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婚姻与法律论文

本文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义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作了阐释，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然后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法理研究以及司法实践等角度阐明在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忠实义务的必要性，最后，本文着重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是否可以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以及违背此义务的过错方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在现存的理论观点和立法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 夫妻忠实义务 配偶权 不可诉条款 法定离婚事由 损害赔偿责任 一．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家庭的主体和基础。夫妻和睦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而家庭的稳定和幸福换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家庭的和睦要求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夫妻之间必须恩爱和睦、互相忠实，这既是社会传统习惯的要求，也是我国相关法律的要求。 婚姻是一叶扁舟，若要达到幸福的彼岸，需要夫妻间互相忠诚、真诚配合、患难与共。幸福的婚姻使人如沐春风、甜蜜有加；不幸的婚姻让人身心憔悴、饱受创伤。 婚姻需要理解和宽容；需要体贴和信任；需要爱情和忠诚；需要面包和和谐的夫妻生活。 二． 从法律角度定位的夫妻忠实义务及相关概述 按惯例和习惯、关于夫妻忠实义务可以作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又称贞操忠实义务，仅仅意味着配偶性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一〉，广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不仅包括夫妻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不为婚外性行为，也包括夫妻之间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本文所要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即贞操忠实义务。在早期，忠实义务不是配偶双方的义务，而是强加给女方单方的义务，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男系血统的纯正。因此，法律对于妻子贞操的要求极为严格，对失贞的妇女处置十分严厉。反之，对丈夫的通奸行为却极为宽容，使得夫妻在忠实义务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规定是极其不科学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人们法律意识和素养的提高以及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认识也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在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作出界定前，对夫妻忠实义务是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存在争议，有这么几种观点。一是有人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从根本说是一项道德义务，甚至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⑵二是认为夫妻忠实是夫妻之间两性关系的义务，这实际上也是排他的权利，法律明确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旨在以立法方式端正人们的婚姻态度。⑶三是认为夫妻忠实是一项法律义务，违反此义务的配偶和第三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另一方可以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申请排除障碍。⑷新婚姻法吸收了争论的成果，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了规定，使其上升为法律义务，但是，我们应当明确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忠实义务与道德无关，而是我国法律 所体现的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治理这一问题必须做到两者的互补与和谐，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夫妻忠实义务法律性质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还要注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1>、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定位 。笔者认为，配偶权是基于夫妻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基本身份权。从法律性质上看，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即在配偶权中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行使权利亦即履行义务。原则上这种身份权权利人不得放弃，甚至可以认为权利人有行使它的义务。配偶权虽然本质上是权利，却是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伦理道德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的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中包含着义务。所以，虽然夫妻忠实义务名为“义务”，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本质上它却是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是男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女方的权利；同样，是女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男方的权利。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2>、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夫妻双方共有的权利和义务。即丈夫有要求妻子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妻子忠实的义务，相对应而言，妻子有要求丈夫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丈夫忠实的义务。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加以强调说明，有的学者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权利主体，而且拘束其义务主体。一方面，它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它还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一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对配偶负有不得破坏该对配偶的贞操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配偶一方的贞操，便构成了侵害，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对忠实义务的主体的定位却不敢苟同。因为，对夫妻忠实义务而言，它的主体只可能是有夫妻关系的配偶双方，至于上述观点所表述的第二个方面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而是基于其他的规定派生出来的，所以，在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法律定位时，对主体的界定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主体只可能是夫妻双方，而不存在第三方，至于对有过错的第三方则要按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三、在我国婚姻法中夫妻互相忠实义务规定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婚姻法修订以前，对要不要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无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包含夫妻忠实义务，就要求夫妻相互忠实，而法律没有必要另做规定。但是，法律的适用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法无规定不违法”，既然法律不规定，那么侵权的一方完全有理由依此进行反驳，而法律也无法对其进行制裁，只能依靠道德或者舆论进行批判。所以，“无为说”站不住脚。 （二）。“不通说”。该说认为这个规定用意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行不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部分当事人有不忠实配偶的言行，如果法律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一方违背此义务，他方就有权寻求法律帮助和救济，不论是自行捉奸还是请求公安机关帮助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均可能会出现一幕幕捉奸闹剧。不通说主张者本身并不否认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主张增设照顾无过错方这一原则。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体现对无过错方的照顾及追究过错方的民事责任，从而维护法律公平和公正的理念。但是，该说有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其论点和对策在法理上有矛盾。你既然主张不把忠实义务进行规定，又如何保护无过错方，如何惩罚过错方呢？这个对策没有法律依据，夫妻没有相互忠实的义务，何来的过错与惩罚？ （三）、“倒退说”。该说认为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是立法及社会道德的倒退。持这种观点的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后果。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非传统的两性关系正在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传统的婚姻关系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如果按照“倒退说”的想法，已婚者不必忠实于配偶，完全凭感觉，那样只会进一步加剧时风日下、道德评价混乱的局面。另外，此说完全没有考虑子女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可能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大的受害者。 通过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到看到他们都有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对此加以规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一规定有特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符合一夫一妻制的根本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根本制度。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例如“卖淫嫖娼”、“包二奶”、“包二爷”等丑陋的社会现象，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国家和社会对这种现象加以规定和管理，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和制裁。其次，对夫妻忠实义务规定是夫妻双方共同一致的内在要求。夫妻双方都希望能够在法律中对这一义务加以规定，从而对双方的行为加以界定，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对夫妻双方的行为加以约束。于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加以参照和遵循，当有一方违背这个义务的时候，另一方可以拒理依法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负责。这样规定就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行为的准则，在作出相应行为的时候，就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从而起到社会一般预防的重要作用。再次，法律对忠实义务加以规定是对配偶、子女身心健康法律保障的要求。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加以明确，就可以对配偶的身心健康提供法律保障，夫妻双方生活在一起，也会对后代及社会风气、道德等上层建筑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新世纪的法治国家，如果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名实不符的。而且，对子女而言更加重要，它可以使子女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夫妻的行为也会对子女有耳濡目染的影响，法律的规定必然促进这种良好影响。最后，法律对其加以规定，为其他调整婚姻关系的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理论依据。“法无规定不违法”，只有对其加以规定，在保护无过错方和惩罚过错方时才能作到有理有据。另外，它还可以为处理婚姻家庭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如离婚损害赔偿等提供法理依据。所以，新婚姻法的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立法惯例，有其特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有其特殊的必要性。 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虽然新修订的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第四条的规定只是一个不可诉条款，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释中指出，“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诉讼。”也就是说，在诉讼中不能直接以它来处理和解决纠纷。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条司法解释属于倡导性条款，只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告知社会，体现的是德治结果，而非法治目标。所以，如何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一方的权利，如何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进行处罚，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在立法、法律解释及法学理论研究中都要继续探索和深入。下面就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要作出明确的界定。夫妻忠实义务已经写入新修订的婚姻法中，并写入到总则之中，这足以表明了立法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是，笔者认为，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应该对何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把这条不可诉条款具体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如何界定它的含义呢？笔者认为，对其的定位既不能范围过大，过于笼统、概括，现实生活中无法进行操作，也不能太过狭隘、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要尽可能的能够将现实生活的现象加以总结概括。根据本文所述，本文所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狭义的忠实义务，就是配偶夫妻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只有夫妻配偶中的一方侵害了双方夫妻生活的专属性权利，才能根据他（她）的行为来追究责任，否则，就不能根据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除了夫妻生活义务的忠实以外，配偶一方还不能因个人原因或者其他非法目的对另一方的人身、荣誉、财产（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方财产）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否则，也认定为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笔者坚持狭义的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位，至于对上述行为（广义）的处罚，应该根据其他民事法律而不是婚姻法中的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进行追究。 更进一步分析，怎么界定夫妻有一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呢？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如何给“忠实”进行定位。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以下几种行为确定为其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对其作出谴责：一是重婚行为，包括两种即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法律重婚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履行法定结婚程序，事实婚姻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二是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包二奶”。三是通奸行为，是指男女双方自愿的、暂时的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四是卖淫嫖娼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也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对“忠实”的定义和适用要有明确的界定，不仅在学理上要求明确，在法律上更应该尽量具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功用。 （二）.是否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对于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修订之前的《婚姻法》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后来的立法又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规定了几种具体的法定情形，对离婚的适用提供了确切的法律依据。但是，法律一直没有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原来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不仅对于法官掌握判断夫妻感情已破裂标准难度极大，而且在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离婚理由上，给法官以主观臆断的极好借口，往往造成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判决。针对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就如何确定夫妻感情破裂规定了具体的使用标准，但是，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能否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仍在讨论中，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仅以第四条即夫妻忠实义务为依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从这一条的法律精神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不仅于此冲突，而且时机还不成熟。其次，将此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可操作性有待考证。根据婚姻家庭关系自身的特点以及法律精神看，这一问题还要更多的依靠德治，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来最终解决，而不宜直接通过公共权力加以硬性的处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何取证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最后，有的学者认为应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他们认为如此规定的实质，是将违背忠实义务的法定离婚事由确定为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而违背忠实义务的过错方不得将其作为自己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即不得故意先实施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然后据此提出离婚。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无过错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不能让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因此而受到损害。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32条第2款规定“应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所以，如果按前述学者观点附条件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就和该条司法解释形成冲突造成矛盾，更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必将会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更多的问题，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个人认为，规定这一条的时机尚不成熟，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 （三）.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突破，此规定尽管是道德规范上升的法律规范，是倡导性条款，但法律上的“应当”用语，不仅具有必须强制执行的强制性质，而且包含了对通奸、“姘居”、“第三者插足”、“卖淫嫖娼”等婚外性行为的禁止。所以，如何在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便显得既合理又重要，那么，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提出这个问题所受到的阻碍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在观念上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认为对贞操这种人格上的利益实行损害赔偿，不符合国情，有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其实，这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根据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实践，这样的忧虑是可以化解的，而且，如果不对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制裁，就不能很好的保护公民的配偶权这种身份权，保护身份权的制度就不健全。另外，如果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有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还有精神赔偿，比如说，可以使用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方式。此外，对夫妻双方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法官和法律适用上都没有问题，可以判决有过错一方用自己的财产进行赔偿。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言，有个人财产的，用个人财产赔偿，没有的，可以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无过错方的赔偿，这部分财产为个人财产。另外，可以结合使用赔礼道歉等方法承担责任，而不见得仅仅使用经济赔偿一种方法。根据我国立法经验和实践，还可以规定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要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即可以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事由之一，以此来保护无过错方。由此可见，无论是离婚损害赔偿还是其他形式的损害赔偿，法律都可以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事由加以规定和实行，使得这一条款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总之，通过分析和讨论，我认为，现行《婚姻法》将夫妻忠实义务写入总则之中，体现了立法界和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立法的进步和与国际接轨，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不可诉条款，它只是一条倡导性的规定，至于它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保护能深入到何种程度，我个人感到有些怀疑，这也是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和目的，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点作用，从而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杨遂全著：《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王建勋：《法律道德主义批判》、《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3）《两“家”对垒，争治“不忠”》，《北京广播电视报》2001年2月27 日第二版 （4）巫昌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5月第一版 （5） 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6）马忆南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7）陈丽华著：《婚姻、家庭、继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9）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厅著：《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10）杨大文主编：《新婚姻法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11） 梁书文著：《婚姻法及相关条文新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13）马 原主编：《新婚姻法诠释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14）蒋 月著：《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希望对你有帮助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参考文献：（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婚姻法视角下的的大学生爱情》 学号 专业 院系 姓名随着大学生活的丰富，接触群体的增加以及心理、生理的不断成熟，青春的萌动使学生们开始涉足爱情这个领域。而随着人们关念的转变和《婚姻法》的修改，大学生恋爱成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恋爱也让为数不少的大学生认为是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学生们的爱情就像, 绽放在圣殿里的迎春花,虽然美丽，但开放的稍早，缺少野外的泥土，并无法成为圣殿的主流，娇弱易枯萎。伴随着青春的脚步，爱情会悄悄降临到青年人身边，随着性心理的成熟，对爱情的欲望与追求，自然会在大学生的内心萌动。大学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在这个季节里，青春的萌动使他们开始涉足于另一个领域——爱情。然而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大学生又应如何从婚姻法视角下审视爱情，这将是每个大学生所面临的问题。一、大学生恋爱现状1、恋爱比例大，且低年级化。2、恋爱方式从隐蔽化向公开化转变。3、在爱情问题上追求一种现实的快乐观、爱情浪漫化。4、恋爱动机的多样化。5、恋爱成活率低，悲剧增多。二、大学生恋爱问题产生的原因大学生恋爱现象由来已久，有一些青年由此结合，组建了幸福的家庭。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它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和严重。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认识到，大学生恋爱现象是正常的，不容回避，也无须视之为猛兽，而应以一颗平常心看待，客观的分析产生的原因。1、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的发展。2、情感发展的需求。3、大学生个性意识的增长。4、群体性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5、社会环境、生存空间的推波助澜。三、大学生恋爱的法律探索教育部已发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取消了“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做退学处理”的原规定，对于大学生结婚，今后既不禁止，也不提倡。不再对大学生结婚作限制，这样的“法律空白”正体现了法治的应有之义。众所周知，《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并无限制大学生结婚的条款，新《规定》作为这两个法律的下位法，自然不能与上位法相冲突。 过去我们禁止高校大学生结婚，实质上是管理者把高校管理制度单纯当成一个“治”人的工具，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高校制定的各种管理制度，主要不是用来“管”人的，而是用来服务于人的，高校的秩序主要应该是通过权利的保护，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而形成的，这样的秩序才是有活力、有张力的秩序。 当前，许多人对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表示了种种担忧，例如大学生尚未自立，没有结婚的物质条件；大学生双方一旦形成夫妻关系，就会给学校管理带来麻烦；婚姻家庭的拖累，会影响大学生们的求学等。这些观点无疑还是把大学生这一成年公民群体当成了未成年人看。事实上，当代的大学生会失去理智地早早在大学期间步入婚姻殿堂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据教育部称，在70多个已经取消了学生结婚限制的高校中，登记结婚的学生只占总数的万分之一。退一步说，大学生结婚限制彻底取消后，即使有许多学生去登记结婚，给学校管理造成了很大压力，那也不必为此紧张。因为权利保护的完善必然导致公民自由度的提高，导致秩序维护的难度加大，这是法治社会所必须承担的成本。这些成本与禁止学生结婚规定造成的破坏法治的后果相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可以说，禁止学生结婚无疑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因为在社会管理的每一个领域中，任何以剥夺个人自由和权利为代价建立起来的秩序，都缺乏基本的合法性。而取消结婚限制虽然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绝对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除了不再禁止结婚，新《规定》的其他一些变化也令人关注。如首次增加“学生权利与义务”章节，规定“学校调整学生专业须经学生同意”；取消“保留入学资格、休学期间不得报考其他高校”的规定；开除学籍“不发学历证明”改为“发给学习证明”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新《规定》充分体现了“以权利为本”的主线，这个主线为未来的高校管理改革划定了一个方向：作为高校，它的管理应该与时俱进，紧跟法治进程，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社会来适应它。高校管理不能总想着如何让管理者运用权力更方便，而应该多一些换位思考，多思考如何让被管理者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方便。 不过，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高校普遍实行的是单中心的、权力层层传递的管理架构，这种管理架构的运行规律是依靠外部规则来实现内部秩序，这与彻底实现“以权利为本”的管理理念还不太适应。不过，新《规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增写了“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内容。建议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能开展相关调研，早日制定一部促进高校管理民主化的制度来。四、结论1、可见，恋爱对青年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帮助青年心理发展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它又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良影响。这绽放在圣殿里的爱情之虽然花美丽，但是脆弱。没有爱情的学业固然有点枯燥乏味，但离开了学业的爱情，如同在沙漠中播种，缺少坚实的根茎和内容，迟早会枯萎的。2、学生在涉及婚姻的时候，必须要达到《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所规定的年龄和条件，在《规定》里面不禁止大学生结婚。从教育者的角度或者是教育部门或者学校的角度，承认大学生有结婚的权利，和提倡还是有区别的。劝告大学生，不要滥用结婚这样一种权利，但谈恋爱被大多数人提倡。

应该可以这么说，恋爱是建立与培养感情的阶段，当爱情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在其他客观条件的要求下（如生育，得到社会认同，得到法律保障）需要用婚姻的形势来确定这种情感关系。 恋爱是自由的， 真爱和良心是一个价。 爱与不爱 和道德法律都是无关的。婚姻是感情的一种最终形势，可以束缚住物质与责任方面的东西，但是 对于感情本身其实没有实质性作用。 感情破裂 婚姻在，这其实没多大意义。但是，道德与法律是维系感情的重要部分。 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因为一些其他的矛盾，导致双方误解了对方。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自我反省，多从对方立场考虑，这是个人道德对感情的帮助。然后是法律，法律明确规定了一些违法行为，例如家庭暴力等，这对于婚姻幸福来说有了基本保障。总而言之：道德法律是 恋爱婚姻幸福的基本保证。

1－精神损失可能不行，如果他每月按期付给你们抚养费了，好像你没法告他精神损失。他会有“合理”解释，解释为啥不去探望你等等。反正抚养费他给了。 2－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你父亲，在还没有与你母亲离婚期间，就与别的女人，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的话，你完全可以告他重婚罪呀。那他肯定算违法了呀。

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三大领域。上一章大家学习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的基本规范，这一章将继续学习职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的基本要求。尊重社会公德，培育高尚的职业精神，树立新时代的家庭美德，都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锤炼人的优秀道德品质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将来要走向工作岗位和建立家庭，需要认真学习职业道德和职业中的法律知识，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创业观；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爱情，掌握婚姻家庭道德和法律规范，为完成立业成家的人生重大课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职业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活动。职业道德和职业生活中的法律就是为了调节和约束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而制定和形成的行为规范，广泛渗透于职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对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具有约束引导作用，同时也是保障社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 :

道德要求其实就是要乐于接受传统礼仪的约束。对内善待对方的亲人和自己的孩子，对对方恩爱有加，不和除了自己的爱人之外的人上床；对外给足对方面子。

既然选择在一起 就一心一意 不要做出违反 道德底线的事情

辩论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道德规范：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以善恶为评价的，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维系的，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总和。 法律法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地方规章、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档案以及对于该等法律法规的不时修改和补充。其中，法律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讲，法律泛指一切规范性档案；狭义上讲，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档案。在与法规等一起谈时，法律是指狭义上的法律。法规则主要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及经济特区法规等。

从婚姻自由看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婚姻本来应该是自由恋爱的产物，是爱情的结晶。可现实生活中呢？每个人都知道爱情的美好，但在谈婚论嫁时，往往要考虑很多,比如说身份，地位，家庭情况，收入情况，等等。这些因素是很重要，但确实与爱情无关。现代社会，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通过工作获得收入，为自己提供生存的物质条件，而不象封建社会那样，女人要依附男人而生活，女人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无法获得收入。这是时代的进步。与其嫁（娶）了一个自己不是很喜欢，但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人，还不如自己生活，那样还会有更多时间工作，让自己过的更好，省得发出《围城》里的感叹，外面得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其实，如果两个人的结合完全是自愿，而不是因为外界压力或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选择一个彼此中意的人，共同努力奋斗，创造幸福生活？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婚姻自由，指的是男女双方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自主决定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制和干涉。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呢，由于中国有着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很多父母都对孩子的恋爱、婚姻大加干涉。上学期间不敢让孩子谈恋爱，怕影响学习；工作了又不敢让孩子随便搞物件，怕上当。于是所谓的相亲会，应运而生，火暴程度不亚于明星们的歌友会。可是有趣的是相亲现场往往是父母居多，父母兴高采烈，而儿女们往往连去都懒得去。这在今天，一个提倡婚恋自由的现代社会，是多么怪异的一件事情？不过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是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和道德因素的影响的。中国的现代化，毕竟才不过几十年。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是一个非常封建、保守的朝代，对于妇女有很严格的约束和规范。这可能是由于满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一样，把妇女看作男人的财产和附庸。所以在他们取得统治地位后，就把这种习惯和传统逐渐内化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其实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一直是很开明和开放的，妇女也是有社会地位的。古城邯郸就一直有尊重妇女的传统。明朝的时候，虽然大部分是父母安排婚事，但也有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父母顺水推舟玉成其好事的，也有自由恋爱而结合的，甚至还有私奔的。这些在明朝的一些白话小说中都有反映。我不得不承认，小说在反映民风民俗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虽然我很少看小说。 扯了这么多，似乎有点远了，其实我一直在试图说明我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理解。法律提倡婚恋自由，明确规定婚姻自由，可以说是带有一定超前性和引导性的，是出于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和保护，是对西方先进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借鉴和学习，也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积极部分的一种肯定。所以我认为，法律是对社会中存在的积极的、健康向上的道德规范的一种肯定，也是指引道德方向发展的中坚力量。而道德则是对法律的一个必要补充。很多问题都可以归到道德的范畴，但是哪些应该加以肯定，哪些应该摒弃，就应该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做出明确的选择和判断。

聊天，是增进感情。约会，是多一点共同的回忆。吵架，是多认识对方，并且学会和好。承诺，是证明这段感情要经得起考验。珍惜，是因为怕失去，所以呵护着，视之为奇遇。思念，是因为心里常常有着你。挂心，是因为很爱很爱，心跟着心爱的人跑。

任何罪犯都有其深层次的犯罪根源和心理，对于林森浩来讲也是如此。社会上有很多人对此案不理解，认为林的行为从投毒到为自己辩解都非常奇怪，难以解释，从而产生各种疑问。我这里站在司法的角度简单论述一下林的行为和司法结果。 本案在审讯中有三大疑点，第一投毒量：投毒量究竟是吕薇薇说的75ml，还是实验结果50ml，还是林犯供述的20-30ml；第二动机：究竟是开玩笑，还是想毒死黄洋；第三接受采访时为什么突然出现新的说法：对另一个人干扰自己睡觉非常恼怒，正好黄洋想开玩笑，就弄了黄洋。 令人惊奇的是，这三个疑点都是和量刑密切相关的问题，为什么独独在这些问题上有争论，而在别的问题上一片和谐呢。在弄清这三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在林犯的精神鉴定上，有一句话“被鉴定人林森浩目前无精神异常，能够配合案件审理并有自我保护能力”，什么是自我保护能力，为什么要提到自我保护能力。我们先明确一个基本点，那就是一个精神正常的犯罪嫌疑人在供述自己犯罪的行为中，或多或少的会在一些问题上为自己辩解，比如在动机上、凶杀案在对方的过错上、在抢劫的金额上、在贪污的数量上。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本能。我们将嫌疑人的自述和调查的结果对照，如果嫌疑人自述较调查结果轻或基本相当，我们可以认为嫌疑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是存在的。嫌疑人可以有自己的说法，但是法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认可嫌疑人的说法，当然也不完全认可受害者的说法，会按照刑侦实验来推测（当然这个结果可能不是最准的）。正是因为这个自我保护能力或者说生存欲望，使得存在了这三大疑点。 疑点一出现了三个结论，其中一个是与本案利益无关的证人证言，一个是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一个是犯罪嫌疑人自述。哪个是可靠的呢？首先，犯罪嫌疑人的自述肯定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一定会有这个自我保护的欲望，投毒量最大，他的罪行就越大，判决结果就会越重，他的损失就会越惨。所以犯罪嫌疑人肯定会说的少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证人吕薇薇，博士毕业后在外地寻找了工作，与本案无任何的利益关系，她的证言是比较可靠的，而且对于毒物的存放她说有两层密闭的盖子封盖好，然后再套上塑料袋，由于这是剧毒化学品，在存放上一定要求不能泄露至空气中，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该瓶化学物基本上没有挥发。公安调查结论在不同程度上会受到嫌疑人的影响，因为这个实验是需要犯罪嫌疑人配合的，所以会在某种程度上较真实情况少一些。综上，投毒量大约在60-70ml左右是客观的。 疑点二出现了两种种说法：开玩笑、杀死或者重伤黄洋。首先由于嫌疑人的自我保护能力起作用，他肯定会将两人的关系说的亲密一些，这样可以隐藏他的犯罪动机，可以为他争取到宽大处理，因为没有犯罪动机则不存在预谋，没有预谋则不存在故意杀人，这点是人人都能够想到的。评判这类案件我们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从口供来定性，一定会按照前后行为进行综合评估。首先一个精神正常的硕士研究生，不可能用一种剧毒化学品来和舍友开玩笑；第二就算开了玩笑，发现后果严重一定会当场指出毒源（注：北大投毒案中，犯罪嫌疑人在发现受害者痛苦万分，立即背著受害者前往医院直接承认投毒并要求医院使用解毒药物针对性处理）；第三就算想逃避承担法律责任，也可以用各种方法暗中通知医生，进行针对性治疗。我们可以从结果推出，从黄洋不适到死亡，林森浩一天天看着黄洋的病情加重，却没有就挽回黄洋的生命做出过一点点的努力。说开玩笑，你信吗？ 疑点三：为何突出冒出林和另一人的矛盾迁怒黄洋。这点在以往警方和检察院给出的动机中从未出现，一审开庭调查时，也有机会回答自己的动机，他也从未提及，为何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突然说出这一动机。同样，说明了林迫不及待的自保心情。林最先采用的是玩笑说，即用隐藏真实动机的方法来为自己开脱，从被警方调查到一审判决，他一直坚信这一理念——因为没有动机，没有怨恨，我就没有理由故意杀人，但是在他得知一审判决时（可能已在看守所感觉到了，因为死刑犯和其他犯人在看守所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这个希望破灭了。但他还有强烈的求生欲望，所以他又找了一个借口——第三者影响了心情。这一说法何等的可笑又可悲啊，鸡毛蒜皮的事情影响了你就能杀无辜的第三者？ 我们再整体回顾一下林犯从犯罪开始到最后的整个过程和他行为带来的司法后果。整个行为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投毒，认罪和判决后。第一阶段：从林犯因某种原因怨恨黄洋和（或）第三人，于是实施投毒行为，产生严重后果后开始查阅各种资料企图隐藏自己的卑劣行为，到被警方询问未说出真相。这个阶段中，林犯因为某些原因采取了投毒的行为，造成了受害者黄洋死亡的后果，并采取了各种方法掩盖事实，拒不承认，这时候的林犯采取的一切行为归纳起来是：掩盖事实，以期逃避法律惩罚。结果：动机卑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极大。第二阶段：从被警方刑事传唤到一审判决结束，从被传唤并且调取关键证物膝上型电脑开始，林犯开始觉察到自己行为已经无法掩盖了，他采用了第二种策略，归纳起来是：主动承认犯罪过程，坦白流程，在关键问题中避重就轻，疑点一和疑点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结果：认罪态度好，仍死刑，因为林犯一直不愿剖开心底的阴暗面，法庭很难期待他能悔过。第三阶段：林犯寻找了新的原因：第三人影响心情。这个阶段中，林意识到玩笑说不被采纳，为了保命，必须找出一个新的方法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于是找了一个新的借口，归纳起来就是：避实就虚、花样频出。结果：无论从法理上还是情理上都难以被认同，反而在侧面暴露了想要投毒加害第三人的想法。

道德与法律的内容中都有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自由做什么，前二者是义务。最后的是权利，从必须做的事看，人生就好象在社会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在表演，都在按各自内心的信仰道德真诚地演一场戏，为自己也为别人，每个人都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个人与别人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需要合作的一面，一个好的导演就好象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他指挥的标准就象是法律，好的导演会长于指挥处理好他与演员群众的关系和演员之间的关系，让演员尽可能自由发挥。 而从禁止做的事看，人生就好象在球场，人与人之间因为有矛盾在竞争在比赛好象是队员，个人与对手是对抗与被对抗的关系，只有一个获胜者，人与人之间体现对立的一面，这时管理者换成了裁判，他管理的标准就象是法律，他会用法律的标准对犯规的队员用警告，黄牌红牌，罚分驱逐出场等来处罚队员或队以维持公正，而如果队员他自已内心道德很好，不做侵犯对手的事（现实中指个人与别人遇见矛盾时,不与别人对抗，不参与与别人对峙）并且退出赛场，如果队员都如此，没有人做彼此对抗的游戏，估计裁判会失业，他也用不着用什么标准处罚谁了。 所以在现实中，一个人如果选择洁身自好与人为善，那么是道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