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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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花是指以自己国内特别著名的花作为国家表征的花，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象征，虽然不写入宪法，但为各国人民高度重视，反映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浓郁的民族感情，并可增强民族凝聚力。 1903年，清朝赦定牡丹为国花；1915年版《辞海》载：“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1929年，前国民政府将梅花定为国花。 牡丹小常识 ☆“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牡丹的国色天香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颂赞不已。壮丹的栽培历史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有记载，到了唐宋，牡丹的栽培技术己有很大的发展。在唐朝，牡丹更是艳压群芳，被誉为“花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这里的长安花，就是牡丹。明朝迁都北京，在极乐寺内遍植牡丹。清朝时有一位亲王到极乐寺观赏牡丹，题匾曰：“国花寺”，可见远在清朝，牡丹就已戴上国花的桂冠。 牡丹，以其雍容华贵、富丽端庄的独特魅力，自古以来，便被尊为“国色天香”、“花中之王”，成为中国的“国花”。 ☆ 牡丹初无名，混称芍药。直到秦汉时始从芍药中分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繁荣起来，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栽培历史。牡丹有“富贵花”“百两金”之称。寓意为“吉祥之物”“幸福之花”。牡丹也最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特色，象征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生活的现实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都已行程牡丹种植产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第七届牡丹观赏节在巢湖市召开时，巢湖市市长夏望平就指出：“它（牡丹观赏节）的宗旨在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科技唱戏。” ☆ 为什么对于哪种花能够入选国花大家如此紧张？有业内人士分析，除了对于花、花文化的热爱，还有其他利益的考虑。一旦一种花得到“国花”的尊贵称号，它以及相关的文化、产业、行业协会的发展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各方对于国花的主要观点 ☆ 牡丹和梅花，彼此还有一种文化意味上的分别。牡丹是大众化的，是普罗大众欣赏品位的代表。相对于牡丹的群体欣赏口味，观赏梅花更多是一种个体的审美体验，因为它历来被更为敏感的知识分子所把持。无疑，梅花及其象征的精神，是由历代知识分子总结赋予的。时乖命蹇的时候，他们以梅花自我期许，并且把梅花人格化，甚至“梅妻鹤子”。普罗大众在勤苦劳作之余，可怜而有限的感官之娱，必然指向色彩浓烈喜庆的东西比如牡丹，而审美意义上的梅花之“瘦”，却可能无法激起甚至无暇激起他们内心的共鸣。（选自李方《国花中的牡丹梅花之争》） ☆ 如今，中国尚未决定现代意义的国花，是将分布在黄河流域的牡丹作为国花，抑或将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梅花作为国花，中国有关方面为此犹豫不决。牡丹象征着雍容华贵，与目前国家经济现状和政府所宣传的“节俭”不甚相符；梅花象征着坚忍内敛，与开放性的国家政策稍有出入。国花无法确定的背后似乎是上述理念冲突在起作用。 参考（朝鲜日报《中国国花为什么定不下来？》） 国花评选的纷争和质疑 1986年11月20日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园林学会、《园林》杂志编辑部、上海电视台“生活之友”栏目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十大名花评选”，结果依次是梅花、牡丹、菊花、兰花等。由于这次中国名花评选活动，组成了以陈俊愉教授为首的114位专家的评委会，是全国性的评选，又由于结果是1987年得出的，所以往往称为“1987年的中国十大名花评选活动”。 但是也有人质疑称：评选国花问题上，最要紧的是要有一套公开、公正的程序和标准，同时，必须要有全国公众的广泛参与。试想，如果还像1986年那样，根本没有引起公众的参与热情，十多亿公民只投来可怜的15万选票，却要将这样缺乏广泛参与性的评选结果作为全国公认的“国×”介绍给全世界，这样的评选活动到底是在凝聚还是在瓦解公众的爱国热情？ 还有报道称：根据1994年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第0440号“关于尽快评定我国国花的建议”议案，批转农业部办理，责成中国花卉协会负责具体组织。同年3月，成立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任名誉组长、何康任组长的国花评选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国花评选活动，经专家小组讨论确定了我国国花评选条件为： (1)栽培历史悠久，适应性强，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有影响，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 (2)花姿、花色等特性能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性格特征。 (3)用途广泛，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较高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自中国花协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国花大讨论以来，《中国花卉报》陆续刊登了许多著名人士及广大群众对推选国花展开了热烈讨论的消息。据《中国花卉报》刊载，已提名作为中国国花候选花的种类有：梅花、牡丹、菊花、兰花、月季、杜鹃花、山茶花、荷花、桂花、中国水仙花、石榴、腊梅、迎春、桃花、映山红、君子兰、萱草、金花茶、金边瑞香、紫薇、桅子花、珙桐(鸽子树)、一串红与英蓉花等数十种之多。经过近十个月讨论，已经圆满完成任务。 根据31个省区市(包括深圳特区)上报结果，赞成一国—花(牡丹)的有l8个省，占58．06％。赞成一国四花(牡丹、梅花、菊花、荷花)的有11个省，占35．48％。有2个省提出新的四花方案，即以兰花换荷花，占6．45％。全国国花评选领导小组经过认真研究，一致同意“牡丹”为我国的国花。其他呼声较高的兰花(春)、荷花(夏)、菊花(秋)、梅花(冬)为中国四季名花。如此，兰(春)、荷(夏)、菊(秋)、梅(冬)四季分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国花与四季名花形成众星捧月的态势，岂不更能反映我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清廉坚贞、高尚的精神。上述评选结果及详细情况，按程序由农业部上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期在1995年的人大会议上审定颁布。消息透露出来后，引起陈俊愉院士等人的强烈愤慨，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坚决反对确定牡丹为国花，结果，全国人大以“分歧太大”为由搁置了牡丹为国花的决定。至此，群众性的国花评选活动暂告一段落。 在1994年的这次评选中，中国牡丹两大基地——河南洛阳市、山东菏泽市及中国花协牡丹、芍药分会联合了全国以牡丹为市花或生产、研究牡丹的十多个省市代表成立了全国牡丹争评国花办公室。洛阳成立了市长亲自挂帅的“领导小组”，再加上北京、陕西省西安市、山东省菏泽地区等的加盟，联合成立了“全国牡丹争评国花办公室”，四方“游说”，力捧牡丹为国花。 近些年来，河南洛阳、山东菏泽、四川彭州、江苏常熟四地以牡丹为代言的城市，为支持牡丹成为国花，特意成立了“中国牡丹行”旅游合作联盟，发布的首推牡丹为国花的共同宣言。 对比鲜明的两次会议 2005年9月20日，中国园艺学会、北京园林学会和上海风景园林学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国花评选研讨会”。大部分代表支持选牡丹、梅花为我国的“双国花”。但也有不同意见，推崇“一国一花”。 2005年秋季，中国花会协会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上建议牡丹为国花，并上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在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定牡丹为国花。反对牡丹的一些专家、学者的强烈质疑。陈院士更是在2006年1月不断向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领导写信，阐述一国两花的主张，并在供中央领导传阅的内参上发表相关的文章。 全民评花的宝贵意义 为什么评选国花一定要全国人大来定夺？ 评选国花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战乱动荡的年代，也不会发生在饥饿荒寒的岁月，评选国花，是盛世之举，说明中国社会已经走向国泰民安了。 但像国花的评选一定要上报给全国人大吗？照此类推，今后凡是“国”字号的评选，比如国酒、国宴、国竹、国果、国草……都要报全国人大来定夺，全国人大岂不成了行业评选委员会了？而且，国花显然是不能跟国旗、国徽、国歌相提并论的，因为后者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而国花等不具备这种象征性。 全国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它的职权是立法、监督、任命和罢免等等，像国花的评选显然不在它的职权范围之内。 既然是“国”字号评选，就应该切实体现尽可能多数的国民意趣，具体哪些动植物品种可以荣获“国”字号的光环，不应该由有关机构或专家先定标准，只能由国民通过合适的方式决定，因为这类评选并不具有什么科研的效用。这种评选也不应该服从于经济或其他什么目的，如旅游业发展等———这还不同于前些时候评选“中华十大名山”，十大名山的评选确实还负有“提升中国山地资源整体形象”之责，那时适当为旅游业考虑一些还情有可原。国树国鸟国花和十大名山具备的附加值并不相同。 中国社科院的陶庆梅博士认为，国花具有国家名片的象征意义，评定标准的制定是一件牵动方方面面关系和利益、直接影响评选程序和结果公正的大事，不能不由分说就剥夺公众在制定评选标准上的话语权、投票权，随随便便就授予中国林学会。 陈俊愉教授 表示：“我认为，这次评选国花不该按这套程序进行，因为国花完全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事情，最终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就可以了。国酒茅台、国球乒乓球也都是约定俗成的，世界各国的国花也是这么产生的。”陈俊愉说，从法理和风俗的角度考虑，国花的评选都该是民间的，“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发表意见，最终方案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按陈俊愉的设想，评选国花的第一步是要先为国花方案预热，“让方案尽人皆知，引起大家的重视，吸引大家持续关心这件事，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意见发表出来。” “第二，适时成立一个民间团体，制定计划和时间表，继续做国花的普及和宣传教育。第三，把经过研究的方案(大多数人赞同的方案)递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就是人大批准通过了。” 除此之外，二十几年来，曾有多次全国人大代表个人或集体联名提出以“梅花”为国花的议案，最多的一次为关山月、章文才先生等70余人联名，提议以梅花为国花，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因此，评选国花固然庄重，但无论政治或是经济的意义都有限得很，也不宜搞成政治活动，应以平常心待之，标准的确定及最后的定局还是应该尊重百姓的意见。 【链 接】： 国画评选――那种花更能代表中国 【链 接】： 中国倡导国花第一人介绍 梅花院士陈俊：1917年生，安徽安庆人。著名园林学家、园艺教育家，国际园艺学会梅品种国际登录权威，中国花卉协会梅花蜡梅分会会长，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花研究室主任。国内主张采取“一国两花”，评选梅花、牡丹花为中国“国花”的第一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目前两院院士中惟一一位园林花卉界人选，人称“梅花院士”。 【链 接】： 我国部分城市的市花 北京-------------菊花 三明-------------杜鹃 洛阳-------------牡丹 济南-------------荷花 南京-------------梅花 绍兴-------------兰花 漳州-------------水仙 泉州-------------刺桐 杭州-------------桂花 香港-------------紫荆 栆庄-------------石榴 上海-------------玉兰 天津-------------月季 武汉-------------梅花 徐州-------------紫薇 福州-------------茉莉 广州-------------木棉 台北-------------杜鹃 昆明-------------山茶 沈阳-------------玫瑰 成都-------------木芙蓉 长春-------------君子兰 厦门-------------三角花 湛江-------------洋紫荆 汕头-------------凤凰木 东川-------------白玉兰 镇江-------------腊梅花 岳阳-------------栀子花 哈尔滨-----------紫丁香 张家口-----------大丽花

中国的国花是牡丹。

2019年7月15日，中国花卉协会在中国林业网、中国花卉协会网站和“中国花卉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出《投票：我心中的国花》，向公众征求对中国国花的意向。广大公众对国花高度关注，积极踊跃参与，截至2019年7月22日24时，投票总数362264票，投票结果牡丹胜出，得票高达。

美国喝苏联的国花：

美国国花是玫瑰花，是象征美丽、芬芳、热忱和爱情的意思。1985年由参议员约翰·登提议，经参议院通过，玫瑰花被选为美国国花。

前苏联人民热爱向日葵，并将它定为国花。现在俄罗斯把国花仍定为向日葵。还有一个更深含义，“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的向日葵是俄罗斯的国花。这向往光明之花，给人带来美好的希望。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国花

康定杜鹃源自黄帝之时，有杜鹃啼血之说.后来传到文莱，传说传到的第一天，文莱上空出现紫霞，国王定为文莱国花。木芙蓉之所以成为韩国国画，是韩国皇室商议决定的，木芙蓉代表国泰民安！

自夏至周，调整奴隶社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制度已逐渐完备，只是还没有形成有系统的法典，规范内容散见于《礼记》等文献之中。如“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土无二王”（《礼记·丧服四制》），“里田不鬻”（《礼记·王制》）等，说明当时土地属奴隶制国家所有和不得买卖的情况。“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买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司徒》），说明当时重要的买卖合同必须有书面的契据文书。其他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的规定也多有记载。 李悝编成《法经》，商鞅又承袭《法经》制定秦律，其中关于土地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规定，已显示出封建主义性质。汉承秦制，制定《九章律》。以后随着朝代的更迭，律令典章的增删，至唐代《永徽律》，封建法制已臻完备；其中关于财产所有和财产流通关系，婚姻、家庭及继承关系，已有较详细的规定。唐代以后由宋代至清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律、例、法令中民事内容已有相应的发展，但立法体例、条目递相承袭，没有脱离唐代《永徽律》的模式。 中国近代的民事立法始于清末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传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西欧文化的影响，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变法”和实行“新政”。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开馆修订《大清律例》，于宣统二年（1910）颁行。中华民国时期，参议院于1912年4月决议:“嗣后凡关于民事案件,仍依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办理”，其中处理民事案件的规范后来称为“大清现行律之民事有效部分”，包括：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施行至1929年10月。清末在修订《大清律例》的同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制订《大清民律草案》，至宣统三年(1911)完稿，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律草案，其中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大体仿效日本、德国民法，未及颁行，清廷已亡。中华民国时期于1918年二次设馆着手修订“民律”，至1925年脱稿，此稿除债编部分效法瑞士债务法外，其他各编与第一次民律草案相比变动很少，是为中国第二次民律草案。1927年国民党政府设立法制局，又着手修订民律，决定先行草拟亲属、继承两编，至1928年脱稿，是为中国第三次民律草案。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立法院，着手编订民法典，从1929年5月～1931年12月分编陆续公布，共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计1225条。这部法典承袭了德国、瑞士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原则和体系，但也保留了上述三次民律草案中的封建主义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立法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发展时期的要求，逐步开展民事立法。《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为贯彻本条的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如《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令的公布和实施,使官僚资产阶级财产归于国家所有，使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于农民所有，从而肃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财产关系，而且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不到3年时间扭转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局面，有效地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得到了供应，解放了生产力，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进一步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1953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以及《关于目前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等一系列法令和单行条例，并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合同形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农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根据这些法令、规章，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了和平改造，并使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中国奠定了由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为了调整企、事业单位间，企、事业单位与公民间，公民相互之间在经济协作方面的各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陆续制定了调整物资的买卖和购销，加工订货，基本建设工程承揽，财产租赁和房屋租赁，银行信贷和储蓄，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货运和客运，仓库保管，信托行纪，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等经济关系的合同法律规范（见合同）；还制定了关于保护智力成果的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专利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保护工商企业商标权等单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定和公布了许多关于不同经济成分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关于它们对于财产的所有和管理的权限、关于经济组织间开展多种形式互助协作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发展先进的科学管理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法学界也有人认为，这些法律、法规不完全属于民法，其中有的应属于经济法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它的指导原则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和巩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全面提高社会生产经济效益的原则；当事人权利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

郭道晖出身湖南“世代书香”之家，父亲郭德垂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员，郭德垂的祖父郭仑焘，与其大伯祖父郭嵩焘和二伯祖父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郭家世代的祖训是：“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郭嵩焘是晚清的进士、近代中国派驻英国和法国的首任公使，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被当今学界评价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思想先驱，但也因此备受当朝保守人士的攻讦。至今讲起郭嵩焘，郭道晖仍然佩服他面对非议坚持真理，坚守德操，毫不妥协。“我后来的经历就和郭嵩焘有点像。”他若有所思地感慨道。郭嵩焘反对郭氏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认为只有“经世务实”才是当务之急。所以，自郭道晖父亲郭德垂一辈起，子孙大都是工科出身。郭德垂是湖南教育界著名的化学教员。那时，家里七个孩子的吃穿用度完全依靠他菲薄的工资，兄弟姊妹都靠勤工俭学或奖学金，才得以升学，郭道晖回忆。家庭教育熏陶，养成了郭道晖正直耿介、富有正义感的性格和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1944年夏，郭道晖和弟弟随家逃难至广西，为了不中断学业，同时也为了“找个有饭吃的地方”，双双考进桂林国立汉民中学。1944年秋，郭道晖在汉中刚读了一个月，日寇进逼，桂林大疏散。郭道晖的父母亲和妹妹急忙挤火车逃到贵阳，沿途尝尽惊恐苦楚和疾病折磨，他和弟弟则跟随学校去广西百寿。那时桂林车站人山人海，一片混乱。车厢上下左右，里三层，外两层（车顶上和车轮与车底之间），塞满了人。郭道晖和弟弟抢到了车顶的一块地方，坐在行李上。为防止夜里打瞌睡，掉下火车，他们在眼睛周围擦“万金油”提神，嘴里还唱着：“流亡到哪里，逃难到何方……”跋山涉水辗转数千里的路程，既让年纪轻轻的郭道晖生活上得到锻炼，也使他看到了老百姓的苦难，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思想上受到一次很大的磨练，从此立志要“拯救人民于水火”。“我的思想在那时就发生了变化，希望见到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郭道晖回忆，他中学时代主编壁报，抨击时局，揭露旧社会丑恶，在全校壁报比赛中获冠军，并获“笔扫千军”的锦旗。17岁的他开始以“斗非”（与“道晖”谐音）为笔名，给报纸写些杂文和政论。并同弟弟一起参与策划了1947年的湖南省立一中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由于郭氏家族倡导“实学”即经世致用之学的家训，虽然郭道晖自幼喜欢并长于文思，但还是坚持学理工，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以求实现“工业救国”的壮志。1947年夏考入清华大学后，学校严谨认真的学风让郭道晖刻苦自励、不敢怠慢。上课时，他总喜欢抢坐前排，认真听讲。解放前，清华大学实行“通才教育”，文理并重。郭道晖记住了建筑系教授梁思成著作中的一段话———只会理工，不懂人文，只能算“半个人”，要“反对半个人的世界”。在这里，郭道晖在“为学”与“为人”方面都努力为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过，进入清华这个具有浓厚民主自由空气的学府，郭道晖却转入了另一段人生征途。一到清华，郭道晖就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每次游行与集会都必参加。他加入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壁报《清华人》，发表《论觉醒》万言论文，又与同室的湖南同学合编《晓露》油印报，意指在黎明前以它催花润草，而在太阳出来（意指解放）后，就完成历史任务，自行消失。“工业救国的幻想在当时革命风雨飘摇的时刻看起来是不可能了，只有革命才能救国”，郭道晖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与此同时，郭道晖上课听讲的位子，也一步步往后移，最后躲在一个角落里，一边似听非听地听老师讲课，一边却在偷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1948年，郭道晖先后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担任电机系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和新青联分部书记，解放初任清华大学理工学院党支部委员和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在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校报总编辑的郭道晖由于坚持抵制“阳谋”、反对“反右”，而被打入另册，沦为“贱民”。这一冤案一直延续到1979年，郭道晖在年过半百之时，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折点，也迎来了他事业的第二个蓬勃春天。 半路遁入“法门”197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刚建立，缺乏干部。时任办公室主任的王汉斌为把郭道晖调去，多次找他做工作。一开始，郭道晖对年届半百时改行学法“并不感兴趣”。最后郭道晖经不住多次劝说，加上他个人对中国缺民主、无法治所带来的痛苦也有着切身的感受，于是，下定决心前往一试，“要看看国家机器是怎么运转的”。“他只要转一行就能钻一行。”郭道晖的夫人张静娴这样评价他。郭道晖甚至发誓要在未来的岁月中，追回自己被耽误了20年的青春，竭尽余力，做些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在法工委，郭道晖历任理论组处长、国家法民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开会的时候，我会把觉得有意思的观点和案例记在卡片上，认真琢磨，日后备用。”他说。在法工委工作8年多，郭道晖“白天从事公务，晚上写作、学习”，夜以继日。他一边参加立法实务，一边关注与钻研一些有关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并撰写出版了两本专著。1987年9月，郭道晖被调往中国法学会，任研究部主任。1989年离休后，旋即返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编审，又干了9年。在这20多年中，著有个人专著7本，主编或与他人合著的书有10余本。在80高龄前后，他还接连出版了两部独著———《法理学精要》和《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我是一个爱动脑、勤动手、闲不住、不愿得过且过、好作杞忧、不平则鸣的人。现仍担任一些学术职务和学会工作，继续作些学术研究，力图‘写不断，理不乱’。老来还能赶时髦，写作不再是‘爬格子’，而是‘敲键盘’，学习在因特网上驰骋。”郭道晖如此评价自己。 郭道晖立论行文，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要竭力为人民的权力和权利鼓与呼。以“为人民争权利，为国家行法治，为社会求正义”，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改革开放初期，法学禁区林立，但郭道晖担任《中国法学》总编辑期间，以其特立独行的精神，敢于突破学术禁区，开展一系列有现实针对性但亦十分敏感性的问题讨论。《中国法学》也因此被称赞为“担负起了引导一个东方大国法学研究方向的重任”，“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和办刊风格”。著名法理学家李步云教授如此评价郭道晖：“一是他的思想充满人文关怀；二是他的观念总是力求紧跟时代的步伐；三是他的观点大多是来自对社会生活与法制实践的观察、分析和概括，而很少有土教条与洋教条；四是他的见解往往具有现实感，决不无病呻吟；往往具有针对性，决不无的放矢。”而敢说真话，敢说朴素的真理，白发的郭道晖在法学界仍然显得硬骨铮铮。“我有这样的历史使命感，我也相信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夫人张静娴教授一直都是郭道晖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并“给他把把关”。张静娴的稳重、细密与郭道晖的活跃、锋芒相得益彰。郭道晖在《法的时代精神》自序中说：“老而益坚，不坠上下求索志；桑榆非晚，犹献春蚕未尽丝。”他说既然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本性难移，此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