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文学比较论文1500字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申明一下。。。摘抄的。。。。非原创。。。按需要修改。中俄合作只因国防需要 中俄关系并不牢靠据俄新社2011年4月14日报道，自冷战结束后，中俄改善的政治经济关系影响了一系列国际安全问题的决策。中俄也扩大了经济安全合作。除此之外，他们对许多全球和地区问题所奉行的特有政策也具有很大相似性。但中俄对于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却仍不协调，时有冲突。并且中俄经贸合作与同其他友好国家相比所占比重也很低，就更不用提和同盟国相比了。尽管中俄加强合作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威胁（例如中俄对中亚的掌控)，但仍有几个因素使得中俄不太可能形成这样的同盟。中俄政府关系或许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时期，双方将彼此看作是发展中的战略伙伴，进行了大量的高层交流，发布了许多相互支持的声明，还做了许多可以证明中俄合作的事情。但中俄现在的良好局面不是由双方的共同价值和利益决定的，事实上，中俄现在的友好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上的考量。中俄在过去二十年经历了地缘政治的回潮，但中俄国防问题没有指向对方，而是聚焦在某些特殊地区和问题上，例如最明显的维持中亚的稳定、限制朝鲜核武发展等。大部分的中国决策者都很担忧国内外的分裂活动、西部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和就台湾和东南海领海争议同美国在亚太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而俄国分析师则忙着应对其背部高加索山地区的恐怖分子，维持其在欧洲影响力和管理同美国间的国防关系。美国也对俄罗斯国防安全带来了挑战。中俄的军事专家都不认为两国在短期会对彼此产生军事威胁。俄罗斯政府甚至还为中国军队提供经验丰富的海军、空军和防空平台。俄罗斯确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只会用这些系统来应对其他国家。除此之外，中俄也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边境领土纠纷，并在中亚、朝鲜半岛和其他地区牵制了他们的对手。中俄领导承诺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拒绝公开谴责对方的外交内政。他们还公布了联合声明呼吁建立没有任何国家统治的多级世界。但尽管中俄关系有所改善，两国仍没有形成互信的国防联盟，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奉行着相似但不同的政策。和同欧洲和北美的其他国家的贸易相比，中俄民间和经济交流不多。中俄国防关系最明显的变化是近几年俄罗斯出售给中国的武器在大幅减少。中国国防武器的增加和改良也使得俄罗斯官方面临了一个很难的抉择。直至现在，俄罗斯都拒绝将其最先进的武器，譬如远程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出售给中国，他们害怕中国获得这样的武器后会打破东亚的军力平衡。俄国政府也不愿将先进的陆战武器或战术空军支援战斗机出售给中国，因为这些在中俄陆战中会使解放军如虎添翼。相反，俄国已经将主要的先进海战和防空武器出售给了中国。俄罗斯在武器出售上的克制意味着仅靠从俄罗斯那采购的武器，中国很难对抗武器比其更先进的台湾、日本或美国。现在随着中国本土兵工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已经不愿采购俄罗斯低质的苏联时期武器，解放军只对先进的俄国武器感兴趣。但俄罗斯政府却不愿将这些武器出售给中国。除了出于国防安全的考量外，他们还害怕中国会抄袭他们的技术来制造武器接着以低价来卖给俄国潜在的客户上。中俄军贸的改变意味着双边的军工合作已经背离了他们冷战后的合作基础成为了主要的刺激因素。俄罗斯政府也不愿将其最好的核能技术和其他知识产品传授给中国，因为那将使低价的中国制造取代俄国成为第三方市场的出口方。双方的能源合作仍存在问题。双方不断地对外宣称两国签订了巨额石油和天然气合同，但直到最近都没有实现。俄罗斯能源公司试图引进欧洲和亚洲客户来抬高竞买。尽管这个方法提高了俄罗斯的议价权，但却使中国更加怀疑俄罗斯是否是个可靠的长期能源合作伙伴。两国政府还对彼此在中亚的活动有所怀疑，在东亚中俄国企再为石油和天然气进行着竞争。中国拒绝同意俄罗斯认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是独立国家的决定。这两个地方是2008年8月，在战争中，俄罗斯从格鲁吉亚抢来的。在社会层面，中国民间交流也很有限。中国对俄罗斯无法确保在俄工作的中国人的安全，不尊重他们全力进行了谴责。俄罗斯则抱怨中国的污染涌入了俄国领土，担心大量的中国移民涌入远东地区会导致俄国东部的狭长地区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多年来错误的期待和令人沮丧的贸易令中俄长久期待的能源合作发展缓慢。考虑到中俄地域的接近，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俄似乎很快就能形成统一战线。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要比波斯湾和非洲更方便中国采购，并且也不必冒着海盗和外国海军出现的危险。但中俄能源合作却很有限。技术障碍、价格冲突、运输设施的部长和相互的不信任导致中国只在相当低的程度上购买俄罗斯能源。在评估中俄两国的能源合作关系时，区分实质合同和宣称的目标是很重要的。尽管中俄于2008年达成边境协议。但中俄边境的紧张局面也不时出现。而双方贸易的不平衡也是中俄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因素。尽管中俄都对美国的战略野心表示担忧，但双方并没有在这个领域展开广泛合作。而在东亚和中亚，中俄两国奉行的政策虽然基本相同，但却各怀心思。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第一部个人著述的系统的中俄文学比较研究的专著是汪介之先生撰写的《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透视》一书，这部著作是从文化视角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的。我国第一部关于中俄文学关系史的专著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建华教授撰写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一书，他填补了中俄文学关系史的空白。《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是一部“史书”和“通史”，此前的有关中俄文学关系史的著作都是专题性的著作或系列论文集。汪介之著的《回望与沉思》一书于2005年出版，本书主要重新认识全部20世纪俄苏文学、尝试梳理俄苏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这种热情至今未减，不期竟导致近年来关于俄苏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影响的全过程的“回望与沉思”。我国一般读者对此知之甚少，因为我们只重视了俄罗斯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忽视了对这个方面的介绍、传播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学在俄苏》一书，由李明滨撰写，发表3年后，他又写出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他的研究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存在空间，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俄罗斯文学，对中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中国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一股翻天覆地的市场经济大潮，1991年末苏联解体，这两件大事极大地影响了携手走过一个世纪风雨的中俄（苏）文学。俄国经典文学名著的出版因不受版权的制约和有名著效应，并没有像当代文学那样译介量锐减，反而在此阶段再度繁荣起来，大量苏俄名人名著被重新译介。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出版了俄苏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的多卷文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又相继出版了多名俄苏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如《涅克拉索夫文集》（4卷本）、《莱蒙托夫全集》（5卷本）、《果戈理全集》（7卷本）、《普希金文集》（10卷本）、《屠格涅夫全集》（12卷本）等。其中，最引人瞩目、最具成就感的是冯春先生独立完成的《普希金文集》（10卷本），这10卷译本中包含有译者重译的普希金所有重要的童话、散文、小说、诗体小说、文学论文、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等，这些无一不充分体现出译者的高超水平。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的许多译本，较之前的译本在翻译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重译本在以前译本的基础上改进了许多。在这一时期，徐振亚和冯增义还新译出了长篇名著《卡拉玛佐夫兄弟》，许多的中国译者们还在为中俄文学的交流做着无私的奉献。20世纪90年代，他们与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情结，继续关注俄苏文学并积极地从中汲取艺术的营养，不知疲倦而忘我工作着。这些作家的灵感来源于整个俄苏文学的思想、情调、氛围，他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摄取俄苏文学的思想：承认爱情、有人情味儿、可以怀旧、失恋和温情等各种感情、内心世界的独白、喜欢描写大自然、文学界有一定的自由度。苏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也带有一些负面的成分，苏联文学自给自足的教化性和将伦理道德两极化处理的方法，妨碍了它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俄苏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严肃、冷静的态度。中国老中青三代学者不顾学术著作出版十分艰难，每年仍然撰写着具有现代意识的、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这充分说明我国对俄苏文学的研究仍然保持青春活力并且充满热情。

同学 找到组织了啊 我们一定是一个学校 一个老师 一堂课的 希望不会找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