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域文化论文格式

徽菜文化变迁研究文化论文

摘 要：徽菜作为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深得人们的喜爱。同时徽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其产生至今，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发生了诸多变化，本文正是从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变迁、徽菜的烹制特色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和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三个方面来阐述徽菜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徽菜；徽菜文化；文化变迁

Abstract: Anhui cuisine, as one of the eight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is deeply loved by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nhui cuisine, as one cultural phenomenon,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 changes of people’s nee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Anhui cuisin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verse materials instead of single material; the modern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ss consumption instead of previous special group consumption.

Key words: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e of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al changes

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国的百姓基于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其饭桌上的菜肴各具其地域之“味”，并对其精益求精，再加之其它的因素，从而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传统八大菜系。

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也是这样产生的。徽菜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徽州，原为徽州地区的山野小菜，随着徽商的兴起和繁荣，徽菜由徽商带出山野传遍全国，在与其它菜系交流发展后名扬天下，成为菜之一系，流传至今。由此徽菜既成为底蕴深厚的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徽菜也成为一种文化即徽菜文化。

目前学术界多从餐饮、旅游的角度对徽菜进行研究，如《从餐饮业发展的趋势谈徽菜的振兴》（李德明 孙克奎 《中国食品》2008年第15期）、《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金声琅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而几乎没有人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徽菜文化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尝试对其进行阐述。

文化变迁历来为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所关注，一般认为，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和结构的变化，通常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亦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或文化自身的创造。本文将从徽菜的原料选用、徽菜的“三重”特色和徽菜的消费群体三个方面来研究徽菜的文化变迁。

一、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变迁

1.早期徽菜原料单一，多为徽州地区特产

徽菜源于徽州，即现在黄山一带，原为这一地区人们的日常菜肴，所以关于原料的选取多是就地取材。如笋，徽州六县皆产笋，自然笋成为早期徽菜的原料之一。《安徽通志》云：“笋出微州六邑，以问政山者味最佳，箦红肉白．坠地能碎。”另外还有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盛产石鸡、香菇、石耳等山珍野味；长江、淮河、巢湖是中国淡水鱼的重要产区，其中长江鲥鱼、淮河肥王鱼、巢湖银鱼和大闸蟹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席上珍品；还有砀山酥梨、萧县葡萄、涡阳苔干、太和椿芽、安庆豆酱等产品都是早期徽菜的主要原料，这些原料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

2.明清时期徽菜原料较为丰富，为各地的特产

随着徽商的兴起与繁荣，徽菜走除了徽州，走向了全国，徽菜的厨师们带着徽菜的特殊工艺跟着徽商成为其家厨或者自己开饭馆、挑担子把徽菜带到了全国，这时徽菜的原料选择更加广泛。如徽式烧鱼，不仅烧徽州地区的鱼，而是走到哪就烧哪里的鱼，对所到地别的特产也是如此，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有名徽菜，如广东烤乳猪、福建佛跳墙、常熟叫花鸡等。这样既大大丰富了徽菜的原料，也满足了不同地域人们的饮食需求。

由于受储藏条件和保鲜技术的限制，许多季节性的原料还是有明显的限制，如产自夏季的原料在冬季就没有办

法得到，非产笋季节就吃不到笋子。

而有些徽菜的出现正是由于这种储藏和保鲜技术的不足，如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名菜“臭鳜鱼”，鳜鱼产于长江而非徽州，捕捞后取到青阳、太平运到徽州需十天半月之久，虽采取粗盐包裹等保鲜方法，但到达徽州后已经发臭，经过徽菜师傅们的精心烹制，鳜鱼是似臭实香，嫩而鲜美，所以即使在运输和保鲜技术较好的情况下，人们仍把新鲜的鳜鱼采用浅腌久储的方法使其变臭，做成“臭鳜鱼”。

3.现代徽菜非野生型原料极大的丰富，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现代社会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储藏保鲜技术的进步，徽菜原料的季节和地域的限制不复存在，这对徽菜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如目前全国各地都能把砀山的梨用作徽菜的原料，烹制成“梨都风韵”，同时人们在非产梨季节甚至冬季都能吃到这道新式徽菜。

但是现代徽菜所选取的大多为非野生原料，多为人工培植的，如常入徽菜的鳖、蛙和各种山珍菌类等多为人工养殖或培育。这是情况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徽菜原料消费量的大增和野生原料产量相对较少造成的。目前，徽菜馆遍布全国各地，消费者人数众多，而产于山间野地的徽菜野生原料很是有限，再加上人们保护野生资源和环境的观念的增强，人们自然而然的转向非野生的徽菜原料。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徽菜的'原料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二、徽菜的烹调特色也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

我们知道徽菜的烹调特色为“三重”即重油、重色、重火功。重油原于徽州地区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对油腻的需求有关，相传徽州地区人们引用的山水中碱性较大，需用油腻的食物来调和，所以重油这一传统徽菜的特色有益于当时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还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人体内缺乏荤腥，需要重油。但是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长期营养过剩，出现了肥胖和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三高等文明病，这样就使人们追求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油的徽菜必须随之调整，才能适应现代人们消费的需求，如在烹制徽菜时既保持其原有的特色也满足现代人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

重色是徽菜的独特调味之处，是以料定色，而非所有徽菜都为黑色。徽菜的重色与其重油有密切的关系，重油的徽菜如不加以着色，就会使人在视觉上对油腻的徽菜产生厌恶之感，难以入口，所以重色更多的是注重徽菜的视觉美感，增加人们的食欲。但同时徽徽菜的重色也非一成不变，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标新立异，同样的菜肴重以不同的色将能增加人们的消费欲望，同时由于重油的变化，重色的需求之然也就降低了。

重火功即讲究炖，这样能保持菜的原汁原味，故有“吃徽菜要等”一说。徽菜重火的特点与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是式密不可分的。首先从自然环境看，徽州地区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可见其山地较多，且徽州地区多为高山密林，盛产木材，这为徽菜的重火所需的很多燃料提供了来源。其次从人们的生活方式看，人们可以自由支配很多时间，这为徽菜的炖所需的较多时间提供了保障。在徽商兴起之前，徽州地区的山区环境使这里的居民除农忙外难以有很多外出的活动，一是山路难行，二是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就形成了缓慢的生活节奏。而徽商兴起与繁荣之后，徽商们留在徽州地区的家人享受商人们的赚回来的钱，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追求徽菜的“味”，而随徽商到各地的徽菜厨师们则是专门从事徽菜制作，分工更细，可支配的时间更多了。同时徽商们出于社交活动的需要，也是大力支持厨师们花大量的时间去炖制菜肴。

可是到了现代社会，随做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加，人们没有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徽菜的炖上，但是要保证徽菜重火即原汁原味这一特色，人们就找出了许多替代品，如高压锅等现代厨房用具。

可见徽菜的烹调特色也有了明显的变迁。

三、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

徽菜在产生之处，就是徽州地区的人们的家常小菜，只为徽州地区的人们享用，其消费群体很小，也没有什么市场而言。即使徽菜由徽商带出徽州推向全国，也仅仅为徽商所交往的圈内人士所享用，普通百姓是难饱口福的。就连同时期出现的很多的徽菜馆这种小群体消费的局面改观不大，这是因为受人们当时经济水平所限。

而到了现代社会，徽菜的消费群体变成了社会大众，这是因为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消费的能力。而是随着现代烹饪工艺和各种技术的发展以及餐饮业竞争的激烈，徽菜的消费价格也在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类了。

由此可见，徽菜在原料的选用、烹制工艺和消费群体等方面都因要适应时代、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所以徽菜文化的变迁是徽菜起源于南宋，繁荣于明清至民国和改革开放后喜忧参半局面得以长久存必然因素，同时徽菜文化要想在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取得更好的发展，其文化的变迁还需进行的更好和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④①

参考文献：

[1]李德明 孙克奎.从餐饮业的发展趋势谈徽菜的振兴[J]. 中国食品,

[2]金声琅. 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J].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

[3]高寿仙.徽州文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美)尤金·N·安德森 著 马婴 刘东 译.中国食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安徽地域文化论文

安徽省位于我国东南部，华东的西北部，跨长江淮河中下游，东与江苏、浙江相连，西与湖北、河南相接，南与江西为邻，北与山东相依。以下是“安徽地域文化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安徽清初属于江南省，康熙6年（公元1667年），清王朝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而正式建省，因当时安庆已成省内政治中心，徽州已成省内商业、经济中心，故取当时安庆、徽州两府首字而为省名。安徽简称皖，是因境内皖山而得名。皖山，古称灊山，今称天柱山，在潜山、岳西境内。相传周武王大封诸侯时在今潜山地区封了一个伯国，称皖国，山因名皖山。又因安徽建省时的省会所在地安庆属古皖国，所以“皖”便成了安徽的简称。

一、文化的基本概念

“文化”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是“文”与“化”的复合。“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的本义为化生、变化、造化。“文化”一词连用出现则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这里，文化的含义是讲文治教化或以文教化，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涵义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个把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来并给它下定义的是当代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他认为文化是由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需要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所构成的综合体。

最普遍的文化定义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广义文化的概念，如《辞海》中对“文化”的解释就是“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指精神文化，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二、地域文化的概念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生活在不同地域的群体，就拥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一般来说，地域文化，也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区域分布，与历史上的自然区域、行政区划有着密切的关系。

地域文化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独特性的特点。

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包括：地域内文化的生成、演化和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文化的内在结构、形态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地域内文化的.分布状态与空间组合特征，地域之间文化的交融、渗透与整合，文化与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生态剖面，地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等。

三、安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安徽文化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近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安徽是一块早期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8年，在繁昌人字洞发现了距今2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最早人类活动遗址，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期的人类活动遗址之一，它的发现和研究为我国早期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这说明在数百万年以前，安徽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

大批出土的新石期时代的文物遗迹，不仅表明当时的渔猎业、饲养业和农业都比较发达，而且在出土文物中，石器的磨光、穿孔、角器的琢磨，陶器上的纹饰，也表现出较高的工艺美术水平，其中，特别是在蚌埠双墩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是迄今为止史前时期最为复杂和完整的刻画符号，可能是汉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长期的战争给江淮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使得邻近地区的文化在江淮地域交流碰撞，对安徽地区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管子思想和老庄的道家学派，标志着安徽文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奠定了这一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

西汉时期，安徽文化在继承道家思想和楚辞传统的基础上，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发挥道家思想、同时兼采儒、墨、名、法等各家之长的《淮南子》一书，将道家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汉时期，产生了中国早期唯物主义的光辉著作，那就是安徽人桓谭写的《新论》，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学术思想之外，这一时期，安徽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典型的是东汉末年以庐江地区为背景的《孔雀东南飞》长诗，代表着安徽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水平。

东汉末年，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均不同程度地得到继承和发展，并呈自由解放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及其领导的建安文学集团，并造就了“慷慨以任气”的建安文学风骨。这一时期，安徽地区进入了艺术上的春天，各种艺术都生机勃勃，出现了一些杰出的艺术家，特别是安徽的绘画艺术在魏晋时期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如曹髦、戴逵父子等的画作享有盛誉。

隋唐时期，由于安徽地区在先前经历的长期战争，加之远离隋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因此与其他地区文化相比，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化发展是有限的，除张籍、李绅、杜荀鹤等为数不多的诗人在文学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之外，在学术思想、科学技术以及绘画艺术诸方面则没有引人注目的建树。

由于南宋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原文化也随之南下，特别是皖南地区，远离战乱，这对安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期间，安徽一地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由图经发展而来的方志之学空前发展，文学领域成就卓著，出现了张孝祥、胡仔等较有影响的人物。皖南地区尤其是皖南徽州成为安徽文化最发达地区，成为此后几百年我国学术文化的重镇。

安徽文化的再次兴盛是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形成了安徽两大文化的重心，即以桐城为中心的桐城文派、学派为主体的皖中之学或称之为江北之学，另一就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南之学，由于其主要成就在经学方面，故又称之为皖派经学。

明中期以后，安徽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皖南的手工业、商业突飞猛进，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安徽人的文化创造性空前活跃，在科学技术以及绘画、戏剧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安徽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系列总结性和开创性的成果，将安徽文化推向了历史最高峰。

清朝后期，中国即将步入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处于新旧交替时期，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化，一方面传统的学脉仍在延续，另一方面新的文化因子开始生成，具有鲜明的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安徽文化出现了从相对封闭的古典形态到接受现代文明的艰难转变。安徽境域内古今、中西文化交融碰撞，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人志士，呈现出群星璀灿的局面，既有洋务运动的先锋李鸿章，又有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胡适与陈独秀，他们在继承安徽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为安徽文化注入近代文明的精华，安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