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汉学研究论文

韩国研究汉字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他们就开始接受、学习汉学。但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汉学的发展出现停滞。1948年韩国制定《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禁止公开使用汉字，汉字研究也受到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韩国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加，研究兴趣也逐渐提高。到了1980年各个大学纷纷设置了中语中文学科，教授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学等多种课程。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中国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教学进一步得到重视， 汉字也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面我们对近20年（1980年至2000年）韩国关于汉语、汉字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具体介绍目前韩国对汉语、汉字的研究状况。一、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 从韩国国会图书馆的学位目录索引中，我们共收集了396篇有关汉语、汉字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1980－2000年）。其中80年代(80-89年)的论文共115篇，占论文总数的29%，90年代（1990-2000年）的论文共281篇，占论文总数的71%。可见，90年以后韩国的汉语汉字研究有了明显的增多。396篇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353篇，占总数的，博士学位论文43篇，占总数的，在数量上硕士学位论文多于博士学位论文。可是从论文的增长率来看，博士学位论文的增长率比硕士学位论文高。硕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5篇，90年代248篇，增加到倍；博士学位论文，80年代10篇，90年代33篇，增加到倍。以上数据用图表显示如下：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总 数 %80年代（80-89） 105 10 115 29%90年代（90-2000） 248 33 281 71%总 数 353 43 396 100%比 例 100% 100%我们再把论文根据其内容分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计算机应用及其他六种类型。语音类包括音韵学和语音学，计算机应用类包括计算机编码、识别和应用等，综合性研究等归为其他类。列表如下：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 算 机 其 他80年代 15 26 18 37 12 790年代 28 77 77 45 30 15总 数 43 103 95 82 51 22比 例 26% 24% 从以上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哪一类领域，90年代研究跟80年代研究相比都有量的提高。总体来看，语法研究为数最多，共103篇，占总数的26%，其次是词汇研究95篇，占24%，下面依次为文字研究82篇，占，计算机应用研究51篇，占, 语音研究43篇，占, 其他研究22篇，占。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词汇研究(倍), 其次是计算机应用研究(倍), 再次为语法研究(3倍)。二、韩国的汉语研究韩国开设中国语言学和文学专业的大学很多。据统计，以中语中文学科为学科名的大学就有51所。其中开设博士课程的有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8所大学。大学博士课程分中国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两个专业，一般学生愿意读中国文学专业，现在学习中国语言学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前面列出的数据是对汉语、汉字研究的总的统计结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是要区分的。汉语研究是中文学科的研究范围，而汉字作为韩国语的一部分，基本上属于韩国语国文学科的研究范围。从汉语角度研究汉字的论文，396篇论文中有8篇, 90年以后论文中仅出现1篇。韩国的汉字研究下面另作介绍，在这里先介绍韩国汉语研究。396篇硕博学位论文中汉语研究论文共有164篇，占总数的。这些论文按年代和内容分类如下：2语音 语法 词汇 文字 计算机 其他 合计80年代 0 24 2 7 0 0 3390年代 20 68 24 1 3 15 131合 计 20 92 26 8 3 15 16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汉语研究跟汉字研究的总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90年代研究远远超过80年代，而且数量上语法和词汇的研究比较多，131篇汉语研究论文中硕士学位论文111篇，博士学位论文20篇。其中研究古代汉语的有12篇，研究现代汉语的有119篇。现代汉语研究明显多于古代汉语研究。另外，还有11篇是关于中韩语言对比的论文。韩国汉语研究的内容相当广，研究方法上基本采用传统语言学方法，部分论文采用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汉语语音方面，主要研究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系统，历史变迁以及与韩语的对应关系。其中对上古音、中古音的音韵研究占一定的比例。词汇方面有词汇系统研究、构词研究、同义词研究、新词研究、熟语研究、中韩词汇对比研究，还出现了对色彩词、电脑用词方面的研究。跟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语法研究论文数量多，内容也丰富，从句子成分的研究到词类研究，以及各种句式的研究都有涉及。而且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从整体的研究转入到个别副词、助词的研究。中韩语法对比研究也有，但为数不多。文字研究和计算机应用研究目前还很少。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涉及汉语教学、教材研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7篇论文讨论了关于高中汉语教学和教材问题。据了解，韩国有些高中开设第二外国语，第二外国语有5种：中国语、日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据1992年韩国教育部统计，开设二外的高中里，选择中国语为第二外语的学校达一百个。这种变化将使汉语在韩国的地位大有提高。三、韩国的汉字研究汉字在韩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中韩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汉字在韩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光复以后，近50年来韩国未进行汉字教育。目前韩国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人基本上属于"韩文一代"。从对小学教师汉字词能力的实况调查来看，25岁到2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55分，30岁到34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为49分，35岁到39岁年龄段的平均分数是63分（40-44岁：71分，45-49岁：77分，50-54岁：87分）。再看1992年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结果，其平均分数也很低，是分。大学生汉字实力评估是从初中、高中汉文教育用汉字1800字中选最基本的1000个汉字进行的。此次调查中发现写错自己学校名的大学生有53%，写错自己学科名的大学生有54%（如，"行政"写为"行正"）。难怪有些国家已经不把韩国列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1948年韩国为了纯化国语制定了《韩文专用法案》（法律第六号），但是韩国语词汇中占70%的汉字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尽管国家法令上禁止公开使用汉字，学校的语文政策却根据法案的规定，在"韩文专用为原则，必要时并用汉字"的原则下进行了汉字教育。可是随着韩文与汉字之间的争论，语文政策也跟着反复变化。例如，1968年国家发布总统令删除了中小学课本上的汉字，1973年中学教材又重新使用汉字。1972年汉文被定为初中的必修课编入正规教育课程，1995年又把它改为选修课。政策的不稳定给汉字教育带来了混乱，各学校和教师对汉字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每个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选用不同的教材，任意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其教育参差不齐。这在大学生汉字评估中也体现出来，大学生汉文教育用汉字的评估中最高分数是100分，最低分数是8分，整体上很不均匀。韩国政府终于意识到汉字的必要性。1999年2月9日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总统令，批准了文化与旅游厅的一项计划，推进中文和英文在道路牌和政府公文中的使用，打破了韩国近五十年来使用汉字的禁令。目前，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等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积极开展推进汉字教育的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韩国每年进行两次汉字能力测验，全国有一百来个考点，参加人数随年剧增，参加考试的有5岁小孩也有80高龄的老先生。在社会各界强烈的要求下，根据16521号总统令，1999年8月起韩国公文和新发的身份证姓名开始并用汉字。他们进一步主张从小学开始进行汉字教育，把汉字作为小学课程的正规课目来教，进而把汉字教育反映在大学高考上。主张汉字教育的人很多，但主张韩文专用的势力也不小，韩国要把汉字教育落实到小学正规课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下面是近20年来韩国对汉字、汉字词研究的统计结果。在韩国，汉字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以汉字词的形式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把汉字与汉字词的研究都给包括进来了。这些学位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界还是很重视汉字以及汉字词的教育的。语 音 语 法 词 汇 文 字 计算机 其 他 总 数80年代 15 2 16 30 12 7 8290年代 8 9 53 44 36 0 150总 数 23 11 69 74 48 7 232比 例 100%研究汉字、汉字词的232篇硕博学位论文中，语音方面，8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汉字词的音韵研究，包括汉字词音韵的体系、音韵变化等；90年代的语音研究主要涉及常用汉字词的长短音、音和训等方面的研究。汉字词是韩语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论文单独考察其语法功能，所以语法方面的研究极其有限，仅有几篇关于汉字词动词比较、汉字词副词比较等方面的论文。词汇研究相比之下较为多一些，共有69篇，占总数的，有汉字词的习得研究、汉字词的构词研究、类义汉字词研究、复合汉字词研究、借用汉字词研究、汉字词的指导方法研究、中韩汉字词比较研究、汉字词的词频研究、科学用语研究等等，其中汉字词的类义与构词的研究比较多一些。汉字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有关汉字教育方面的研究、汉字指导与教育、基础汉字选定、教育用汉字的字义研究以及代表训研究、汉字书写指导，通过游戏、图画、书法、计算机网络的汉字教育等。计算机应用方面，主要是韩语的汉字转换处理汉字识别，汉字频率调查研究、计算机处理用汉字字符研究、机器翻译、系统汉字词以及未登录词处理等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语文政策，汉字教育政策，教材分析方面的研究。学位论文中有关汉字、汉字词的，从教育方面研究的比较多，共有53篇，其中：小学教育20篇，初中教育9篇，高中教育16篇，其他难以分阶段的研究17篇。这说明韩国还是很重视汉字、汉字词教育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上，韩国国内对汉字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没有达到共识。目前，韩国的汉字教育仍是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外的汉字学堂还在教《千字文》、《四字小学》、《训蒙字会》8等古文。课堂汉字教学也很随意，有些教师用过去的习字课本，有些教师利用报纸，有些教师用自编教材，汉字教学还未进入系统教育。鉴于以上情况，1995年汉城初级汉字研究会制定出了"小学用汉字"，根据这一标准翌年出版两种小学汉字认可图书，但是目前汉字教育不属于国家教育经费范围，这些书无法免费提供给学生，在各学校内得不到普及。尽管韩国国内主张韩文专用和主张汉字教育两派之间的争论还在进行，汉字教育的必要性还是越来越显著。当然，对汉字教育的内容、方式、学习量以及教学法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上通过对近20年来韩国硕博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了解了韩国的汉语研究和汉字研究状况。总的来说，韩国的汉语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也更加深入；汉字研究方面，汉字教育是汉字研究的重点，但目前很难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认同。

韩国写博士论文，需要6到10万字。韩国的论文跟大多数国外论文的模式是一样的：分成以下几个部分：注意必须按照这种格式去写，否则就是格式有问题。第一章：前言，第二章理论考察，第三章研究方法论，第四章结果，第五章讨论和总结。在韩国，不少学校都会在硕博士学生的毕业要求方面，提出要有KCI级别学术研究论文的明确指标。

朝鲜司译院“汉学”研究【内容提要】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其中“汉学”的地位非常重要。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发音的正确性。汉学以《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直解小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为教科书。 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汉语教学、所用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论著较少。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学者早已有所研究。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1]一书第五章“支那语学”中，对汉语研究史、汉语辞书、汉语读本、通汉语的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2]一文，对司译院“汉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3]一书，对朝鲜司译院“汉学”通事、所用书籍等进行了研究。 《老乞大》[4]和《朴通事》[5]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此二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时期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语言学界对《老乞大》、《朴通事》二书早已有所研究。杨联升的《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6]一文，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老乞大》的语法、语汇进行了研究。陈高华的《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7]一文，根据《老乞大》、《朴通事》所记载的高丽商人到元大都的沿途所见、贸易活动等情况，探讨了高丽与元代的经济文化交流。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原刊本《老乞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陈高华的《旧本<老乞大>书后》[8]一文，断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中国的元代末年。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としての旧本<老乞大>——钞と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として》[9]一文，从旧本<老乞大>所记载的元代钞和物价的角度，探讨了此书所反映的元代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古屋昭弘的《<老乞大> 朝鲜中世の中国语会话读本》[10]一文，就旧本<老乞大>的日译本的情况等进行了介绍。 本文就朝鲜司译院“汉学”的设立、汉语教学、“译科”考试、“汉学”所用教科书等方面入手，初步探讨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情况。 一、司译院及其“汉学”的设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1]。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具有翻译学校的性质。司译院一开始只设“汉学”，后扩为“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四学”相当于翻译学校的外语系。《通文馆志》记载：“康熙丁未（1667）女真学改为清学”[12]，即自康熙六年（1667）开始“四学”又被称为汉、蒙、倭、清学。其主要变化在于女真语学改习满语[13]。 关于朝鲜司译院设置及沿革问题，《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1276）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14]。《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5]。 《通文馆志》则云，“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让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6]。《李朝实录》又记载，恭让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而“吏学”置于司译院[17]。 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18]。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19]。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20]，即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21]。 根据上述史料和学者意见，可知司译院这一术语在高丽恭让王时期就已出现。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所设置的通文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 可见，司译院这一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高丽忠烈王时期被称为通文馆、恭让王三年又被改为汉文都监。恭让王元年是否已被称为司译院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高丽时期的通文馆、汉文都监、朝鲜初期的司译院，设立之初，都是以教习汉语为目的的。 朝鲜太祖二年（1393）司译院初设之时只有汉学。后增设蒙、倭、女真学，共为“四学”。同书又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22]。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於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从之”[23]。可见，“蒙学”系于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倭学”是在太宗十四年（明永乐十二年，1414）设立，“野人馆”即“女真学”，增设于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 二、司译院汉语教学 朝鲜司译院汉、蒙、倭、女真学当中，“汉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四夷广记》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4]。可见明朝人知道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在明朝私修史书中有很多记录朝鲜王朝的篇章，如郑晓的《皇明四夷考》、慎懋赏的《四夷广记》等，其中附有少量的朝鲜语词汇。但明朝四夷馆自始至终没有朝鲜馆。故培养汉—朝鲜语翻译人材的任务是由朝鲜司译院承担的。朝鲜司译院“汉学”培养了不少通汉语的译官。据《译科榜目》记载，自1498年到1891年，朝鲜“译科”考试所录取的“四学”人员名单中，“四学”出身者总人数为2845人。其中“汉学”出身者为1858人[25]。 司译院“汉学”培养了许多精通汉语的翻译人员。这些译官在明与朝鲜互使、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朝鲜押马赴辽东的使臣当中，多为司译院“汉学”判官、译官等人。关于这一问题，《李朝实录》多有记载。 （一）、教授和生徒人数 朝鲜王朝时期，有不少人学习汉语。司译院“四学”中，“汉学”的生徒人数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朝鲜司译院“汉学”教授、生徒人数虽有一定额数，但在不同时期具体人数有所变化。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26]。朝鲜王朝设立司译院之初，“汉学”的教授、生徒人数并不多。教授也无品级，只提到给优厚的俸禄。 世宗时期（1419－1450），增加了“汉学”教授、生徒额数。《经国大典》记载，“汉学教授四员，二员文臣兼，为从六品；汉学训导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27]。同书又记，司译院生徒额数为80人，“汉学三十五人、蒙学十人、女真学二十人、倭学十五人”[28]。这应该是在京生徒额数。 这一时期，教授人数比太祖时期增加了一倍。世宗朝还规定教授的品级为从六品，并增加了十名训导。“汉学”生徒人数，由太祖时期岁贡1人，增加到35人。 成宗时期（1470－1494），“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通常不满。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29]每式年（详见后）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30]。这里，各道和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不清楚，但蒙、倭、女真学各道和外方选送的生徒人数是根据“汉学”例而定的，因此，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肯定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生徒[31]人数为156人，其中，“汉学：平壤、义州、黄州各三十；女真学：义州五、昌城五、北青十、碧潼五、渭源五、理山五、满浦五；倭学：斋浦、釜山浦各十、盐浦六” [32]。 《通文馆志》记载：“外方译学生191人，黄州、平壤汉学生各三十人；义州：汉学生三十人，女真学生五人；昌城、楚山、满浦、碧潼五、渭源女真学生各五人；北青女真学生十人；斋浦、釜山浦倭学生各十人；盐浦倭学生六人，以上出《经国大典》。“济州汉、倭学生各十五人，康熙辛亥（康熙十年，1671）译学卢尚迪时始置；巨济倭学生五人，康熙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译学金时璞时始置”[33]。 司译院除教授外，在京和地方设“译学训导”之职，主要掌管教训生徒之事。董明认为“译学训导”是朝鲜王朝为培养汉语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34]，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译学训导是一官职，而不是培养汉语人才的机构。 据《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设“汉学训导四员，蒙、倭、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35]。《通文馆志》记载：“训导十员，注为正九品，掌教训生徒，汉学四员，蒙、倭、女真学各二员”[36]。以上《通文馆志》记载出自《经国大典》，但与《经国大典》不同的是《通文馆志》清楚地记载了训导的职责是“掌教训生徒之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所设译学训导的情况是：“庆尚道设倭学训导二员、在黄海道设译学训导一员（黄州）、平安道设译学训导二员（平壤、义州），为从九品”[37]。 根据这段记载，黄州、平壤、义州等地所设译学训导是否属于“汉学训导”尚不清楚。《通文馆志》详细记载了黄州、平壤、义州等地的译学训导是汉学所派官员。“译学训导黄州一员、平壤一员、义州一员，注为汉学出身参上官差送”[38]。司译院外方官员名在原籍，分差外方，任满后回司译院。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司译院在京和地方所设译学训导的品级不同，司译院在京所设译学训导为正九品，在地方各道所派译学训导为从九品。 （二）、教学中对语音的重视 明与朝鲜之间的通用交际语为汉语。朝鲜半岛使用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汉语和朝鲜语的发音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司译院“汉学”生徒来讲，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朝鲜世宗时期非常重视生徒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问题，故采取了奉使到中国学习、在司译院禁用本国语音等措施。 《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十五年（宣德八年，1433），‘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且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修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王其体朕至怀，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子弟于义州，使之往来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语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39]。明朝给世宗的敕书中拒绝朝鲜司译院派生徒到北京学习汉语的请求，世宗招集大臣们商议，提出派生徒到辽东学习汉语，大臣回禀世宗“辽东是中国一方，发音不正”，认为让所选生徒仍然在司译院学汉语，等使臣出使明朝时再将他们送到北京学习汉语，这样循环反复，自然能通晓汉音。可见，朝鲜世宗时期，司译院的汉语教学以北京地区的语音为标准。朝鲜王朝世祖时期，规定司译院生徒“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从之”[40]。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41] 司译院过分重视汉语的正确发音，在汉语教学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司译院学生过分追求汉语的正确发音只学语音，而不求理解其意。故司译院设置训导，用本国语音讲解其义理。 三、司译院“汉学”教科书 《李朝实录》、《经国大典》、《通文馆志》记载了司译院“译科”、“取才”“汉学”考试用书，这些书应是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所用教科书。但司译院“汉学”所用书籍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 （一）、司译院“译科”考试用书 朝鲜司译院选拔译官，须通过“译科”考试和取才两条途径。据郑光的研究，“译科”考试在礼曹实行，取才在司译院实行”[42]。 朝鲜时代的科举中，“译科”属于杂科。高丽时代的杂科包括“医业、卜业、地理业、明法业、明书业、三礼、三传、何论”[43]等，没有“译科”。 “译科”考试分为在京考试和乡试两种。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考试的形式，汉学采取“讲书、译语”两种形式。讲书有临文和背讲两种。临文是根据所学课本颂读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背讲是先背诵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译语是以汉语进行翻译。取才有临文[44]和写字两种形式。 《经国大典》记载： “译科”初试： 【额数】汉学二十三人（应是在京考试所取人数）；司译院录名试取汉学乡试黄海道七人，平安道十五人观察使定差使员录名试取。 【讲书】汉学“四书”临文、《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学》背讲。 【译语】汉、蒙、倭、女真学并翻《经国大典》临文[45]。 “译科”复试： 【额数】汉学十三人，本曹同本院提调录名试取。 【讲书】同初试 【译语】同初试[46] 《通文馆志》记载：“汉学八册《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备》以上三册背讲。初用《直解小学》，中间代以《伍伦全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翻《经国大典》以上五册临讲”[47]。将这段史料记载与《经国大典》的记载相比较，除《直解小学》被《伍伦全备》替换外，其它书籍没有变化。替换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经国大典》讲书所规定的“四书”既是《通文馆志》中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48]、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49]。可见，司译院“译科”汉学考试用书中，“四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司译院“取才”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汉学’五册。甲、丙、戊、庚、壬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背讲。《论语》临讲。《书传》、《通鉴》临讲。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三，《中庸》、《诗传》、《通鉴》。乙、丁、巳、辛、癸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备》第四，《孟子》、《书传》、《通鉴》。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备》第一，《大学》、《诗传》、《通鉴》。‘汉学’取七人”[50]。这段史料证明，司译院“取才”“汉学”考试，与“译科”考试不同，规定不同季节或不同年份“四书”选其一作为考试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在“院试”考完之后进行。《通文馆志》记载：“嘉靖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本院草记与华人交接之间，语言最先，文字居次，除常时所读书备数考讲，每二人作耦讲论华语，谓之院试”[51]。规定“院试得一分半以上者，许赴诸取才。而取才分数同者，以院试分数为先叙用。出受教辑录”。 [1]刀江书院，1940版，第556－580页。 [2]《朝鲜的日、汉、满、蒙语读本》，《东洋学报》第4卷第2号，1914年，第244－266页。 [3]汉城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第94－107页。 [4]《老乞大》载于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庆北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 [5]《朴通事》（上、中、下），国语国文学资料集第4辑，韩国，庆北大学院国语国文学研究室。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9本上册，1957年，第197－208页。 [7]《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5－60页。 [8]《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3－130页。 [9]《东洋学报》，第83卷，2001年6月，第101－130页。 [10]《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1期，日本株式会社好文出版，2002年3月，第268－272页。 [11]《经国大典》卷1，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10月，第79页。 [12]《通文馆志》卷1，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3]注：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即是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结束的年代。 [14]《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卷76，《百官志》。第2册，第563页。 [15]《李朝实录》卷4，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二年九月辛酉条。 [1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7]《高丽史》卷77，《百官志》。第2册，第572页。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让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18]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19]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170辑，1999年，第30页。 [20]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21]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29卷，第5号，1917年，第564页。 [22]《李朝实录》卷28，太宗十四年十月丙申条。 [23]《李朝实录》卷33，世宗八年九月壬子条。 [24]慎懋赏《四夷广记》，收于《玄览堂丛书续集》，第88册。 [25]《译科榜目》，奎章阁本。 [26]《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27]《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职条，第82－83页。 [28]《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0－242页。 [29]“外方”应指京师以外的地方，其所属范围、及其与“各道”之间有何关系，尙有待于研究。 [30]《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卷98，成宗九年十一月戊寅条。 [31]注：外方生徒是指在京生徒之外，在地方上的生徒。 [32]《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3－244页。 [33]《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原籍条，第11页。 [34] 董明《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5页。 [35]《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司译院条，第83页。 [3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第7页。 [37]《经国大典》卷1，吏典，条，第83页。 [38]《通文馆志》卷1，沿革，外任条，第8页。 [39]《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62，世宗十五年十二月壬戌条 [40]《李朝实录》，《世祖实录》卷3，世祖二年四月戊申条 [4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95，世宗二十四年二月己巳条。 [42]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43]（韩国）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44]注：“临文”的形式尚不清楚，有待于考证。 [45]《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初试条，第215－217页。 [46]《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复试条，第218页。 [47]《通文馆志》卷2，科举条，第14页。 [48]“吏文”，是指鲜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所用的汉文。 [49]《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50]《通文馆志》卷2，劝奖，禄取才条，第16页。 [51]《通文馆志》卷2，劝奖，院试条，第15－16页。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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