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姜维,往往会让我想起豫让,春秋侠烈之风的代表。豫让原是晋大夫智伯的门客,智伯被政敌赵襄子所杀,豫让吞炭纹身髡发漆面欲为智伯报仇,两次行刺赵襄子却都没成功。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慨然道:"我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当国士报之。"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安排了赵襄子为这个回答"喟然叹息而泣",到了他的《报任少卿书》他写了另外一句话,一句流传千古、气冲牛斗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这里不再仅仅是门客与主人、臣子与国君的关系。俞伯牙是瑶琴圣手,钟子期是一介樵夫,但只为了一声"高山流水"的赞叹,音乐大家为山野村夫砸了琴。无论是黄发还是垂髫,无论是位卑还是官盛,甚至哪怕你已过了奈何桥,在豫让心里,在司马迁心里,在一切配得上"士"这个称号的人的心里,"知己"二字永恒的重量让天地间的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光。还有一种说法是"士为知己者用",这其中的区别并不大,用也好,死也罢,其背后都是同一股热血翻涌,真正的"士"不会在乎他是被用还是驱死,只要目的是为了"知己",他的选择就是九死不悔。"士为知己者死",纵观姜维一生,正是这句话最忠实的注脚。刘备白帝托孤时对阿斗说:"汝事丞相如父。"而事实上后主与诸葛亮之间却远无"相父"一词表面的亲近,可能是毕竟有着君臣的界限,也可能是个性不合,却不想,六年后,48岁的诸葛亮遇上了年方27岁的姜维,那年是建兴八年,是姜维乃至整个蜀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姜维以魏国降将的身份投效了诸葛亮,两人一见如故,既打消了姜维原先不得已而降蜀的勉强,也引发了诸葛亮对培养后备力量的心愿。《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多次在给蒋琬、张裔等朝廷重臣的书信中称述姜维,这对品评人物向来谨慎,绝少美誉的诸葛亮之词的诸葛亮而言是极为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把这种信重之情加以敷衍,让诸葛亮在处遇时便有"教授平生所学"的感慨;临终时又托付兵书,谆谆相嘱。元《三国志白话》则明点出"维拜武侯为父",以至使的明朝散文大家李贽批点姜维"又一孔明",称其为诸葛精神的传人。而直至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他的独子诸葛瞻也还只是个不经人事的8岁孩童,因此,可以说是这种情如父子的关系奠定了蜀汉军政两代领袖之间的信契。诸葛亮发现人才:把姜维从魏国边境的一个微末将领的地位提升为辅汉将军,当阳亭侯;培养人才:此后6年北伐中,任姜维为中护军,时有共商军中大事的采决;重用人才,把蜀汉三军的重担交付给羁旅中归降的姜维,而那年姜维也不过33岁。诸葛亮的识才、爱才、信才、用殴椿?知己"二字的全部意蕴,再加之亲如父子,密如师徒的感情交织,使姜维把整个后半人生义无返顾交付给诸葛亮的夙愿:收复中原。姜维是士,因此,他在摇摇欲坠的王朝里独力苦苦支持大局;在浮华的世俗里守者清素的本心,忍着得志小人的颐指气使;受着昏君莫名的冤屈。悲愤难耐了,引兵退往沓中去屯田,原离你们的构恶和怀疑总可以了吧。他忽略,或者说是根本没考虑过一条道路--权臣的道路。刘禅的才能不如周成王,刘禅的风骨不如高贵乡公,他的君权被诸葛亮架空了十二年之后,蜀汉的政治土壤上是极容易诞生出又一个周公,又一个伊尹的;或者又一个曹操,又一个司马昭的。而放眼朝野内外,有名望,有实权,有地位,有兵势,除了姜维亦不做第二人想;况且他本是魏人,迫不得已而降蜀,进则拥兵自立,退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远有曹操,近有司马,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但姜维,到底还是没有这么做。为了他心中的士道,更为了"知己"二字。于是,他为了一句褪色的遗言九伐中原,而放任朝中大权于不顾;他为了一个腐朽的王国呕心沥血,却招来穷兵黩武的责难;他为了一腔热血酬答知己的热血,苦心经营,反落得身死宗灭的下场。姜维的北伐动力和诸葛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生长在曹魏统治较为稳定的北方,刘汉的正统观念也相形淡漠,蜀国政权于他并没有特殊的恩典,刘家宗室于他也缺乏休戚相关的命脉维系。诸葛亮是创业者,他不过是个守成者,守成对他而言是尽为人臣子的本分,更是为士为知己的报恩。姜维最明确而最坚定的目标是为诸葛亮遂愿,而非为蜀汉江山立业,他效忠蜀汉很大程度只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由是,他的九伐中原,石营勒兵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异化的机械性。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到了最后,行为的全部意义幻化在了过程中,而行为的真正目的却忽略为虚无。我有时会想,如果姜维真能实现诸葛亮的夙愿,克服中原,一统天下,那么此后他又将如何定位自己,他始终把自己置于诸葛亮的精神支柱下,在自身的生命中打下了非己性的深刻烙印,一旦支柱消失了,烙印褪除了,他将何去何从,清末大儒王静庵先生激起的水声犹在时空中回响,象征着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殉葬。因此我又庆幸,姜维到底没有实现诸葛亮的愿望,这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一个信念的不幸,但却是姜维本人不幸命运的大幸。老子有两句很著名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天水城外,受到卧龙赏识,得蒙知遇之恩的姜维是幸运的,他得以开始能展示自身的才能,真正踏上前景灿烂的仕途;但那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姜维没有意识到,这种幸运将堆积成一种大不幸,使他走上了一条悲惨的不归路。炎兴元年,蜀汉亡国。刘禅敕命,姜维不得已而降魏奖钟会,伪与联结,意欲复国。史载,他与钟会出则同车,坐则同席,把酒言欢,情爱日密。只是,谁也无法知道,在着背后姜维真正的心情。他不为自己成了亡国之将而沮丧,反是因为辜负诸葛亮的信托而惭伤;他不会为忠义二字就那么简单地杀身成仁,他记住的是一句话:将以有为也——蜀汉虽亡,但他肩上的重托并没有消失,他的奋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写密表给后主:臣定使日月幽而复明,社稷危而转安,这不仅是向后主的承诺,更是他坚持士道的宣言。"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足以解释此后姜维的一切行为。他不会投降,不去退隐,不能自杀。北地王在祖庙自尽,那只是凭着血气之勇的逃避;郤正在舞筵前落泪,那也不过是故作姿态的感伤,逃有什么用,哭有什么用?!蜀汉亡了,几滴血,,几点泪,就能令它复国吗?当然不能!姜维深深意识到这点,他要的不是虚名的忠烈,他该做的是如何去酬答知己的愿望。囚禁邓艾,巧说钟会,他选择了最艰险难行的方法,成则名扬千古,败则身死宗灭,非但身死宗灭,他甚至将被扣上不忠和叛臣的称号,真正的用心良苦却沉埋于邈邈时空。也几乎如此,要不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这段历史将永远沉冤莫白。姜维只犯了一个错,他高估了钟会的能力,结果导致全局失控,钟会的叛乱彻底失败,他的从中取事也因而成了水月镜花。《三国演义》中姜维见大势已去,遂于乱军从中仰天长叹道:“吾计不成乃是天命!”而拔剑自刎。《世说新语》则补充了血淋淋的一笔:维妻子皆伏诛;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这无疑是整部三国中最悲惨的死法了。但也许姜维宁可选择这样的结局一千次,也决不会选择苟安于世而寿终正寝。江怀庭诗赋姜维:“斗胆尽储亡国恨,九泉应诉武乡侯。”姜维虽未完成诸葛亮的遗愿,但毕竟无愧于心,无愧于知己,无愧于士道,他带着复兴蜀汉的愿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后主舆棺出降的刹那,而是在姜维悲壮自刎的瞬间,只不知当他处于生死交界的那个片刻时,他的眼前是否会重又浮现诸葛亮的音容笑貌。魏晋交替的时期是士风衰微的黑暗时期。几乎就在姜维最后一次兵伐中原的同时,一个不羁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冲散了这片黑暗,在史册上重新定义了“风骨”二字。他们是士,可惜他们没有知己可以显示自身价值的沉重,可以把潇洒掺揉入动人心魄的悲壮,依次,他们只能算通脱的名士,不能算负重的侠士。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姜维的起止生活,郤正评论为“清素节约”,这与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的风格很是相似:他们二人同样位及人臣,却都以俭持身,不靡不奢,这也正应了诸葛亮著名的那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是《诫子书》中的话语,诸葛瞻有否心领不得而知,姜维倒是真正意会了。不久之前,一个朋友对我说:“要不是你偏爱姜维,三国中我真要忽略此人了。”不由心下恻然:伯约何其悲哉!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竟不为人知,不为人解。复思之,又不禁哑然暗笑:伯约又有何悲?人生在世,得遇知己,得偿知己,毕生之愿足矣,旁人如何看待又与我何干?!由是欣然命笔,虽不期为伯约知言,然士为知己,夫复何求!
论姜维是非功过(转载) 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改。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三国演义》在姜维的十次出兵行动中,不克而还者五次,胜负各占一半,这对于蜀汉小国而言,已是骄人的战绩了,更展示了姜维忠于汉室的用心。姜维立志于功名而建树不够卓著,实在有诸多无法超越的制约。首先,从根本上审视,蜀汉狭小,财力不支,难以承受连年浩大的军费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是难以制胜的。其次,其时主政的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姜维有多大的作为,可想而知。即使后来姜维主政之时,也受制于黄皓小儿反侧之患,危及专精。史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连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试想姜维能有多大的功业建树呢?蜀汉如不主动出击北边的魏国,是难于存活的。再说,心存汉室的姜维,既然主宰蜀汉国事,匡复汉室是其历史责任,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责备姜维屡次兴兵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以区区蕞尔抗衡强大的中原,实有几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但是,任何已经存在的割据政权,在没有经过实力较量之前,自动放弃统治是绝不可能的!姜维�勉国事的忠荩之心是值得肯定的。姜维一生中最被关注而又议论最多的是蜀汉政权覆亡前后的所谓“假投降”事件。姜维降魏实出于后主敕诏,不得已之举。彼时拒绝了钟会的诱降,此时的弃甲实属无奈。《汉晋春秋》载:“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既平,大夫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甚欢。”姜维虽然迫于后主敕令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的忠悃蜀汉之志却并未泯灭。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并非放弃了心中的信念。《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去三国时代未远,他的记载当属可信。聪明的姜维以历史上谋士名臣功高振主的故事窥探钟会心曲。其实,钟会不臣之心从他构陷邓艾时即已暴露,姜维所说“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姜维窥破钟会野心,因风借火,巧妙点播。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说:“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适可旁证。《资治通鉴》在援引常璩之论后说:“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诚如胡三省所论:“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股掌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胡三省显然不赞同陈寿对姜维“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批评,更对孙盛、干宝之论不以为然。孙盛《晋阳秋》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油,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复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变亦誾哉!”孙盛之论真乃书生迂议!在景跃六年魏兵尚未入蜀之际,姜维就敏感到蜀汉危殆,曾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姜维传》)后主听信宦�胡说:“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宦官黄皓擅权,连姜维的处境已很危险。再说,钟会大兵压境之际,姜维率众坚守蜀中门户剑阁,迫使粮运不济的钟会“将议还归”!怎么能让把守剑阁的姜维驱驰绵竹!剑阁洞开,守住绵竹还有什么意义!限于篇幅,不再详引。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说了几句公道话:“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复可谓之愚誾哉!”裴松之的辩驳很有见地。邓艾出奇兵于阴平小道险胜是蜀汉败亡的诱因。设若姜维假投降借钟会之手坑灭魏兵成功的话,蜀汉危而复安也不是不可能的!邓艾是历史的幸运儿,姜维则是蜀汉灭亡悲剧的牺牲者。针对陈寿、孙盛等人之论,刘咸火斤说:“维之忠谋承祚不能发明,不如习孙尚举其事,此本不须讳,何为不书耶!盖素不喜维之私见也。”(《三国志集解》)说孙盛等人不喜姜维,对姜之评价有失偏颇而出于个人好恶,是有依据的。蜀汉名臣郤正被陈寿评为“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是蜀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对姜维有所评骘:“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产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激,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郤正之论涉及姜维的为人品行与操守。身处高位的姜维却生活简素,远离声色诱惑,衣食住行节俭,而且好学不倦,为官清廉,堪称一时之楷模。评价之高,几追诸葛武侯。郤正反感那些誉成毁败,扶高抑下,趋附权贵,褒贬失据的势利之辈,是尤其可贵的。孙盛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异哉郤氏之论义!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朝,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异夫盗者分则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姜维即为大将,荷国之重,蜀国的晚期内政如此糟糕,但是以攻为守的姜维,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忠心,以小国硬撼魏军,是何等的气魄,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综上所述,姜维是一个历史上是非功过争议颇多的重要人物。姜维归蜀之际就受到诸葛亮垂青并赋予重任,“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好学不倦,清素节约”,表明他是一个韬略过人,操守可风的俊杰。“心存汉室”的夙志至死不渝,多次出兵击魏尽管遭致“玩众黩旅”的贬讥,却是他效法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忠荩。假投降的良苦用心虽引来一些不明就里论者的鄙薄,却无损姜伯约对蜀汉的尽瘁!浅析文化视野下的姜维(转载) 姜维出生于公元202年(建安七年),《三国志?姜维传》说他“仕郡上计掾,州辟为从事。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于战场,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1] 1062 (卷44),又说其“少孤,与母居”[1] 1062 (卷44),可见,身为汉将的父亲姜冏在姜维幼年时就战死了,按汉末辟召制度,姜维被州郡征调为掾属,系按汉例“赐官”。 姜维早年“好郑氏学”[1] 1062 (卷44),而郑氏经学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忠义,即忠于汉室正统;二是统一,即维护国家统一。史载:汉儒蔡邕为王允所杀,“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室之事,谁与正之!’”[2] 2006 (卷60)。 其时,曹魏已形成统一北方之势,但统治并不稳固,加之本身并非士族,虽以强力压制,但并未获得北方士族的广泛支持,终魏一代,叛乱与内部争斗相伴始终。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篡汉继位,仅曹丕即位后的七年间,就爆发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战事:公元220年,“文帝即王位,……河西大扰”[1] 474 (卷15),“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1] 491 (卷16);公元221年,“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3] 2194 (卷69);期间,公元222、224、225年,曹丕三次征吴,均亲临长江。[3] 2207-2226 (卷69)先吴后蜀的军事规划,也使得曹魏的军事重点一直置于东南,对西凉地区始终无暇顾及,影响薄弱,汉的正统思想仍然深入人心。及至公元241年,蒋琬给刘禅的奏章里还说“羌、胡乃心思汉如渴”[1] 1059 (卷4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姜维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汉室”正统意识与“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统一且积极用事的价值观,纵观其一生,“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也正是他的信念与竭力实践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姜维有着这样的信念以及由魏仕蜀的特殊经历,使得他的身上展现出了异于魏、蜀士人的瑰丽风姿。 一、珍视生命,珍视自我,强烈的主体文化意识 关于姜维归蜀,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是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馀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1] 1063 (卷44) 另一种说法是“《魏略》曰: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邽。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各自行。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推令见亮。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亮见,大悦。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维不得还,遂入蜀。”[1] 1063 (卷44) 显然,无论哪种说法都只能说明姜维归蜀是被迫与被裹附的,连当时魏人“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但系保官以延之”,[1] 1063 (卷44)裴松之也说“臣松之以为……本传及魏略皆云维本无叛心,以急逼归蜀……”。[1] 1069 (卷44) 对于姜维这样的曹魏“凉州上士”[1] 1063 (卷44)为何入蜀(汉)并尽忠汉室,仅用受到诸葛亮器重的说法显然很难解释。我认为,首先还是主体价值观的一致,即姜维所秉持的郑氏经学“汉室之事,谁与正之”的信念与诸葛亮“兴复汉室”精神感召的统一,这是姜维最终选择忠于汉室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深为看重的一点。“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1] 1063 (卷44),可见,“心存汉室”始终是诸葛亮考察的重心所在。此外,曹魏政局动荡,派系复杂,难以建立功业,施展抱负,姜维怕是不会没有体会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姜维才能忠诚任事,据史料记载:姜维一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仅在其掌权的十年间,就八次出兵伐魏。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在蜀亡后,他才能忍辱负重,巧设计谋,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1] 1067 (卷44)。充分展现了他珍视生命,珍视自我,不断奋斗,渴求生命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意愿。 二、胸怀远志,雅量洒脱 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1] 1063 (卷44)“当归”是一味草药,以陇西盛产且为上品,姜母以此招子,实受胁迫,史载:“魏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4] 834 (卷28)。姜维的回书极为巧妙,借同为草药的“远志”回复对方,一语双关,不仅挫败了魏人挟母诱降的图谋,而且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忠于汉室的决心。 姜维因为志远,所以洒脱,因为洒脱,所以豪爽。为了实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理想与信念,不拘小节,不营私产,不以小事为意,不惜个人荣辱。 蜀汉名臣郤正曾这样评价姜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1] 1068 (卷44) “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可见姜维数次北伐既非为了自固功名,也非为了追求封赏,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信念,是自我主体意识发展之中本能的生命张扬与展示,这也正是姜维北伐与后世桓温、殷浩等人北伐的不同之处。“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可见这是真实自我的自然流露,只有真实才会自然,也只有自然才更加真实,在姜维身上,闪现着魏晋沉闷士林中不多见的人性光辉,“自一时之仪表也”。 三、言语与文学 言语反映士人是否善于辞令,和士人的才思与学识息息相关。言辞是否生动,是否机智,是否言之有物,可以反映一个士人的整体素养。 姜维素有辩才,曾于夷陵战后使吴,并颇为孙权所重的蜀汉名士邓芝,“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1] 1073 (卷45)。 《三国志?姜维传》载:姜维降钟会,“会谓维曰:‘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曰:‘今日见此为速矣!’会甚奇之”。[1] 1067 (卷44)姜维寥寥数语,富于机辩,不卑不亢,有力有节,既表现了奉敕降敌的无奈,也表露了内心不屈的傲然之气。 而最能展现姜维言辞与机敏的还是那段游说钟会的言辞: 《汉晋春秋》曰:“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於扰攘,以见疑於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於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於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於老夫矣。’”[1] 1067 (卷44)谈话中,姜维将取先予,欲擒故纵,先以韩信之事示之,再以范蠡之隐劝之,最后逼钟会说出心里话。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因风点火,巧妙布局,成功说服钟会叛魏,展现了姜维敏锐的洞察力与言谈技巧。千年之后,当胡三省读至此处,也不禁深深叹息“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掌股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3] 2478 (卷78) 姜维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简洁质朴,凝练精致,记述人物,宛若亲临,文风影响着当时魏晋乃至后世文坛,虽然目前保存下来的作品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姜维曾上书刘禅,请求追谥赵云:“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案《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矣。[1] 951 (卷36)” 蒲元是蜀汉时期著名的工匠,曾经为蜀汉军队铸刀三千口,姜维为此事写过传记。文笔平实质朴,简约流畅,记述人物语言生动简洁,宛若亲临,堪称汉末至魏晋志人小说的典范。 我们不妨选取一段以与后期同类文作相比较: 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熔金造器,特异常法。”[5] 1390 (卷62)(姜维《蒲元别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1] 1067(陈寿《诸葛亮传》) 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曾经担任卫将军姜维的主簿,[6] 849 (卷11)怕是不会没有看过这篇文章,钟会说姜维怀“文武之德”[1] 1066 (卷44),看来实非虚誉。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说“如姜维《蒲元别传》,上承刘向,下启魏晋,于志人小说领域别开生面。”[7] 222 钱钟书认为《全唐文》记载陆鸿渐品茶与《中朝故事》记载李德裕辨水,“皆似踵蒲元事”。[8] 1098-1099 四、品藻与深情 魏晋士人十分看重品藻,也即品评人物,他们认为,通过品评人物,可以分出士人高下流品,姜维深厚的人格魅力,在与之接触过的士人中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1] 1063 (卷44)诸葛亮善于察人,几近严苛,这也是蜀汉后期人才凋零的原因,但他对姜维的信任与肯定让人出乎意料,对一个被胁迫归附的敌国将领如此看重,而且使“教中虎步兵”[1] 1063 (卷44),可见,他对姜维是进行了全方位考察的。李永南(李邵)、马季常(马良)都是蜀汉名士,诸葛亮如此赞许一个人,这是极为少见的。 钟会是魏晋名士,并以品评人物而著称,曾自撰《四本论》。《魏志》曰:“‘(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9] 106 (卷上)钟会品评人物注重才性合,虽然钟会自己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从他对姜维的评价来看,姜维无疑是符合的。“会与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1] 1067 (卷44),钟会品藻的对像是曾经在中原士林极具盛名的公休、太初。公休、太初是诸葛诞和夏侯玄的字,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是中原名士,夏侯玄精通玄学,被誉为“四聪”之一,他与何晏等人开创了魏晋玄学的先河,是早期的玄学领袖。在政治上,夏侯玄也颇有建树,他提出“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制度,司马懿认为“皆大善”98 (卷9),是位既有能力,又负声望的魏晋名士。如此评价,反映了钟会对姜维由衷的赞许与赏誉。 正因为珍爱生命,珍爱自我,重视自我价值的发挥与体现,姜维始终有着清晰的自我主体意识,他把兴复汉室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相统一,伪降后还在日夜谋划复蜀,他密书与后主言道“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6] 595 (卷7),一片老臣之心,昭然可鉴。因为真实,所以深情,这是对个人主体的深情,也是对国家社稷的深情,因为有这样的深情,他才能够全力赴国,舍身卫国,竭力谋国,以身殉国! 干宝说:“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1] 1069 (卷44)而我却以为,作为辅政大臣,肩负的是国家与社稷的命运,处死容易,而忍辱负重,运筹谋国,却是极为艰辛的,除了要面对世人的诟伤与误解,还要痛苦地与自我做斗争。虽然事败,未能复蜀,但正如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所说的“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3] 2481 (卷78)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三国志[M]. (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 (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 (元)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7]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 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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