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论文摘要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一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域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谈民间剪纸艺术的民俗文化 论文关键词：民俗 文化 剪纸 艺术 论文摘要：民间剪纸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剪纸艺术的兴盛源自民间老百姓对美的追求，源于生活的需要。论述剪纸的民俗文化及其产生和根植于爱的审美活动，阐明剪纸的应用、造型观念和美学内涵，详尽分析剪纸艺术的符号及其作品的文化内涵。 剪纸艺术是中国群众性最广泛，地域最鲜明，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和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态，大多是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求而进行的一种朴素的表意创造。剪纸存在于劳动人民生活、生产中，从而体现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虽然它的材料——纸的发明只有两千年的历史，但它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形态却是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长达六七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它的价值也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剪纸艺术本身，不仅美化生活、装点人生，在一年四季的各种节庆及人生礼仪中，负载着百姓对蓬勃生命的热烈寄托，已积淀成民族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 一、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 民间剪纸是附和民间习俗必不可少的一项艺术活动，它的存在就必定依附于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礼记·月令》中就有记载入冬以后要祭祖宗，还要祭祀门、户、溜、灶、行五位家神，这些灵位的装饰更新，正是后来门神、窗花、挂笺、顶棚花及灶台花的最早雏形。南朝梁人宗 懔 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 鬓 ，又造华胜以相遗。”《东方朔传·岁时节》中说：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盛，阴则灾。八日之中，尤以人日为重，又称“人胜节”，是民间人际交往互相问候的节日，“人日”剪赠“华胜”，表示亲朋好友之间的祝福。据传，汉武帝对死去的李夫人思念不已，求方士招魂。等到晚上，汉武帝坐于床榻，方士制作出李夫人的剪影，并摇晃灯光，隔帐观之，尤如李夫人，这种剪纸招魂的习俗历久不衰，其意义已经扩展有了更多的含义。民俗内涵大致包括吉庆纳福，驱邪避灾，追求繁衍等意义。 （一）生命与繁衍的主题 生命与繁衍是宇宙万物一切生物的本能，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也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意识。实际上繁衍意识也是生命意识，繁衍是生命的无限延续，要达到人类的永生，只有繁衍，即子孙延续，万世不殆。由原始社会文化到民间剪纸中，植物的观物取象表现在以多子的瓜果蔬菜象征繁衍人类万物的宇宙母体上，最早出现的葫芦、南瓜、葡萄、梨、白菜都是母体多子的繁衍符号。 阴阳相合是人类表现的繁衍造型观，阴阳相合化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的中国本原哲学宇宙观。婚俗中寓意子孙繁衍的阴阳相交的“阴阳鱼”“鱼咬莲”“莲里生子”剪纸。鱼是多子象征的神 祗 动物，以鱼喻多子，以双鱼喻阴阳相交子孙繁衍。 “喜娃娃”被贴在陕北结婚洞房窑窗中心，抓髻娃娃双手抱双鱼的.大幅红、绿圆形团花，陕北叫“转花”，喻环天旋转生生不息，窑窗下部中央是三十六个格窗，中央四格贴上一个大幅的图腾动物剪纸或虎或羊或鹿，四角四格是角花，其他每个方格贴上“扣碗、对鱼、鱼戏莲、鱼唆莲、莲里生娃、老鼠吃南瓜、松鼠吃葡萄、猴石桃、兔吃白菜、金鸡探莲花等五颜六色的窗花剪纸，组成斗方形态的”三十六格窗云子，在这里以老鼠、松鼠、兔儿、金鸡喻男性；以莲花、南瓜、葡萄、白菜、桃喻女子；以动物与植物的合一，喻男女相交多子。 （二）自然物象、神灵的崇拜 在宗教领域中发生了自然崇拜和关于人格化的神圣以及关于人主宰的模糊概念。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原始人类中包含着大量的愚昧观念和迷信行为；另一方面，要明确地认识研究原始宗教的意义，人类从诞生以来的数十万年就是这样幻想，错觉的方式逐步探求人类的真理，在人类认知的早期观念对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特色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先入为主的决定性作用。在进入现代科学文明时代，自然崇拜和神话繁衍作为民俗精神的结晶，在民俗文化中依然代代相传延续着守护神的职能。 在民间传统性祭祀活动中，所信奉的神仙有不少是自然神，如天、地、日、月、山、河、湖、海、风、雨、雷、电诸神等等，这显然是原始人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自然崇拜的继续。这些神仙在民间剪纸中具有生动的拟人化形象。雷公是鹰嘴人面、鹰爪人身的形象，示其像鹰一样在天上飞翔的意义。 二、体现在民俗文化的功用 民间剪纸扎根民众之间，与人民生活紧密关联，为千家万户增色添彩。在旧时的农村里，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岁时节令、居住、服饰、婚丧、寿诞等都在剪纸中得到了反映。 （一）岁时节令、居住环境的装饰 正月初一每家挂春联，贴窗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正月十五闹花灯，在灯上要贴剪纸，更加绚丽引人。如“凤戏牡丹鹿头花”有富贵吉祥之意。 窗花的民俗作用最为集中，不仅美化生活，而且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理想的追求与渴望，常以“吉祥喜庆”“丰年求祥”“五谷丰登”“连年有余”等为主体，也有故事、人物、戏曲、习俗等。 （二）婚丧寿辰时的礼花 婚俗活动自古以来是特别受到人们重视的人生礼仪活动，喜花剪纸是随着中国婚俗逐步完善而出现的结婚用品，流传在全国各地。剪纸的内容都大同小异，都有寓意吉祥，烘托气氛的载体。如双喜字贴于新房的墙上、柜子、盒子上，在西北地区“贴有蛇盘兔、扣碗”等寓意的剪纸，表现了男女恩爱、幸福吉祥。在寿礼上的剪纸常为“鹿鹤同春”“八仙祝寿”“鱼龙变化”“福寿无边”，都以金纸或红纸剪成。 （三）宗教信仰活动的应用 这类剪纸作品是民间为了表达主观意愿，抵御自然灾害，满足自己理想的精神需求所创作的，体现对神灵的崇拜，同时也附有一些迷信的色彩。但反映着当时人们那种质朴的民俗情感，为了摆脱苦难企图以自己的主观意念来抗拒自然危害。如供品上摆衬纸，庙里神龛上张挂剪纸，以求娱神赐福。常见的有财神爷、灶王爷，还有一些像狮、虎、牛、鸡、瓜子娃娃、葫芦以求平安、辟邪消灾、灭患的。还有为了求雨剪一些“小龙入水”，求晴的“扫天婆”解脱已发生的灾难。气候无常，雨多了天 涝 ，就用黄裱纸剪个“扫天媳妇”，“扫天媳妇真不瓤，手拿扫帚扫天忙，黑云疙瘩都扫净，雨过天晴太阳出。” （四）服饰佩带习俗 这类剪纸，民间妇女称为“刺绣花”，即用于刺绣装饰底样。实用性很强，有鞋花、枕头花、衣袖花、肚兜花、烟袋花等，是剪纸在服饰上的运用。各民族的服饰、刺绣、剪纸都以民族地区所崇拜的动物或植物为主要内容，形成了各自的地方风格。 （五）纯观赏性的剪纸 它是在窗花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观赏性剪纸。这种剪纸具有较单纯的审美价值。做工精湛，风格高雅，经过装裱或装框放于室内观赏。它的形式与窗花关系密切，虽然不承担窗花的民俗作用。但是精湛的技艺与完美的形式又对窗花挂笺、炕围花等实用剪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窗花创作的提高与深入。 三、民间剪纸中的审美特色 民间剪纸在完成一定的民俗作用之外，又极力显示超越自身民族背景的独立性，即美的特性。一张剪纸无论它用于何种场合，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灌注着审美感情。只要人们以美的标准肯定它，它也就有了存在过程的审美价值。当然，民间剪纸的这种艺术形式独立性，并不是对于民俗限定的脱离，而是充分驾驭民俗形式的随心所欲，因而其存在的价值也超越了陪衬民俗的行为目的。 美，直接起源于功能之中，在中国“美”和“好”是不可分离的，民间剪纸艺术追求更是审美标准和功用标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体现在民俗剪纸的审美价值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对于民间剪纸艺术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地方，返璞归真的独特艺术魅力是需要我们传承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民俗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也会适应社会的发展。有人曾经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是有生命力的。由此可见那些古老的传统艺术尤其珍贵。 参考文献： [1]党春直.中原民间工艺美术.河南人民出版社. [2]吕胜中.中国民间剪纸(上).湖南美术出版社. [3]孙二林.民间剪纸.今盾出版社. [4]陈竟.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研究.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5]费孝通.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人文讲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相关论文查阅： 大学生论文 、 工商财务论文 、 经济论文 、 教育论文 热门毕业论文 ;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