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吸虫的论文研究

从事人体和家畜的寄生虫研究，特别对危害性较大的蠕虫病，如日本血吸虫病、丝虫病、华支睾吸虫病、肺吸虫病、胰阔盘吸虫病、钩虫病、西里伯瑞氏绦虫病以及家禽嗜眼吸虫病等的生物学及流行病学的研究有较大贡献。研究了30多种吸虫和绦虫的生活史，积累了吸虫系统发生的大量资料，为探讨吸虫纲的演化和合理的分类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其研究成果对防治人畜和禽类寄生虫的病害，促进农业、畜牧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从事人体和家畜的寄生虫，特别是危害性较大的蠕虫病的生物学祁流行学研究，发表论文60多篇。研究了30多种吸虫和虫的生活交，积累了吸虫系统的大量资料，为探讨吸虫纲的演化和合理的分类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课题《牛羊胰吸虫病的流行病学和病原生物学的考察》，1978年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扬和先进工作者的奖状；《牛、羊肝脏中华双腔吸虫生物学上的研究及新疆矛型双腔吸盟贝类宿主的发现》的研究获得l 979年福建省科技大会二等奖；4I司胰吸虫和矛型双腔吸虫的流行病学和生物学》，1981年沃全国自然科学三等奖。主要科学研究成果有：发现了福建日本血吸虫病区及流行危害状况，立对其幼虫的生物学特征，侵入人体后的移行途径和异位寄生虫现象进行了探讨，还研究了病区相水系以及中间宿主一钉螺的胚胎发育和分布情况。经过多年深入病区调查研究，闻明了班氏丝虫及马来丝虫在福建的主要传播媒介和在中国境内的分布规律。钩虫病研究，阐明了中国东南部钩虫病最主要的流行方式。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实验，阐明了牛、羊胰阉盘吸虫在中间宿主体内的发育过程，阐明了三种阔盘吸虫——腔阎盘、胰阔盘、校阔盘吸虫的全部生活史，流行状况和分布地域以及它们在不同流行区的不同贝类宿主手口昆虫宿主，为在中国防治本病奠定了科学基础。此外，还对肺吸虫、华支章吸虫、西里伯端氏虫、鸡嗜眼吸虫、鸭的包氏毛毕血吸虫和鱼的龙江血吸虫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近年来，还参加了《中国动物志》中《吸虫志》的编写工作。他的主要科学研究成果是对日本血吸虫研究：曾首先发现福建日本血吸虫病区及其流行危害状况，探讨其幼虫期的发育形态与行为习性，侵入人体后的移行途径和异位寄生现象，研究了病区和水系关系及中间宿主——钉螺的胚胎发育和分布情况。对肺吸虫的研究：早年曾发现福建并殖及其生活史，并与卫氏并殖详做比较。对丝虫病的研究：经过多年深入病区调查研究，阐明了班氏丝虫及马来丝虫在福建的主要传播媒介和在中国境内包括福建省的分布规律。对钩虫病的研究：阐明了甘薯的种殖对于钩虫病传播的关系，以及中国东南部钩虫病员主要的流行方式。对华支阜吸虫病的研究：首次报告福建存在流行病区，证明米虾及河虾是福建省农村流行区的传播媒介，补充了淡水虾类能充当华支睾吸虫的第二中间宿主。对绦虫病的研究：多年探索西里伯瑞氏绦虫生活史，并进行动物实验，阐明了小红棕色蚂蛹是这种绦虫的中间宿主和传播媒介，六钩蝴虫在它腹腔内发育为拟爱尾蝴虫并能感染哺乳动物。对牛羊胰阔盘吸虫的研究：经长期调查研究和实验，阐明了牛羊胰阔盘吸虫在贝类宿主体内的发育过程，包括两期的胞蝴、尾蝴以及子胞勘从蜗牛体内的排出。又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全面调查，阐明了中国三种阂盘吸虫——腔阔盘、胰阔盘、枝阔盘吸虫的全部生活史、流行状况及其分布地域，详细报告了中国南方农业区、北方草原和高山林带等不同流行区的不同贝类宿主和昆虫宿主，奠定了中国防治本虫病的科学基础。此外，还研究过禽寄吸虫，如鸡嗜眼吸虫的生活史及流行状况，发现寄生在家鸭的包氏毛毕血吸虫是南方稻田皮肤疹的病源，阐明寄生经济鱼类与损害鱼苗的龙江血居吸虫、产生“闭口病”的侧殖吸虫及在他建议下由他的女儿唐祟惕阐明危害贝类养殖的溢短吸虫等的生活史及流行规律。

1905年Logan在湖南常德县的一例下痢患者的粪便中检出了日本血吸虫卵。差不多同时，一位英国医师在解剖一例福建籍华侨的尸体时，在其肠系膜血管中发现了日本血吸虫雌、雄成虫，从而用现代医学手段科学地证实我国有日本血吸虫病的流行。早在20年代对日本血吸虫在中国的危害性已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因此在不少地方，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等部分流行区开展了小规模调查，至1949年，血吸虫在中国地区分布的轮廓已被初步确定。1949年以前，对中国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已证实并确定其种名者有6种，分别属于3个螺属。此外，陈方之、甘怀杰、姚永政、李赋京等对钉螺的地理分布、感染率、感染强度以及生态习性进行了观察，并开展了灭螺试验。 1880年，曼松在厦门于一福州籍病人痰中查见并殖吸虫卵，但直到1930年应元岳在浙江绍兴兰亭发现两例并殖吸虫病人，才最终确定肺吸虫病也存在于中国。此后草药中国学者对该病的流行病学、病源学及地理分布等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发现了新种。1934年，吴光、屈荫杰等在浙江绍兴的蟹体内发现并殖吸虫囊蚴；1942年Asada证实在东北地区的三种喇蛄有并殖吸虫囊蚴感染，从而确定了石蟹与喇蛄为我国肺吸虫病的传播媒介，浙江和东北为我国肺吸虫病的流行区。与此同时，陈心陶在广州怡乐村发现一新种，命名为怡乐村并殖吸虫。1940年唐仲璋在福建发现两种并殖吸虫，一种定名为林氏并殖吸虫，另一为感染啮齿动物之并殖吸虫，并分别在螺及蟹的体内发现了相应的幼虫。 近代医学文献中有关中国丝虫病的记载始于1871年，在海关和教会医院工作的外国医生，先后记述了中国丝虫病的发现与感染情况。1878年Manson在厦门首次证实蚊子为班氏丝虫的中间宿主及传播媒介。1926年以后中国学者也进行了丝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冯兰洲于1931年在厦门除发现班氏丝虫外，又查到了马来丝虫，从而证明我国存在着两种丝虫，并于1933年对这两种丝虫的鉴别要点作了描述，确定中华按蚊是当地马来丝虫的主要传播媒介，并对马来丝虫的幼虫在中华按蚊体内的发育情况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但在当时条件下，调查工作多局限于交通方便的城市及其近郊，因此到解放前夕，中国对丝虫病的了解很少。至于防治工作则无人过问。 许多学者，先后在全国许多地方，通过对不同人群、患者的粪便检查或尸体解剖，进行了肠道蠕虫病的调查，证实还存在其它肠道蛹虫，如：华枝睾吸虫当时已自南到北、由东到西做了较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对广州一带华技睾吸虫感染率高的因素作了调查分析，并就其引起的合并症，如胆囊炎、阻塞性黄疸、肝硬化及与肝癌的关系均作了观察报道。关于布氏姜片吸虫的分布，当时已知达10省之多，唯各地分布明显不均，呈散发状。当时我国学者指出人体囊尾蚴病在我国并非罕见，而且自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由于囊尾蚴可在脑内寄生，因而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百分率很高，所以对猪肉绦虫在我国的严重性不应忽视。关于蛔虫引起的各种合并症，如胆道蛔虫症、急性出血性胰腺炎等也有许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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