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氨塔毕业论文

1、钱学森

作为一名在美国搞了十几年空气动力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科学家，钱学森受到了中国国防和军事部门的高度重视。陈赓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钱学森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事之后，彭德怀希望尽快见到钱学森，亲自征询他关于中国如何搞导弹的具体意见。

钱学森尚未回到北京，彭德怀就几次给科学院打电话，询问钱学森回来没有。1955年12月下旬，钱学森从东北回到北京，彭德怀虽患病住院，仍然召集钱学森去见面。26日下午，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来到北京医院高干病房会见了国防部长彭德怀，陈赓陪同在旁。

彭德怀元帅的谈话直截了当，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他说：“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你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

2、李四光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出席第18届大会。在大会上，他发表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新华夏海的诞生》动摇了传统的地质学理论，轰动了欧洲。大会结束后，他夫妇俩来到英国南部养病。然而，他们的心却时刻挂念着动荡的祖国。

他参加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年会，发表演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随后，他办理了回国的签证，预订了船票。

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夫妇，掏出一张5千美金的支票说：“请你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政协给你的全国委员的任命。

否则，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夫妇严厉斥责道：“难道我们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来收买吗?我们要回国，不要你们的美金!”1950年4月，几经周折，李四光夫妇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3、竺可桢

竺可桢5岁进学堂，7岁开始写作文。竺可桢写作文，常常是写了一遍，自己觉得不好又重新再写一遍，等到他自己认为满意了才停笔。竺可桢读书很用功，一天晚上，当他上床睡觉时，大公鸡已经“喔、喔”地啼叫了。

母亲怕累坏了他的身子，就常常用陪学的办法督促他早睡。竺可桢很聪明，有时随母亲睡了，可当他听到鸡叫时，知道天快亮了，又轻轻地爬起来，背诵老师教的国语课。

竺可桢不仅爱学习，还爱用脑子思考问题。家乡雨水特别多，屋檐上老是滴水，落在石板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

竺可桢站在一旁数那滴答作响的水滴，数着数着，他像发现了奇迹，眼睛盯住石板出神，他心里纳闷：哎，这些石板上怎么有一个一个的水坑呀，水滴正好滴在小坑里。再看看另外一块石板，也是同样的情况。他立即跑去请教父亲。

竺嘉祥听了儿子的问话，由衷地高兴，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小熊啊，这就叫‘水滴石穿’呀！别看一滴一滴的雨水没有什么厉害的，但是，天长日久，石板就被滴出小坑了。读书、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只有持之以恒，才会有所成就。

4、钱伟长

出身江苏无锡县农村的钱伟长，由于家境贫穷，少年时长得十分瘦弱，穿得十分寒酸。见他这副模样，连祖母也断定他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为了生计，钱伟长从小就不得不帮助家里干活。白天帮妈妈摘桑叶养蚕，晚上在油灯下跟妈妈学糊火柴盒和挑花，从早到晚地忙碌着。可忙里偷闲他还是常常和其他小伙伴到河中摸些小鱼小虾，或到田野里挖野菜。

钱伟长原本在本村的一所小学里读书。不幸的是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他家的房子。全家人只好到镇上租房子住，因而上学地点也经常变动。懂事的他深知上学机会的来之不易，所以他加倍用功、努力地读书。

5、侯德榜

1921年10月，侯德榜回国任永利碱业公司总工程师，任务是要创建中国第一家制碱工厂。当时制碱通用的方法是用苏尔维制碱法生产。

由于外国人封锁制碱技术，侯德榜只能自己摸索。经过不断地研究、试验、探索，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侯德榜终于探索出了苏尔维制碱法的奥秘。1924年8月13日中国第一家制碱厂正式投产。

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侯德榜发现苏尔维制碱法存在着很多问题，制碱用的食盐质量低下，有30%的食盐都是废品，按照这样的生产方法来计算，成本太高。侯德榜打算用一种新的制碱法来取代苏尔维制碱法。

他首先分析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缺点，发现原料中有一半的成分没有利用上。怎样才能变废为宝呢？为此他设计了好多种方案，但都被一一推翻了。最后，他突然想到，能否把苏尔维制碱法和合成氨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制碱用的氨和二氧化碳直接由氨厂提供，滤液中的氯化氨加入食盐水，让它沉淀出来。

氯化氨既可作为化工原料，又可以作为化肥，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食盐的利用率，还可以省去许多设备的开支，例如石灰窑、化灰桶、蒸氨塔等。设想能否成功还要靠实践来验证。于是他又带领技术人员作了无数次实验，终于使梦想变成了现实。

发明好“侯氏联合制碱法”的侯得榜最有名了。侯德榜，著名科学家，杰出的化工专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他于20年代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的奥秘，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30年代领导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和硫酸铵的联合企业；四五十年代又发明了连续生产纯碱与氯化铵的联合制碱新工艺，以及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新工艺，并使之在6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和大面积推广。他还积极传播交流科学技术，培育了很多科技人才，为发展科学技术和化学工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侯德榜，名启荣，号致本，1890年8月9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普通农家。自幼半耕半读，勤奋好学，有“挂车攻读”美名。1903—1906年，得姑妈资助在福州英华书院学习。他目睹外国工头蛮横欺凌我码头工人，耳闻美国的旧金山种族主义者大规模迫害华侨、驱逐华工等令人发指的消息，使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他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罢课示威。1907—1910年，就读于上海闽皖铁路学院。毕业后，在英资津浦铁路当实习生。这期间，侯德榜进一步感受到帝国主义者凭技术经济优势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和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与压迫，立志要掌握科学技术，用科学和工业来拯救苦难的中国。1911年，侯德榜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以10门功课1000分的优异成绩誉满清华园，1913年被保送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191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再入普拉特专科学院学习制革，次年获制革化学师文凭。1918年又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制革，1919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获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侯德榜被接纳为美国Sigma Xi科学会会员和美国Phi L ambda Upsilon化学会会员。侯德榜的博士论文《铁盐鞣革》，围绕铁盐的特性以大量数据深入论述了铁盐鞣制品易出现不耐温、粗糙、粒面发脆、易腐、易吸潮和起盐斑等缺点的主要原因和对策，很有创见。《美国制革化学师协会会刊》特予连载，全文发表，成为制革界至今广为引用的经典文献之一。 1921年，侯德榜接受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的邀聘，离美回国，承担起续建碱厂的技术重任。在制碱技术和市场被外国公司严密垄断下，侯德榜带领广大职工长期艰苦努力，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1926年取得成功，正常生产出优质纯碱。在总结亲身实践的基础上，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Manu－facture of Soda）一书，1933年在纽约出版，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934年，永利公司为了“再展化工一翼”和生产化肥，决定建设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硫酸铵的南京铔厂，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技师长（即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筹建。侯德榜深知筹建这个联合企业的复杂性，且生产中涉及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强腐蚀、催化反应等高难度技术，是当时化工高新技术之最；而国内基础薄弱，公司财力有限，工作难度极大。他很耽心“……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再谈化学工业，则吾等成为中国之罪人矣！”但抱着“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的决心，知难而上。他按照“优质、快速、廉价、爱国”的原则，决定从国外引进关键技术，招标委托部分重要的设计，选购设备，选聘外国专家……结果，仅用30个月，就于1937年1月建成了这座重化工联合企业，一次试车成功，正常投产，技术上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它给以后引进技术多快好省地建设工厂提供了好经验。这个厂，连同永利碱厂一起，奠定了我国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化工科技人才。但不久，发生“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逐渐逼向南京，曾先后3次以“工厂安全”相要挟，提出“合作”管理南京铔厂的要求。侯德榜和同仁们大义凛然，坚持“宁举丧，不受奠仪”，拒绝“合作”；同时，积极响应抗战，利用工厂设施，转产硝酸铵炸药和地雷壳等物资，支援前线。工厂被日本飞机3次轰炸，无法生产之后，侯德榜又组织职工紧急拆迁设备，并将人员和资料一同送往内地。 1938年，永利公司在川西五通桥筹建永利川厂，范旭东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总工程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侯德榜带领职工，生产自助，维持公司人川员工生计；同时，着手筹办四川碱厂。由于四川的条件不适于沿用氨碱法，侯德榜特于1939年率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在对方提出辱国的条件下，侯德榜中止谈判，发愤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他领导一大批科研设计人员经过艰苦努力，于1941年研究出融合察安法与苏尔维法两种方法、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炉，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1943年完成半工业装置试验，但由于战争和政局混乱，没有条件继续实现工业化而中断。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不久，范旭东逝世，侯德榜继任总经理，全面领导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工作。他立即组织恢复永利沽厂与南京铔厂的生产。铔厂的硝酸设备在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运往日本，经侯德榜和李烛尘等人一再向有关方面严正交涉，他亲赴东京找盟军总司令部等有关方面据理力争，才于1948年全部归还，恢复硝酸生产，至今仍在运行。1947年，侯德榜受聘兼任印度塔塔公司顾问总工程师，先后5次赴印度指导改进该公司碱厂的设备和技术，使这个碱厂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对此，后来尼赫鲁总理访华时也大加赞扬，引以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典范。1949年，侯德榜第5次赴印期间，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很关心永利的事业，并希望与他共商国家大计，使之十分激动，力克重重阻碍，绕道泰国、香港、韩国赶回北京。聂荣臻元帅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他时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的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永利驻京办事处探望他，祝贺他胜利返国，赞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邀请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设计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侯德榜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加倍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之后，他相继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首届委员，第二、三、四届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先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务院重工业部技术顾问，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等等。1953年，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并当选为第一、二届中央常委。同时，他更加勤奋于科学技术工作，为发展化学工业日夜操劳。他先后向中央领导人介绍过“永利公司建设十大化工企业的设想”，提出过“对复兴工业的意见”等多项建议。他参与了全国化学工业和科技事业的许多重要决策，领导了化工行业许多重大科技活动。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对联合制碱新工艺继续进行补充试验和中间试验，1962年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我国生产纯碱和化肥的主要方法之一。1958年，他又提出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新工艺的设想，亲自领导示范厂的设计、施工、试验和改进，1965年获得成功。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广大职工共同努力下，陆续推广建厂1000多座，其产量长期占全国氮肥总产量一半以上，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侯德榜在发展磷肥、农药、聚氯乙烯、化工机械等工业和化工防腐技术，以及传播交流科学技术，培育科技人才等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1972年以后，侯德榜日渐病重，行动不便，仍多次要求下厂视察，帮助解决技术问题，还多次邀请科技人员到家里开会，讨论小联碱技术的完善与发展等问题，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侯德榜毕生的科学技术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突破氨碱法制造纯碱的奥秘 纯碱，学名碳酸钠，是生产玻璃、搪瓷、纸张等许多工业品、食品和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化工原料。1861年比利时人苏尔维发明的氨碱法，即用食盐、氨和二氧化碳反应制造纯碱的方法，适于大工业生产，产品质量高，成本低，远优于早期用芒硝经硫化钠制纯碱的吕布兰法。但这种生产方法长期被几大公司控制着，封锁技术，垄断纯碱市场。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卜内门公司在我国乘机抬高碱价七八倍，甚至有行无市，致使不少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为此十分痛心，特集资开办永利制碱公司。经多方努力从美国买来一套东拼西凑的碱厂图纸和一些设备，1919年开始在天津塘沽建厂。施工中，设计图纸和设备出了许多问题，氨碱法制碱技术的复杂性和难度逐渐被受到重视。连续化的制碱流程从化盐、烧灰、吸氨、碳化、煅烧、蒸氨到动力，一环扣一环，连成整体，均需配套协调动作，才能正常生产；任何局部故障或失调，都会牵动全厂，造成事故。范旭东认识到：要搞好这样的现代化化工厂，没有可靠的专家来主持技术工作，肯定不行。经陈调甫热诚推荐，范旭东选中了在美国攻读博士的侯德榜。1921年初，他写信并派专人送到美国，坦诚书怀，邀请侯德榜“学成回国，共同创办中国的制碱工业”。纯碱工业的重要性、问题的紧迫性以及范旭东工业救国的抱负、胆识和热诚，深深打动了侯德榜。他把邀请视为报效祖国的良机，毅然相许。 一到永利碱厂，侯德榜就全身心扑在了工作上。当时，碱厂设备安装已全面展开，侯德榜从边干边学入手，逐步熟悉情况，探索问题，解决问题。试车过程中，陆续出现问题和事故好几百起，彼伏此起，延续几年。其中包括蒸氨堵塔、巨震、碳化塔液泛、结疤，煅烧炉结疤、咬刀、烧裂，产品带色等重大技术问题。他通过深入现场，亲自观察、检测、操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依靠广大职工，听取意见和建议，组织指导他们查阅书刊资料，搞试验研究，搞处理方案，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蒸氨工序结疤堵塔问题中，侯德榜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反复探索，找出了硫酸铵、炼焦氨水等不同氨源对结疤的不同影响，以及它们对氨气浓度和氨盐水质量的不同影响，从而得出了各自不同的适宜操作条件。对于碳化工序，他们通过计算、测定、试验等，深入研究了反应热、溶解热、四元体系相图等从理论到实践的广泛问题，对碳化塔及换热器的型式、结构、尺寸、配伍、操作条件、碳化／清洗倒塔制度、异常状况等都找到了合适的参数与措施。关于煅烧工序，他们研究弄清了碱灰湿度对结疤的影响，找出了适量硫化物对确保白色纯碱的作用机理与操作办法；通过研究煅烧过程温度／分解速度的变化进程、热腐蚀与煅烧炉的材质与结构等问题，自行设计、委托制造，用上了先进的回转式煅烧炉。到1926年6月，侯德榜和他的同事们陆续解决了各工序的问题，彻底掌握了氨碱法制碱的全部技术秘密，而且比苏尔维法有所创造，有所改进，从而使这座亚洲第一碱厂生产出了红三角牌优质纯碱。8月，这种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并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永利制碱公司曾长期遭受别人垄断技术、独霸市场的折磨，多次濒临天折，侯德榜对此感受很深，在碱厂生产成功之后，他不愿看到后来人再受箝制。他坚守老师杰克逊（D．D．Jackson）的铭言：“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应该造福于人类”，他说：“我们决不做第二个苏尔维，第二个卜内门”，决心把自己多年实践获得的制碱技术经验公布于世。范旭东对此大为赞赏、支持。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Manufactureof soda）一书，作为美国化学会丛书之一，在纽约出版。在该书前言中，侯德榜写道：“本著作可说是对存心严加保密长达世纪之久的氨碱工艺的一个突破。书中叙述了氨碱制造方法。对其细节尽可能叙述详尽，并以做到切实可行为本书的特点。书中内容是作者在厂十多年从直接参加操作中所获的经验、记录以及观察、心得等自然发展而形成的……总的来说，制造厂已得到本工业独特要求的充分保护，而其细节只能通过多年实际操作亲身体现方可获得，至于工厂的特殊环节可以说任何一个好的设计师通过一些试验都能得到好的解决方法，所以无必要为本工业对外保密……在物理化学这一领域中处理大量气体与液体的经验及数据应当公诸于世界，为其他化学工业所利用。这是出版此书的基本动机。”这段前言，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本书的宗旨和性质。这本书的出版，结束了氨碱法制碱技术被垄断、封锁的历史，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受到高度重视，被公认为制碱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美国著名化学家威尔逊教授称赞这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它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表彰侯德榜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奥密的功绩，1930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一级奖章；1933年中国工程师协会授予他荣誉金牌；1943年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是当时全世界仅有的12位名誉会员之一。 发明联合制碱新工艺 联产纯碱和氯化铵的连续法联合制碱新工艺，是纯碱生产技术发展历程中继吕布兰法、氨碱法之后的第三次飞跃。它的出现，正如侯德榜后来在《制碱化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是由于氨碱法消耗原料（食盐）多，不经济；废液量甚大，要占用大片土地来堆积且污染水源。为了克服这些缺点，1931年，察安公司首先用碳酸氢铵处理盐卤的方法在捷克建了一座日产纯碱和氯化铵各10吨的工厂，其食盐利用率可达90％—95％。1938年在筹建永利川厂纯碱装置之初，由于四川井盐昂贵，耕地少等缺点，侯德榜等人．认为不能沿用氨碱法，因此侯德榜乃率队到德国洽购察安法专利。在德意日已结成法西斯轴心的政治背景下，他们一行在旅途和工作中遭遇困难重重。谈判中，对手先以高价勒索，后又提出：“用察安法生产的产品，不准向满州国出售。”公然否定东三省是我国领土。对这种损权辱国的条件，侯德榜十分气愤，当即据理批驳，中止谈判，撤离德国。之后，侯德榜利用他的丰富经验和渊博知识，组织指导永利公司大批技术骨干开展了新法制碱的研究。第一步，先摸索仿试察安法。当年就在川西五通桥开始试验。当时，四川科研器材、试剂、资料十分匮乏，举步维艰。次年春，侯德榜安排科研人员将试验迁到香港进行，他自己在纽约函电联系指导。通过500多次试验，分析2000多个样品，侯德榜和几位技术骨干基本掌握了察安法。第二步，侯德榜决定研究碳酸氢铵水溶液与食盐粉直接复分解的方法。1940年初，试验获得了初步结论，随即在上海法租界安排进行扩大试验。同时，增派技术人员到美国深入进行补充试验，并着手进行碱厂设计。1941年初，在美国的试验得到了准确的结论，并查明了察安法专利报告所谓“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的虚妄论断。同时，上海的扩大试验也初步得到了近似小试的结果，表明新法制碱初步成功。永利川厂厂务会议决定将新法命名为“侯氏碱法”，驰电纽约，祝贺侯德榜“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法租界被日军占领，新法制碱的扩大试验被迫中断；同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其撤退中的设备器材等尽陷敌手，川厂的建设前景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范旭东的支持下，侯德榜仍继续进行他的第三步试验，即研究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结合，连续生产纯碱与氯化铵的工业试验方案。他在美国购买了已受控制的液氨，空运四川。郭锡彤等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按照侯德榜的方案，在川西五通桥建设了一套日产纯碱和氯化铵各几十公斤的连续法中间试验装置。1943年秋，开车试验，精制的盐液（含盐母液）送人吸收塔，用（氨厂的）氨进行氨化后，送碳化塔，用（氨厂的）二氧化碳进行碳酸化，得到含碳酸氢钠结晶的反应液，过滤，滤饼煅烧，得纯碱；滤液经降温，加人粉盐，析出结晶，再过滤，将结晶干燥，得氯化铵；母液加盐，再送吸收塔氨化……如此循环，连续运转，不断制得纯碱和氯化铵两种产品。试验运行顺利，确立了“侯氏碱法”的原则流程。它融合了氨碱法与察安法，使碱厂与氨厂密切结合，食盐利用率达95％—98％，没有废液排出，投资和产品成本比分别建厂可大幅度降低。同年12月，中国化学会特将第十一届年会安排在永利川厂举行。通过听取报告和参观试验车间操作运行，年会对“侯氏碱法”给予高度评价，并致函在国外的侯德榜表示祝贺。这一新工艺还在1949年和1953年两次得到主管专利机关批准，获得专利证书。不幸的是，由于战争影响，条件困难，这套中试装置运转两个多月就停产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永利公司的精力转向了恢复塘沽碱厂与南京铔厂的生产，随后，又受内战影响，永利川厂的建设和“侯氏碱法”的工业化问题长期未能继续。1949年底，侯德榜受中央财经委员会和重工业部委托，率团到东北考察时，发现生产氨的大连化学厂与生产碱的远东电业曹达工厂隔墙为邻，是发展联合制碱的极好条件，当即建议两厂结合，采用这一新工艺；同时，建议在恢复大连化学厂生产的过程中，建立联合制碱的生产试验车间。他的建议得到有关各方支持，很快调集了大批技术人员，在侯德榜的指导下，开展了日产10吨的试验装置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试验；同时，在实验室进行补充试验。1952年底，试验装置投入全流程试验不久，主管部门传来苏联某专家的意见，说“氯化铵肥效有问题；苏联不以氯化铵为肥料，也不搞联合制碱，”试验被迫停了下来。迎着“一边倒”的压力，侯德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德国、朝鲜、英国、日本以及苏联和我国东北、华北使用与试用氯化铵的大量资料，证明“肥效肯定”。1957年初，侯德榜，“坚持科学真理，这是科学家的基本信念”，给化工部***组写报告，并找彭涛部长面谈，坦诚、严肃、详细陈述了对苏联专家意见的看法，以及日本已有3个氨碱厂改用类似方法生产了氯化铵。不久，彭部长告诉他：“周总理刚才来电话，说部***组的报告和你的信都收到了。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意你的意见，支持你继续把大连的试验搞下去，希望早日成功。周总理还说，你年纪大了，要多加保重。”这年下半年，试验重又展开，并进一步充实力量，随后。开展了16万吨级生产车间的设计。在侯德榜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了联合制碱流程，确定了工艺参数、设备选型等生产所需数据。其中，“改用两次碳化”，进一步稳定提高了单位含盐母液所得氯化铵与碱的产率；结晶器的研究和防腐蚀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搭伴试验的蒸汽煅烧炉，进一步提高了全流程的技术先进性。1961年，第一条8万吨级生产线建成，投入试生产。1964年，试生产达到了预定的各项指标，国家科委副主任亲临现场，主持通过了联合制碱新工艺的技术鉴定。之后，这种新工艺陆续在全国50多家工厂推广，年产纯碱和氯化铵各达百多万吨，成为我国生产纯碱和化肥的主要方法之一。 发明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 50年代中期，亿万中国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迫切需要化肥。1957年初，化工部彭涛部长提出了遍地开花办小氮肥厂的战略构想，在广大技术人员中开展了大讨论。讨论很快集中到氨加工品种选择这个关键问题。同年7月，侯德榜在大连碱厂参观食用碳酸氢铵小装置时受到了启发。他运用联合制碱新工艺的思路，进一步想出了把碳酸氢铵的生产融入合成氨生产之中的方法。合成氨生产流程中有个水洗工序，用水吸收变换气中的二氧化碳，可以使合成气净化。侯德榜设想，将水洗改成氨水洗，用合成氨车间生产的氨制成氨水代替水，吸收二氧化碳，可以在净化合成气的同时生成碳酸氢铵，使脱碳工序与氨加工车间合而为一。这种办法，既不要特殊材料，又能大幅度降低氮肥厂的投资、能耗和产品成本；搞小型装置，不仅降低了设备制造、安装及生产操作管理的难度，而且产品可就地就近使用，能减少分解损失，节省包装运输费用。这些优点可能是当前中国条件下大办化肥，实现彭涛部长构想的希望所在。他立即向彭涛部长提出建议，很快得到了部领导和广大技术人员的支持。通过进一步研讨、计算，侯德榜和有关设计人员拟定了工艺流程和设计方案。经部领导批准，决定首先利用上海化工研究院已有的合成氨车间加以改造，作为年产2000吨合成氨配8000吨碳酸氢铵的县级小氮肥厂示范试验装置。 1958年春，侯德榜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上海，与有关单位合作，进行设计、设备试制、安装及试验。在“大跃进”的热潮中，68岁的侯德榜与大家同吃同住，爬高塔，下地沟，挑灯夜战，抢时间搞设计、施工。在工作中，侯德榜高度重视工程质量与节约，对技术问题一丝不苟，每张图纸都经他校核到每一个尺寸确实无误，再签字发出。为了降低设备制造难度，使没有大型水压机的省级机械厂也能制造全套设备，能确保设备质量，能安全运转。侯德榜特别注意革新制造工艺。其中，对于采用铸钢工艺取代锻造工艺制造高压容器（包括合成塔、铜液塔、碱洗塔等）之类重大问题，他既积极，又慎重。一方面，他积极倡导，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再三组织上海机电系统的有关人员研讨落实其可行性、可靠性及其相应措施。还亲自找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德国机械专家孔歇尔教授讨论，证核无误之后，才确定进行试制和试验。对其中高压高温运转的关键设备合成塔，他还亲自参加爆破试验，确证安全可靠才同意在小氮肥厂中采用。1958年4月底，示范装置建成，“五一”节那天按计划开车试验，当天下午顺利打通了全流程，生产出了第一批碳酸氢铵化肥。接着，在化工部安排下，由部分省市采用定型设计和统一制造的成套设备，陆续建设13套县级氮肥厂试验装置，从煤、焦造气到生产出化肥，进一步试验这种新工艺的广泛适应性，积累经验，以便大面积推广。 由于各地条件不尽相同，这13套装置存在不少因地制宜的差异，试验工作十分复杂，其中，二氧化碳与氨是否平衡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影响却很大。为了防止不平衡对全流程的影响，有的厂已在流程中增加了高压水洗，回收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用以提高碳化效率，调节平衡。但这样一来，新工艺的许多优点就不存在了。侯德榜对这些试验，尤其对平衡问题抓得很紧。一面自己查阅资料，组织检测、计算、试验，一面深入各试验现场，调查研究，总结交流。他先后提出了吸氨与碳化工序影响稳产高产的主要操作条件和适宜的参数，碳酸氢铵的湿度与稳定性的关系，降低碳酸氢铵湿度的方法以及其他提高碳酸氢铵稳定性的措施等等，指导各地搞好试验。对于丹阳化肥厂狠抓二氧化碳与氨的平衡试验研究，侯德榜特别关心，曾同彭涛部长一起向江苏省化工厅主持该厂试验的陈东总工程师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又亲自八下丹阳，与该厂一起研讨问题，总结经验，观察措施效果。这个厂在已有水洗脱碳装置的基础上，结合管理，将送人水洗塔的变换气量逐步减小，送人氨水塔的变换气量逐步增大，最后做到全部不送水洗，只送氨洗。1962年实现了全流程二氧化碳和氨的平衡，保证了高产、稳产、低能耗，这标志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的新工艺通过了技术关和经济关。之后，在全国各地进一步迅速推广这种新工艺，建厂达1000多家，而且有的厂又陆续扩建增产。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小氮肥厂的产量长期占全国氮肥总产量一半以上，为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65年，国家科委特向以侯德榜为首的3位技术负责人和4个有重大贡献的单位颁发了发明证书，给予了表彰。 传播科技知识培育科技人才 自幼树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宏愿的侯德榜，十分热心科技知识的传播与应用，注意爱护和培育科技人才。 早在美国求学时，侯德榜就积极收集对我国发展工业有实用价值的技术。1917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至今仍有技术指导作用的《碳化矽之制造》等科技文章。对自己从事科技工作的成果和心得体会，他认真总结，勤于笔耕，力求翔实地公诸于世。于1959年出版的《制碱工学》这部巨著的前言中。侯德榜写道：“我国制碱工业获得突飞猛进之发展，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迫切要求掌握技术。因此，塘沽永利碱厂员工将作者的英文第二版（编者按：指1942年出版的《纯碱制造》）译为中文……但作者认为英文第二版之内容，已为十数年前的资料，尤以其中多系外国资料，现应结合中国的资源情况，作重要之修订和补充……近承化学工业部领导同志以作者多病，给予休养，因得在青岛及北京小汤山两地，于休养时期历时四五个月，完成此书，以偿夙愿……若能有裨于亚、非、拉丁美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制碱工业，并促进其国家的化学工业的独立，摆脱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则更是欣幸的。”这些话，深刻地反映了侯德榜从事著述的心情。在这种心情的驱动下，毕生忙于生产建设的侯德榜，竟撰写出版了10部科技图书和70多篇论文，共250余万字。对传播技术、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和世界科技知识宝库增添了财富。

德国科学家韦勒于1855年得到第一块工业铝作的勋章；李比西对生产钾肥、尿素的贡献；康尼查罗对苯甲醇和苯甲醛、山道年的贡献；凯库勒对雷酸汞、芳香族化合物的研究；门捷列夫对周期表的贡献；莫瓦桑对氟的贡献；费舍对糖类结构、合成葡萄糖、果糖其他单糖的贡献；范霍夫对溶液、渗透压的研究用在胜产盐的德国；等等这许多科学家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国内的就是侯德榜先生。

童第周先生也算是新中国的，73年才去世的啊少年童第周－效实中学的两个“第一” 童第周慢慢长大了，他的几个哥哥深明大义，将小童第周送入了可供食宿的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 童第周的大哥希望童第周努力学习，将来有出息，回家乡帮助哥哥办学。已经开阔眼界的小童第周此时心中已有另一番高远的志向，要进当时省内名望极高的宁波效实中学读书。大哥为小弟有志向感到高兴，又为小弟感到担心。小童第周坚决地告诉哥哥们：“我一定能考上效实中学！”小童第周一丝不苟地进行备考，一家人也全都动员起来，支持他。善良的老母亲经常在半夜时分悄悄起床，隔着窗户静静地注视着儿子房间的烛光…… 小童第周终于考取效实中学，成为三年级的插班生，可是他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一。面对成绩单，小童第周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很快，童第周所在的寝室传出了“小童第周不顾学习，经常谈恋爱到深夜”的新闻，引起了关心他的同学和老师的担忧。一天深夜，教数学的级任陈老师办完事情回到学校，发现在昏黄的路灯下有个瘦小的身影在晃动，陈老师想：“深更半夜的，谁还不回寝室就寝呢？”陈老师带着疑问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童第周正在借着路灯光演算习题。“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寝室休息呢？”“陈老师，我要抓紧时间把功课赶上去，我不要倒数第一名。”陈老师望着童第周瘦小的身躯，关心地劝童第周回去休息，可是走出不远，童第周又站在路灯下捧着书本读了起来。陈老师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深深地理解童第周的志气，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 第二天，陈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郑重地辟谣：“我明确地告诉大家，童第周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凡事不要靠推测下结论，更不要用流言去中伤别人，特别是对于一个勤奋好学的人，更不能这样！”陈老师严肃地说，“我亲眼目睹了童第周熄灯后还在昏暗的路灯下，专心致志地演算习题。他太辛苦，太勤奋了！他值得全体同学学习！”陈老师最后提高了嗓门，“不错，童第周曾经是全班成绩最差的，但一个人的成绩不能仅仅用一次考试分数来判定。衡量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最终要看他如何走自己的奋斗之路！” 期末考试到了，童第周又成了全校关注的对象。他终于靠自己刻苦的努力，使各科平均成绩都达到了70分，其中几何得了满分，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在自己的努力和老师的关心下，到高三期末考试，他的总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校长陈夏常无限感慨地说：“我当了多年校长，从来没有看到过进步这么快的学生！” 后来童第周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感慨地说：“在效实的两个‘第一’，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那件事使我知道自己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做到的，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世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1924年7月，童第周在哥哥的支持下，考入复旦大学，从此，他开始了追求科学，献身事业的漫漫求索之路……2、水滴石穿 童第周1902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他的父亲是一个教私塾的先生。童第周从小就跟着父亲读私塾，边学习边劳动。父亲常常给小童第周讲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讲学海无涯、一定要持之以恒的道理，还写了“水滴石穿”四个字，挂在童第周的书桌旁，勉励他好好学习，希望他将来有出息。 “水滴石穿”，这是父亲对童第周的勉励，而事实上，童第周就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种精神，他抓住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以顽强的毅力向着科学的顶峰登攀。 在私塾里，童第周只学了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这远不能满足童第周对知识的渴求。因为家境不好，没钱供他上学，所以，尽管童第周十分盼望有一天能走进学校，与同伴们一起学习，可是不行。直到他17岁那年，在哥哥的帮助下，他才进入了宁波师范预科班。这里不用交学费，还管食宿，穷人家的孩子能在这儿上学，是很幸运的。童第周十分高兴，他抓住这个得之不易的机会，刻苦学习，不放过一分一秒。因为以前只是在私塾里学过一点文史知识，没有一点数理方面的基础，所以童第周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但他并不气馁，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他要赶上别人。 不仅如此，在他内心深处，还为自己确立了更高的目标——他要考效实中学。该校是当时宁波第一流的学校，毕业生一般都能进大学。多少达官贵人，以自己的子弟在效实中学就读为荣！效实中学对英语要求很高，还十分重视数理基础，而这几门课恰恰是童第周的薄弱环节。而且，他从未学过英语。自从确立了要考效实中学的目标后，童第周更加用功了。他开始自学英语，常常学到深夜。哥哥被童第周的决心所感动，答应供他上学，还请在宁波的朋友为弟弟打听效实中学的招生情况。 哥哥的朋友从宁波给童第周带来了不利的消息：效实中学这次不招一年级新生，只招到三年级插班的优等生。哥哥想：就童第周的基础来说，本来考一年级就已经很费劲了，现在却只招三年级插班生，这可怎么办呢？哥哥犹豫不决，就去与童第周商量。听到这个消息后，童第周仍不改初衷，他一定要进效实中学，于是，他决定去考插班生。 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铁杵也能磨成针。童第周考取了效实中学三年级，只不过成绩是倒数第一。一年以后，童第周从倒数第一变为顺数第一，几何成绩从入学时的不及格变为一年后的100分！后来，童第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的高材生。毕业以后，他又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比京大学留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这时他32岁。3、昂贵的显微镜 抗日战争期间，童第周一家来到了四川的一个小镇上。他们一家人靠着少得可怜的薪水生活。当时，童第周在一所大学教书，教书之余，童第周还继续着他的胚胎学研究工作。 要研究胚胎学，光靠空想不行，必要的实验是少不了的。做实验就得有实验设备，可上哪儿去弄这些设备呢？为此，童第周吃不香、睡不着，科学研究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不能搞科学研究就像要了他的命一般的难受。看着童第周的那股难受劲，全家都为他着急。 一天，童第周从外面回来，满面春风，他兴冲冲地告诉夫人叶毓芬，说他发现了一个宝贝。很长时间没见到过丈夫笑脸的夫人感到很奇怪，什么事值得丈夫这样高兴？她问道：“什么宝贝？”“我见到了一架显微镜，还是双筒显微镜！”“在哪儿？”夫人也激动起来，要知道，显微镜是进行胚胎学实验最主要的仪器，有了它，就可以做实验了。“在镇上的旧货摊上。”童第周边回答，边拉着夫人出门，他要让她和自己一起享受发现“宝贝”的喜悦。两人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旧货摊，果然，一架旧的双筒显微镜摆在那儿，似乎正在向他俩招手。 “请问，这架显微镜要多少钱？” “六万块。”夫妇两人吃了一惊，这么贵？这个价钱相当于两人两年的薪水。 “这么贵？能不能便宜点？” “不行，你们看，这还是德国货。” 老板打量着他们，凭经验断定，他们是真心想买的，所以要价比较高。 没办法，两人只好空手而归。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放在眼前，可是又不能得到。晚上，他们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觉。 第二天，两人又到了旧货摊前，跟昨天一样，显微镜还在那儿。可唯一不同的是，老板居然还涨了价，要卖“六万五千块”了，理由是物价飞涨，昨天和今天的钱就是不一样。 同样，他们又是空手而归。接连几天，他们一趟又一趟地往旧货摊上跑，生怕心爱的显微镜被别人抢走。老板很不耐烦，后来干脆不理他们了。 夫妇俩下定决心，为了搞科研，这台显微镜非买不可。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他们就开始到处向亲友借钱，还变卖了不少衣服。“可是，我们说不定多少年都还不清这笔债呀！”夫人担心地说。“为了事业，宁可一辈子受苦！”童第周回答。 他们终于凑齐了65000元，买回了这台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就可以做实验了。可是，新的困难又来了。用显微镜时，必须要有灯光照明或者要有很明亮的阳光照明。童第周住的屋子又小又暗，因为是抗战时期，常常停电，怎么办呢？童第周想尽了办法，他和同事们把显微镜放在窗台上，阳光好的时候利用阳光照明，阳光不好又停电时，就用干电池作电源照明或用煤油灯照明。 显微镜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其他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比如说，用茶杯、废弃的玻璃瓶、碗等来代替玻璃器皿。他们在外人看来没有什么用的瓶瓶罐罐中，做着科学实验，探索着生命的奥秘。4、“童鱼” 春天，大地复苏，是金鱼繁殖的季节，为了探索生物遗传性状的奥秘，年过古稀的童第周，开始了新的探索。他选择了金鱼和鲫鱼作为他的实验材料。实验室里，童第周坐在实验台前，助手们在实验室里紧张地忙碌着，做着实验前的准备。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刻，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童第周想通过这个叫做核酸诱导的试验来验证他自己在科学研究上的设想。金鱼排卵了，排出的受精卵比芝麻还小！ 一场紧张的战斗开始了，助手们把他们已经提纯过的鲫鱼卵的核酸，迅速送到童第周的手边，童第周用他那灵巧的双手将这些核酸注入了金鱼受精卵的细胞质内。他想看看鲫鱼卵的核酸对金鱼的受精卵是否有影响，看看由这种金鱼受精卵长大而成的金鱼的性状是否会发生变化。 从清晨到下午两点，8个小时过去了，实验在一批接一批地进行，坐在实验台前的童第周，已经是腰酸背疼、饥肠辘辘了。但是，他还是顽强地坚持着，一丝不苟地操作着。助手们都看不过去了，要知道，童第周已是 70高龄的人了啊！ “童老，您休息一会儿吧！”一位助手忍不住说道。童第周摇摇头说： “应该记住，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手，而不是嘴！而且，你们不是和我一样忙吗？”童第周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助手们每人一个实验记录，他都要亲自过目。他常以“认真是成功的秘诀，粗心是失败的伴侣”来勉励他的助手。后来，助手们都成了他的亲密的朋友。 不久，这些由动过手术的爱精卵产生的金鱼慢慢长大了，奇迹也出现了。童第周和他的助手们惊喜地发现，一些金鱼出现了奇妙的变化：在发育成长的320条幼鱼中，有106条由双尾变成了单尾，金鱼表现出鲫鱼的尾鳍性状！这些鱼既有金鱼的性状，又有鲫鱼性状。这说明，从鲫鱼卵中提取的核酸对改变金鱼的遗传性状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也说明并不只是细胞核控制生物的遗传性状，细胞质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验的成功，证实了童第周的设想。童第周的脸上露出了成功后的喜悦之情。这种单尾的金鱼就是诗人赵朴初所称誉的“童鱼”。“童鱼”，它是童第周汗水、意志和心血的结晶。它的身上凝聚着童第周的智慧和求实精神，是童第周在探索真理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后来，童第周还采用了亲缘关系更远一些的种类，来作类似的实验，也获得了成功，从而更有力地证实了他的设想。 一定要争气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优秀的教育家，生前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 童第周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小村里，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没有钱进学校读书，只能在家里边做些农活，边跟父亲学点文化。直到17岁，才在二哥的帮助下，进了宁波师范予科。可是第一学期考试成绩总平均分没有及格，学校让他退学或降级，经童第周再三请求，学校勉强答应试读半年。童第周发誓，一定要把成绩赶上去。童第周坚持顽强的学习。终于取得了好成绩。在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以后，他更加勤奋学习，临近毕业时，他已经成为生物系的高材生了。童第周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要攀登生物学的高峰，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度重洋，来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寒尔。在欧洲著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当时，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洋人学生，公开说：“中国人太笨。”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对那个洋人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来和你比，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 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 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卵细胞膜的剥除手术，有一次做实验，教授要求学生们设法把青蛙卵膜剥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象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手术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许多人都失败了，他们一剥开卵膜，就把青蛙卵也给撕破了。只有童第周一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这项实验任务。 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特地安排了一次观察实验，把学生们都找来看。实验开始了，童第周不慌不忙地走到显微镜前，熟练地操作着。人们看到，他象钟表工人那样细心，象绣花姑娘那样灵巧，象高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丝不苟。在显微镜下，他先用一根钢针在卵上刺了一个小洞，于是胀得圆滚滚的青蛙卵马上就松弛下来，变成扁圆形的，再用钢镊往两边轻轻一挑，青蛙卵的卵膜就从卵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他干得又快又利落。 “成功了！成功了！”同学涌上去祝贺，勃朗歇尔教授更是激动万分，这是他搞了几年也没有搞成的项目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赞：“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童第周剥除青蛙卵膜手术的成功，一下子震动了欧洲的生物界。4年之后，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童第周博士学位。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决不比别人笨。”在场的教授纷纷点头，有的还伸出大姆指。而那位洋人学生却一篇论文也没有，更谈不上当博士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童第周谢绝了专家和同学们的挽留，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来到四川宜宾一个村镇教书。在紧张的教学中始终没有忘记搞科学研究。可是，这里没有科学仪器，连一架显微镜也没有，没办法继续开展胚胎学的研究工作。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他带来了希望：在小镇的旧货摊上他们看到了一架旧显微镜，但要价太贵，当时他们夫妻俩掏尽了口袋还凑不足一半，又向别人借了一些还不够，最后只好把他们的衣服拿去典当，好不容易才买回这架旧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但没有所需要的灯光照明，还是不能进行操作。他们只好把显微镜搬到室外，冬天利用雪地微弱的反光，他忘记了寒冷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夏天烈日当头，汗流浃背即使汗水滴在视镜上模糊了视线，或是风把一粒小沙子吹进了载物器，甚至占据了整个视野……童第周仍然坚持攻关。一般说来，每一个试验数据都要重复一、二次，而他往往要重复五、六次。然而，就在这简陋的显微镜下，在这低矮的小土屋里，童第周却撰写了一篇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震惊了国内外生物界的学者。 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童第周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他在解剖显微镜下，用比绣花针还细的玻璃注射针，把从鲫鱼的卵细胞中取出来的遗传因子，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金鱼的卵还没有小米粒大，做这样的实验该有多难啊！可是童第周成功了，结果孵化出的幼鱼中，有一条鱼披着金色的鳞片，长着鲫鱼那样的单尾巴，说明鲫鱼的遗传基因，已经在金鱼卵中发生了作用。这种鱼因为是童第周创造出起的，因此，人们叫它“童鱼”。童第周的实验成果，给生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童第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76岁高龄，却以年轻人的朝气投入了工作。他亲手制定了科研项目规划，绘制了美好的兰图。1979年3月，在浙江省科技大学的讲台上，他突然眩晕，从此一病不起。他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振兴，实践了他的誓言：“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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