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方面的文章

出自于：梅贻琦《大学一解》载《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

中国历史漫长而丰富。中国很早就有记载自己民族历史的优秀传统。本书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大文人的角度来勾画历史与文化的脉动，以这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联的单个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所有文章融文史哲于一炉，同时也注入了作者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文化人的见解和情感。本书的作者原为小说家，存对这些文人和历史的讲述中也融入了文学的笔法，展现出作家雄厚的笔力、丰富的艺术再现力和广博的人生阅历。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一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校长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年近五十，始读胡适。 读的是《四十自述》。刚读完钱穆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半文半白，虽文字古雅，读起来还是有点费神，须一字一句细细看过。《四十自述》就浅显多了，不愧为白话文的倡导者。 比较有意思的是，胡适1891年出生，去美国读了个哲学洋博士，身体力体搞白话文，写白话诗，开了中国近代白话文学的先河，语言通畅明晓。其实胡适的古文作得很好，在家乡接受了9年的“学金比别人多三倍”的私塾教育，他又“天生是读书的料”，熟读四书五经，就是在考取赴美留学的考试上也是以文言作文受了考官的赏识得了100分。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由于和朋友们辩论，在思想的碰撞中逐渐形成了“文学革命”的系统理论。而钱穆比胡适小4岁，虽然最高学历是中学毕业，可是18年的中小学老师经历使他对儒家教育、历史产生了终生兴趣，毕生钻研，著述丰富，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也是风格独特，虽通篇文言，可是很好读、明白，阅读无障碍。胡适虽年长，文字却年轻；钱穆虽年幼，文字却苍老。 写自传以小说开头的，胡适是我读到的第一个。 《四十自述》开篇就一篇15页纸的小说，写他母亲冯顺弟的订婚，父亲胡传是徽州地区的外出“做官”的，母亲冯顺弟是庄稼人之长女，胡适的外祖父自幼遭兵祸（太平天国之战），全家被杀，独自己被掳于兵营，幸学得裁缝手艺，后逃返家乡，置薄田娶妻生子，然毕生心愿就是重盖祖屋，由是连续多年早晚挑三担石子打算重磊旧居。这时胡传47岁，次妻生得三子三女已亡故，打算求娶庄稼人之女以其身体壮健。胡适的外祖母闻知胡传已47岁比女儿大30岁，十分不愿意女儿进门即做“晚娘”，这时女儿冯顺弟因之前见过胡传，又悯其父辛苦修屋，恨自己身为女儿身帮不得父亲，想“做官”人的续聘之礼总该丰富一些，能帮助父亲达成筑屋大愿，遂答父母“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好人，请你们俩做主。男人家47岁也不能算是老。”遂娶嫁。 17岁出嫁，19岁生胡适，23岁守寡，46岁去世。这就是旧时一个女人的一生。 冯顺弟婚后至夫逝这段时间可以说生活比较顺遂如意，婚后不久，随丈夫到上海同住，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独子胡适于上海出生，孩子一岁多即全家（带前妻一女儿、两个双胞胎儿子）随夫远去台湾居住，在台湾大约住了两年，胡适3岁8个月时，甲午海战爆发，因战争不测，冯顺弟遂带全家回安徽老家长居，不久胡传脚病发作，后双腿瘫痪，病死在厦门。在台湾时，三口之家度过了他们人生中唯一团居的日子，胡适仅两岁多，就教以识字，并教其妻识字，胡传亲笔书写的楷字摹体，母子俩一直珍藏。就在离台回乡前，胡适三岁多，已识得700多字，冯顺弟也学会近1000字，有了丈夫这几年的文化教导，她很重视儿子的教育，是以后来回乡后即送儿子入塾，年龄太小，学堂的七八寸的大门口几乎迈不过去，学堂的座位爬不上去，须别人抱了上去，自己还爬下不来，仍须别人抱下来，学金也是比别人高出三倍。苦读9年，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底子。 胡适12岁即随三哥（疗肺疾）去上海，在上海他的二哥打理着他们的家族生意，还有所进项。他的大哥是个败家子吃喝嫖毒赌无所不沾，完全指望不上。在上海胡适先去二哥三哥就读的梅溪学堂，学堂分层级，由于有旧学的底子，第42天上作了篇文章，老师一天之内让他连升四班，后来又读中国公学，接受算学、英文、物理化学等教育。也有过一段醉生梦死酒醉到巡捕房的经历，看着自己狼狈不堪的模样，胡适十分痛悔，从那以后下定决心，苦读两个月，考取庚款放洋赴美留学。 留学七年，最后两年从师实验主义大师杜威教授，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在美国，胡适逐渐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史哲理论体系，归国后和陈独秀等一起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做人方面——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觉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这一次我和母亲分别之后，十四年之中，我只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块的时候还不满六个月。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求学。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这是胡适的母亲在守寡后，居于胡家这种大家族，又是后母后婆婆，家庭矛盾必不少，由于胡母和气，纵是没有公然相骂相打，儿媳妇有时也甩脸子给胡母看。 读书方面—— “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后来念《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豪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她嘱托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就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一个同学的母亲请先生代写家信捎回去，乘先生出去，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忽然问我‘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只比我小一岁，也念过《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我去年却送十块钱。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谤，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学问方面—— “这段文字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 文化思想方面—— “一个死尸的腐烂可以创立一个宗教，但也可以为患全个大陆。一个酒店侍女偶发一个议论，可以使一个波斯僧侣豁然大悟，但是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发现一个极微的杆菌，可以福利几千百万人，但是一个害痨的人吐出的一小点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几世几代。”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オ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他大胆的宜言： 世上最强有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オ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头是物质;而刳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的多了。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 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才是真理。写读书笔记有个好处，就是把书又过了一遍，加深了印象。虽然自己没有什么高妙的体会，然等于重读一遍，于自己读书思考大有裨益。

梅贻琦《大学一解》载《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e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於《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於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於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於社会有所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功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论之，目前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斯能收日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学中之教学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与情绪二方面，既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则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为教师者果能於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工夫，而於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为此两方面之品格教育，而与知识之传授不相干也。治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虽若完全属於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隐称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孟子有曰：“仁义礼智根於心，则其生於色也，睟然见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曰“根於心”者，修养之实；曰“生於色”者，修养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设学子所从游者率为此类之教师，再假以时日，则濡染所及，观摩所得，亦正复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学记》所称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果具备此条件否乎？曰：否。此可与三方面见之。上文不云乎？今日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者仅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为教师者果能於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作尽心与负责之考课，即已为良善之教师；其於学子之意志与情绪，生活与此种生活之见於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历年既久，相习成风，即在有识之士，亦复视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种责任完全诿诸他人，曰，此乃训育之事，与教学根本无干。此条件不具备之一方面也。为教师者，自身固未始不为此种学风之产物，其日以孜孜者，专科知识之累积而已，新学说与新实验之传习而已，其於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尝一日讲求也。试问己所未能讲求或无暇讲求者，又何能执以责人？此又一方面也。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於不相谋面，军兴以还，此风尤甚，即有少数教师，其持养操守足为学生表率而无愧者，亦犹之椟中之玉、斗底之灯，其光辉不达於外，而学子即有切心於观摩取益者，亦自无从问径。此又一方面也。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於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於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至学子自身之修养又如何？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大学八目，涉此者五，《论语》、《中庸》、《孟子》之所反复申论者，亦以此为最大题目。宋元以后之理学，举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学耳。其派别之分化虽多，门户之纷呶虽甚，所争者要为修养之方法，而於修养之必要，则靡不同也。我侪以今日之眼光相绳，颇病理学教育之过於重视个人之修养，而於社会国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养性几不复为入德育才之门，而成遁世避实之路。然理学教育之所过即为今日学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别言之。 一曰时间不足。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学生於不上课之时间，又例须有多量之“预备”功夫，而所预备者又不出所习学程之范围，於一般之修养邈不相涉。习文史哲学者，与修养功夫尚有几分关系，其习它种理实科目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犹木工水作之习一艺耳。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何以故？曰：无闲暇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今学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过此种种自修功夫之资料之补助而已，门径之指点而已。至若资料之咀嚼融化，门径之实践，以致於升堂入室，博者约之，万殊者一之，则非有充分之自修时间不为功。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则咀嚼之时间，且犹不足，无论融化。粗识门径之机会犹或失之，姑无论升堂入室矣。 二曰空间不足。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此又近顷大学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学》一书尝极论无自欺、必慎独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而慎难。近代之教育，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曰集体化，卒使黉舍悉成营房，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乃仅就智识之切磋而为言者也；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砺，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於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浸假而无复知情绪制裁与意志磨练之为何物，即无复知《大学》所称诚意之为何物。充其极，乃至於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由来有渐，实无足怪。《大学》一书，於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今日之青年，一则因时间之不足，再则因空间之缺乏，乃至数年之间，竟不能如绵蛮黄鸟之得一丘隅以为休止。休止之时地既不可得，又遑论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耶？此深可虑而当亟为之计者也。 三曰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关於师之一端，上文已具论之，今日之大学青年，在社会化与集体生活化一类口号之空气之中，所与往还者，有成群之大众，有合夥之伙伴，而无友。曰集体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体，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体，於是人我相与之际，即一言一动之间，亦不能不多所讳饰顾忌，驯至舍寒暄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来。此目前有志之大学青年所最感苦闷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者也。个人修养之功，有恃於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赖於友朋之督励者亦半；今则一己之努力既因时空两间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论，而求友之难又如此，又何怪乎成德达材者之不多见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论，后人有尚友之录，其对象皆古人也。今人与年龄相若之同学中既无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犹可於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苦不易。史学之必修课程太少，普通之大学生往往仅修习通史一两门而止，此不易一也。时人对於史学与一般过去之经验每不重视，甚者且以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杀已往，而创造未来，前人之言行，时移世迁，即不复有分毫参考之价值，此不易二也。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此种研究之态度，非无其甚大之价值，然设过於偏注，则史学之与人生将不复有所联系，此不易三也。有此三不易，於是前哲所再三申说之“以人鉴人”之原则将日趋湮没，而“如对古人”之青年修养之一道亦日即於荒秽不治矣。学子自身之不能多所修养，是近代教育对於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三端也。 以上三端，所论皆为明德一方面之体认未尽与实践不力，然则新民一方面又如何？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於此二端，今日之大学教育体认亦有未尽，而实践亦有不力也。试分论之。 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此种实际之责任，固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亦自无烦赘说。然此种准备与实习果尽合情理乎？则显然又为别一问题。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则此则已大有不能尽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论之矣。然准备之缺乏犹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论亦固可以略求近时过於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於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於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为谓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於专之原则尚矣。 难之者曰：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曰：此未作通盘观察之论也。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一曰大学之研究院。学子即成通才，而於学问之某一部门，有特殊之兴趣，与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将以研究为长期或终身事业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艺术之天分特高，而审美之兴趣特厚者可入艺术学校，躯干刚劲，动作活泼，技术之智能强，而理论之兴趣较薄者可入技术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事业人才之造就，由於学识者半，由於经验者亦半，而经验之重要，且在学识之上，尤以社会方面之事业人才所谓经济长才者为甚，尤以在今日大学教育下所能产生之此种人才为甚。今日大学所授之社会科学知识，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国情民性。学子一旦毕业而参加事业，往往发见学用不相呼应，而不得不於所谓“经验之学校”中，别谋所以自处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则泰半自经验之学校得来，而与所从卒业之大学不甚相干，以至於甚不相干。至此始恍然於普通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 出身诚是也，资格亦诚是也。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而曰：才不通则身不得出。社会亦诚能执同一之原则，而曰：无通识之准备者，不能取得参加社会事业之资格。则所谓出身与资格者，固未尝不为绝有意识之名词也。《大学》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学府之机构，自身亦正复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而就其声教所暨者言之，则充其极可以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近人有译英文Focus一字为汇点者，兹从之）。即就西洋大学发展之初期而论，十四世纪末年与十五世纪初年，欧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运动焉，而此三大运动者均自大学发之。一为东西两教皇之争，其终於平息而教权复归於一者，法之巴黎大学领导之功也；二为魏克立夫（Wyclif）之宗教思想革新运动，孕育而拥护之者英之牛津大学也；三为郝斯（John Hus）之宗教改革运动，郝氏与惠氏之运动均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声，而孕育与拥护之者，布希米亚（战前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学也。大学机构自身正复有其新民之效，此殆最为彰明较著之若干例证。 间尝思之，大学机构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盖又不出二途。一曰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其在平时，表率之力为多，及处非常，则倡导之功为大。上文所举之例证，盖属於倡导一方面者也。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凭藉。表率之效之凭藉为师生之人格与其言行举止。此为最显而易见者。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设一校之师生率为文质彬彬之人，其同而与社会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师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认之事物为语默进退之间所自然流露之一种风度，则始而为学校环境以内少数人之所独有者，终将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教化云者，教在学校环境以内，而化则达於学校环境以外，然则学校新民之效，固不待学生出校而始见也明矣。 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赁藉者又为何物？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出而从事於新民而已矣。夫亦岂易言哉？不论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问其通识之有无多寡，而但以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 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据通之原则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则其所据为专之原则。通则一年，而专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显而易见者。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於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於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今学习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许其进入专门之学，於是从事於一者，不知二与三为何物，或仅得二与三之一知半解，与道听途说者初无二致。学者之选习另一部门或院系之学程也，亦先存一“限於规定，聊复选习”之不获己之态度；日久而执教者亦曰，聊复有此规定尔，固不敢以此期学子之必成为通才也。近年以来，西方之从事於大学教育者，亦尝计虑及此，而设为补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为展缓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学年始分者；二为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之学程。窃以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颇有可供攻错之价值，可为前途改革学程支配之张本。大学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为粗制滥造之专家乎，抑为比较周见洽闻、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乎？胥於此种改革卜之矣。大学亦所以新民，吾侪於新民之义诚欲作进一步之体认与实践，欲使大学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扰民之实，亦胥以此种改革为入手之方。 然大学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学生之学成与参加事业而始见也。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於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为诟病者，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荡放主义（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於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从而乘之？此犹仅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於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合於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进步之机缘，胥於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於是奠其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