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研究论文

盛唐是怎样意淫出来的--李世民的八过 史官杰作——玄武门之变公元六二七年七月二日，唐朝都城长安刀光剑影，喋血百步，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宫中发动政变，杀其长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及其家属数百人，史称玄武门之变。这场政变的有关记载，我想大多数略涉史者都该耳熟能详了，但众所周知，中国的正史历来是经过再创造的，下面即对一些可供推敲的地方展开论述。首先对李建成其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历来史书所载之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站在一起，不得不让人庆幸登上帝位开创大唐盛世没有所托匪人。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黑幕，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长安（长安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并不亚于后来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唐军声威大振，顿时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使得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使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又令王世充占据的洛阳的西方成为了死路，更使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不得不顾及强大的唐军加上坚城长安的效果。），又与窦建德相持，没有让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逼近太原，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即便说李世民更善用奇兵，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也不能肯定李建成的用兵能力就比李世民差多少。因为在历史上（尤其是唐后，理由后具），在宫闱之战中败北的人即使有再经典的战例，大多也不会被详尽地记入史书，顶多说上一句“建成纳计，乃克长安”。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蒸淫父姬的罪名了，史载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可谓石破天惊的一笔。因为直接跟皇帝老爹说我哥我弟给您戴了项绿油油的帽子（而且居然能让史官知道），未免也太过滑稽，任李渊脾气再好，大概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罢。这条史载记录大半是李世民座下史官原创的吧，便保守估计，也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李建成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均以阴谋家身份出现，然而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让人怀疑他究竟是否窝里斗的料。从历史上看，弟弟的阴谋能力大多强于兄长，有姬发之于姬伯邑考、公子小白之于公子纠、胡亥之于扶苏、刘秀之于刘[丝寅]（字库无）、杨广之于杨勇为证（曹植与曹丕倒是例外，不过我不认为曹植是个野心家，欢迎讨论），大概只要有一个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弟弟，兄长的位置就要危乎其哉了。我想这大概不是偶然，身为嫡长子，总有“居安不能思危”的倾向。相反，李世民却因一句“居安思危”而瞿然动容。那么，谁会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纵横不倒也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再来看李世民其人，正史中的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谓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是忠义孝悌的道德典范，俨然内圣外王。那么李世民究竟是否真如史所载，在玄武门之变之前一直在被动忍让当中呢？从李渊晋阳起兵开始看，《资治通鉴》写：“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正。”这一段便大有疑点，其实李渊受隋室所迫，早有反意（李渊戎马半生，官场捭阖不倒，身处乱世，自非池中物）。加之首提造反的乃是刘文静（后为李渊所杀），李世民只是鼓动者之一，且其军功至此尚半点未立，那么这个“皆汝所致”就无从说起了。而且这个“请以世民为世子”的“将佐”事迹并未载于史，殊为可疑——试想如有人慧眼如此，如何会被李世民漏掉？由此推测，“废立”之说，十有八九有如“高祖斩白蛇”“刘备靠大树”一类的“事后诸葛亮”编造出来的。另外就是和尚道士的预言了，名字尚无，便有“年二十，可济世安民”。准确程度几乎可与诺查丹玛斯相媲美，不过估计和尚可能是见了富人模样就要上去讨点欢喜钱来的，说不定还造就了多少张世民、王世民、孙世民呢。武德四年，攻打洛阳的李世民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道士的预言还是很有客观依据的：“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自是“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大概他便是从此才坚定了夺位建成的决心罢。同一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闲则共话古今，纵谈天下，俨然君臣气派。封德彝便注意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于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宫中、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形势便要求李世民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史载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驰射角胜，李建成将一匹劣马付于李世民，结果劣马连蹶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有四：一是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其挑马，又如何会乘上这马？二是李建成如何会在父皇面前使出这等拙劣手腕？三是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如何不识蹶弓劣马？四是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另一桩公案是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据说也是决定性的事件。史载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谋以鸩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此事捏造之嫌恐怕比上例犹有过之。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矛盾已然激化到无可收拾，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频频发生冲突，如何又有聚宴之理？即便聚宴，李世民又如何敢饮鸿门之酒？更滑稽的是，喝了鸩酒又居然不死，难道李世民内功深厚到“吐血数升”即可的地步？又或李建成一时糊涂，从黑市上买来了伪劣产品？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便是这个“吐血数斗”的李世民，两三天后在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李世民的脸上可谓浓妆艳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层脂粉，而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删略《国史》，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房玄龄等人（其实房玄龄也只是署名的主编而已，动笔者不详，盖有许敬宗、李延寿、李淳风等）。当然李建成也并非没有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担忧。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示敌以弱，出敌不意。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个，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是东宫官王[目至]（字库无），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第二则是更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的动向，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他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虽曾从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李建成为什么会信任他呢？窃以为，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的反间。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终于发生，李世民令尉迟恭、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勇士预伏玄武门内。该日早晨，李建成、李元吉上朝，途径临湖殿，发现异常，掉转马头向东走，伏兵杀出，李世民亲自射杀李建成，尉迟恭等追杀李元吉。我国历史书上幽默地写道，玄武门之变实质并非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政变，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之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而发生的尖锐斗争。（何为地主阶级？何为新兴？何为旧世族？）遍涉与玄武门之变相关的正史，仅有房玄龄等人删略的《国史》、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后来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彼。甚至在稗史里也找不到与有价值的资料，不可不叹服太宗与其史官心思之缜密，太宗平生事迹丝毫不落，头头是道“高风亮节”，字字可谓“明仁睿智”，只可惜玄武门事端略显欲盖弥彰，教后世治史者窥破些许，惜乎其哉！题目所说的“史官杰作”便是此意，自唐开始，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唐修《晋书》、《南史》、《北史》也都是群体工作，统一思想，删益由人。其实太宗所为，比起“中兴”的宋高宗（修史的秦熹）、“神武”的明太祖、“古今未有之盛世”的康雍乾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奸诈惨刻多疑好杀，未若朱元璋；心狠手辣不念骨肉，未若雍正：“清风”只识四库全书，未若乾隆。何况我唐太宗李世民开泱泱中华之大唐盛世，旺我华夏千年之骨血，这些许微瑕又算得了什么呢？！算得了。史家之风正是从唐开始败坏得无法收拾的——春秋尚有董狐直书，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试图掩盖历史（他只想让后世记住他所作的任何一件事情），司马迁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虽然稍逊可也是直道而为，陈寿有所私于魏，可是还未曾昧心删改——可是唐太宗一即位，便将历史收入自家名下，任意涂鸦篡改！史官文化是什么？史官文化就是这个。史官文化就是从史官历史结束时开始的，不要以为贞观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光明的时期，其实从那里就埋下了最黑暗的种子。与唐朝同时，欧洲正处于蒙昧的中世纪时期，然而历史虽然孱弱，却依然贞洁地踏着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阿庇安的脚步，折射着黑暗的光芒。艾因哈德在这个时期所创作的《查理大帝传》被瓦拉夫里德。斯特拉伯称为“提供了丝毫不假的真情实况”。中国的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平心而论，我认为其中最大的价值只是宫闱朝中的勾心斗角），再未曾焕发出生命力，李延寿、薛居正、脱脱、张廷玉等人的名字只是在历史专业教科书上才能看到，欧阳修也是因散文诗词而非《新唐书》、《新五代史》（后者倒是难得一见的私人修史，不过欧阳修意在一字褒贬，以警奸佞，反倒使思想大过事实，落了下乘）出名。在整个东方，除了没有历史概念崇拜“破碎”概念的印度人外，日本的《古事记》、朝鲜的《高丽史》、蒙古的《世界征服者史》无不散发着恶臭。（末者还比前二少了几份虚伪）。而在西方，中世纪的蛰眠之后，历史随着社会迅速复活、激发并升腾：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大放光芒。到了近代，Prescott的《墨西哥征服者史》、冯。朗克的《教皇史》、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接过了燃烧着思想的火炬，连日本也觉醒过来，福泽渝吉写下了《文明论概略》，痛陈“民主自由”的重要性，详尽地论述了西化的利弊。我想，不必再列举了，只要问一句，中国，你何时才会再有与你的历史一样沉重的史书？盛唐是怎样意淫出来的---李世民的八过 驳：范文澜教授，中国的造神行为某些历史学家为了造李世民这个神，肆意贬低隋朝的贡献，连李世民的父亲也一起诬蔑，先看看李世民的八过。一。最大的错误是篡改历史，危害巨大 。终李世民一生，都担心日后史家如何评论「玄武门之变」，于是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起居注》和《实录》，打破历代皇帝不可阅读的先例。虽史书记载李世民要求「削去浮，直书其事」，但已引来种种推想并举证，认为李世民曾修改两书。 过去，起居注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 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大的历史错误，他看起居注给唐朝后来所有的皇帝开了个坏先例，破坏了这个制度。 这样，我们看到的历史也不断的失真。 二。篡位：杀兄弟及其家人共一百余人，却留下弟弟的老婆，并把弟弟的老婆给上了。他的武功主要是他手下的大将厉害。治国，他的哥哥水平并不会比他差什么，贞观之治一样会出现。 三。淫乱，他儿子学他，把他老婆武则天上了，武则天时代出现，武则天为了维护权力，不得不杀了一些心向大唐的武将，导致唐朝对外战争不断失败。唐玄宗也学他，把自己的儿子的老婆上了，而这个老婆是杨贵妃，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无能又贪财，杨国忠因为向安禄山索贿不成，杀了安禄山的很多门客，导致安禄山反判，接者是安史之乱，唐朝死亡三千万以上, 唐朝的衰败开始。 四。在唐已经统一全国的时候，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人兄弟家人过百，影响恶劣，王夫之说： “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从此，李唐皇室的内乱、自相残杀几乎代代有，玄武门残杀之后，长沙王、高阳公主之乱,安乐公主之乱,韦氏之乱,太平公主之乱等. 最惨的要数武则天时任用的酷吏,尽诛李唐皇室。现在的李姓中，来自唐朝皇室的极少，除了武则天以及朱温对李唐皇室的屠杀，更有皇室自己人的相互残杀。五。刚愎自用：贞观十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差点杀了魏征, 唐太宗开始走下坡路。 贞观后期，唐太宗不再能很好地纳谏，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他甚至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战争和徭役频繁起来。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唐东征高丽，西犯龟兹，西南征服了松外蛮，北边攻灭了薛延陀。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以备远侵高丽。剑南一带，扛7b县督迫严急，既役人力，复征船庸，“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官吏们还扩大征发范围，役及山僚，终于激起了雅、邛、眉三州僚人的反抗。六。穷兵渎武，好大喜功：看到别的将领开疆扩土，他不听劝告，亲自两次征伐高丽，部份因为将领要注意他的安全，导致征伐高丽失败，不但唐太宗得了病，因为要大量造船，结果引起农民起义，激化了国内矛盾。 他的军事才能一般，主要是靠他的部下。 七。大造宫殿，奢侈腐化：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下诏，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在令西安终南山）和玉华宫（在今陕西宜君境）为避暑之用。 八。迷信仙道，和秦始皇一样死于吞金，也就是自杀。唐太宗曾经嘲笑秦始皇和汉武帝用丹药，现在自己也一样。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丹药的毒性发作，终于不治身亡，享年仅五十岁。 贞观22年,李世民对自己的功过作了总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尤有不及,固多愧矣.”李世民不愧是一代明君，但后来的史家通常只提李世民的优点。毛泽东说自己三七开，和李世民的自我评价有些类似。当然，最出彩的是朱榕基，说后人认为他是清官就够了，呵呵~~~~~~~~~ 所谓贞观之治，决不是唐朝盛世的顶峰，很大程度上是战后的自然恢复，比如，唐朝初年，社会经济调敝。武德晚年，户不满三百万，约当隋盛时九百万户的三分之一弱。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 。直到贞观中年，那里的在唐政府户籍簿上登记的户数还不到七十万，约为隋大业初年四百七十余万户的七分之一。 面临着这样残破的社会经济，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生产恢复，以保证租税的收入。武德七年（624年）四月，李渊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政变，唐高祖被迫退位，而后来的史学家经常的把李渊的功劳转移给李世民，这是不公平的，请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对这段历史的歪曲：“唐高祖(李渊)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李渊已经统一全国，国家也治理的不错， 而此时李世民发动叛乱夺了李渊的权力， 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争“太子”之位，是把“太子”杀了，又威逼皇上让位。而且，李世民只活了50岁，他的执政晚期就走下坡路，从这点上看，李渊当初不立他为接班人是完全正确的。李世民是个明君，这无可否认，但他对唐朝李氏以及中国历史虚假，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如果没有他的篡位，相信唐朝会更好，中国的历史也许没有这么多的“假”。实在是让我无法理解，中国一些学者为什么肆意歪曲历史，为什么喜欢造神？难道中国人真的没有承受真实历史的能力么？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一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恭也射死李元吉。同时，李世民还派手下杀完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他们左右亲信百余人、籍没他们的财产。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于是屠杀行动才宣告中止。当尉迟敬德带着士兵来到李渊身边的时候，唐高祖的命运也已经确定。3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2个月后，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 涂脂抹粉：李世民命令史官修改记录夺父兄开国之功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开创恶例：李世民破坏史官制度专为造神服务欧阳修说太宗好名，特别是好身后之名，其间的细故，除了人性的通病无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国时的做贼心虚使然。如何让邪恶的行径转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唯有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方能使自己变成当然的好人。太宗要看档案记录，这是对史官独立制度的公然破坏，太宗皇帝为自己找出的破坏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也就是知错能改或就错改错。谏议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希望确保史官的独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然而，太宗并不理会。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后来的那些个独夫民贼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往后的伪历史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

公元六二七年七月二日，唐朝都城长安刀光剑影，喋血百步，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宫中发动政变，杀其长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及其家属数百人，史称玄武门之变。这场政变的有关记载，我想大多数略涉史者都该耳熟能详了，但众所周知，中国的正史历来是经过再创造的，下面即对一些可供推敲的地方展开论述。首先对李建成其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历来史书所载之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站在一起，不得不让人庆幸登上帝位开创大唐盛世没有所托匪人。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黑幕，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长安（长安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并不亚于后来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唐军声威大振，顿时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使得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使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又令王世充占据的洛阳的西方成为了死路，更使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不得不顾及强大的唐军加上坚城长安的效果。），又与窦建德相持，没有让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逼近太原，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即便说李世民更善用奇兵，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也不能肯定李建成的用兵能力就比李世民差多少。因为在历史上（尤其是唐后，理由后具），在宫闱之战中败北的人即使有再经典的战例，大多也不会被详尽地记入史书，顶多说上一句“建成纳计，乃克长安”。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蒸淫父姬的罪名了，史载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可谓石破天惊的一笔。因为直接跟皇帝老爹说我哥我弟给您戴了项绿油油的帽子（而且居然能让史官知道），未免也太过滑稽，任李渊脾气再好，大概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罢。这条史载记录大半是李世民座下史官原创的吧，便保守估计，也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李建成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均以阴谋家身份出现，然而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让人怀疑他究竟是否窝里斗的料。从历史上看，弟弟的阴谋能力大多强于兄长，有姬发之于姬伯邑考、公子小白之于公子纠、胡亥之于扶苏、刘秀之于刘[丝寅]（字库无）、杨广之于杨勇为证（曹植与曹丕倒是例外，不过我不认为曹植是个野心家，欢迎讨论），大概只要有一个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弟弟，兄长的位置就要危乎其哉了。我想这大概不是偶然，身为嫡长子，总有“居安不能思危”的倾向。相反，李世民却因一句“居安思危”而瞿然动容。那么，谁会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纵横不倒也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再来看李世民其人，正史中的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谓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是忠义孝悌的道德典范，俨然内圣外王。那么李世民究竟是否真如史所载，在玄武门之变之前一直在被动忍让当中呢？从李渊晋阳起兵开始看，《资治通鉴》写：“……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正。”这一段便大有疑点，其实李渊受隋室所迫，早有反意（李渊戎马半生，官场捭阖不倒，身处乱世，自非池中物）。加之首提造反的乃是刘文静（后为李渊所杀），李世民只是鼓动者之一，且其军功至此尚半点未立，那么这个“皆汝所致”就无从说起了。而且这个“请以世民为世子”的“将佐”事迹并未载于史，殊为可疑——试想如有人慧眼如此，如何会被李世民漏掉？由此推测，“废立”之说，十有八九有如“高祖斩白蛇”“刘备靠大树”一类的“事后诸葛亮”编造出来的。另外就是和尚道士的预言了，名字尚无，便有“年二十，可济世安民”。准确程度几乎可与诺查丹玛斯相媲美，不过估计和尚可能是见了富人模样就要上去讨点欢喜钱来的，说不定还造就了多少张世民、王世民、孙世民呢。武德四年，攻打洛阳的李世民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道士的预言还是很有客观依据的：“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自是“眷言风范，无忘寤寐”。大概他便是从此才坚定了夺位建成的决心罢。同一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闲则共话古今，纵谈天下，俨然君臣气派。封德彝便注意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于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宫中、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形势便要求李世民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史载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驰射角胜，李建成将一匹劣马付于李世民，结果劣马连蹶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有四：一是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其挑马，又如何会乘上这马？二是李建成如何会在父皇面前使出这等拙劣手腕？三是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如何不识蹶弓劣马？四是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另一桩公案是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据说也是决定性的事件。史载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谋以鸩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此事捏造之嫌恐怕比上例犹有过之。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矛盾已然激化到无可收拾，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频频发生冲突，如何又有聚宴之理？即便聚宴，李世民又如何敢饮鸿门之酒？更滑稽的是，喝了鸩酒又居然不死，难道李世民内功深厚到“吐血数升”即可的地步？又或李建成一时糊涂，从黑市上买来了伪劣产品？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便是这个“吐血数斗”的李世民，两三天后在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李世民的脸上可谓浓妆艳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层脂粉，而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删略《国史》，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房玄龄等人（其实房玄龄也只是署名的主编而已，动笔者不详，盖有许敬宗、李延寿、李淳风等）。当然李建成也并非没有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担忧。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示敌以弱，出敌不意。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个，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是东宫官王[目至]（字库无），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第二则是更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的动向，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他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虽曾从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李建成为什么会信任他呢？窃以为，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的反间。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终于发生，李世民令尉迟恭、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勇士预伏玄武门内。该日早晨，李建成、李元吉上朝，途径临湖殿，发现异常，掉转马头向东走，伏兵杀出，李世民亲自射杀李建成，尉迟恭等追杀李元吉。我国历史书上幽默地写道，玄武门之变实质并非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政变，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之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而发生的尖锐斗争。（何为地主阶级？何为新兴？何为旧世族？）遍涉与玄武门之变相关的正史，仅有房玄龄等人删略的《国史》、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后来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彼。甚至在稗史里也找不到与有价值的资料，不可不叹服太宗与其史官心思之缜密，太宗平生事迹丝毫不落，头头是道“高风亮节”，字字可谓“明仁睿智”，只可惜玄武门事端略显欲盖弥彰，教后世治史者窥破些许，惜乎其哉！题目所说的“史官杰作”便是此意，自唐开始，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唐修《晋书》、《南史》、《北史》也都是群体工作，统一思想，删益由人。其实太宗所为，比起“中兴”的宋高宗（修史的秦熹）、“神武”的明太祖、“古今未有之盛世”的康雍乾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奸诈惨刻多疑好杀，未若朱元璋；心狠手辣不念骨肉，未若雍正：“清风”只识四库全书，未若乾隆。何况我唐太宗李世民开泱泱中华之大唐盛世，旺我华夏千年之骨血，这些许微瑕又算得了什么呢？！算得了。

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高祖下令召兄弟三人进宫查问。建成、元吉进宫途经玄武门时遭到李世民及秦王府精兵伏击,两人被杀,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公元626年7月2日。这天李世民率领尉迟恭等人，带了一支人马埋伏在玄武门（长安太极宫的北面正门）。不多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骑着马来了，他们都是奉李渊之命来见驾的。可是到了玄武门，他们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个熟悉的领兵将军常何不知到哪儿去了，守卫人员看起来也很陌生。正疑惑时，门官出来传话，要他们把护卫留下，只身去见李渊。 李建成一听，调转马头就往回跑。这时李世民一边高叫：“站住，别走！”一边骑马赶了过来。李建成哪里肯听，只是没命地跑，李世民眼疾手快，搭弓一箭，射死了李建成。李元吉见状，也要拉弓射李世民，但心里慌张，他拉了几次弓都没拉开。这时尉迟恭带了七十名骑兵赶到，一阵乱箭把李元吉射下马来。李元吉吓得拼命逃，又被尉迟恭一刀砍死。 李渊在宫中等着三个儿子，却听到外面乱成一片。正不知是怎么回事，尉迟恭已手持长矛带着人马涌了进来。他向李渊禀报说，李建成、李元吉阴谋作乱，已被秦王杀了，“秦王怕乱兵惊动皇上，特派我来护驾。”他又要李渊下令，让太子宫和齐王府的护卫停止抵抗。 李渊听了，大吃一惊。面对这样的形势，他只好顺势应变，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他又传位给李世民，史称唐太宗。李渊自己做“太上皇”去了。 这场流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事件。 按封建的宗法制（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李渊称帝后只能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在建立唐王朝中屡立战功、有智有勇有才干的李世民只被封为秦王。李建成因此对李世民非常不放心。他与李元吉结成同党，拉拢李渊宠爱的妃子们，让她们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李渊逐渐疏远了李世民。他们还不罢休，想进一步谋害李世民。一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去太子宫喝酒。谁知他在酒里下了毒，李世民喝了几口就腹痛呕吐。多亏陪席的李渊弟弟、淮安王李神通救护及时，李世民才保住了性命。 李世民对此一再忍让，可李建成却步步紧逼。他和李元吉又想出了挖空秦王府的主意。公元626年，突厥侵犯中原，李建成向李渊建议，让李元吉出征迎战。李渊同意了，李元吉却提出要调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恭、秦琼等一起出征，还要求把秦王府的兵马都划归他管。并有消息说，他把这些人马调去后将全部活埋，进而除掉李世民。 千钧一发、性命攸关之际，尉迟恭等人不干了，他激愤地表示：“我不能留在大王这儿，陪着挨杀！”长孙无忌等人也认为，他们不仁，我们也可不义，应该先下手把他们除掉。 在将士们的强烈要求下，李世民终于听从劝告，借李渊召见他们兄弟三人之际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由于隋朝的暴政和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经历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李世民，深深知道百姓的力量，于是，他花大力着手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 李世民善于安抚人心，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不得已杀了李建成兄弟。当他登上帝位，就追封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并下诏以王子之礼将他俩改葬。落葬之日，李世民不仅允许两宫旧部去吊唁，他还亲自参加了葬礼。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李建成手下的一个官员魏徵曾经劝说李建成谋害李世民。 李世民把魏徵找来，问道：“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关系？” 魏徵沉着地回答：“因为我那时是太子的手下，就得尽心尽力地为他着想。可惜太子没听我的话，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李世民觉得魏徵为人刚正，很有胆识，说话直率，便提拔他当谏议大夫。唐太宗还公开对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就像治毛病一样，即使治好了病，还得注意休养。现在天下太平，四方都来归服，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盛世。但我还是要谨慎行事，把太平日子保持下去，这就要多听听你们的意见。”为了稳定人心，李世民还派魏徵去山东安抚李建成旧部，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由于连年战乱，唐代初期人口损失很多。李世民大力改革府兵制度，加强武备，击败东突厥，让他们放归被抓去的中原百姓，同时他放出三千宫女，这极大地加强了人口的恢复。他又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方针，兴修水利，垦殖荒地，让百姓安心生产，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这一系列的措施十分有效，终于取得了让后世赞叹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唐代繁荣兴旺的基础。 专家提供： 回答者： 贺显华 - 高考历史 11-16 19:52 唐朝建立不久，李世民和皇太子李建成之间，就为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本来，唐朝的建立，李世民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他又网罗了尉迟敬德、秦叔宝、李靖等这些著名将领，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所以，他的势力无人能比。李建成在太原起兵之后，也统领一支军队，打过一些胜仗，虽然没有李世民那样雄厚的实力，但是，他有太子这个合法的身份，使得一大批皇亲国戚聚集在他的周围；他长期留守在关中，在京城长安一带有坚固的基础，甚至宫廷的守军(玄武门的卫队)，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还把齐王李元吉拉拢过去。总的来说，李建成和李世民是旗鼓相当。 唐高祖武德九年的一天，李世民上朝去控告李建成和李元吉，揭发他们在后宫胡作非为。高祖大吃一惊，说：“竟有这样的事”？李世民说：“不但如此，他们还几次想谋害我。如果他们得逞，儿就永远见不到父皇了！”高祖说：“你讲的事情，关系重大，明天我要亲自审问！”当天夜里，李世民调兵遣将。 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亲自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附近。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叫常何，原来是李建成的心腹，但已经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发现情况异常，立即掉转马头往东宫跑，只听有人喊：“太子、齐王，为什么不去上朝？”李元吉回头一看，正是对头李世民，他急忙取弓搭箭，一连向李世民发了三箭，都没射中。李世民对准李建成回射一箭，李建成从马上摔下来，断了气，李元吉急忙向西逃去，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了。 三弟兄火并的时候，唐高祖正带着大臣、妃子在海池中乘船游玩。忽然看见尉迟敬德匆匆赶来，高祖就问：“你来这里干什么？”尉迟敬德说：“太子、齐王叛乱，秦王恐怕惊动陛下，特派臣来护驾”。高祖大吃一惊，忙问：“太子、齐王现在何处？”尉迟敬德说：“已经被秦王杀死了”。高祖十分难过，吩咐游船靠岸，回头对裴寂等人说：“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事发生，你们看怎么办？”萧和陈说：“建成、元吉本来就没有大功，秦王功德盖世，深得人心，理该立为太子”。高祖说：“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尉迟敬德忙说：“外面还没有完全平静，请陛下降旨，要各路军队都接受秦王指挥。”高祖立即派人传旨结束了这场政变。 三天之后，唐高祖宣布立秦王为太子，国家大事，一律由太子处理。这年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当了皇帝，就是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历史上把这次政变，叫做“玄武门之变”。 我个人认为玄武门之变说明了李世民的野心很大,他哥哥也有野心!

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高祖下令召兄弟三人进宫查问。建成、元吉进宫途经玄武门时遭到李世民及秦王府精兵伏击,两人被杀,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公元626年7月2日。这天李世民率领尉迟恭等人，带了一支人马埋伏在玄武门（长安太极宫的北面正门）。不多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骑着马来了，他们都是奉李渊之命来见驾的。可是到了玄武门，他们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个熟悉的领兵将军常何不知到哪儿去了，守卫人员看起来也很陌生。正疑惑时，门官出来传话，要他们把护卫留下，只身去见李渊。 李建成一听，调转马头就往回跑。这时李世民一边高叫：“站住，别走！”一边骑马赶了过来。李建成哪里肯听，只是没命地跑，李世民眼疾手快，搭弓一箭，射死了李建成。李元吉见状，也要拉弓射李世民，但心里慌张，他拉了几次弓都没拉开。这时尉迟恭带了七十名骑兵赶到，一阵乱箭把李元吉射下马来。李元吉吓得拼命逃，又被尉迟恭一刀砍死。 李渊在宫中等着三个儿子，却听到外面乱成一片。正不知是怎么回事，尉迟恭已手持长矛带着人马涌了进来。他向李渊禀报说，李建成、李元吉阴谋作乱，已被秦王杀了，“秦王怕乱兵惊动皇上，特派我来护驾。”他又要李渊下令，让太子宫和齐王府的护卫停止抵抗。 李渊听了，大吃一惊。面对这样的形势，他只好顺势应变，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他又传位给李世民，史称唐太宗。李渊自己做“太上皇”去了。 这场流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事件。 按封建的宗法制（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李渊称帝后只能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在建立唐王朝中屡立战功、有智有勇有才干的李世民只被封为秦王。李建成因此对李世民非常不放心。他与李元吉结成同党，拉拢李渊宠爱的妃子们，让她们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李渊逐渐疏远了李世民。他们还不罢休，想进一步谋害李世民。一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去太子宫喝酒。谁知他在酒里下了毒，李世民喝了几口就腹痛呕吐。多亏陪席的李渊弟弟、淮安王李神通救护及时，李世民才保住了性命。 李世民对此一再忍让，可李建成却步步紧逼。他和李元吉又想出了挖空秦王府的主意。公元626年，突厥侵犯中原，李建成向李渊建议，让李元吉出征迎战。李渊同意了，李元吉却提出要调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恭、秦琼等一起出征，还要求把秦王府的兵马都划归他管。并有消息说，他把这些人马调去后将全部活埋，进而除掉李世民。 千钧一发、性命攸关之际，尉迟恭等人不干了，他激愤地表示：“我不能留在大王这儿，陪着挨杀！”长孙无忌等人也认为，他们不仁，我们也可不义，应该先下手把他们除掉。 在将士们的强烈要求下，李世民终于听从劝告，借李渊召见他们兄弟三人之际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由于隋朝的暴政和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经历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李世民，深深知道百姓的力量，于是，他花大力着手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 李世民善于安抚人心，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不得已杀了李建成兄弟。当他登上帝位，就追封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并下诏以王子之礼将他俩改葬。落葬之日，李世民不仅允许两宫旧部去吊唁，他还亲自参加了葬礼。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李建成手下的一个官员魏徵曾经劝说李建成谋害李世民。 李世民把魏徵找来，问道：“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关系？” 魏徵沉着地回答：“因为我那时是太子的手下，就得尽心尽力地为他着想。可惜太子没听我的话，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李世民觉得魏徵为人刚正，很有胆识，说话直率，便提拔他当谏议大夫。唐太宗还公开对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就像治毛病一样，即使治好了病，还得注意休养。现在天下太平，四方都来归服，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盛世。但我还是要谨慎行事，把太平日子保持下去，这就要多听听你们的意见。”为了稳定人心，李世民还派魏徵去山东安抚李建成旧部，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由于连年战乱，唐代初期人口损失很多。李世民大力改革府兵制度，加强武备，击败东突厥，让他们放归被抓去的中原百姓，同时他放出三千宫女，这极大地加强了人口的恢复。他又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方针，兴修水利，垦殖荒地，让百姓安心生产，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这一系列的措施十分有效，终于取得了让后世赞叹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唐代繁荣兴旺的基础。 唐高祖即位以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个人当中，数李世民功劳最大。太原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后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才取得太子的地位。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在秦王府中，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号称十八学士；武的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著名勇将。太子建成自己知道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 建成、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李世民就没有这样做。李世民平定东都之后，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宫里的珍宝，还为她们的亲戚谋官做，都被李世民拒绝了。于是，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讲秦王的短处。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 李世民多次立功，建成和元吉更加忌恨，千方百计想除掉李世民。 有一次，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世民喝了几盅，忽然感到肚子痛。别人把他扶回家里，他一阵疼痛，竟呕出血来。李世民心里明白，一定是建成在酒里下了毒，赶快请医服药，总算慢慢好了。 建成、元吉想害李世民，但是又怕世民手下勇将多，真的动起手来，占不到便宜，就想先把这些勇将收买过来。 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 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了。 建成受到尉迟敬德的拒绝，气得要命。当天夜里，元吉派了个刺客到尉迟敬德家去行刺。尉迟敬德早就料到建成他们不会放过他。一到晚上，故意把大门打开。刺客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偷看，只见尉迟敬德斜靠在床上，身边放着长矛。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怕他早有防备，没敢动手，偷偷地溜回去了。 建成、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时候，突厥进犯中原，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帅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元吉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杀害世民。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了李世民。世民感到形势紧急，连忙找他舅子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两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说：“兄弟互相残杀，总不是件体面的事。还是等他们动了手，我们再来对付他们。”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说如果世民再不动手，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就下了决心。 当天夜里，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诉说太子跟元吉怎么谋害他。唐高祖答应等明天一早，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由他亲自查问。 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建成、元吉进宫。 没多久，建成、元吉骑着马朝玄武门来了，他们到了玄武门边，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心里犯了疑。两人拨转马头，准备回去。 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着马赶了出来，高喊说：“殿下，别走！” 元吉转过身来，拿起身边的弓箭，就想射杀世民，但是心里一慌张，连弓弦都拉不开来。李世民眼明手快，射出一支箭，把建成先射死了；紧接着，尉迟敬德带了七十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尉迟敬德一箭，把元吉也射下马来。 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全部出动，猛攻秦王府的兵士。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进宫。 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见，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吁吁地冲进宫来，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 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宰相萧瑀等说：“建成、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就没事了。” 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了，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建成、元吉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给秦王，自己做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

626年7月2日 玄武门之变 唐朝建立不久，李世民和皇太子李建成之间，就为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本来，唐朝的建立，李世民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他又网罗了尉迟敬德、秦叔宝、李靖等这些著名将领，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所以，他的势力无人能比。李建成在太原起兵之后，也统领一支军队，打过一些胜仗，虽然没有李世民那样雄厚的实力，但是，他有太子这个合法的身份，使得一大批皇亲国戚聚集在他的周围；他长期留守在关中，在京城长安一带有坚固的基础，甚至宫廷的守军(玄武门的卫队)，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还把齐王李元吉拉拢过去。总的来说，李建成和李世民是旗鼓相当。 唐高祖武德九年的一天，李世民上朝去控告李建成和李元吉，揭发他们在后宫胡作非为。高祖大吃一惊，说：“竟有这样的事”？李世民说：“不但如此，他们还几次想谋害我。如果他们得逞，儿就永远见不到父皇了！”高祖说：“你讲的事情，关系重大，明天我要亲自审问！”当天夜里，李世民调兵遣将。 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亲自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附近。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叫常何，原来是李建成的心腹，但已经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发现情况异常，立即掉转马头往东宫跑，只听有人喊：“太子、齐王，为什么不去上朝？”李元吉回头一看，正是对头李世民，他急忙取弓搭箭，一连向李世民发了三箭，都没射中。李世民对准李建成回射一箭，李建成从马上摔下来，断了气，李元吉急忙向西逃去，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了。 三弟兄火并的时候，唐高祖正带着大臣、妃子在海池中乘船游玩。忽然看见尉迟敬德匆匆赶来，高祖就问：“你来这里干什么？”尉迟敬德说：“太子、齐王叛乱，秦王恐怕惊动陛下，特派臣来护驾”。高祖大吃一惊，忙问：“太子、齐王现在何处？”尉迟敬德说：“已经被秦王杀死了”。高祖十分难过，吩咐游船靠岸，回头对裴寂等人说：“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事发生，你们看怎么办？”萧和陈说：“建成、元吉本来就没有大功，秦王功德盖世，深得人心，理该立为太子”。高祖说：“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尉迟敬德忙说：“外面还没有完全平静，请陛下降旨，要各路军队都接受秦王指挥。”高祖立即派人传旨结束了这场政变。 三天之后，唐高祖宣布立秦王为太子，国家大事，一律由太子处理。这年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当了皇帝，就是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历史上把这次政变，叫做“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即位以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个人当中，数李世民功劳最大。太原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后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才取得太子的地位。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在秦王府中，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号称十八学士；武的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著名勇将。太子建成自己知道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 建成、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李世民就没有这样做。李世民平定东都之后，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宫里的珍宝，还为她们的亲戚谋官做，都被李世民拒绝了。于是，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讲秦王的短处。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 李世民多次立功，建成和元吉更加忌恨，千方百计想除掉李世民。 有一次，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世民喝了几盅，忽然感到肚子痛。别人把他扶回家里，他一阵疼痛，竟呕出血来。李世民心里明白，一定是建成在酒里下了毒，赶快请医服药，总算慢慢好了。 建成、元吉想害李世民，但是又怕世民手下勇将多，真的动起手来，占不到便宜，就想先把这些勇将收买过来。 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 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了。 建成受到尉迟敬德的拒绝，气得要命。当天夜里，元吉派了个刺客到尉迟敬德家去行刺。尉迟敬德早就料到建成他们不会放过他。一到晚上，故意把大门打开。刺客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偷看，只见尉迟敬德斜靠在床上，身边放着长矛。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怕他早有防备，没敢动手，偷偷地溜回去了。 建成、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那时候，突厥进犯中原，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帅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元吉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杀害世民。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了李世民。世民感到形势紧急，连忙找他舅子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两人都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说：“兄弟互相残杀，总不是件体面的事。还是等他们动了手，我们再来对付他们。”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说如果世民再不动手，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就下了决心。 当天夜里，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诉说太子跟元吉怎么谋害他。唐高祖答应等明天一早，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由他亲自查问。 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建成、元吉进宫。 没多久，建成、元吉骑着马朝玄武门来了，他们到了玄武门边，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心里犯了疑。两人拨转马头，准备回去。 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着马赶了出来，高喊说：“殿下，别走！” 元吉转过身来，拿起身边的弓箭，就想射杀世民，但是心里一慌张，连弓弦都拉不开来。李世民眼明手快，射出一支箭，把建成先射死了；紧接着，尉迟敬德带了七十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尉迟敬德一箭，把元吉也射下马来。 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全部出动，猛攻秦王府的兵士。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一面派尉迟敬德进宫。 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见，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吁吁地冲进宫来，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 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宰相萧瑀等说：“建成、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就没事了。” 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了，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建成、元吉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唐高祖让位给秦王，自己做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首先，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以其亲信重臣房玄龄为代表的一批文史馆官员奉命删略〈国史〉，编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其字里行间对建成、元吉多有贬低之词。所谓‘语多微文’（宋代史学家评〈国史〉等书时原话）。而新旧〈唐书〉都是在〈国史〉的基础上增添、删减而成。所以，新旧〈唐书〉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可信度和真实性实在值得我们斟酌。 其次，李建成真的如大家所想的那样无能吗？通过新旧〈唐书〉和以后的〈资政通鉴〉我们可以了解到李建成虽然没有其弟李世民那样战功赫赫、声名远播，但其本身也算是一位有才干的政治人物，加之在‘良禽择木而息、豪杰择主而侍’的动乱年代，李建成可以使如魏征、王圭等当时豪杰在其麾下效命，其本身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也必须到达一定的高度才行。因此，我认为李建成决不会像历朝历代所说的那样无能昏庸。 在李建成、李元吉的罪状当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武德九年，李世民向李渊‘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在建成太子之位非常巩固的时期，李世民没有确实的证据，焉敢在李渊面前打建成的小报告？退一步说，如果李世民所言属实，李渊在这等有关国家继承人道德有亏的大问题上又怎可能不大查特查？连宋代主编〈资政通鉴〉的司马光都说‘宫禁深秘，莫能明也’。小弟认为这很可能是后来的史臣恶意中伤建成，因为自古在中国‘以蒸父姬’这种罪名最容易搞臭失败者。 另外，很多史书都记载李渊在晋阳起兵时曾提出立李世民为太子：“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乃止。”（〈资〉卷190，武德五年十一日）这段史实小弟认为伪造痕迹很浓，小弟查遍了旧〈唐书〉都没看见当时有人请立李世民为太子。要是真的有这事，那这些人就是忠臣义士，有拥立明君的大功。怎么可能不在史书上大书特书？ SAS兄认为是刘仁静，我却认为刘仁静未必有这个胆子，况且真是刘仁静，李世民登基后为何不大肆表彰刘仁静这一“历史功绩”？李世民也未必会“固辞”，而至于先“尚书令”而后“太子”更像是李渊对李世民做出的补偿。正因为李渊决定立李建成为太子为了弥补李世民在李渊起兵前后的功绩而做出这一决定。 毕竟李渊是亲眼目睹了隋朝因废长立幼二世而忘的，李渊作为一个比较有政治头脑的领袖不大可能重复隋文帝的错误。 其实，李世民早在很久以前就有夺嫡称帝的野心。武德四年平定王世充时，李世民就和亲信房玄龄拜访了一名叫远知的道士。远知对李世民说，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攻下洛阳以后，李世民又设天策府，广招天下豪杰猛将；创建文史馆，招揽天下文人贤士；空余时间便和这些文臣武将商论古籍、纵论前朝得失，俨然一副小朝廷的样子。要是李世民没有野心，他何必搞这么多事来招太子和皇帝的忌讳？他难道不知道，这样搞会引起建成的反感？在中国历朝历代如果没有野心哪个皇子敢招皇帝、太子的忌？ 后世史学家往往说建成、元吉二人先下手谋害李世民在先，李世民不过为求自保才发动政变。我认为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在建成二人谋害李世民的诸多证据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毒酒、劣马’两件了。小弟认为就这两件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毒酒事件：武德九年六月，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招李世民到东宫喝酒，准备用毒酒暗害李世民。结果：‘秦王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扶秦王归西宫’。这件事从唐朝以来，一直是建成谋害李世民的主要证据。但请大家仔细想想：1、这件事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而‘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同年同月的初四。如果李世民中毒吐血，按常理来说，血都吐了几升了，至少要卧床休息一个月吧，就算不休息也该全身无力好几天。可是时隔2、3天后的‘玄武门之变’中为什么李世民能力挽强弓，弑兄杀弟？2、当时建成与世民势如水火，李世民又怎敢到东宫和建成喝酒？3、建成既然要毒杀李世民，又岂有毒不死的道理；即使没毒死李世民，又怎能让李世民安然回去？ 其次，劣马：有一次李世民与建成打猎，建成将一匹劣马拿给李世民骑。结果劣马将李世民撅下马背三次，最后，李世民察觉了建成不怀好意，马上换了坐骑，这才幸免于难。这件事，我敢肯定纯属捏造。1、李世民东征西讨，转战天下，怎么可能连马的优劣都看不出？2、即或是当时没看出来，劣马将李世民第一次撅下马背后，李世民就应该换马，何必等三次？他不像脑筋有问题的呀。3、李世民既然和建成不和，又怎可能骑建成所赐的马？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次子李世民出力不少，但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遂拉拢四弟李元吉共同对付李世民。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626年（武德九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皇宫的玄武门设下埋伏，射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消灭了自己的对手，史称“玄武门之变”。此后不久，李渊就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的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在贞观年间，唐朝开始强大起来。论“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是在唐统一全国后，通过“玄武门之变”而夺取帝位的。 近现代学者对玄武门之变从道德、或对以后历史的影响、或对玄武门的地理位置考据等角度出发进行论述，颇多腐儒之言，如王夫之说： “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要知道当时形危势格，所有参与事件的人物皆命悬一线，内心的道德谴责与生死存亡比较起来是显得微不足道的。 我从来不支持用道德问题代替实际操作的技术问题，所以，此篇玄武门之变的论述，希望以此为原则与大家进行交流： 第一、关于玄武门事件操作者的实际人数：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赐实封一千户。”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 从这两条可看出：杀建成、元吉时的实际操作人数应该在八十一人左右，这个数字包括唐太宗在内（如不是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人数就是十人之内）。事实上，当时的唐太宗是很凶险的，他不致丧命只是一些偶然性起作用。 “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如果敬德来迟，历史将没有唐太宗。从李世民要亲自参与厮杀，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人数的少。 我们再来看其他典籍： 《资治通鉴第191卷》：“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 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 从以上两条，皆可支持实际操作人数在八十几人的说法，很明显，这更像一次刺杀，不象一次战斗。 我们来对此进行考究：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 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门，锐甚，公谨独闭关拒之。以功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实封一千户。”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其宫府诸将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于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 《资治通鉴第191卷》：“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俊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 从这些可以看出：当建成、元吉被杀死之后，其宫府兵立攻玄武门，并杀守将。从“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 ”可知，君弘 是关键人物，杀了他，足以报太子矣。为何君弘如此遭东宫府兵之痛恨，因为他也是凶手之一，只不过，他是一个没有动手（杀建成、元吉时）的凶手。 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言：“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唐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权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之故也。” 由此可得结论：这是一场集体谋杀案，不止是谋杀的实际进行者，连同所有的旁观者都是凶手。玄武门的驻军既是旁观者，也是杀害建成、元吉的凶手，当然包括战死的屯营将军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 “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不得入”，虽张公谨多力，但从“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来看，守门的兵马中归顺秦王的人也不少，应接近东宫、齐府的兵力（二千人），方能抵挡当时被复仇的怒火焚烧的心情激动的东宫、齐府死士犹其是英勇悲奋的薛万彻。要知道薛万彻是唐的一代名将，从灭窦建德到以后的灭薛延陀，征高丽等，其英勇是不容置疑的。《旧唐书·薛万彻列传》称其“筹深行阵，勇冠戎夷”。 所以当我们计算这场事变的实际操作者的人时，我们就有完全的理由肯定，不止八十几个人了，而是八十几个人加上玄武门归顺秦王的能抵挡两千人进攻的守军的人数。这样计算起来，人数就可能上千了。正是有这么多人的参与，李世民才胆敢发动这起事变。 第二、关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关于玄武门之变进行论述上所存在的问题。 1、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在引述《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时，《旧唐书》错当为《新唐书》，作为一个大学者，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而作为后人，这么久也没人为他指出，更不应该，不严谨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 2、陈寅恪在巴黎图书馆见到李义府撰的常何墓志铭，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是的，这常何墓志铭的最后一句写得很清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九年毫无疑问是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 陈寅恪认为常何当时任屯守玄武门之职，并说他是为李世民所利诱而转戈参与戮杀建成。但我在此想列出以下的疑点： ⑴李义府撰常何碑所言：“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四上》:“唐亲卫、勋卫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翊卫置车骑将军。武德七年,改骠骑将军为中郎将,车骑将军皆为郎将,分左右。” 《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四·上》:“左右监门卫有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 可确认：玄武门之变前，常何的官职是中郎将。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载：“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 可见李世民登基五年后，常何的官职还是一成不变的中郎将 ，若作为当时在李世民最凶险和至关重要的一役给他以帮助的人，李世民作为一个赏罚分明的君主，绝对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论功行赏。 事实上，李世民在贞观五年，赐给常何帛三百段，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三“帝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唐太宗命百僚上书言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事皆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个武夫，不通文墨，何至有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答， "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见马周，未至间，遣使催促者四。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至中书令。而常何也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老实话推荐了一个人，就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帛三百段），可想而知，如果常何真为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唐太宗会如何对他进行封赏？唯一的可能就是常何根本没有参加当日的玄武门之变。 ⑵如果常何真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而《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也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记载的。根本无须陈先生从一个墓志铭上寻找蛛丝马迹。 ⑶此墓碑出自李义府之手，观李义府一生之卑劣所为，此人之言绝不可信，所以常何碑的可信程度也值得怀疑。《旧唐书·李义府传》：“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显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有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像这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作奸犯科，没有诚信的人，为何我们偏偏不信正史而去相信他呢？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笑里藏刀的成语就是来自李义府本人原型。 综上所述，常何碑所载不可信，陈寅恪的观点无法成立。

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即使在他投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所创造的楚辞体经久不衰，永垂史册。但是对于他投江而死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屈原之死重于泰山；有人则认为屈原之死轻如鸿毛。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认识人的价值。在我认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随后，李渊诏立世民为皇太子，下令军国庶事无论大小悉听皇太子处置。不久之后李世民即位，年号贞观。起因617年，李渊在李世民支持下在太原起兵反隋并很快占领长安。618年，隋炀帝被杀之后，李渊建立唐朝，并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据说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是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要把握住秦王的兵马，然后趁机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在危急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经过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向李渊告发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阴谋，李渊决定次日询问二人。李建成获知阴谋败露，决定先入皇宫，逼李渊表态。在宫城北门玄武门执行禁卫总领常何本是太子亲信，却被李世民策反。六月四日（庚申），秦王亲自带100多人埋伏在玄武门内。李建成和李元吉一同入朝，待走到临湖殿，发觉不对头，急忙拔马往回跑。李世民带领伏兵从后面喊杀而来。李元吉情急之下向李世民连射三箭，无一射中。李世民一箭就射死李建成，尉迟恭也射死李元吉。东宫的部将得到消息前来报仇，和秦王的部队在玄武门外发生激烈战斗，尉迟敬德将二人的头割下示众，李建成的兵马才不得已散去。之后，李世民跪见父亲，将事情经过上奏。3天后（癸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2个月后（八月...癸亥，诏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租调二年，自馀给复一年。），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参见《旧唐书》卷六四《李建成传》： “六月三日，〔李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 ……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