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论文2500字

关于危机的优秀 议论文 篇一

电影《2012》让人类更加清醒地审视了当今世界上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道德危机， 文化 危机。当他人在面对这些危机惶恐时，我却不以为然，甚至我还要开怀大笑，因为，我坚信，危机即是转机。

危机即是转机，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时代”。没错，我们看待这些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在看到表面之后，更要看到其中说影射出来的东西。

危机即是转机，正是因为有了危机，在这个物竞天择的世界里，万物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有了来自各方面的危机，才能找到自己的弱点，从而为了弥补而进化，自然界中的仙人掌便是如此，他们也有宽大的叶子，但是在遭遇了干旱之后，他们将自己的叶子变为针一般的粗细，减少水分的蒸发，以便更好的生存下去。人也是如此，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我们的先人才一步步的去创造，去突破智慧的巅峰，从而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危机即是转机，正是因为有了危机，在这个道德逐渐沦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才有了一双更为明亮的眼睛去辨别是非，去发现自己的不足，去改变自己的陋习，同时让这个社会进步，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强烈的对比下，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古人有云：“以水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正品行。”

危机即是转机。正是因为有了危机，在这个世界政局不稳定的年代，我们的领导人才能回忆过去的苦难，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曾记否，正是有了鸦片攻破中国大门，才有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正是那卢沟桥边的一声枪响，才激起了人民抗争的信念，正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所犯下的罪行，才唤醒了炎黄子孙沉睡千年的热血，从那时开始，我们便知，落后就要挨打，由此，一辈又一辈学者将自己的热血挥洒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所以才有现在的中国。

危机不仅仅是一种灾难，更像是上帝对我们的考验，度过了这次考验，便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坚信危机就是转机。

关于危机的优秀议论文篇二

据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接见国民党“大使”，讨论“古巴危机”问题，顺便问起“危机”这个词用汉语怎么解释。国民党“大使”说：“在汉语里，危机是两个词，危险和机会各出一个词加起来，即危险就意味着机会。

”肯尼迪拍案叫绝，说“中华的文化太伟大了，能把两个毫不相干的词变成一个东西”。后来，他把古巴导弹危机处理好了，提高了自身的威望。“危机不是坏事”的说法，也得以流传开。

危机之所以有时能转化为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被“逼上了梁山”，置之死地而后生。人们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远不如在危机的情况下更能发奋。刺刀架在脖子上，全身的神经都会紧张起来，如果连命都豁出去了，倒很有可能拼死一搏而逃生。人们常说要自强不息、发奋图强，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困难、压力和挑战，“奋”是不容易发出来的。当然，也有“乘人之危，伺机而动”的，尽管这有些“机会主义”之嫌，但在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中，同样不失为趁机发展壮大自己的有效办法。

说起“危机就是转机”，倒想起反其道而行之的另一句话，那就是预言家托夫勒所说的“转机就是危机”。仔细玩味此言，也不无道理，而且历史与现实中也不乏其例。1929年以美国股票崩盘为引子，造成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之中，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在德国得势，墨索里尼用法西斯主义巩固了自己的独裁，日本天皇靠军国主义启动了帝国的侵略机器。这些在危机之中快速崛起的法西斯强盗，给世界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灾难。还拿战争与和平来讲，有人说战争是一种威胁，其实和平同样也是一种威胁。面对战争爆发或即将爆发这样的严重危机，全国上下都能奋发而起、同仇敌忾;而一旦转入和平时期，随着人们生活的安定、安逸，也就往往失去战争年代那种“精气神”，于是新的更大的危险也就不请自来。换而言之，一场危机的转机，就为下场危机埋下了隐患，就意味着另一场危机的开始，这不是“转机就是危机”又是什么?

我们感叹古人造词的良苦用心，也赞赏人们憧憬美好未来的良好愿望，但“危险”与“机会”毕竟在时空方面存在着差异性，那种认为“危险”来了就等于“机会”到了的想法显然有些片面，说到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历史 经验 告诉人们，一个缺少忧患意识的民族，不可能走得很远;一个缺少自悔意识的民族，很难有美好的明天;一个缺少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更不可能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危”与“机”没有必然的联系，要真正化“危”为“机”、化“险”为“夷”，不仅需要智慧，需要艰苦卓绝的奋斗，同样需要自悔意识和忧患意识。

四川汶川大地震是一场危机，爆发突然，叫人猝不及防，必须“吃一堑，长一智”。但我们有些人却偏偏是“好了伤疤忘了痛”。30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教训，我们吸取了多少?值得 反思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劫难归咎于天灾，完全不可预测、不可抗逆。我们不能满足于与唐山大地震的简单比较，历史在进步，而进步慢了就等于是退步。没有质疑和反思，无以进步，而且还可能不断重复惨痛的教训。

谁都不希望危机临头，但总有避不过的灾、躲不过的难。对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甚至每个人来说，既应当为赢取成功做努力，也得为应对危机做准备。这种准备可能是残酷的，也可能毕生都不会发生，但却是必要的。项羽就是没有打败仗的准备，才觉得愧对江东父老而自刎的;李自成也是没有为失败做准备，才进京三个月，便在清军的反扑下一败涂地。人人都希望幸运之神垂青自己，人人都幻想厄运中会出现奇迹，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倘若平时没有准备，一旦危机降临，悲剧就会发生，危机就不可能成为转机。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破不立”，不破掉原来的旧的传统，新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破”了之后“立”必须跟上。经济学中有一个原理，叫做“创造性破坏”，即只有破坏原有经济机制，方有可能创造新的经济机制，否则就难有大的发展。危机是矛盾和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而避免危机再次发生最管用的办法，就是有一套新的更加完善的制度机制作保证。如果一场危机被成功化解后，只是疼痛一阵、振作几天，只是评功摆好、庆贺一番，缺乏战略思维、长远考虑，不去探求治本之策，那么下次危机的来临也就不远了。 。。

关于危机的优秀议论文篇三

“危机”与“机会”，只相差一个字，但深层含义却相距千里。不过，如我们能在危机中寻找到机会，而不是一味地将精力集中与危险和困难，我想，结果应该是会大不一样的。

三国时期的曹操和袁绍。曹操兵力薄弱，对于与兵力雄厚的袁绍作战，根本就是以卵击石，毫无胜算。袁绍坐拥百万兵马，肯定是胜券在握。然而，他们作战之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兵力雄厚的袁绍最终败给了兵力薄弱的曹操，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曹操的谋臣比袁绍的好，难道说袁绍身边就没有优秀的谋臣吗?不可能，若是没有优秀的谋臣，他也不可能有机会在乱世之中争得一席之地。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原来是因为曹操自知兵力硬拼是肯定打不过袁绍的，那就只有找机会来险中求胜啊!最后找到了袁绍军队的弱点，一举打败袁绍。

还有许多当时著名的战例，如“赤壁之战”，不也是百万雄师对阵薄弱军队，后以失败告终吗?那确实是谋臣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才找到机会让刘备一举击败曹操。

其实，不只在古代才有在危机中寻找机会，现代一样也有。

如今的美国正经历经济大危机，许多集团、企业也都在这次大危机中宣布破产，如在美国华尔街的莱克兄弟银行也在九月十四日宣布破产。像他们就只是一味地见精力集中于这次危机当中，却没有换个角度想想，这次危机带来的仅仅只是不好的影响吗?难道就不能从这次危机中寻找机会，发现机会吗?

当然，其中肯定有一些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在这次危机中寻找到了机会，使他们的企业更加壮大。在看新闻时，我曾听到有一个人在记者采访是说：“这次经济危机，对我的公司毫无影响。相反，它会给我的公司带来利益，使我的公司发展得更好，更强大!”

是啊!机会总是藏在危机之中，需要我们的发现。正如“世界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现在我把“世界”和“美”更换为“危机”和“机会”。希望我们大家也能多多发现机会。

关于危机的优秀议论文篇四

目前，我们有些人确实多了几分“安全感”，而少了几分“危机感”。产生这种过分“安全感”的原因，虽然在干我们有些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同世界的差距，没有充分意识到今天经济建设的紧迫性，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人们长期吃国家“大锅饭”，干与不干都有饭吃，干好干坏都照样能领到薪水的制度所致。

中华民族若要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赶上、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就要脚踏实地、拼搏进取，这就需要人们少一些“安全感”、多一些“危机感”。过分的“安全感”往往是危险的开始。

众所周知，清王朝统治者由于“安全感”十足总以“大清帝国”自居，不思进取，不求发展，结果不仅没安全起来，反而愈来愈危机，处处挨打，最后丧权辱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终至于走向灭亡。而“危机感”则往往能够刺激人们的奋斗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德国非常破败、萧条，然而，由于日本人、德国人深深感到本国同世界的巨大差距，怀着强烈的“危机感”为了大和民族、日尔曼民族的再度兴起，努力苦干、拼搏奋斗，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世界强国，一跃赶上并超过了原先比它先进的英、法等国。过分“安全感”往往使人不思进取，意志消退;而有些“危机感”常常能够使人卧薪尝胆、励精图治。

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有必要变“安全感”为“危机感”，使人们不要一味地“无忧无虑”下去，而要以革命加拼命的奋斗精神，以脚踏实地、实干苦干的拼博劲头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强盛。怎样才能使人们从过分的“安全感”中过渡到具有几分“危机感”呢?当前，三项制度的改革就是很好的 措施 。

诚然，在改革中将有一部分人失去“安全保证”，担心干不好工作没有“饭”吃，担心自己将要吃苦受累，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而被淘汰。这些担心也不无必要。但是，如果不进行三项制度改革，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就必然受到影响。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在我国进行三项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才能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安全”起来。

中华民族历来是不甘落后的民族。但愿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增几分“危机感”"，减几分“安全感”，在自己的土地上，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使中华民族真正以东方巨人的雄姿巍然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6�1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从社会意义上判断，在21世纪初的这个时刻，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最关键的社会任务是政治制度的重新设计和确立。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民主选举、合理分权、多党公平竞争都应该得到充分的落实。否则，中华民族就无法从根本上走出“以暴易暴”以及“盛世”与“乱世”的政治轮回。因此，中国又一次站在一个新文明的入口，这次，我们首先必须懂得和认清新文明究竟是什么？只要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华民族才不会像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那样迷失正确方向。 关于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需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进行全面总结。一个最核心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20世纪中国的政党体制？因为这是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就像进行经济改革无法回避所有制问题一样。 眼下，就中国经济领域而言，中国出现了自1980年代以来高增长后的“硬着陆”。这在失业和通缩两个方面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就中国经济是否属于“硬着陆”的问题，在经济学界和政策决策层可能依然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但是，我认为，就中国微观经济领域反映与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判断，我们必须把目前的经济局面确定为一次“硬着陆”，并且，需要从这个判断出发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和平稳渡过经济衰退的出路。实际情况是：城乡中产阶级被2007年10月—2008年10月的股票市场的下跌所消灭。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到了一个临界点，供需结构因价格扭曲而断裂。中小企业普遍破产使失业问题更加突出。地方政府部门林立又无所作为，同各种民生问题严重脱节，既维持不了社会公平正义又没有效率。如果体制危机爆发，中国就会陷入政治动荡的境地。 当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是明显地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目前的经济危机看成为是国内经济运动积累的结果。而不应把问题简单的、单方面地看成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的后果，如果这样认为，不仅表现我们对经济问题认识的幼稚与肤浅，而且我们就不会找到克服和解决金融经济危机的正确的方法，也就无从有效地抑制经济衰退并且引向新的繁荣。 对于中国，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既要在经济系统中寻找，又必须在经济之外寻找。 | 我们已经看到，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宏观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无误的确立了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的信贷政策。但是，可以肯定，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货的信贷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本次硬着陆的发生，也拯救不了中国经济。更严重的，一味的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货的信贷政策还有可能为经济添乱。一方面，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包括县级）以下财政不仅十分困难，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另一方面，银行体系也不可能恢复像上世纪80年代的放贷能力，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被大量的不良贷款所累。在如此局面下，试图依靠积极的财政币和宽松的信贷政策解决问题只能是一相情愿。 政策必须站在现实与未来的演化的方向上制定。我认为，中央政府在宏观政策的方向上，需要明确三个方面的问题：1、劳动力充分的自由创业问题；2、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3、合理的分配制度的建设问题，这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社会经济也是在不断的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得到发展的。另外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政策，一是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二是尽快建立起完整的社会救济体系。 无论对中国社会的前途持有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也不管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上站在“左”的 还是“右”的立场上。我们都必须把21世纪初的现在，看成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次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机会。中华民族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需要在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域背水一战，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信心，更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机会已经不多。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硬着陆”给政治制度革新带来的是一次机遇。如果中国的领导层不把注意力放到政治改革上来，21世纪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脚步就有可能停滞下来。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为政治改革准备了条件，从更广阔的历史眼光来看，也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本和思想前提。 应该把投资拉动经济的思路转移为制度改造保证公平的思路上来。中国必须把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加宏观的背景下去认识这次危机。中国不会从危机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中国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的受害者。从本次危机中，中国政府必须把经济政策的着眼点拉回到解决国内的各种民生问题上来，而不是仅仅看到出口创汇。中国需要沉下心来，从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入手，有条不紊地把中国经济引向繁荣。 在30年改革开放时期过后，中国社会的产业革命的趋势究竟是什么？这是中国社会学、经济学等一切人文科学亟须回答的问题，也是社会政策必须准确把握的问题。中华民族的一切文明觉悟者，都需要努力为中国指明进步的方向和提供具体的方法。

全球性经济危机又称次贷危机或次级房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 ，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2008年9月份全面爆发。 这次经济危机给我国同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直接的浅层表现为： 股市的不稳，房地产、汽车制造销售等支柱产业发展放缓，沿海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严重受创，出口量下降，农民工回潮等问题。 由此透视出的却是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积累起的很多深层次的矛盾的显现。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经济结构构成的抗风险能力还很不足。一直以来，占据我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其管理却过于粗糙，走在经济社会发展前列的只占大概1%，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的同步的占20%左右，而面对残酷现实被动应对的企业占79%。以至今年以来受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频频出现歇业、停产甚至倒闭的现象。仅上半年，全国就有万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倒闭。一时间，中小企业似乎进入了“严冬期”。而导致其很难抵御经济危机冲击的原因主要有，一事企业增长方式粗糙，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力和能源的大量投入，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不但给资源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二是企业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中小企业大量集中在一些技术简单、投资不大、易于模仿、便于进入的粗放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很难抵御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 由此带来的的是在低端产品的高外贸依存度: 而高贸易依存度的存在，也加重了我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时的不利因素。 而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急需进行调整，是我国中小企业在此次未击中实现重新洗牌，在调整过程中，应遵循“小而精”、“广泛分布而又相对集中”、“因势利导”等原则，根据我国各地区、各省市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进而减少国内不同地区的恶性竞争，降低不必要的能源损耗和成本损失。 暴露出的更为关键的一个矛盾还是农民、农村、农业和农村市场问题。此次危机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在中国，农民数量为亿，而农民工的数量在亿左右，这个数字是美国人口的80%，将近是俄罗斯人口的二倍，如何妥善处理好农民工问题仍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工作。至于中国农村的消费潜力我们无法统计，因为它太庞大，只能估算，如果平均没人每年消费10000元人民币，那么全年的消费就可达到将近十万亿人民币，是我国GDP的1\2。但就是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却因为农民shuoruguodi发挥不出它应有的作用，反而是我国成为严重依赖外贸出口的国家，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变户籍制度下手。因为农村得不到发展根本上就是因为户籍制度这一具有歧视性的制度的存在。长期以来，政府以为改变农村落后的状态根本是要改变农村的教育，但结果却是因为农村得不到发展，从农村走出的人才成为最先抛弃农村的人，如此恶性循环，不仅仅有学历的人不愿回农村，就连有一点劳动力的人也愿留在农村，致使农村发展的进度之慢令人瞠目。所以必须改变成像户籍制度上的不公平性，同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入，才能是农村得以发展，而扩大农村的市场。 同时要建立完善的生活保障体系。此次危机，出现大量的农民工返乡，试想，这些农民工如果已经失去了土地，那么他们将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出现更大影响的危机，出现更多农民工返乡，就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必须防患于未然。 第三，还要在土地政策上更加保守。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还不能承受出现大量既无土地又无工作的农民的存在，因此，必须为农民工在危机面前的退路做好安排。 此外，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要做好面对欧美国家出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具体办法就是在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开辟不同地区国家的国际市场，讲出口对象转向亚非拉等州。减少对欧美国家的贸易依存度。 另一方面，要由产品输出转向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和人力输出。尤其具有特殊意义的即为人力输出，这需要教育、外交能多方面的配合，一方面可减缓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可收取外汇，同时增加我国的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