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经济论文3000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1979）提出的，并由和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第一篇 《生活中的经济学》序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哦，这就是经济学。”第二篇 家庭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综合体, 既有消费的职能, 又有储 蓄、投资和获取收人的职能。作为消费者, 家庭行为的基本目的是咖的最大化, 用最少的花费获取最大数量的享乐与满足作为劳动者, 家庭又追求收人最大化, 是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大的报酬作为投资者, 家庭必须考虑如何将扣除消费后的收人剩余用在能生更多钱的地方。家庭可增值收人又是由前期收人水平决定的。除了劳动报酬、资产收人外, 家庭总收人的形成, 还有一个来源, 这就是转移收人, 它包括亲友的赠金, 父母留下的遗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一部份收人占家庭总收人的份额也在逐渐提高。家庭收入最大化的主要行为有两个一是充分利用家庭劳动的时间资源, 用劳动换取收人, 劳动支出越多, 家庭收人越大。二是将消费后的剩余进行投资, 实现家底资产增值。这是指工薪家庭, 如果家庭同时又是一个企业, 如城市个体工商户或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 那么家庭收人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利润。但这时的家庭已经是集生产与消费于一身了。如果成了家庭企业, 就有了一个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的问题了。人们为了家庭生活水平的更加美好, 总是千方百计挣钱, 争取更多的收人, 这就是经济学中收人最大化原理的自觉应用。对于家庭的正常运行而言,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的。一家几口, 衣食住行, 样样离不开钱。你要买辆漂亮的小轿车, 你要培养孩子上大学, 你要交朋结友, 你要游山玩水, 没有钱是不可想象的。家庭收人最大化的第一个措施是夫妻双方都能找到一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 也就是说首先要力争劳动报酬最大化。在目前情况下, 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劳动报酬的差异是很大的, 同样辛勤工作一年, 其收人大不一样, 进行岗位收人比较与选择对于家庭收人的多少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影响家庭收人的最大化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资产收人。它包括房屋的租金、银行的存款利息, 购买证券所得到的分红等。资产收人的多少取决于资产规模,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应用经济学原理, 包括衣食住行、学习工作、教儿育女, 交朋结友、游山玩水方方面面, 如果运用得当, 人们的幸福指数将大幅提升。人们在购物时常常货比三家, 比质量, 比价格, 这就是经济学中价值规律的自觉应用。人们在比较中看哪一件物品更为适合, 更为合算。家庭主妇每天到菜市场上去买菜, 除了注意品种搭配, 营养结构多样化以外, 首先问的是多少钱一斤, 并讨价还价, 尽盆降到最低, 再就是仔细看秤, 看是否短斤少两, 当然对于质量问题是绝不会放过的, 有问题的食品是肯定不买的, 禽流感发生, 不买鸡鸭鹅, 聪明的主妇, 往往是等到下午去买菜, 等到季节变换时去购买衣服, 因为这时价格总是较便宜一些。如果是 购买比较昂贵的物品, 比如小轿车、电视机、电脑甚至商品房之类, 人们会更加慎重, 往往要请专家内行参谋, 进行成本核算, 更加注重质, 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人们在进行投资时, 总是要考虑投资回报和安全系数, 这就是经济学中投人产出原理的自觉应用。有的人不妙股, 不当股民, 或是因为没有钱妙, 或是因为对股市行情不熟悉, 或是认为炒股有风险, 把钱存放银行更为安全可靠。有的人人股合伙办企业, 首先考虑的是有多少利益回报, 同是要考虑的是投资项目有没有市场前景, 合伙人有没有诚信。不少人投资上当受编主要是被高回报或迷惑, 没有识别的本本。人们把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国债、买保险, 是认为买国债与买保险比银行存欲利息多, 划得来。有的人用手头多余的钱用来买彩票, 如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 目的是为了中奖, 原本就知道回报高风险大。有的 人甚至违法参与赌博, 愿望还是赌燕。人们往往十分注意和重视儿女的教育, 舍得教育投资, 这就是经济学中竞争法则的自觉应用。在重视教育的国家,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挣钱多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据美国学者对美国、 英国、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关于教育与收人关系的调查, 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教育程度越高, 早年薪水增长越快, 并且通常是开始的薪水就越高二是教育程度越高, 达到最大工薪的年岁越晚, 并且退休收人越高。在我国, 不但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还相对较低, 而且还存在“ 脑体倒挂”现象。在有的地方和行业, 大学生和中学毕业生的收人没有多少差别。为何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读大学读研呢除了中国家庭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影响, 想让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外, 主要原因还是人们对未来教育投资报酬率有看高的预期。认为今后中国今后劳动者之间的收人差别将首先产生于教育程度的差别。现在中国摘的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竞争经济, 而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才的竞争。而人们盼望自己的儿女能有出息, 必须加大教育投资, 这对家庭大有好处, 对国家也大有好处。国家提出“科教兴国” , 湖南提出“教育强省” , 可见教育的本质意义。

老太太说，每次听到CPI这三个字，她的心就乱跳。因为只要电视一讲这三个字，菜就要涨价。通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财富缩水，工资贬值。日常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影响到所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不管是在职的白领、环卫工人，还是领养老工资的退休人员，当然也包括吃低保的困难人群。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会变成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上海电视台最近采访了一位退休老太太，记者跟她去菜场买菜，听她对每一个卖菜的摊主抱怨；不管是卖鸡毛菜的，还是卖猪肉的，她都心怀不满。她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感到非常失落，因为菜价已经持续涨了大半年。精打细算的老太太现在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她已经70岁了，仍然努力了解这个变化不停的世界。虽然不懂CPI是什么意思，她对着镜头说，每次听到这三个字，她的心就乱跳。因为只要电视一讲这三个字，菜就要涨价。CPI上涨是一种经济现象，心跳加速是一种生理现象， 当两者之间发生了因果联系，说明通胀已经深入人心，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家庭对通胀的感受与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有关。恩格尔系数是用来衡量家庭收入水平的指标，指食物开支在家庭总开支中的占比。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这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越低。收入较高的家庭中，花在吃饭上的开销毕竟只是一个小头，所以他们对菜价上涨，绝不会像一个退休的老太太那样敏感。然而，通胀并不仅限于食品——至少现在中国遭遇的这次通胀，决不是什么“季节因素”或者“猪肉的结构性短缺”引起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胀是一种典型的货币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央行发行了太多的人民币，引起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从而导致商品价格上升。生活必需品价格普遍上涨，就是一个信号。通胀意味着中产阶层的存款贬值，意味着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下降。对那些既没有购买黄金，也没有二套房，并且不幸没能在低位持有中石油股票的家庭来说，他们缺乏抗衡通胀的有效手段，只能听任上涨的物价蚕食工资和积蓄。通胀给普通家庭带来的伤害可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取决于通胀持续的时间长短。如果通胀持续发生，久而久之，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要求加薪的呼声将高涨起来。“保八”成功，“保三”失利如果通胀持续发生，普遍加薪是迟早会出现的现象。实际上，只要通胀开始露头，要求加薪的呼声总是会即时地响起。这种要求本来无可厚非。对于工薪阶层来说，避免生活水平下降的唯一希望，只能是来自加薪。但令人纠结的是，普遍加薪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而加大货币供应量的后果是使通胀形势雪上加霜。对那些致力于治理通胀的央行官员来说，物价和工资交替上涨，会使货币总量进一步增加，如同往通胀的烈火上浇一盆油，只要物价上涨的幅度和速度超出人们心理所能承受的极限，抢购和挤兑就会发生，局面就会失去控制。在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内，随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物价和工资交替上涨的情况时有发生。现代经济学界也倾向于认为，适度的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要把通胀维持在一个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不至于养虎为患的合适的度内，不仅困难，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中国政府向来认为，中国经济对通胀的容忍度为3%。所以，和GDP“保八”一样，CPI“保三”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目标。目前CPI指数已经连续超过这个预定的心理底线。刚刚公布的10月CPI指数为。上一次达到这个水平，是2008年9月的事情。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泡沫水平在2007年至2008年达到高峰：A股指数在2007年10月站上6000点，房价暴涨，货币宽松，热钱持续涌入，资产价格上涨也传递到了实体经济领域，原材料和工资都在上涨。为了抑制泡沫继续生成和吹大，央行从2007年开始，连续7次加息，2008年上半年又连续6次提高准备金率，同时实施财政紧缩，限制政府投资的规模。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股指从崖顶落入了深渊，物价终于企稳。当然，这种逆转并非仅仅是中国政府调控的结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在抑制2008年的通胀中发挥了作用，但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在抑制通胀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明显。2008年上半年的四川大地震和下半年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都对当年的经济形势起了重要的影响。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吸收了大量资金，尤其是对口重建这一项，转移了沿海和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的政府投资。而欧美的萧条导致中国的出口企业订单减少，生产环节的资金需求随之大大减少。沿海加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虽然没有明显的下跌，但随着加班减少或者企业关闭，制造业内的工资总量下降了。2008年的经济形势是非常戏剧性的。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人们担心中国经济会酿成一个巨大的、无法消化的泡沫，但奥运会结束后，所有的人发现，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外需和内需都萎靡不振的市场。通胀的危险已经成为过去，经济过热的担心被疲软的现实所取代。货币和财政政策随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货币供应由紧缩变为宽松，下半年连续4次降息，财政支出由稳健变为积极。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还不是全部。据测算，2008年三季度至今，在刺激经济的名义下，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大型国企，资金来源则无一例外是国有银行的贷款。在两年时间里，中国铺设了数千公里高速铁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外收购和投资，并且催生出一个接一个的“地王”。这些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来自资金投入，而非新技术的应用或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毫不意外地，经济刺激计划没有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带来改善，反而使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光涨价，不涨工资？宽松的信贷和大量政府投资必然带来货币超发和财政赤字，它们将进一步让中国家庭的存量财产贬值。对普通人而言，他们将要面对的局面是悲剧性的：物价高涨，生活水平下降，财富(主要是银行存款)缩水。在某种程度上，央行和政府是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尤其是在中国，货币超发往往是由政府投资带动的。媒体已经不止一次报道，每到年终，掌握着立项和财政拨款大权的中央机关里，即使是低级公务员，都能决定上亿资金的流向。这些项目有没有经过严格的市场评估，是很值得怀疑的。最近有媒体报道，宁夏的一个汽车项目已经投入18个亿，却只生产了4辆样车，现在整个生产基地被关闭。不管这样的项目资金是来自财政拨款，还是银行贷款，都是巨大的浪费。这些投资占用了大量的银行资金，消耗了大量的工业原材料，却没有创造出新的技术和需求，客观上为通胀火上浇油。官员并不会因为决策错误或违反规定而被追究责任。相反，他们很可能已经因为GDP数据获得了升迁。这进一步鼓励了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最后为他们——也为通胀埋单的，是普通中国家庭，是这个国家的纳税人。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拉动，不仅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也隐藏着极大的风险。这就像一个运动员，如果他需要兴奋剂来保持状态，结果只能是毁了自己的身体。他的优异表现很难长久，而且，已经取得的成绩也很有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因为过于依赖投资的结果就是抑制居民消费。最近10年来，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使得中国国内市场越发疲软。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被房地产市场刺激)的需求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动力，这个动力虽然没有消失，但不再像从前那样强劲了。激活国内市场势在必行。为了把更多的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分，中国需要制造业提供的大量工作机会，因此保持制造业的产能是必要的。那么，中国的居民有能力取代美国人，成为中国制造的主要消费者吗？美国的人均GDP是3万美元，大概是中国人均GDP的10倍。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超过50%，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是28%。中国家庭的收入只占GDP的比重28%，而且，很大部分的收入以储蓄的形式放在银行里，并没有投入消费。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对全世界也举足轻重。美国之所以在汇率问题上一再对中国施压，是因为中美贸易存在高额顺差。如果中国市场有能力消费更多的美国产品，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就会收窄，既有利于提振美国的经济，也有利于缓解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压力。但这很困难。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有路径依赖的问题，而在中国，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过去的10年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倍，但工人工资上涨最快的沿海地区，其幅度也远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为了提振消费，必须提高劳动所得在GDP中的占比。在一个通胀水平较低而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提高工人的工资，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抵消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今年中国各大城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一些企业也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提高了工人的薪酬。加薪早就该进行，当然现在也不晚，不过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候，因为通胀将很快吞噬工资的增幅。除了制造业工人，白领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也要求加薪，以对抗通胀。据信，新一轮的公务员加薪正在酝酿之中。通胀在前，给公务员加薪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财政的问题在于支出不透明，也很少接受人大机关和媒体的监督。公务员加薪一方面会加剧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往往造成分配不公平。因此，除了给收入最低的困难人群以食品补贴，任何财政措施都要谨慎地使用，防止适得其反。加薪不如减税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减税比加薪更有助于社会公平和对抗通胀。关于通胀，经济学的第一常识是，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引起物价上涨的并不是物资短缺，而是发行了过多的货币导致了货币贬值。短缺也会带来涨价，但随着物资供应的改善，价格就会趋于稳定。在中国，一说到通胀，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食品涨价。其实，通胀会带来食品涨价，但食品涨价并不等于通胀。将通胀和食品涨价画上等号，主要是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特殊原因导致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产品涨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工厂和城市占据了大量土地，使可供种植农作物的耕地减少，工业和服务业的工资高于农业，也会引导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假定农业技术没有革命性的突破，随着耕地和劳动力减少，农产品的供应必定会减少，同时价格上升。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虽然中央政府努力想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矛盾始终存在，并且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只要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高于农业，土地就会进一步向前者集中，这是市场规律使然。因此，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还会进一步攀高，直到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持平。到那时，中国将越来越依赖国际粮食市场。但就目前而言，农产品涨价的幅度虽然大，但并不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食品在中国CPI体系中权重过高，所以对CPI的贡献颇高，但如果综合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应增幅等数据，可以看出这次通胀并没有超出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仍然是一种货币现象。央行否认这一轮通胀是货币超发引起的，并称经济总量和广义货币发行量(M2)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对两年多来一直警告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过大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只是一种托辞。2000年至今，中国GDP平均增速为，而货币供应从12万亿元飙升至67万亿元，增加了5倍以上。当M2达到GDP总量1倍的水平时，通胀已经不可避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难辞其咎。为了遏制通胀进一步发展，央行的责任是收紧货币供应。加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包括一些央行票据操作，都是为了回笼市场上的货币。鉴于目前的形势，加息还仅仅是个开始。关于通胀的第二个常识认为，通胀是一种变相的税收。货币超发往往和财政赤字联系在一起。赤字是政府欠债。对一个掌握着货币发行权的债务人来说，最轻松的还债方式就是开动印钞机。当新增货币供应通过政府投资的项目进入市场，就抬高了土地、人工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那些主要不是凭银行贷款、而是依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企业成本跟着上升。当然，国有企业有价格低廉的贷款可用，通胀等于让民营企业多交了一笔营业税。而当新增货币进入消费领域，就抬高了消费品的价格，消费者等于向国家交了一笔额外的消费税。因此，要应对通胀，与其加薪，不如减税。道理很简单：减税不仅能够增加家庭收入，而且能够逼着政府削减开支，是不伤害经济而提升家庭抗通胀能力的最好选择。

国际社会那些天天盼望中国衰落的人们，做空A股、唱衰中国经济的闹剧越演越上劲了。他们以为凭借着颠覆别国的能耐，要把中国经济搞得像前苏联垮台时那样一落千丈也只是举手之劳。依我看这种愿望并不容易实现，理由有很多，最主要的：一是中国有13亿人民的需求在，经济就不可能衰落！13亿人天天要吃的，要穿的，要住房子，要出行，要想过上发达国家富裕阶层一样悠闲、便利、富足的生活等等，这些基本的需求，就是巨大的发展动力，而且是一天也不可能停止的；二是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基础远远超过前苏联垮台时的局面；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建设带来的福利，也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有能力也有意愿推动国家和经济继续发展继续进步，不会因为你在某些领域搞颠覆就放弃建设自己的国家；三是中国政府即便不能及时识破你的颠覆阴谋，斩断你的颠覆魔爪，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不会变，决心不会变，领导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责任心不会变，决不会坐视中国经济的衰落，也有能力带领中国冲破艰难险阻，走向新的辉煌！近日出台的 国务院 “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的 十点意见”就是有力的证明！ 但是，在金融海啸带来的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西方列强损人利己、不断破坏搅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很难长期支撑。如果没有拉动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走出低迷的强大引擎，全球经济都会有一个很长的徘徊期，在徘徊期间难免不出现方向模糊、市场萎缩、失业增加、增长减速、信心受挫、社会燥动的局面。因此，寻找拉动全局增长的引擎，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面前有没有这样的强大引擎呢？根据我们的深入研究，发现这种引擎还是有的，而且摆在我们面前的能够拉动中国经济再创辉煌的强大引擎至少有三个，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三大引擎。 一、 拉动全局走出低迷的引擎——建国际开发走廊 引领产业发展方向需要重大举措是不争的历史定理。不管是19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开发、战后各国的科技园区和工业走廊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的特区建设，都一再证明了这一定理。这种举措往往需要一个核心，才能聚焦各类产业优势，带动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我们前30年拉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就是特区建设。深圳、珠海、厦门、浦东四大现代化都市的建设，拉动了所有产业的全方位发展。实际上充当了拉动国家经济进步的引擎。没有这几个聚焦产业发展的引擎行不行呢？答案是：不行！其后的西部大开发，东北大开发，环勃海大开发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问题在于它没有焦点，没有核心。几个广袤的地区要想平衡上升全面跟特区一样快速发展是不太可能的，它只能以点带面，逐步提升。关键是如何来选好这个点。之所以全国人民对4万亿的投资好象聆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引发不了投身建设的激情，问题也还是出在“焦点”上。因为你的投资没有重点突破，只是简单的添灯油战术，很难给产业指明发展方向，很难让民众看到就业的出路。 那么，今天拉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走出金融海啸阴影的引擎又在哪里呢？ 1 、建战略开发走廊，保全国经济持续繁荣 2008 年我作了一个专题研究，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是发现再设深圳、浦东那样的开发点，辐射效果有限，既难确保全国的平衡发展，也不足以带动全国；第二是发现不与国际社会联动，不足以拉动全世界。没有世界经济的复苏，就不可能有我外向型经济的复苏。于是设计了一条由东南沿海至西北边陲的战略性“万里开发走廊”，以拉动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东起台湾台南市，西至中巴边境的明铁盖。即：由东经`43``度北纬23度，经东经`7``度北纬`47``度，至东经`3``度北纬`度。全长4600公里，斜跨整个大陆腹地和台湾海峡。途经十个省，百余个县市。12345678下①页更多相关文章：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建议三中全会：新一轮改革的战略起点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权力结构理改革开放论文：重建公民社会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与社会改革的微观路径中国经济改革论文：当前金融改革战略和路改革开放论文：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及路径探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战略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