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论文

在中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文学中提倡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涨，各种尝试性研究方兴未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这种研究的突出表现之一，是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此书虽然是各种文章的集结，但所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如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等。作为一本首倡全面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其推进与促进的作用是很大的。放眼当前的比较文学领域，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已不再仅仅限于呼唤或复兴的时候了，而是正处在蓬勃开展、成果不断涌现的阶段。预计在今后的十年中，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将会更为扎实，更为深入，更为吸引人。它完全可能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又一显著特征，并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所注目。其理由可有如下两点：一、新方法论的运用已成为学者们的自觉实践，使文学学科内部的研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1986年方法论热以后，文学学科对新方法论的认识与接纳，经历了一个从骚动走向沉静，从外在压力走向了内在要求的过程。学者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本学科内的研究是难有突破性进展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边界正在不断交叉、融汇，产生出层出不穷的新学科。文学研究在新方法论的推动下，也正在形成各自具有特色的新学科。如艺术人类学，虽然目前尚未形成一门完整的学科，但大量的研究实践与成果却强有力地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与人类学的研究学派正在崛起。它之所以为人重视，除了它开掘了许多为世人未知的人类学资料以外，在新方法论指导下所做的重新审视与研究工作是重要因素。这从萧兵、叶舒宪、宋耀良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到这一点。叶舒宪的研究可能更具代表性。他是从翻译介绍西方原型批评方法起家的，但他以后对中国神话、中国先秦文学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自觉运用西方新方法的实践中产生的。他承认这是援西套中，但他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生搬硬套，而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国学根脉的一种双向选择的“沟通”和“互释”。它是使西学化入国学并使之更新的同时，又使国学化入世界学术总体的一种极好途径。他同时以钱钟书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具体参见叶舒宪《人类学视野与考据学方法更新》，载《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又比如文学史的撰写问题，无论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是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都进行过多次的讨论。这也是在方法论讨论与文化研究热的推动下开始的。理论意识的觉醒与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尽管在目前，我们还未看到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通史，但在方法论上有突破性进展的断代史著作、个案作家研究的著作也已出现了，如有论老舍与中国文化的，有论周作人与中国文化的，最近漳州师院的林继中博士还出版了一本《文化建构文学史——中唐至北宋》，在此书中，他明确把文学现象看作整个社会文化构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学史和社会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它受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整合作用驱动，而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的建构。虽然此书只有四章，字数也就14万字，但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是可取的，它至少使我们对中唐至北宋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运动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可以说，文学的文化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趋向，一个具有“文化史派”特征的文学史研究学派正在逐渐形成。这也是跨学科研究推动的结果。二、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自身发展与建设的成绩为跨学科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988年以来，随着文化热的涌动，社会科学中的各门学科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如宗教学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研究)、民俗学研究、语言文字的文化学研究等等，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这对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是极大的推动。正是在各门学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新势头。比如，一些宗教学者跨入到文学领域来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象赖永海；而一些文学研究者也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象葛兆光、张伯伟、蒋述卓、马焯荣等等；形成了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热。又如随着文化语言学的兴起，申小龙、臧克和、朱良志等青年学者，又开始了从文化角度把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与中国的语言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的征程。它走的是与西方语言学派完全不同的道路，更不是移中就西，而是根源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根去探溯中国文学与美学特征的大胆尝试。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各门学科的发展为前提的，反过来，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又必将推动各门学科的更大发展。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要走向成熟与完善，自然需要加倍的努力。我以为，在未来的研究中，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注意到：首先，一定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自己的学术支点，并在这支点上尽可能对与之相关的学科作多而深的研究，这样才能避免那种空泛的、晴蜓点水式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其次，进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要突出文学的审美批评与分析。再次，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还应不断开拓新的边缘课题研究，比如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家族传统、文学与广告艺术、文学与影视艺术等等，都有待加强研究。

摘 要： 近年来，语言学中的跨学科性研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以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话语分析”和翻译的结合为例，通过对话语分析和翻译进行比较分析，找到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切合点及结合的优势，最后提出语言学跨学科发展的必要性。 关键词： 翻译 话语分析 跨学科性 一、引言 近年来，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语言学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在传统语言学研究基础上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派和学科领域，语言学研究的方式和手段也变得多样和日趋完善。当代语言学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主张通过语言研究的跨学科思维，从中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研究思路，进而把新的研究思路带入语言研究方面。胡壮麟（2007）指出，语言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向纵深发展，对本学科的研究越挖越深；一种是向横向发展，力求与不同学科建立联系，解决种种复杂的语言问题，如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结合形成的新的交叉学科。本文以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话语分析”和翻译的结合为例，通过对话语分析和翻译进行比较分析，找到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切合点，并提出这两门学科结合的优势，最后指出语言学跨学科发展的必要性。 二、翻译研究简述 翻译早年被认为是艺术、是技巧，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人不断倡导翻译就是一门学科。作为一门专门研究言语交际中语言间相互转换的学科，翻译学关注的是围绕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Holmes，1988/2000），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准确无误并恰如其分地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文字中的创造性活动。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以意义再生成为目的的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许钧，2003）。当翻译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译者会对翻译活动中的一些问题、规律进行系统性的思考、阐释、归纳总结和提升，从而产生翻译理论，这些来源于实践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研究起着很大的作用。 三、话语分析概述 20世纪50年代初，Harris（1952）在Language杂志上发表题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试图超越句子研究语言。该文发表的五十多年里，话语分析迅速发展。大体上，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析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日趋成熟阶段（朱永生，2003）。研究者们认为，话语就是人们在社会互动或文化交际中为达到某个目标而说的话，谈话参与者不断推测其他说话者的意图，又迅速地通过分析这些意图作出恰当的反馈，以期准确表达意思和实现交际目的。从微观的角度，对在某个语境中产生的具体话语行为进行分析。研究者们试图发现支配谈话过程的话轮、话轮转换，以及偏误修正等显性规则。狭义上，话语分析指对话语的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语言现象的分析，包括言语行为分析、会话分析、体裁分析、语域分析、主位述位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等；广义上，任何与话语研究相关的分析都可被认为是话语分析（如对话语作出句法、语义、语用等分析）的研究对象。 Schiffrin（1994）介绍了六种可用于话语分析的方法：言语行为理论、互动社会语言学、交际文化学、语用学、会话分析和变异分析。此外，还有许多可以用作话语分析的方法，如系统功能语法、关联理论等，各种方法有各自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时所采取的步骤及侧重点，即广义上的话语分析。无论在何种理论框架下，我们对话语进行分析都需遵循一定的标准。 Beaugrande&Dressler（1981）认为，话语分析必须具有七项标准：衔接性、连贯性、意向性、可接受性、语境性、信息性和话语参照性/互文性。衔接性和连贯性判断话语在行文过程中是否做到前后一致，是否连贯；意向性判断话语是否正确地传递了说话人或作者的意图；可接受性评判话语被听者或读者的接受程度；语境性判断话语是否适合当时的语言环境；信息性要求话语传递足够的信息以便读者理解；话语参照性/互文性指话语在转引其他话语文章时是否保持了原有话语的风格和艺术效果。 上述宏观上的话语分析路径和原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确定话语分析的单位。大多数学者认为话语大于句子。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就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语言使用的种种现象，如我们可以用一句话、一个短话，甚至一个词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这也是与对话语的定义相吻合的。黄振定（1997）认为话语作为超语法及语言词汇和句子的交际功能的语义整体具有机动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其单位的划界标准理应是相对灵活的。 Wilss（1982）认为话语单位的确定既与按交际功能划分的话语分类有关，又与话语分析的目的相联系。在具体分析话语时应该用什么作为分析单位呢？笔者认为，任何能够用来表达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单位都可用来作为话语的分析单位，因为话语的构成是以这些语言单位为基础的。这种话语分析单位的界定对翻译实践及翻译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四、翻译与话语分析结合的优势 翻译与话语分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两者因涉及共同的研究对象而相互联系，又因研究方法和侧重点的不同而相互区别。话语分析主要研究构成语言体系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而翻译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两种语言转换中各种制约因素的互动关系。 目前，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以话语分析的言语行为模式为例，言语行为理论主要用于言语交际中，解释人们如何用“语言”来“做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力求在准确理解原文话语，即充分理解原文的言语行为的前提下，准确并有效地传达原文/说话人的意图，实现语用意义的等值转化。“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指事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成事行为在翻译中的应用将翻译这种交际活动的实质揭示了出来。根据的言语行为理论，交际双方只有把握好言语行为才能完成正常交际。翻译实践表明，译者最大的障碍是如何理解和表达说话人的言外之意。译者要正确领会原作者/说话人的主观动机或意图等，就必须把握好话语在言语交际中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只有当原作信息对原文接受者的作用与译作信息对译文接受者的作用基本相同时，译者的翻译言语行为才能被视为得以实施。

对不起，没空给你做作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