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法律毕业论文

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初探”（之一）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下称《准则》），对于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既是一个独立的警种，又是人民法院内部的一个部门；它既要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又要完成自己的业务工作和业务训练；既要接触案件当事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又要为法院内部其他人员服务。因此，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与法官职业道德，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具体内容上的区别。 当前，人民法院加大改革步伐，致力于建设一支精英化、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新的形势对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建设，对于维护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有哪些基本要求呢？根据司法警察自身职业特点，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应有以下5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一、忠于职守、服务审判、公正执法 司法警察是人民法院组织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是法官和其他法院干部所不可替代的。司法警察应当热爱这个职业，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严格职业操守。司法警察还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这就要求每个司法警察必须具备不怕艰险、勇于献身的精神。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基本职责，是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审判应作为法警工作的指导思想，体现在职业道德规范中，司法警察应当具有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司法警察职业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依法执行各项警务，从事执法活动，公平和正义应当成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理念。忠实于宪法和法律，维护司法机关的公正和权威，既是司法警察的职责要求，也是其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二、规范执勤、保障诉讼、注重效率 司法警察的警务工作主要是提押、值庭、临时看管、送达诉讼文书、执行死刑和协助民事执行等，这些工作大多是依照有关程序法的规定，进行规范性的操作。因此，司法警察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素质，熟悉与警务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并使之形成一种职业修养和职业习惯。司法警察没有裁判权和决定权，在履行职务中往往是根据法官的指令行事，为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司法警察应充分尊重法官对案件的裁判和决定权，不得随意发表对案件处理的看法，更不得泄露具体案情。同时，应注意在诉讼程序上与法官协调配合，完成送达、提押、值庭、执行等工作，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注重效率，按照程序法的规定和法官安排，及时、有效、审慎、适当地完成保障工作。 三、严明纪律、服从指挥、团结协作 这一基本要求是司法警察职业特点决定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实行单独序列、编队管理、双重领导，其组织管理和职务行为，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军事化并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而且还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不确定的突发情况。所以，严明纪律、服从指挥、团结协作对于司法警察来说尤其重要，这是司法警察履行特定职责的必然要求。这一基本要求体现在职业道德上，就必须有高度的依法办事意识和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特别是执行重要警务或者遇到重大情况，必须听从指挥，不可擅自行事；在处置突发性事件中，要注意协调配合，发扬团队精神。 四、注重仪表、文明礼貌、方便群众 司法警察是一种面对社会公众的职业，其职业活动反映人民法院的作风形象，也体现了司法警察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准。司法警察在日常警务活动中，要与案件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群众打交道，有时甚至会遇到一些很难处理的棘手问题。因此，司法警察在执勤中，要注意警容严整，按照规定着装并佩戴警种、警号、警衔标志，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仪表端庄、举止文明；接待旁听人员和来访群众时应谦虚热情、慎重处事，防止简单粗暴、推诿搪塞、敷衍了事；即使遇到一些不讲道理、不听劝阻的人和事，也要态度冷静，保持有理有节，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司法警察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必须按照司法理念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充分尊重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的诉权，并保障其人权，以维护人民法院公正、文明的形象。 五、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清正廉洁 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司法警察应当像法官一样清正廉洁，在行使职务活动中必须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自觉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腐蚀，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约束机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职业实践活动中，通过道德评价、道德规范、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道德监督等途径建立起来的。要使司法警察队伍真正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约束机制，还需要研究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自我修养和制度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和问题。 职业道德的教育和监督，是形成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外部条件；职业道德的自我修养，是形成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内在动力。为了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最高法院要求全国法院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项主题教育。在司法警察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是加强法警队伍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教育的内容，要以《准则》为基本依据，并突出法警工作的特点，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从当前法警队伍职业道德现状看，应重点抓好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理念、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风范教育。 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形成，还需要实施有效的监督。要把职业道德教育与目标管理考核结合起来。在对司法警察进行目标管理考核中，应增加“职业道德”的项目，并把这一内容放在重要位置，使之制度化、经常化，从而建立全面、系统的司法警察职业道德考核监督机制。 [毕业论文]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初探”（之二）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准则》不仅是法官职业道德的操守和规范，也是全体法院干部包括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参照标准。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是为人民法院以审判为中心的各项工 作提供服务和保障的一个重要部门，司法警察的性质和所担负的任务，决定其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准则》第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的行政人员和法警，参照执行本准则的有关规定”。本文结合法警工作特点和《准则》基本要求，对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有关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 大家知道，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由于一定的职业要求和职业关系，在长期职业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并为业内人员普遍遵守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在我国，司法警察是现行人民警察序列中一个独立的警种，是国家司法机关担负特定任务的警察。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任务，是通过行使职权，预防、制止和惩治妨碍审判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审判秩序，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是司法警察的职业性质和职责任务决定的，属于国家司法人员职业道德体系。因此，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除应当具有公民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的共性要求外，还应体现出司法警察在职业道德上独具的特征： 1、司法警察职业道德与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质上的共同性。警察职业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较之其他职业活动，有着特殊的社会职能，即执行国家强制和保障人民民主这两个最基本的社会职能。这种特殊性，要求人民警察必须遵守一些特殊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具有特殊的道德品质。人民警察是带有武装性质的国家组织，担负着社会公共安全管理职能，具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中统一的活动方式，在履行职务中经常面临着比其他职业更为危险的考验，这就要求人民警察具有英勇顽强、无私无畏、反应快速、令行禁止、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等品德。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要履行提押、值庭、临时看管、送达、执行死刑和协助民事执行、安全保卫、处理突发事件等职责，其职业活动与人民警察的职业活动有着共同的性质。这就要求司法警察具有人民警察的基本素质，能够承受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具备超乎一般人的吃苦精神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体现在职业道德上，对于司法警察来说，也就有不同于其他职业人员的特殊要求。

我国森林公安的历史发展 摘要]从林业发展史上看，森林警察的职能在古代是由山虞、林衡来执掌的。现代意义上的森林警察，可 以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称为“山林警察”。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极为重视，根据林 业行政管理体制特点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实际需要设置了林区森林公安机构，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跨入21世纪 以来，森林公安得到较大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对森林公安和林 业检法队伍的关心和爱护。 [关键词]森林公安发展历史 一、中国古代森林警察的职能机构 森林是人类的摇篮，人类就是从大森林中繁衍进化而 来的。至今，森林仍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从林业发展史上看，森林警察的职能在古代是由山虞、 林衡来执掌的。中华民国《警察行政》一书，干脆就以此断 言，林衡、山虞为森林警察，这个结论虽值得商榷，但认为 其为林务官员是毫无疑问的。森林警察职能由其执掌也是顺 理成章的事。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古代人类社会分工并不明 确，各种职能集一身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即使在中国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也长期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军事和行政合 一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又长期实行军警不分、政警不分 的制度。因此，就其警察职能和具有这种职能的机构来说， 可以追溯到阶级形成和国家产生的最初时期，尽管它有别于 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二、民国时期“森林警察”之雏形 现代意义上的森林警察，可以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 当时称为“山林警察”。事实上，更早一点，在民国建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把植树造林、恢复森林作为立国 之本，拟定“森林与建国”六项任务：（1）森林与民生；（2） 建造森林；（3）开发森林；（4）森林行政；（5）山林测量； （6）森林与建设。提出：“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 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实业部，下设农务司管林业行政，后分设农林部，下设山林 司主管。 1912年首颁《林政纲要》11条，其中规定无主山林定 为国有经营，限制滥伐私伐，设山林警察，奖励民地造林， 有山林的省份设林务官及林政机关，提倡经营造林保林等政 务。 1914年11月和1930年先后由农商部与国民政府颁布 《森林法》，分别为6章32条和7章77条，相继制定《森 林法施行细则》。同时制定颁布《狩猎法》与《狩猎法施行 细则》。为保护森林资源，维护林区治安秩序提供法律依据。 1915年7月7日，孝丰县知事因创办山林警察所、制 定周密的警章条文、保护山林工作成效显著受到浙江巡按使 公署的表彰。1919年，省警察厅下令改山林警察所为森林 警察队，属县警察局管辖，编制42人，配有武器，设巡官 1人（后改名队长），由邑绅推荐。森林警察轮流驻在竹林 大年地区，巡山护林。安吉县也设森林警察，分驻在云野公 司及桃南、桃北、三港林业合作社，巡山护林。同时，山主 还雇看山人员，分片管山。一旦发生挖笋、砍竹、伐木事件， 看山人员即报告森林警察处理。 1916年（民国五年）由江苏省教育团体出资经营的江 苏教育团公有林（后改称为江苏省教育林）。该团体经巡按 使将组织情形呈报大总统比准，并报内务、财政、教育、农 商各部备案。该团体在《组织大纲》中提出“关于公有林之 保护，得酌设森林警察”。 1924年（民国十三年）8月22日，内务部警政司答复 “湖北省警务处函询山林警察是否订有专章”一文记载“因 查森林警察条例早经本部与农商部从事会商，目下尚未定 完。在此项条例未经公布以前，自可比照矿业警察之例，仍 属警务处主管，会同实业厅办理其关于选募巡警之资格及服 务身份应一律同函复湖北省警务处查照”。湖北省是中国近 代最早建立警察的省份，其询问“各省外县拟请等设之森林 警察其统系应属于何处，关于选募巡警之资格，暨服务身份 与普遍行政警察一律统希详复等”，说明当时各地方自行建 立森林警察已经比较普遍了。 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内政部鉴于森林警察职能非普 通警察所能代替，有必要专设森林警察。于是，1929年（民 国十八年）9月2日至7日，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召开林政 会议，通过林政司拟请中央设立森林警察训练所案——由农 矿部主持办理的决议案。1929年11月在会同农矿部筹设渔 业警察的同时，商请农矿部共同制定森林警察各项规章，但 被农矿部以当时森林法尚未经立法院审议公布，拟订森林警 察规程无所依据为由予以搁置。 1930年7月7日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根据实际需要先 行组建设置了自办的森林警察。中华民国的警察讲义一类书 也是认定森林警察建于7月7日。森林警察成立后单独列编， 并专设训练员1人。后来因为经费困难，改由该局技术课员 与各林场管理员兼管。该森林警察经费由林区管理局经常费 项下开支，有长警70名、步枪25支，分驻于下属各林场， 由林区管理局技术课课员及各林场管理员兼管，担任森林保 护任务。农矿部改为实业部后，森林警察事务转为实业部林 垦署掌管。 1943年2月15日，当时的南京政府行政院公布施行了 《森林警察规程》，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森林警察机构 设置办法、人员及装备。当时的森林警察的职责有以下几种 [1]： （一）维护林区的日常管理 主要是验狩猎、采伐、割草、引火等证书及其他护林 事务。 （二）维护林区治安秩序 保护林业工作人员，预防和侦缉森林犯罪，处理扰乱 林区、林场秩序或妨害森林作业的事件。 （三）保护森林资源 防止人畜残害或盗伐森林，预防和处理森林的各种气 象灾害，防治森林病虫害，预防及扑灭森林火患。 森林警察对在林区、林场内发生的普通违警案件，除 地方警察机关委托或命令之外，应移送当地警察机关或乡镇 后处理。遇紧急情况时可在辖区外逮捕森林罪犯，但应立即 移送当地司法机关或治安主管机关依法处理。必要时也可报 请附近地方警察或民团、军队等协助维持治安秩序。 根据当时的《森林警察规程》，森林警察的设置完全实 行自愿原则，由呈请人自愿提出申请，写明森林所有权人名 称，森林所在地面积及林区界限，业务概况及工人人数，所 需森林警察或驻卫警察名额及枪支弹药情况。根据森林所有 权不同，当时森林警察的配置及任免程序也不同。 国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由该森林主管机关或受 委托的管理机关分呈内政部和农林部核准设置，两部核准11 后，致函该国有林所在地省政府并转告有关县政府。 公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则由该森林主管机关呈 请省政府核准，省政府核准后报内政、农林两部并通知公有 林所在地县政府。私有林，如需设置森林警察应由该森林所 有人向森林所在地警察机关或县政府申请派遣驻守警察，警 察机关或县政府批准并派遣后，报省警察主管机关和省林业 主管机关会呈内政、农林两部备案。森林警察受林业主管部 门的监督的指挥，其所需经费由各森林主管机关或私有林所 有者支出。国有林的森林警察官由农林部会同内政部任免， 公有林及私有林的森林警察官由省政府任免并分报内政、农 林两部备案。 三、新中国成立后森林公安机关的设置 建国后，国家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极为重视，根据 林业行政管理体制特点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实际需要设置了 林区森林公安机构，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新中国森林公 安机关的建立和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2]： （一）第一个阶段是初创阶段（1947-1966） 1951年1月12日，为加强保护国家森林及林业生产设 备，严防敌特破坏与火灾发生，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签署 了《关于建立森林公安机关的决定》（东政公字第2号），在 森林工业总局所属的各森林工业管理局（即松江、伊春、牡 丹江、吉林、辽东、黑龙江6个管理局）下设森林公安处。 其在业务上受所在各该省省公安厅领导，在行政及日常工作 上受各该森林工业管理局领导。其业务范围为：（1）组织与 教育员工进行护林防火、防奸、防匪等工作。（2）调查与检 举敌特及反革命破坏分子。（3）研究与指导护林与防火等工 作。（4）协助行政上指导与教育森林警卫队。决定还对森林 公安处的内部机构及下属机构设置、职能、人员、编制、待 遇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这是1949年后，全国第一部由地 方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森林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件。1953年6 月，经政务院批准，在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林区的国营林 业局设立了林业公安局。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清匪反霸，肃反 肃特，保障林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5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我国有限的 森林资源遭到一次极大破坏。60年代初期，国家调整政策， 采取了许多保护森林资源的措施，使林业公安机关获得了长 足的发展。国家从法律和政策上明确了东北国有林区的林业 公安机关的职责、权限，从多项投入上加强林业公安队伍建 设。60年代初，南方林区也相继建立了林业公安派出所。 其中，浙江、江西、广西、湖北等7省、自治区共有林业公 安民警500多人，设立派出所129个。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 资源及安全保卫工作得到加强。这样，在全国南北方的重点 林区中，都有了一定规模的林业公安队伍，保护森林和野生 动植物资源已成为林业公安机关的重要使命，由于地处深山 老林，“一人一马一杆枪，防奸反特打豺狼”，是当时森林 公安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业公安工作随着全国公、检、法 机构被冲击处于瘫痪状态，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陷入困境。 （三）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森林公安恢复和 发展阶段（1976—1998年） 直至1976年结束了十年动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胜利召开，经过拨乱反正，林业公安工作得到了恢复 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林业发展的新形势和强 化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新要求，政府在林业建设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依法治林开始提上历史日程。 1979年1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乱砍乱 伐的通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林区派出所，保护森林，维 护林区治安。1979年2月2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试行）第9条第2款规定：“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在重点林区设立公安局、派出所，配备 森林警察，加强治安，保护森林。”这是建国以来由国家最 高权力机关颁布的关于森林资源保护的第一部法律。 1980年12月林业部、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发出《关于在重点林区建立与健全林业公安、检察、 法院组织机构的通知》，要求在重点林区组织建立与健全林 业公安机构，在国有林业局、检材水运局设立林业公安局； 在森林资源比较多的省、地（市）、县设立林业公安处或林 业公安科、股；在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场建立林业公安局或派 出所。 198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保护森 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1981］25号）文件中 明确指出，林区要抓紧建立与健全林业公安机构。1982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 急通知》明确指出，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分子情节严 重的和对包庇、支持、怂恿破坏森林资源的领导干部构成犯 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到1983年6月底，全国林业公安队伍已覆盖25个省、 自治区。其中14个省区建立了林业公安局（处），大面积国 有林区建立了149个林业公安局，163个地、县建立了林业 公安科（股），林业派出所1 730个，民警17 000余人。 1984年9月公布的《森林法》，确定了保护森林、发展 林业的法律地位，对盗伐、滥伐和其他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 行为适用法律条款作了详细规定。1984年国务院批准林业 部、公安部《关于解决林业公安体制问题的请示》（林发政 〔106〕号），同年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林业公安体制问题 的通知》（劳人编1984〔70〕号），同意林业部设立林业公 安局，列入公安部序列，实行双重领导，该局所需编制，在 林业部机关行政编制内调剂解决。同意地方林业公安机构列 入国家公安系列，武装森林警察列入人民武装警察序列，实 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体制。林业干警工资标准、着装、 武器装备等，分别执行国家公安干警和人民武装警察的统一 规定。人员编制、经费开支仍由林业部门承担，县以上林业 公安编制在各级林业部门编制中解决，国营林业企业、事业 单位的林业公安机构和林区派出所的编制分别列入企业、事 业编制。1984年8月公安部发出《关于将林业公安局编入 公安部序列的通知》〔（84）公（政治）字48号〕，将林业公 安局编入公安部序列，为十六局，11月林业部公安局正式 建立。 1985年10月公安部和林业部在昆明联合召开了有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林业（农林）厅（局） 长参加的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1986年1月两部又联合 发出《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纪要》（林安字〔1986〕1号）， 《纪要》具体规定了（1）林业公安的任务；（2）林业公安 机关的性质、职责权限和管辖范围；（3）林业公安机关的管 理体制；（4）林业公安机关的经费和装备；（5）加强林业公 安队伍的建设5个方面的内容，明确了保护森林资源是林业 公安工作的首要任务，再次明确林业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的 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派驻林区保卫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 区社会治安的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原则上行使同级地 方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限。由此可以看出，森林公安工作包 括森林公安队伍管理、机构建设、维护国有林区的社会治安 秩序、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预防 和扑救森林火灾等内容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执法力 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国家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 各级林业公安机关迅速传达贯彻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保 护森林资源上来，极大地推动了森林公安事业的发展。 为加强林业公安保卫工作，1986年1月10日，林业部、 公安部联合发出《全国林业公安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 林业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的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派驻林区 保卫森林资源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的武装性质的治安行 政力量，原则与行使同级地方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限。 1987年6月30日，针对长期存在的林木超量采伐仍难 以控制，森林资源持续下降。乱砍滥伐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一些国营林场和自然保护区的林木，也遭到盗伐哄抢。造成 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林业改革中某些具体政策失调 和存在漏洞，林政和资源管理不严，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为了坚决煞住这股歪风，进一步从政策和制度上堵塞漏洞， 严格加强森林资源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 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的指示》， 由于哄抢林木事件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也促使国家对森林 公安队伍建设的不断重视。 1992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衔条例》和《国务院批转公安 部〈评定授予人民警察警衔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发［1992］ 49号）规定，“评定授予警衔的人员，必须是属于人民警察 建制的在编在职的人民警察”“各级公安部门（包括公安部 门设立在铁道、交通、民航、林业部门的公安机构）”，林业 公安才真正在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使林业公安真正成为国 家公安的组织部分。 森林公安干警按规定评定了警衔。森林公安警察干部 管理，按人民警察法规定和公安部的要求进行。各级森林公 安机关的领导干部，由所在单位林业部门推荐，征求同级公 安部门意见后，报经上级森林公安机关同意，按干部管理权 限，由干部管理部门办理任免手续。森林公安民警的调入， 原则上要从公安警察院校毕业学生中分配调入，若从其他部 门调入，必须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经过严格的考试和考 核；地（市）以下，必须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公安 处（局）审核同意后，再由所在地的人事部门办理调入手续。 1992年7月1日起，我国人民警察实行警衔制。凡森 林公安人民警察，警司、警员警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森林公安处（局）审核，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审批， 公安局长任命；警督警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森林公 安处（局）申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审核，报公安部审 批，公安部部长任命；三级警监，由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申报，公安部审核，警衔领导小组审批，公安部部长任命； 二级警监以上警衔，由公安部申报，警衔领导小组审核，由 国务院总理任命。 （四）第四阶段，1999年至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化 建设阶段 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 中的第十条规定：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依照国家有 关规定在林区设立的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维护辖区社会治安 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在国 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范围内，代行本法第三十九条、第 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这 一规定，既明确了森林公安机关的法律地位，又明确了森林 公安机关的职责，也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以保护森林 和野生动物资源为己任的原“林业公安”的称呼，即“森林 公安”。因此，随后的“林业公安机关”将按照法律的规定， 统一改称为:“森林公安机关”，森林公安机关迎来了进一步 完善和规范化建设阶段。 截至到2004年底，全国除上海市外，30个省（区、市） 共建立森林公安机构6 769个，局级机构1个（国家林业局森 林公安局即公安部第十六局）；省（区、市）森林公安局（处） 31个（森林公安局28个，森林公安处3个）；地市级机构375个； 县级机构1 590个；派出所4 767个，实有警力56 483人。 2005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2005]42号文形 式正式印发《关于解决森林公安及林业检法编制和经费问题 的通知》。多年来，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机关为保护森林及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做 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多种原因，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机关 编制不统一，经费渠道多样且不稳定，严重影响了队伍稳定 和职能作用的发挥。国办42号文件的下发实施，有效破解了 长期以来制约森林公安及林业检法队伍建设和发展的瓶颈 问题，对稳定队伍、凝聚警心、鼓舞士气、强化职能，对做 好“相持阶段”生态保护工作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编制纳入政法专项编制序列，经费列入 各级财政预算，是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公安机关长期为 之努力，广大森林公安民警热切盼望的重大问题。现在国务 院决定抓紧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 建设和保护工作做出的重大部署，是林业生态保护取得的又 一项重大成果，是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高 度重视，对森林公安和林业检法队伍的关心和爱护。 参考文献： [1]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1月第1版，第660-662页。 [2]蒋先进、罗锋主编，《警察业务全书—保卫工作卷》，群众出版社出 版，1996年7月第1版，第379-385页。 作者简介： 胡建刚，男，1967年4月出生，籍贯江苏宜兴，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 科学校治安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治安学、林区治安管理。 ≈≈≈≈≈≈≈≈≈≈≈≈≈≈≈≈≈≈≈≈≈≈≈≈≈≈≈≈≈≈≈≈≈≈≈≈≈≈≈≈≈≈≈≈≈≈≈≈≈≈≈≈≈≈≈≈≈≈≈≈≈≈≈≈ （上接第9页）江各民族与周边国家俄罗斯、日本、朝鲜、 南韩等国的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省社会科学院承担的国际 课题《中国赫哲族与日本阿伊努的文化比较研究》，就是对 这两个跨国民族的信仰文化、民间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 化、居住文化、丧葬文化、婚俗文化等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 揭示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关系。 三、研究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有了长 足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学者，如赫哲族的尤志贤、 尤金良，鄂伦春族的韩有峰、孟淑珍，锡伯族的吴克尧，蒙 古族的波少布，鄂温克族的那晓波等。这些少数民族学者在 我省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上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国的赫哲族人口很少，只 有4 640人，我省只有3 910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但近几年来关于赫哲族的研究，已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 意。德国的付玛瑞、南荣国，瑞士的米歇尔，意大利的马嘉， 加拿大的纳尔，韩国的李钟周，俄罗斯的那嘉、谢尔盖·华 西里维奇，日本的池上二良、浅川滋男、大贯静夫、涩谷武 等学者，先后来黑龙江进行考察研究，有的多次前来调查采 访。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已超出国界，成为国际性的学 术研究。这些外国学者回国后，发表了专著、论文，翻译了 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文章和民间文学作品，提高了黑 龙江的知名度。面向21世纪，为了把我们黑龙江省少数民 族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特提出如下建议： 1．挖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为龙江经济发展服务。 2．从省社科院、省文联、省文化厅、省民委、省民族 博物馆抽调人员，组成我省少数民族文化抢救小组，在3～ 5年内，对我省赫哲族、鄂伦春族等民族文化进行重点抢救。 3．责成出版部门出版一套《黑龙江民族文化系列丛书》， 包括民族历史、民族风情、民间文学、民族工艺、民族艺术、 民族经济等著作。 4．建立定点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区，吸引中外游客前来 旅游，体验民族风情，品尝风味菜肴，观赏民族歌舞，购买 民族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 5．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有特色的工艺品生产，如桦皮工 艺、鱼皮工艺、鱼骨工艺等，增加民族地区的经济收入，为 发展我省旅游事业作出贡献。 6．在民族聚居地的中、小学，开设民族语言课，讲授 民族文化的基础知识，使少数民族下一代对自己民族的文化 从小就有所有了解。 7．组织省、市电视台拍摄反映我省少数民族50年来发 展变化的纪录片、风情片，向中央电视台推荐，向国外电视 台推荐。 8．在博物馆、报纸、电台、电视台、大街宣传栏、宾 馆接待室等地，用图片、文章、录像、实物等宣传我省少数 民族文化。让广大群众了解我省少数民族文化。 9．拨专项经费支持民族文化研究事业，出版学术研究 著作和普及读物，支持本省学者到日本、俄罗斯等国访问， 召开国际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让研究成果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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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产生于权力，法律是人类行为规则中重要的一种。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法律 毕业 论文5000字的内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知识产权融资担保的法律障碍和问题

一、知识产权融资的概述和必要性

知识产权融资是债务人和第三人用自己合法的知识产权出质,向债权人做出担保债权实现,获得贷款的融资方式。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依据见于:《担保法》第75条第3款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质押,并签订合同,相关本门登记自登记起生效。”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十分普遍,在我国则处于起步阶段,《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指出要“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引导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

我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的融资需求大,而信用低,有形资产少,无形资产价值少并且未被充分利用,而银行和中介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传统的负面影响,知识产权的未来使用费的风险大,贬值高成为了其担保的障碍和观念的误区,并且法律的相关漏洞使融资得不到保障。在我国,中小企业拥有的专利占总量的65%,新产品占80%,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国民生产总值)60%,上缴税收占税收总额53%。所以知识产权的融资的市场和机会很多。并且加强知识产权的融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的能力,减少政府的负担,符合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提高整体对外的竞争力和适应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创新能力的增强。

二、我国现存知识产权融资法律规定所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不清,权利界定过于笼统

我国虽然有相关的《担保法》,《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的出台,但是对如《担保法》:

第七十九条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八十条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权利出质后,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出质人所得的转让费、许可费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规定过于笼统,对于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其操作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并不能完全涵盖。但对于专利、商标、着作权之间的交叉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也没有完整的规定,质押融资事件中面对复杂问题更无所适从。并且其规范的范围过于狭窄,没有商业秘密权,商号权,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并没有包括在内,也没有专门或集合立法,导致很多权利的真空和争议侵权的产生。还有担保法与物权法的衔接性较差。如《担保法》第79条对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生效的表述是:“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而《物权法》第227条则规定:“以 注册商标 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从严格的语义角度解读,“设立”与“生效”是两个法律后果截然不同的概念,两者相互矛盾,不利于法律的适用。

(二)知识产权融资的评估不完善

知识产权的资产评估的是整个融资担保的核心和关键,知识产权评估的内容包括:所含权利及限制、知识产权的价值、确定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是否明确和规范三个方面,但是由于我国的评估水平较低,标准的不统一,形式的不一致,并且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又没有使用不同类型的评估,使得评估并不科学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大。

(三)知识产权的市场交易不成熟

由于知识产权的担保价值主要是它的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而知识产权本身的变现的难度大,风险和贬值的可能性高,而公开的市场交易规则不规范,其融资成本高。并且专利的时效性使得很多专利可能濒临浪费和报销,而且没有市场的交易的统一规范,是知识产权的交易秩序十分混乱,风险上升。还有就是知识产权难以转化,或转化条件高,例如专利权很可能依靠大的机器和设备进行,使得成果转化的效率很低。

(四)知识产权融资的中小企业和银行的信息不对称

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自身内控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使得银行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了解和信息甚少,自身的信用等级很低,很多的银行不敢把钱贷给中小企业,而又缺乏相关的调查和咨询,双方的沟通和联系并不紧密。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会提高融资的门槛和费用,并且对于其的流动性和用途进行细致而有限定性规定,大大影响了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五)我国的知识产权的登记制度混乱

我国的知识产权的登记程序十分复杂,难度极大,有数十个部门进行监管,而且权力过大,费用过高,有些担保重复,而有些担保没有,不允许“未来财产”和“数量浮动的财产”作为担保物,使得登记的难度和成本增加。并且不同的知识产权种类,如专利和商标进行双重的质押,其流程和所经和部门就更难以操作。加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着作权因交易而移转或设定质权时,因缺乏公示机制。使情况更加复杂。

(六)知识产权的担保形式单一

对于专利的有较强的时间性和实用性来说,专利的质押不利于整个专利的使用和专利的升级,其的价值被大大限制,而且,知识产权担保物的担保价值不完全基于担保物的转让,更多地基于知识产权的预期现金流量;知识产权担保价值更接近于抵押价值,而非转让价值。因此,知识产权质押是值得质疑的。

浅议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隐性流转的法律规制

摘要 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倾向于在城市购房，其在农村的宅基地及其住宅因此被荒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空心村”。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功能逐渐弱化，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宅基地使用权的隐性流转，有必要将这些隐性流转行为置于法律的规范与调整之下。本文以维护交易安全为目的，从健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建立有效机构服务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立法建议。

论文关键词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隐性流转 宅基地登记 宅基地退出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 。《物权法》将宅基地使用权定性为用益物权，是一项他物权。我国物权方面的立法宗旨正在经历由罗马法“以所有为中心”向日尔曼法“以利用为中心”的转变，物权也由“重归属”向“重利用”方向发展，但与所有权相比，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在诸多方面需要让步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证所有土地实行公有制，在此前提下实现农村宅基地的物尽其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 渠道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农村住房市场将会逐步放开，依据“房地一体”原则，积极改革探索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十分必要。在全面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改革前，宅基地使用权的隐形流转已经事实存在。常见的隐性流转方式包括转让、出租、赠与、抵押、入股、继承与置换等。隐性流转由于缺乏法律规制，大多属于“暗箱操作”，由于宅基地使用权归属出现的纠纷会造成流转各方权利受损，具有较大的法律风险。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隐性流转的法律规制略陈管见。

一、将法律规制关口前移，健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

公示公信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物权如同 足球 场上的球门，若想进球，必须清楚标明球门的位置，物权登记是实现公示公信的必要手段。

(一) 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是宅基地流转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即宅基地所有权归乡镇集体、村集体或村民小组享有。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申请获得宅基地使用权并在宅基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原始取得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办理登记手续不是取得该用益物权的必要条件，但登记后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目前，我国正在开展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奠定产权基础。但基于我国的历史习惯和农村实情，确权登记工作推行难度大。建议采纳广东、安徽等地农村土地改革试点 经验 ，只有完成宅基地确权登记手续的才可以流转，并且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二) 宅基地使用权隐性流转登记应区别对待

隐性流转造成的宅基地使用权变动通常“披着合法的外衣”，以“房地一体”为原则有条件的转让或继承。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隐性流转终将抛开现行法律制度的限制，新的立法应区别对待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在登记生效主义与登记对抗主义间做出恰当的选择。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也值得借鉴，以转让、互换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采取登记对抗主义，但对其他形式进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未做规定。

目前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只能随地上附着物一并转移，且受让人与转让人须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据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转让行为自然可以达到公示公信的效果，宅基地转让得实行登记对抗主义。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赠与与继承都会造成享有该用益物权的主体发生变化，应着重审查上述行为是否符合实质要件。由于赠与与继承属于无偿取得，根据《物权法》规定，善意第三人主张行使对抗权应以支付对价为前提，赠与与继承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享有一般的对抗权。因此赠与与继承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时，应适用登记生效主义以确保法律关系的稳定。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出租、抵押、入股不会造成享有该用益物权的主体发生变化，立法对上述行为的登记可不予规定。租赁、担保、参股各方当属理性人， 租赁合同 、担保合同与认股权证的契约效力足以保障交易安全。相继成立的中介服务机构也可提供合同鉴证业务，强化契约效力。

二、拓宽法律规制视角，建立有效机构服务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一)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统一登记农村土地使用权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中规定，要加强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做到宅基地土地登记发证到户，内容规范清楚，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但此项规定在实践中落实困难。我国不动产登记存在多个登记机关，多头登记的现象。农民嫌麻烦不愿登记，个别登记机构为谋取利益收取高额登记费用也是造成宅基地登记工作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机构统一登记农村各类土地使用权。

当前宅基地使用权的管理存在很多漏洞，主要原因是“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虚位问题，土地所有者未能积极维护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可发挥村民自治机构的基础性作用，在自治单位挑选联络员，开展 法律知识 的宣讲普及活动，各乡镇安排专员负责协调工作。通过科学的人员配置与机构设置强化宅基地所有权人作为管理者的身份与职能。各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依据宅基地流转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登记，逐步实现与金融机构、民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共享，全方位保障交易安全。

(二)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农村土地中介服务机构

借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成功经验，成立市场化运作的中介机构，提供信息发布、价格评估、合同鉴证、法律咨询与纠纷调解等服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院长建议建立一个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为包括宅基地在内的所有农村土地流转提供服务。目前重庆、成都、武汉都在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但都在研究试点阶段。而且单一行政化运作的土地交易所难以解决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大量现实且专业化的问题，如流转信息发布渠道不畅通，土地价格评估不专业，交易手续复杂当事人难以应对，流转后土地价金发放比例及 方法 难以确定，交易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缺失等。

市场化运作的中介服务机构应运而生，中介机构以居间人身份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各方提供专业化服务，按照一定比例收取佣金。城市房地产中介机构的运营模式可以作为参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可发掘研究此类业务。在探索分类业务、分项经营的基础上，逐步成立综合性的市场运营机构，如宅基地委托代理机构、宅基地评估公司、宅基地 保险 公司、宅基地投资经营公司等。

三、统一法律规制口径，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遵循“一户一宅”原则，然而不少农户可基于继承或接受赠与等原因获得多处宅基地，“一户多宅”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农户甚至超出标准面积建房，建造新房却不拆除旧房，或未经审批违法占地建房。据调查，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铁炉街道下辖的刘村，仅375户农户，但宅基地却多达500处，闲置宅基地96处，其中，无房空宅基56处，超过30%的农户存在一户多宅现象。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此类现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宅基地闲置率有可能进一步攀升。默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隐性流转只是权宜之计，且隐性流转的不规范会导致宅基地价格降低，损害农民利益，造成集体资产流失。要从根本上规制宅基地的隐性流转，应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

按照不同的情况，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采用无偿与有偿两种方式。出于公益事业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旧村改造的需要占用农民宅基地的，不涉及农民主观意愿，为单方行政行为，适用各地农业用地征收补偿标准，此处不再赘述。

(一)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退出

《农村宅基地管理条例》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退出的情形包括：不合规定的“一户多宅”或超出标准建房的;自批准建房之日起满二年未动工兴建的;非法转让宅基地或住房的;④笔者增加一种情形，村民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第一种情形下应鼓励村民主动退出，违法占用的宅基地无偿收回，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给予适当补偿，面积超标且超标部分房屋灭失的不在补偿之列。后三种情形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由村民委员会或村经济合作社直接无偿收回宅基地使用权。

(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退出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退出的前提是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基金。但是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村集体大多没有相关资金来源。 宅基地退出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应以“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投资”为原则，以国家财政拨款为基数，鼓励村办经济和集体组织成员加入，在土地收益实现的情况下，按照基金份额分配收益。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都是理性人，若要让其自愿退出原本无偿取得、拥有无期限使用权的宅基地，应积极探索宅基地退出激励补偿机制，包括制订符合市场行情的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探索赔偿金的发放方式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除货币化补偿外，广东、重庆、天津等地已经开始试点“宅基地换房”，即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换取小城镇内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这种以宅基地使用权换取房屋所有权的方法看似美好，却存在不少现实问题。由于小城镇住宅建设成本较大，这种置换必须成规模、大面积进行，集体成员内部意见不一致时，少部分村民的利益恐难以保障。迁入小城镇也为日后从事农业生产带来不便，在以传统粗放型耕作为主的农村，“宅基地换房”模式难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