越过了其他资历较深的海军将领而接任海军总司令。 雷德尔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希特勒在戈林的唆使下下令把所有大型军舰都报废，舰炮改为岸上炮，人员则用来扩充潜艇部队或补充陆军。雷德尔遂愤而辞职。邓尼茨最初同意希特勒的命令，但几星期之后，他弄清了海战的全盘情况，又要求希特勒收回成命。 就潜艇战的指挥而言，邓尼茨的确成就卓越，但他似乎不能胜任海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对于地中海战役的处理，尤其是在非洲的撤退和联军进攻西西里岛时，就显得不太高明。他本人在当时确信问题的关键在于陆军的补给，他坚决主张使用所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军舰，从巡洋舰到潜艇，来运送补给而不参加战斗。这一错误导致轴心国部队在突尼斯大批投降，联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 同盟国的空中兵力在大西洋地区迅速增加，尤其是在使用护航母舰之后，大西洋中部海域的漏洞也被填补了。这就使潜艇的水面攻击战术不再有用武之地。1943年5月之后，所有德国潜艇都撤出北大西洋。到此时，邓尼茨似乎已经知道海上的战争是输定了，两年多以来，他一直都在用新型潜艇的神话来欺希特勒，甚至也可以说他最自欺欺人。这些神话不久被揭穿了。首先是所谓?quot;史诺克"通气管，它可以容许潜艇在潜航时仍能使用柴油巡航体系。瓦尔特潜艇是第二种发明，它使用双氧水作为涡轮机的动力来源，但由于技术困难太多，几乎直到战争结束时才发明出来，已经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当海战地点已经接近德国本土时，邓尼茨又赶造了大批小型潜艇以求扭转劣势，结果是不仅损失惨重，而且也毫无成效。 当联军迫近柏林时，所有的纳粹要人中，只有邓尼茨和戈倍尔还真正效忠于希特勒。 1945年4月26日，戈林企图接管政权，希特勒大怒，命令立即将他拘捕正法。希姆莱也私自想和同盟国接触。所以希特勒在自杀前，留下遗言任命邓尼茨继任德国元首。 邓尼茨于5月1日就职，起先他还希望和西方同盟国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他以为西方国家将会利用他来对抗苏联并控制战后的德国。这种梦想只维持了3个星期就破灭了，5月22日他被捕，和其余的德国领袖们一同在纽伦堡接受战犯审判，并被判处了10年徒刑。他在1956年刑满出狱，后来在德国过着休闲的生活。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潜艇战的指挥官，邓尼茨毫无疑问是卓有成就的，但在充任海军总司令时，他却完全失败了。他缺乏对战略问题的了解和长远眼光。但是即使当时德国能有强大的海军，他也还是照样不可能有杰出的表现。

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本书，对我有记忆犹新的深刻印象。追溯二战起因，终究是德国、日本、意大利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采取的“自救”行为。为了自己“发展”下去，他们不惜一切地发动战争。 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那么残酷：泪水、饥饿、鲜血、牺牲，我们对战争充满恐惧。无论是希特勒的铁蹄，还是日本人的刺刀，都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战争带来的都是巨大损失。 不可否认，战争对于科学的某个方面的发展，的确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原子弹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明出来，二战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对战争持有肯定的态度。大量青壮年走向了战场，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越来越少；科学家们正忙于研究杀人武器，平时为生产服务的各种研究停止了；大部分工厂在生产军事用品，日用品日渐缺乏。战争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后面，众多的不良因素日积月累，必然导致人民的不满，就算法西斯政府还想继续打下去，广大受害群众势必会奋起反抗。 二战过后，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战争结束的六十多年间，中国的崛起，欧洲的飞速发展与日本经济的腾飞，都渐渐让人们明白：只有拥有和平，才能持续的发展。 的确，在抹去战争的阴影后，人们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在和平环境中，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大家放下了高悬者得心，又重新到生产当中，军队开始大规模的裁军，不仅为生产活动增加了新的劳动力，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军事开支；科学家重新开始了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加快了新技术、新材料的发明与应用；就连国与国之间也不再是敌对关系，而取而代之的是“合作伙伴”与“战略伙伴”。于是这个世界有了一个新名字——“地球村”。 和平时期也会有一些阻碍发展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和平对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可以这样说：战争也许可以使某些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而和平却可以让社会全面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两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成果。只要共同努力我们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