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马列经典为主题的论文题目

我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一点体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我慢慢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不应只建立在我们感性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学习，我们必须把它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角度。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在批判和改造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大厦的根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和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出了现实需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和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认识历史和时代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它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的历史命运。这些都是科学的理论！第二、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真理性指导原则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产生，为实践服务，随实践发展，并受实践检验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归根结底是要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结合起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是辨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学说，为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现实的道路，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奠定了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第三、 马克思主义提高了我们认识人类社会以及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是解决其他社会历史观问题的基础和前提。而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创立了唯物史观。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马克思主义运用这些规律提出的阶级分析法，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等等都为人们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第四、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分析当今世界两大社会类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发现了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化产生的一般规律。所有这些，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严重的挫折；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又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指导，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对于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当今世界两大社会类型，马克思主义对人们研究它们提供了条件。第五、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规划了理想化方向在展望未来社会的问题上，是否坚持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能否正确预见未来的基本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提出并自觉运用了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方法。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按照马克思预见未来的一贯立场、观点和方法，共产主义社会本身也不会是一种没有任何矛盾的社会，不会是一种不需要也不能够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静止状态。我们深信，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在更高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前进的社会。所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自由自觉历史的开端。我想，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上述五种其他哲学并不包含或不全面包含的真理性认识，才使我们越来越重视这门科学。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能仅仅为了考试而学习它，我们要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争取最大限度的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第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相互联结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体现着普遍性；第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哲学根据。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了矛盾普遍推行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国特色”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不论多么特殊，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各国特色的个别中存在，我们要建设中国模式，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又是个性。我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实际上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是正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了解本国的基本国情。这就需要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而不是片面零碎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概括。“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的基本概括。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分析，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正确对待各国经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世界观）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南。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结合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论述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他们的著作是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因此，我们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哪些是普遍的、共性的东西，哪些是特殊的、个性的东西，避免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

表明自己的感想，即自己的观点。围绕观点写出能支撑观点的事实，展开联想。一篇简单的论文就完成了。正文：

对于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些感触。因为人的有机体需要能量输入，所以人要吃饭。要吃饭，那是“必然”的；吃什么饭，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则是偶然的。同样，因为人是有机体生命，而有机体生命总会经历生长、成熟、衰弱、死亡这样的过程（自然法则），所以人总是要死的。

人要死是必然的，什么时候死，以什么方式死则是偶然的。今天起来发现路面是湿的，我们推测昨天晚上可能下雨了，但是也有可能是被人用水浇的（偶然）；假如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我们会用肯定的语气说今天早上的路面一定是湿的。

我们习惯在一件事情上找出原因，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找到最终的原因。人本性上有一种对事情穷根究底的求知欲望，古希腊人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想找出这个世界的最终解释，从泰勒斯的世界起源于水到柏拉图的理念，人们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经验解释，希望找到一个最终的必然的并经得起理性考验的解释。

辨证法大师黑格尔对偶然和必然及其关系的演绎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顶峰“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依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依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成为自身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偶然和必然的认识自然也有了更加纯熟的解释。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是，在历史观领域，经济决定论的思想也时常为世人所诟病。

经济决定论的思想，给人一种宿命论的历史主义印象。经济无疑是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基础，但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充满了不以物质多寡为条件的变数，心理的，外在因素的，传统习俗的'，伟大人物的个人作为都是相当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必然性的说法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厌恶之感，因为必然性漠视了个体的作为，个体的意义。

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全球化，这是后现代的一种趋势。人类开始从狭小的个人空间中走向一种彼此交往更加密切频繁的信息化时代。偶然性的因素正在增多，必然性的说教越来越得不到认同。

在必然性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人们谈理想，谈人生意义，所指向的是一个永恒的必然领域：真理的，价值所在的世界，必然性起支配作用的理念世界。

现在的人还相信这样的永恒世界恐怕不多了，那么人生到底怎样才有意义呢？我的回答是：活在真实的偶然中，并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验那偶然向自己昭示的那个世界的样子。

没有必要去相信这个世界必然要发生什么——因为那是虚假不可信的——，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根本没有不变的、永恒的真理——，必然的真理只是偶然的事实而已，在生活中被偶然的揭示出来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明天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肯定，我也不需要肯定知道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确信的是，明天对于我一定是新的一天，一定不同于今日和昨日；对于别人也一样。马克思说的好：解释世界的不如改变世界的。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本学期的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我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2、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3、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4、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5、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实现的。基本方法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方面和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涨和危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

【摘 要 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关 键 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 文】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我国学术界也称为“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斯大林教条体系”或“传统体系”等, 从这些提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该体系的反思和试图冲破它的理论努力。这一切当然是建立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到底指什么的理论思考基础上, 但同时, 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 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来源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样, 我们对苏联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作一梳理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了。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通常人们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原因是: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造的理论体系, 影响了一整个历史时期。实际上, 斯大林的思想并不是理论的“空中楼阁”, 而是直接来源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普列汉诺夫这位被列宁称为“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1 ] (P31) , 以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 年)“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2 ] (P67) [ 3 ] (P308) , 他的思想无疑会对后来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是较早的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他认为, 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 因而是唯一彻底的和最先进的哲学体系。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历史。无论在自然界或是历史方面, 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辨证性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 而只是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 4 ] (P311) 普列汉诺夫在其他场合也用其它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为此, 他强调说“存在的收稿日期: 2001—06—25·1·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 也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过程的科学解释, 还有别的许多东西”。[ 4 ] (P106) 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就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列宁。1909 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过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尤其是它的认识论体系,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 其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 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 5 ] (P332—335)。1913—1917 年, 列宁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 马克思》中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几个组成部分: 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后来在《哲学笔记》中, 列宁提出了一些哲学体系的纲要, 其中《辩证法的要素》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雏形。[ 6 ] (P276) 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资本论》中,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都应用于一门的科学”。[ 6 ] (P290)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可见,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强调了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不同的是,前者更强调唯物主义方面, 而后者更强调辩证法方面。此外, 列宁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并没有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而是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务, 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这些都为斯大林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供了条件。20 世纪30 年代,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分为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唯物主义(归纳为三个方面) 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三个部分, 并采用单调的叙述方法: 一律先叙述基本原理, 然后用具体的事例对原理加以说明。这本书, 原是作为《苏联共产党(布) 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后来因加上上述书名, 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行, 而立即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 以后, 苏联大多数哲学教科书的编写都以此为蓝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此为标志正式形成。考察它形成的过程, 尤其是其理论来源——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不难发现:首先,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内容上划分为三大部分, 即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并不是斯大林的首创, 列宁在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卡尔- 马克思》等哲学专著时, 也明显地排列出了: 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次序, 后来的苏联哲学家基本上沿用了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 撰写了不少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著。斯大林写于1906 年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已经包括三个部分:“辩证方法”、“唯物主义理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从体系上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似的。其次, 斯大林在分别论述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联系、运动变化、发展和矛盾说) , 也是与列宁对辩证法的论述思想分不开的, 只是将列宁的“辩证法是核心”的思想片面地理解为“辩证法是方法”; 而将唯物主义概括为三个基本特征, 则直接来源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前三章, 在这里, 列宁分别讲了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 物质和意识何为第一性, 物质的可认识性, 世界的本源。这三个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概括的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的全部内容, 所不同的只是次序的改变。再次, 在具体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 斯大林下了一个定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与社会生活现象, 应用于社会, 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推广说”也是斯大林后来遭到批判的热点, 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 这种推广说是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应用说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论丛》等书中多次讲到应用说; 而列宁在1913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就明明白白写道:“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 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5 ] (P443) 对照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及列宁的论述, 可见他们之间无多大原则差异, 可见斯大林对两位前人的继承性。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 斯大林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由“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演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也是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因为, 1906 年在写《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 斯大林还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认为:·2·“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 ⋯⋯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辨证的, 而理论是唯物的。”[ 7 ] (P274) (后面一句话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说法相同。) 又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尤其后者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如前所述) , 作为学生辈的斯大林当然就会继承前人的思想甚至论述的方法, 于是就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模式: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地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 分成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几大块。在这样的“板块结构”中, 辩证法是方法, 唯物主义是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综上所述, 斯大林提供的体系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推广说”和“板块说”, 而这些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只不过, 其中有斯大林对他们的误读。实际上, 综观20、30 年代苏联哲学界, 由于机械论和德波林学派的两次论战, 几乎所有的哲学专著和教科书都是专题性的, 此时的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分块论述就不足为奇。从最早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1921 年)、希洛可夫《辩证唯物主义》(1931 年) , 到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册, 1932 年)、罗森塔尔《唯物辩证法》(1936 年) , 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家的确都是把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成独立的研究课题而著书立说。斯大林1938 年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不受这些专著的影响。后者只不过把各个组成部分综合在一起, 以完成列宁所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块整钢”的理论体系建构任务, 并揭示“一块整钢”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只是, 现在看起来, 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圆满, 甚至可以说问题颇多。二、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我们常以斯大林的体系模式代称苏联体系模式, 是为了说明它的影响之巨大和深刻。尔后, 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按斯大林体系的标准来编排的, 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因为斯大林的逝世和后期对他的批判而终止。但这正如苏联哲学家叶夫格拉弗夫在他的《苏联哲学史》中所说,“不能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实际上, 在这期间和以后都有许多哲学家, 极具勇气地指出了斯大林体系的不足和缺陷, 并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建构新的他们认为更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他们的理论活动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空间, 如果我们把他们“排除在理论界限之外, 从历史角度看, 那将是不公正的”。[ 8 ] (P135)这一演化过程从20 世纪40 年代一直延续到70、80 年代, 其中能够突破斯大林体系的是以凯德洛夫和科普宁为代表的“认识论派”。前者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和具体论述内容出发反对斯大林的体系; 后者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认识论。早在1947 年, 凯德洛夫就开始反对斯大林的“原理加例子”式的体系论述方法。1955 年, 他在题为《论自然科学中的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报告中再次指出:“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的缺点, 在于没有深刻领会列宁⋯⋯的指示⋯⋯这种例子堆砌的错误做法不是别的, 正是对待问题的教条主义态度”。[ 9 ]1977 年, 在题为《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报告中, 他指出, 哲学体系(尤其是辩证法体系) 的学术方法应该是首先找出其“细胞”, 然后以这个“细胞”为起点, 研究其最高级、最发达的形式, 最后形成理论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当然遭到了苏联大部分哲学家的反对, 包括米丁、亚历山大洛夫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激烈反对, 他们编著的一系列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斯大林所提供的体系叙述方法, 即先叙述原理, 然后加上例子。但是在凯德洛夫看来, 这没有严格而彻底的遵循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所以也就无法完成列宁提出的将唯物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任务。凯德洛夫还对斯大林体系的具体结构提出了批评。他说, 应该放弃斯大林的小册子结构, 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书,“绝不能按照先讲辨证方法的四个特征、后讲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的结构”来安排, 如果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内容和范畴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长期被忽视)。他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应占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板块结构”的简单性提出了批评, 并试图冲破这种板块, 填补新的内容。在对斯大林体系的单调的叙述方法和简单的分块“体系”结构提出反对意见后, 凯德洛夫进一步指出, 斯大林体系的严重缺陷还在于: 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割裂开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和“过低估计列宁的哲学遗产”, 他认为, 按照列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就意味着: 不能撇开认识论问题而从纯方法论角度提出哲学问题, 也不能完全撇开认识方法问题而从认识论·3·上提出问题。这就提出了他一贯的观点: 不能否认辩证法是逻辑和认识论。凯德洛夫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科普宁的支持和发展。1962 年, 科普宁就在一个哲学讨论会上批评了对科学认识论问题研究甚少的现状; 1971 年, 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现代科学》一文中, 提出必须把唯物辩证法看做开放的体系, 适应新的条件改变其形式。问题不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中做出个别改动, 而在于“对现代科学知识做出更基本、更全面的哲学综合, 其结果是发展和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全部规律和范畴”, 其中也包括提出新范畴。他在1973 年出版的《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辩证法、逻辑、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就是从分析现代自然科学认识的范畴结构方面着手, 制定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也是认识论。”“世界观作为方法和认识论而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规律和范畴都是如此, 它们具有客观的内容并作为认识现实的现象的方法和理论。”“作为世界观、方法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是认识论”[ 10 ] (P37—38)。科普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把自然界的规律搬到社会, 也不是相反的把社会的规律搬到自然界⋯⋯不是把社会规律搬到自然界而成为普遍规律, 而是社会规律的知识是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必要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直接地研究存在及其形式, 而是把它们看做人的感性的、物质的、革命批判的实践活动的客体, 所以它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 因此它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它从理论上论证了作为社会思想的共产主义”。这样, 科普宁就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是同一的东西了, 它们本身是关于存在规律和形式的学说, 即“大写字母的逻辑”。这显然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推广说”的突破, 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重大突破。难怪他的反对者米丁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指责他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 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意义。但是科普宁并没有被他的反对者所吓倒, 他和凯德洛夫一样, 尽管遭到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在早期) , 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共同理论旨趣,二人多次互相支持, 共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观点: 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是否是“整个世界”? 科普宁等持反对态度, 参见凯德洛夫《论“整个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这一提法》;莫斯科1979 年) 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科普宁等认为如果自然科学没有给哲学提供必要的材料, 那哲学只能用自己的手段即抽象的思维去臆造。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莫斯科1974 年, 第387 页)、实践和认识的问题(科普宁认为实践与认识是统一的,实践本身是认识的要素, 而认识又是实践的活动的组成部分, 这就与把实践定义为人类改造周围世界的物质活动是很不相同的)、人的问题(科普宁是最早重视研究人的问题的苏联哲学家之一, 他说“世界观的对象是‘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它力图解决处在周围自然界相互关系之中、处在同对自然界运动的普遍规律的理解的紧密联系中的人的问题”, 世界观包括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观和历史观, 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服从于人及其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21、27 页)。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回答,使得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被认定为“认识论派”的代表人物,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在斯大林体系的演化过程中, 起着“突破”体系作用的哲学家不只是认识论派的人物, 如早在60 年代, 鲁特凯维奇就以自己的观点反对斯大林体系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加, 而后者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说,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做广义的解释, 即它是由各门哲学学科组成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逻辑、美学、伦理学、科学无神论和哲学史。到了70、80 年代, 阿列克谢耶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结构和职能》(1978 年) 和杰明娜主编的《作为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1981 年) 等, 也都表达了同鲁特凯维奇相似的观点。哲学家麦柳欣直接说: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可以看出他们对体系的理解既不同于斯大林体系, 也不同于认识论体系。就是那些坚决拥护斯大林体系的哲学家,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苏联后期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也开始认识到了斯大林体系的弊病, 并作出程度不同的反应, 如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1953 年出第二版的时候, 在内容和结构上已比过去有较大改动(如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 体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 ;1958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体系上的改动更大, 其中把意识论与认识论结合起来, 在辩证法部分采取先讲范畴、后讲规律, 而规律又分别各用一章加以论述, 这种结构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是不同的, 而且全书各章节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论·4·证, 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1971 年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仍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 , 则被公认是7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典哲学教科书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新理解, 因为它把现代资产阶级和社会批判作为单独的一大部分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论述, 还专门增加了“人的认识的性质”一章, 关于认识论部分, 开宗明义就提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可见, 苏联哲学界已经开始接受科普宁等人的体系思想。此外, 从40、50 年代以后, 尤其是60 年代以后,哲学界关于认识论问题、实践问题、人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异化问题、主体- 客体问题和价值问题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如系统论等)、全球性问题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中, 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 有人甚至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比如试图以人的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新的解释, 格里高扬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全部组成部分的统一中是彻底的和鲜明的人的哲学”。这显然是与科普宁关于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苏联模式哲学体系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有许多的哲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斯大林体系提出了质疑和建构新体系的理论设想, 但由于现实的政治气候, 使得他们建构新体系的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是还是出现了像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这样的一贯坚持自己观点的理论家,他们对斯大林体系的突破是意义重大的: 它不仅告诉我们,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不仅仅指斯大林体系, 而是有更多的内容; 而且这种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苏联哲学以后的发展思路。三、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评价斯大林逝世后,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 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斯大林模式的不足: 德国的哲学家利辛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自我完善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叙述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所以他提出用“辨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一词代替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方法, 以便更确切地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性”; 柯尔施、卢卡奇、列非弗尔、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认定苏联哲学体系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形而上学, 进而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等各方面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实践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社会批判”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人学”体系。可见, 对苏联哲学体系的评价直接涉及到如何构建新体系的工作, 于是, 评价苏联哲学体系的问题, 成了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但它同时又是一个难点, 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共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哲学在70 余年间的发展时期里直接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 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主要就是斯大林体系; 这使得人们在评价苏联模式时, 长期习惯性地以为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只包括斯大林模式, 而无视苏联哲学家对这一体系的改良和突破, 仿佛整个苏联哲学体系是一贯一致, 毫无变化的; 或者即使承认有变化, 也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他们在评价苏联哲学模式时, 实际上就是在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些, 给我们正确评价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带来了困难: 要么是一味的鼓吹它的“首创性”和“体系性”甚至“科学性”, 只是象征性地指出一些不足和缺陷; 要么彻底将之打翻在地, 甚至吐上唾沫, 骂得一无是处。这些失之偏颇的做法使得我们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给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要做到对它的正确而公允的评价, 就必须对它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