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余秋雨读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总给人非常沉重的感觉,没有办法能够呼吸似的重。因为如此,才好几次放弃读下去的念头,但是此刻我看到的,不只是他对文化的理解,而是对世态的忧,怜,悲,愤。一个经历过苦难并真切感受到的文人的伤世情怀。他来到支离破碎的敦煌哀叹,来到塞外故城哀悼,来到雅典卫城前感受古人的气势,来到印度河边亲眼目睹惨不忍睹的一幕幕。……他的散文非但不华美,而且残酷地令人不忍看下去,因为他呈现了世界的另一面。“在法西斯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一个母亲高举着婴儿喊道;‘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喊声换来的 是笑声和枪声。她原以为还有一个在人性边界上的最后前提,事实上这里已经没有这个前提。”这是他在阐述作为一个前提的文明,被与野蛮混淆时举的例子。我看到的是一个对一人性泯灭的发指,在他看来这是文明的丧失,或是对文明概念的混淆,正是他苦苦追寻,四处漂泊,去挖掘的东西,拿出最残酷的事实,最悲凉的现实,让我们自己看清自己的面目,引领我们回归文明。于是我完全理解了他,有人说他的东西太旧,太迂腐,太拘泥,在我看来都不足与这个主题所表达的东西相抗衡。因为他唤起了我放眼世界,看清世界的心理,也是明白了,在现实美丽色彩包围下,文化道德缺失的不争事实。在这之后,我开始沉默,然后看周围的世界。仿佛是从一个天使乐园下来的我,发现在梦里已经睡了很久,很久。骄傲的我们,在美丽繁荣路上,作为新世纪的宠儿的荣幸,已经看不到身后的世界。贫穷,苦难,和失落。“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失火,驾驶员请求乘客们下车推一把帮助发动,请求来请求去,下来推车的是一帮去春游的小学生,大人一个也没有下车。小学生们憋着吃奶的劲儿竟然推动了这辆挤满大人的车,而当他们上车一看,他们原先的作为早被大人们抢走。——车上的大人们怎么了?怎么会卑劣的如此一致?堂堂七尺、衣冠楚楚,却一起丢失了文明石灰最基本的前提?”余秋雨先生的忧让我们更忧,而事实却仍在我们周围。一个全身瘫痪,四肢变形的小孩在地上滚爬,泪汪汪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人们,哭呀喊呀,可是除了给钱的孩子外,也只有那些教训孩子不该给钱的大人们停留过了。走出学校原来如此,世界早已不是课本上教的那么高尚,也已经分不清好人和坏人了,也许我们的父母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让我们不耻,也许在年少时他们和我们的想法一样,但一切都变了。善良的小孩子在被一遍一遍的教导后,天真善良的心也渐渐伤害,明朗活泼的心情也从次暗淡,麻木。一个不忍伤害孩子的父亲对孩子说,“那个阿姨忘了。”是因为孩子做了好事后,那阿姨连一声谢谢都不说。这一切,余秋雨先生是看到的了,他写道:“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欢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子,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道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于是,他带着他那被历史文化的沉重累得筋疲力尽的身躯,走成百岁老人的精神仍在出走。留给我们苍老的文字,一行一行,一篇一篇,这样的呼唤。对于一个留意人类文化发展,特别是关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学人来说,不可能不思考余秋雨及其存在的意义。余秋雨,为中国文化人创出了一个独特品牌,探索出了一个新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人呈现了有史以来最多元化的走向:有的当了官,进入了改革这场大戏的导演行列;有的下了海,进入了改革这场大戏的演员行列;有的继续治学,并将学问和现代人性有机结合起来,尽力为改革这场大戏提供有价值的参照;也有的干脆当观众,代表自己的利益阶层,对演出提出或褒或贬的意见,还有的流向欧美,是否怀有更大的企图,只能进一步观察……都不失为时代的弄潮儿。这其中,有几个新品牌很值得特别提出,诸如:冯骥才深恐民族文化在西化中悄然失落,致力于其开发和保护,显示了对民族文化的由衷怜爱并真诚负责的伟大态度;王蒙不当文化部长后似乎有归隐之态,仿佛对现代人性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思考,并多以谈话聊天的方式自然流露出来;张贤亮是把天然民族文化高度商品化的代表,走出了一条文化人经营文化商品的成功之路;余秋雨则是结合市场,把学术大众普遍化,把文化更加文化化的杰出代表,并与媒介有机结合,创造出明星效应,成为抢眼的亮点。在我看来,秋雨先生是个一有广博学问二有深刻思想三有宏大视野四有规范人性的人,因此他才有能力创出学者并不亚于影视明星的社会效应,为学人赢得尊严,为文化人独创一个品牌,并且并不丢失学者的性质及风范。我们知道,秋雨先生原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他能从这样一个令人羡慕或被人追逐的岗位上撤出来,走上自己开发自己自己经营自己的道路,本身就是令人钦佩的超越,没有文化底气的人既不敢这么干也不会舍得这么干。他去考察的人类文明发源地,基本上属于落后地区和危险地区,以秋雨先生年龄名望和已拥有的生存状态,他没有必要冒任何风险,但他为何要做?这只能用关心人类文明发展来解释。不论如何,总比没啥本事坐在大位上装腔作势的家伙们伟大的多,这应该是个起码的认识。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这话虽对文艺的独立性有破坏性并增强其工具性,但从服务角度和教化角度说,永远都是正确的。因为文艺总会有个受众面的问题和市场问题。文艺只是文化的主体,不足以涵盖文化的全部,再扩展一下,整个文化也应该是人民大众的。目前把文化同全社会结合同人民大众结合同市场结合的最好的是谁呢?就人文学者层来讲,只能是余秋雨。余秋雨文化散文在文坛的确是独树一帜的,既是文化人深入思考的直接导体,又是文化重新整合的有益参照。当然,拥有余秋雨思考的人,未必只余秋雨一人,但你没写出来,只能证明没有。即便写,也未必采取余秋雨方式。余秋雨以游记散文方式,自然地融入了人类文化这个严肃命题,这就把学术问题通俗化了,大众化了,社会化,普及化了。假如象一般学者那样,只会用常规刻板论文去写,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的效果。这实际上是在学者和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既可甩掉对学术著作刻板要求的枷锁,发挥自我优势,又可让读者在轻松阅读的美感中感悟人类应该共同关注的学术命题。这确实是个贡献。况且,余秋雨打破了世俗社会被演艺界所垄断的格局,创造了作家或学者并不亚于各“星”们的社会效益记录,这在中国学者品牌创造上,也是个独特贡献。可见,大文化人,大思想家,大作家,必须尽快转化为大俗家,大众家。否则,路会越走越窄。舍弃了人民大众,什么也干不成。余秋雨之所以被广泛认可,恐怕不全在于其高贵的思考,豪华的知识阵容,风格的老道成熟,表达的分寸感及遣词造句的精妙,而在于有平民之心,大众之心,真正属于天下人的心。一个不关注人类命运及其文化的人,一个鼠目寸光、心地狭隘的人,不可能写出这种东西。我以为,有的作家还不一定能称其为学者,有的学者还不一定能称其为作家,但他们都是文化人。只有当作家和学者融为一身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大文化人,才能显示超众的价值,因为这样的人,才可能充当构筑一个民族文化的主将。我认为,秋雨先生已具备如是特点。就我本人来说,秋雨的见识,同鲁迅的深刻、巴金的真挚、李敖的胆魄一样,给我注入了不可缺少的思想文化营养,是当代作家和学者中给我启示较多的一位。秋雨先生调动自己的思想存储及其全部营养,孕育了秋雨文化的牡丹,足可以宣告一个生命的辉煌了。无论是对于这个世界,还是对于他自己,够了。以秋雨先生的年龄,也该歇歇了。说到秋雨先生停笔,我虽以为合于规律,但却不大敢信,因为思想家是很难停止思考的,而只要思考,就难以控制表达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