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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我国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应是内外兼修，即加强自身建设与利用外部力量。 （一）加强自身建设 1．转变观念，理性认识。大多数国家施行贸易标准及其相关制度，仍然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类健康的良好愿望。利用这些国际规范条件派生出来的不合理的国别环境标准以及以此为依据设置的贸易障碍才构成绿色贸易壁垒。当国际绿色贸易大潮滚滚而来时，任何国家都很难置身其外。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要冲破绿色壁垒，首先必须顺应这股绿色潮流。我们反对的是滥用绿色贸易壁垒的不正当行为。我国农产品因有害物质超标而被对方国家拒绝入境之类的事件，不能认为是对方故意设置绿色壁垒。相反，应当及时转变观念，重新审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制定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企业开发绿色产品，加速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2．顺应潮流，绿色营销。广大企业应抓住机遇，顺应环保时代发展绿色化的潮流，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施产品绿色化战略，在产品开发、制造、包装、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都切实地把环保要求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中，做到在研发环节上开发绿色产品，在广告上突出绿色效应，在公共关系上积极开展环保公益活动，在营销渠道上选择绿色企业，在供应链上选择绿色伙伴，在市场上寻找绿色消费者。实现满足企业利益、消费者需要和环境利益的营销方略，在环保时代求得生存和发展。 3．国际认证，通行世界。特别要积极争取通过ISO14000 国际标准认证，获取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同时，要争取获得贸易对象国及所属行业的绿色认证例如美国电器产品的 UL 认证、加拿大的CSA 认证、英国的BSI认证、德国的 G认证、欧盟的 CE 认证水产品的 H ACP 认证等。截止 2000 年 4 月底，我国通过ISO14000 认证的组织只有 263 家。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行清洁生产，努力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标准；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参与国际合作；向国际靠拢，让中国的环境标志产品走向世界。过渐进地提升自己的环境标准要求，动资源合理使用，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实力。 4．绿色会计，定量分析。所谓绿色会计制度，是指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特别是在成本控制中，不仅要对人工、本、原料等进行成本核算，而且还必须计算资源和环境的占有和消耗成本，这样就能够恰当地估价自然环境成本和污染的环境对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对环境做出精确的定量分析，揭示其经济价值为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正确的决策基础。 5．技术转移，海外投资。单纯通过技术贸易难以获得较为先进复杂的技术，可利用合资经营与合作经营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走引进与自主研发并重的道路，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旦我们产品的环境技术是领先的，绿色贸易壁垒的制约作用必将不攻自破。海外投资不仅可以利用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而且可享有与东道国相同的自由流通便利，避免发达国家的环境壁垒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 6．熟悉规则，积累经验。一是加强学习W TO 文献资料，了解 W TO 的有关规则和国际贸易形势与特点，重视绿色技术壁垒对相关产品出口的冲击和危害，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增强企业应对技术壁垒的紧迫感和主动性。二是善于学习国内外出口贸易经验，面对形形色色技术壁垒的阻障，提高企业辩识和应变的能力。 （二）利用外部力量 1．企业合作，绿色基地。尤其是农副土特产品的加工企业和传统工艺产品生产企业，相关企业联手合作，建立绿色产业基地，更能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比如，中国是陶瓷制品大国，曾享誉全球。要达此目的，必须挑选好原料供应基地。绿色基地建立以后会形成规模收益和对当地经济的辐射效应。类似地，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 “绿色花生基地”、“绿色茶叶基地”、“绿色果品基地”等等。 2．借助政府，寻求支持。首先，企业在绿色产品的重大技术创新和出口经营活动中出现资金困难时，应向政府提出资金和技术支持。争取获得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环保补贴，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按照W TO 新的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规则，环保产品的这类补贴属于不可申诉的补贴范围。企业和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一规则，提高产品的绿色竞争力。其次，应根据供应链理论，要求政府制定较为严格的原材料、半成品进口技术和环境标准，从而提升企业产品的整体环境技术水平。最后，如果我们在承担有关协议的某些环保义务出现困难时，可以及时向政府提出，政府可及时向W TO 提出申请，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免除应承担的义务。 3．利用世贸，维护权益。要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机制、合理对抗机制、报复措施、非歧视性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特殊照顾的规定，维护自身合理的经济利益。根据W TO《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书》 来解决争端。特别是巴西和委内瑞拉申诉美国汽油管制案胜诉且美国接受 W TO 的裁决，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 W TO 的信心。 企业对策：行业对策 面对入世后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环境的新变化,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应转变思维!调整战略!积极应对既要关注国际市场的机遇,也要眼睛向内,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 从企业层面来说:首先,提高产品的开发和设计能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纺织服装企业要真正因取消配额而受益,就必须着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而不是靠数量扩张的方式来增加出口。反之,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低价竟销的策略,则无异于自相残杀,其结果必然是既损害企业自身及国内同行的利益,也给国外贸易保护主义以把柄"因此,明智的选择是从技术和设计等方面加大开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从纤维!面料!花色!品种!健康!环保!功能和科技含量等方面提升产品档次,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其次,充分论证,科学决策,制定正确的投资战略,避免低水平扩张"由于对配额取消后市场前景的盲目乐观,近年来纺织服装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导致投资增速过快"应当看到,我国入世时承诺的有关条款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制约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增长"具体地说,一直到2016年底,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出口都将受到三个条款的制约:一是2008年底到期的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条款;二是2013年底到期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条款;三是2016年底到期的“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条款中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企业在投资时应充分考虑上述条款的制约因素,认真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及走向,慎重选择投资方向,力避低水平重复建设"第三,打造自主品牌,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目前我国纺织服装出口中自主品牌的占有率还不到10%,与世界上最大的纺织服装出口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更为重要的是,在产品销售利润中占大部分份额的品牌利润几乎被国外企业拿走,而我们赚取的只是制造加工环节的微薄利润"因此,大力开发和推广自主品牌,实施品牌战略,是我国服装纺织企业角逐国际市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第四,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一些有资金和技术实力的大企业,应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可在国外投资设厂,建立全球供应链,并积极介入国外营销网络,以规避国外对我纺织品出口的贸易壁垒"第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虽然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服装进口市场,但同时也是贸易争端和摩擦的高发区"我国出口企业应在巩固和进一步拓展欧美市场的基础上,在更广阔的国际领域积极开辟多元化市场,以有效分散市场风险。 从行业层面来说,中国加入后,随着纺织品配额的分阶段取消,纺织服装出口行业内外部竞争环境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有的贸易格局和贸易模式正在改变"这对进出口商会的工作提出了挑战"纺织商会作为行业代表,应在行业协调!维护出口秩序!对外交往!维护企业利益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建立纺织品出口预警和监测机制;制定纺织品进出口市场准入标准和认证体系,促进规范经营;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协调出口价格和市场,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等。

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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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纺织服装产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在2005年全球配额取消后，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额激增，进一步凸现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优势，但在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从内外环境两个层面、有利与不利两个角度，利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行系统的分析，旨在指导我国纺织服装产业趋利避害，继续向良性方向发展。关键词纺织服装出口竞争力SWOT对策措施我国是纺织服装制品生产出口第一大国。2005年1月1日，全球性配额管制全面取消，标志着纺织服装制品贸易全面进入自由化阶段，我国纺织服装制品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井喷”现象，增长相当迅速，部分地反映出我国在该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在长期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亦暴露出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客观、系统地分析与思考。SWOT分析法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其涵义是在既定内外条件下通过对本单位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进行结构化的平衡系统比较分析，找出并发扬内外部有利因素，规避不利因素，为单位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指导本单位向良性方向发展。SWOT方法自形成以来，广泛应用于战略研究与竞争分析，成为战略管理和竞争情报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通过引入SWOT分析法，从战略管理角度对我国纺织服装制品出口竞争力进行分析。1我国纺织服装制品出口贸易内部环境S-W分析—内部优势分析（1）制度环境方面: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对纺织产业予以扶植，特别是为推动纺织集群经济发展，各地政府不仅在税收政策和简化办事程序上予以支持，更以民间协调人的身份，积极促动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引导企业共同发展。外贸管理制度方面，目前已由原来的经营权审批制调整为上报备案制，扫清了我国外向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制度障碍，使得原来只能依赖外贸经营单位出口的相当部分纺织服装生产企业有了更大的外部发展空间。出口退税方面，从2004年开始，政府开始着手清理退税拖欠工作，目前各地退税清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大大减轻了外贸出口企业的资金负担，激发了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对中小型纺织服装企业来说，影响尤为明显。（2）企业网络方面:为推动纺织品集群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投入大量人财物，极力打造纺织服装专业市场，增加配套协调项目。目前已初步形成几个以专业市场为核心，以广大生产加工企业为依托的，集原材料生产、纺织、染整、后处理、成衣成品制造、仓储、货运、展销、零售于一体的纺织品产业集群经济带，其中以长三角、珠三角、闽南地区发展尤为成功。纺织品集群经济的建立，为企业编织经营网络，加强彼此间合作协调能力，进行柔性生产和转包活动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物质保障。（3）资金技术方面:在政府和商业银行的努力与协调下，各地纷纷推出对于中小纺织企业的优惠金融安排，对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利率优惠，鼓励其进行技术和生产投资。在技术层面上，通过企业间技术合作、引进外来技术、技术人员专业培训等，近年来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技术水平已有很大的提升，面料生产方面一直以来是我国纺织服装生产的薄弱环节，以前用于出口高档服饰的工艺面料绝大部分只能依赖进口，目前这种情况已有很大改观，多数面料已能够由国内自行提供。（4）人力资源与劳动力供给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充沛，同时，我国又是传统的纺织服装生产大国，在长期的发展中培养了相当大部分的经营管理人员，是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另外，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交往不断加深，人员的国际化流动加剧，亦有相当多的外国技术、经营管理人员进入我国的纺织服装领域，为我国的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技术支持与管理经验。—内部劣势分析（1）制度环境方面：自入世以来，我国在政策调整上，虽然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管理体制仍然僵化，国家为促进中小纺织企业发展，给予各种优惠税收政策和金融扶植，但未能及时有效地落实。有些地方政府在职能转变上一时不能适应角色任务的调整，办事效率不高，服务水平低下。法律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从实际执行来看，并没有真正做到对纺织品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产品设计非法抄袭、模仿、商标盗用现象相当普遍。（2）企业间的相互联系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都是处于一种分散经营，各自为政的状态下发展，企业过分片面看中市场的占有率和企业间竞争，往往忽略合作的可能性。这直接导致资源过度用于“内耗”，产业整体竞争力下降。尽管各地政府为改变现状，极力推行产业集群经济，但远未达到预期效果，有些地区仅仅是把各个企业人为地在地域上予以集中，远未真正发挥集群经济的巨大优势。（3）资金技术方面：近几年我国各个行业的资金需求很大，对纺织服装企业在资金投入上造成挤压，特别是我国纺织服装行业正处于技术升级的关键时期，资金需求较以往有更大的要求，目前仍有很大缺口急需填补。技术方面，我国虽然在投入方面较以往有所增加，技术进步也很快，但与美欧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增长贡献率是评价一个产业技术水平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纺织产业的贡献率仅为20%，大大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后续发展。（4）人力资源与劳动力资本方面：我国在劳动力的专门教育方面相对比较匮乏，使得我国的劳动力生产率低，适应性差。另外，纺织服装制品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成本直接影响行业的整体利润水平，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我国的出口竞争能力。劳动力的供给上，从2004年起，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吸引力已大幅下降，这导致原来主要依靠外来务工人员的部分企业面临很大的劳动力缺口压力。（5）国内竞争环境方面：我国纺织服装产业根植于广大分散式经营的手工作坊式企业，生产水平和产品档次较低，产品同质化严重，客观上造成企业竞争性强、规范性差的特点，无序竞争现象严重，低价竞争仍然是企业的主要竞争方式。据资料显示，2005年1～10月，我国出口美国纺织服装数量同比增长，而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仅有，大大低于数量的增长幅度。2我国纺织服装制品出口贸易外部环境O-T分析——外部机会分析(1)贸易自由化方面。《多种纤维协定》的有效执行和纺织品配额的全面取消，使得我国“长期受配额影响最大的国家”地位有了实质性改变。据WTO预测，中国纺织品和成衣在美市场份额将增加到50%，欧洲29%。事实上，2005年我国出口美国总额为亿美元，同比增长，占美国进口该类产品亿美元的22%，虽未达到WTO的乐观预测值，但总体已有很大增长。据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额高达亿美元，同比增幅更达到了，可以预见，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态势必将给我国出口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2)国际合作方面。①外商直接投资：在劳动力资本负担不断上升的压力下，从20世纪90年代始，国外纺织服装企业纷纷到我国投资设厂，如日本富士纺织公司在我国就设有四家合作服装企业，其中三家是从织布开始的一条龙式生产企业，其他还有日清纺、伊藤忠、佐丹奴、意大利马佐度等国际知名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合作投资，加入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国外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据统计，2005年1～7月，我国纺织服装制品出口总额为615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高达35%，客观上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②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我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较大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加之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再有美欧在经历我国出口高速增长后，对我部分产品重新设限。为避开以上种种不利因素，很多企业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如柬埔寨、越南、土耳其等进行直接投资设厂。2004年7月，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制定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为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对国别、产业进行方向性的指导，其中鼓励投资纺织服装业的国家数量超过1/3。这预示着我国在这方面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外部威胁分析(1)《伊斯坦布尔宣言》。配额虽已取消，但纺织品贸易的自由化之路并不平坦，早在2003年3月，以土耳其、墨西哥、美国为首的纺织行业组织，为阻止我国纺织品出口增长，即提出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对我国继续实行配额限制，截止到配额取消，已有52个国家的90多个行业组织签署，尽管该宣言由于违背WTO自由贸易原则未被认可，但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我出口纺织服装制品的态度，必将成为我纺织服装出口的一大障碍。(2)“特保措施”的滥用。“特保措施”是WTO框架下认可的对于来自国外特定产品的剧烈冲击进行本国市场过渡性保护的一种特别保障措施。其初衷是避免进口国同类产业免于遭受国外产品的威胁性打击，但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国2005年出口增加的情况下，未就对其国内造成实质性影响进行合理评估，即启动了“特保”措施，对我国出口纺织服装制品实行单方面限制，进而升级为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了我国被“设限”产品的出口。（3）“反倾销”问题。反倾销措施是WTO规则认可的有效保护本国市场免遭非正常竞争的合法措施，但长期以来，该措施却充当了进口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保护伞”。而纺织服装制品作为我国出口的传统优势产品，由于其相对的敏感性，加之价格低廉，更成为国外“反倾销”调查的重中之重，特别是目前配额已经取消，国外在无法使用原有限制措施实施贸易保护的情况下，“反倾销”措施的滥用对我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其潜在不利影响将更大。3SWOT分析结论与对策措施通过以上SW内部、OT外部两种环境、SO利与WT不利两个方面的交叉分析，不难看出，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理论上其优势仍是明显的，这在配额取消后我对外出口迅速增长的客观情况中已有很好的体现。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个层面采取配套措施来实现上述目的：优势增强层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制度和法律建设，满足产业发展的政府支持和法律保障需要；加大技术资金投入，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融资便利和技术支持；充分发挥集群经济的强大优势，促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改善国内就业环境，加大劳动力技能教育投入，提升劳动生产率；广泛参与双边、多边贸易协调，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和国际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继续吸引国外资金、技术，借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技术、管理的优化升级。劣势弱化层面进一步改善政府工作效率，加大扰乱市场的违法打击力度；减少企业间的无序、恶性价格竞争，增强企业间的合作与利益协调；规范企业出口经营市场安排，减少外部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和贸易摩擦；通过政府层面参与贸易争端协调，维护我国出口企业利益。通过以上两个层面多个角度措施的协调配套，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出口贸易竞争力予以培植和提高，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在相当长时期内必将具有较以往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参考文献1杨亚沙.中美纺织服装贸易争端浅析[N]．中国经济时报，2006-05-252郭先登.论纺织服装品牌发展的策略问题[J]．山东纺织经济，2006（2）3亚琼.2006年中国纺织工业运行趋势与对策[N]．中国贸易报，2006-01-054刘苏.后配额时代中美纺织贸易对策[J]．纺织导报，2005（3）5张宏性.中国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统计研究，2005（1）6龚进礼.2005年度纺织经济形势回顾与分析[J]．纺织导报，2006（3）7潘慧明.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2006（1）这里还有一篇字数较多，你自己去看一下，是2008年的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