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问题研究论文

对城管执法工作存在问题的思考措施 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广大市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在服务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城管执法工作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存在的矛盾和困难也呈上升趋势。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是新时期形势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解决的问题。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在适应城市的发展方面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一）齐抓共管机制尚未形成。1、综合整治靠突击。城市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在城市创建的目标下，遇有重大活动时,往往习惯用“运动式”的方法搞城市管理，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力量进行突击整治，短期内能取得立杆见影的效果。这期间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推诿扯皮少，市领导及相关单位也大力支持，一旦阶段性创建任务完成，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揽机构来组织落实长效管理，形成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局面。2、基层政府管理城市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城市管理点多面广，尤其在现场、现行方面，管理重心太高，往往出现“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作为城市管理主要责任人之一的区（街办）、社区、城中村（组），没有管理城市的具体责任和压力，因而不能很好地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投入到基层城市管理工作中，致使管理脱节、断链，城市管理网络不健全。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很多违章占道现象背后，都有街办、村组、驻街单位的背景。如我市某街道办事处和村组的干部，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带头违规“种房”、违章占道经营，甚至带头向政府提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有关部门查处时，他们一面以照顾困难名义为违章者说情开脱，私下又支持违章者与职能部门对抗，使城市管理工作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二）执法难度大。1、执法手段单一。根据《行政处罚法》和部分行政法规的规定，违章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依法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具有上述行政强制措施权的只能由法律设定，而且只有司法机关和工商、税务、海关等少数行政机关可以实施。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了各类行政处罚，但对违章者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后续监管措施，没有赋予城管行政执法部门任何有效手段。某年5月26日，某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审议《某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建议表决稿）》时，专门就是否取消有关“暂扣物品”的相关条款进行单项表决，最终删除了建议表决稿中“可以暂扣其经营的物品和装盛器具”内容；而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仅设置了实施罚款和责令清理、改正的行政处罚措施。现实的执法情况是，违章者对执法人员的管理根本就不理睬，罚款没钱，责令清理、改正我不干。执法人员没有什么办法强制其交罚款或强制其清理，也不能暂时限制其自由带回机关处理。这样一来，除了做工作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加以管理。2、执法效果不佳。目前，我市违反市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出现以下特点。第一，普遍性。违法违章现象大量存在，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的特征。第二，动态性。表现在时间上、空间上和性质上的不确定，没有规律可以掌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第三，反复性。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违法行为呈现出多发性、反复性和经常性，被纠正或教育后，又重新开始，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这些情况，使得我们的执法人员穷与应付，疲于奔命。3、执法人员安全无保障。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对执法人员的教育，要求执法人员决不能与群众发生冲突，决不允许发生打架等暴力事件，起到了较好效果。但是，不法商贩、“钉子户”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20xx年以来，我市就发生情节严重的暴力抗法15起。实际上全省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和鄂州市的情况大同小异，甚至更严重。由于城管执法机关自身缺乏强有力的强制手段，发生暴力抗法时，只能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由于多种原因，一般都是按普通民事纠纷处理，很多都不了了之。在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有的甚至殃及家庭；有的受伤的队员几乎都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给其身心带来了极大创伤，造成在日常执法过程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违法行为者却越来越目无法纪，无视执法人员，从而形成了“加大执法力度，就造成暴力抗法，一暴力抗法执法人员就松懈，一松懈就乱，一乱就紧”的怪圈。这种情况下，城管执法人员只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出事，执法效果可想而知。（三）执法环境差。1、违章行为当事人认识上有误区。他们没有意识到城市管理法规也是行政法规体系的组成内容，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样，违反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中碰到最多的申辩理由是：“我又不偷不抢，在街边摆东西谋生，犯什么法！”他们在内心深处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导致不主动配合执法，有时纠缠、拒绝、阻碍甚至少数“钉子户”暴力抗法的事件不断发生。2、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不理解。部分市民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不理解，不配合。当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实施必要的处罚时，经常有一大帮围观群众，出于“ 同情弱者”的简单心理，乱“打抱不平”，乱起哄，喝倒彩，甚至还指责执法人员欺侮老百姓，彻底否定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行动，助长了违法行为人的底气，形成了不利于城管执法的社会氛围。给城管执法部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3、市民的整体文明素质不高。一些市民的环境卫生习惯较差，社会公德意识薄弱，讲文明、树新风的观念还十分淡薄。一些干部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不高，不少人只抱怨不参与，只指责不自责，袖手旁观而不身体力行。二、对策建议（一）积极探索城市管理长效机制。1、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有必要按照“统一指挥，条块结合，部门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成立政府的非常设机构——城市管理委员会，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协调性和动员性，是创建指挥部的常态化。由市长担任主任，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委员。在区、街道两级参照市模式，街道城管委还吸收驻街较大单位分管负责人参加。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市、区城管局和街道城管科。委员会虚实结合，通过相应的规定，厘清各方面城市管理职责，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条块之间、上下之间与城市管理相关的横向关系全面贯通；制定城市管理的目标计划，决策城市管理中带共性的重大问题，协调推进城市管理法规的覆盖范围；指导督促相关部门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工作案件移交制度，信息反馈制度，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形成运作高效、配合密切的城管执法联动机制，从宏观上、源头上解决城管执法职责不明、配合不好、保障不力的问题，为“大城管”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2、组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网络”的模式，以及“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区街负责，交叉任职，双重领导”的原则，市级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与市城市管理局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相对集中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归并相关行政管理职能，使之具有统筹全市城市管理和执法的能力。3、发挥街道、社区基层城市管理的重要作用。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推进城市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明确城区各街道办事处为城市管理的主要责任单位，促使他们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日常城市管理上来，负责本辖区城市管理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社区（居委会）、城中村村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组建工作专班，切实负责本辖区的日常城市管理工作。各驻街单位也应按照确定的范围和职责，承担相应的城市管理任务。同时，将城市管理的责任履行情况，纳入各区、街办和市直各部门的年度工作责任目标考核体系，发挥“人民城市人民管”的作用。（二）建立执法保障机制。借鉴长沙、宜春等城市做法，在公安局内整合成立城市管理警察支队，专门配合支持城管执法。其主要任务是把维护治安秩序与预防和处理暴力抗法结合进行，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的城管执法，而是根据执法需要，派警察跟随执法，发生暴力抗法时，由警察根据情况或当场处理，或带离现场，或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以有效制止暴力抗法事件发生，震慑违法者，既提高执法效率，保障文明执法的效果，同时又能保证经营户平等竞争，守法经营。在审判工作方面，城管执法机关有不少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能否迅速有效的执行，直接关系行政处罚的权威与效果。同时，随着城管执法工作的加强，所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也呈上升之势，这些都需要法院的支持。可以建立一个协调机构，法院行政庭、执行局为主，统筹安排，简化手续，加强城管执法案件的强制执行力度，并对城管执法机关进行执法指导，减少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保障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三）坚持疏堵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需求必然有供给，像修鞋，修自行车、缝补衣服、卖早点等，很难根本杜绝。从事此类经营活动的人员和接受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进城务工农民、下岗工人和收入不高的普通市民。这就要求管理者要从现阶段城市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经济状况出发，研究疏堵结合的长效管理办法。可采取“三不”和“三分”的原则来处理，即在不影响交通，不影响市容，不影响群众生活秩序和治安的前提下，区分行业，区分区域和地点，区分时间进行规范管理和疏导。1、区分行业：如将修鞋、擦鞋、修自行车、缝补衣服等群众生活需要的服务项目，开展“送市场、送方便”等活动，纳入社区服务体系，由社区进行管理。对非法食品加工设摊，占道卖盒饭等则坚取缔。2、区分区域和地点：如在人口众多，农贸市场不能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地方，由街道利用空置土地设置临时性的农贸市场，引导游动摊贩进场经营。在小区里适当设置一些小型公共广告栏，疏导小广告，减少管理工作量。3、区分时间：针对早点、夜市等饮食摊群卫生状况差、出摊占道、油烟噪音扰民等问题，我们正在研究疏导管理的办法，按照统一开市、闭市时间等“8个统一”的要求，对城区早点、夜市进行定点规范，既可兼顾困难群众就业需求，方便市民生活，又可缓解执法人员与个体经营者的矛盾。（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一个国家法律化程度不仅取决于依法执法的力度，更主要通过国民的法律素质及守法自觉性来体现出来，两者相辅相成。1、树立良好的城管执法形象。需要城管执法人员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倡导文明执法，不断加大执法宣传力度，树立城管执法新形象。2、加大对城管工作的宣传力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从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文明城市建设，有利于城管执法出发，善于把城管执法的重点难点转化为百姓关注的热点和新闻媒体的卖点，客观、真实、准确地报道城管动态，增强城管执法的影响力和公信力。3、强化市民教育。要在群众中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城市的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宣传“城市管理，人人有责；管好城市，人人受益”的观念，促使广大群众增强自律意识，自觉遵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爱护城市环境，理解城管，重视城管，实现全民参与、齐抓共管。

城市面貌展现的是这个城市的形象，城市管理落实，就是保持城市形象的 方法 ，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城市管理 文章 ，希望大家喜欢。城市管理文章：城市管理论文 摘 要：党的 报告 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即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律实证研究之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引言 《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倾毕生心血写成的政治法律著作，是孟德斯鸠政治法律理论的最高成就。当其传入中国时，其有关宪政方面的有益贡献为多数学者所探讨[1-3]，但事实上其实证研究方法是其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上颇有建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管理法律体系而言，法律的实证研究方法更能在制度构建、评价法律适用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4]。本文仅从研究方法角度研读《论法的精神》，探究其中蕴藏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以期从中寻找与中国城市管理法制建设需求相应的启发与借鉴。 一、《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形成背景 法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最为集中和具体的反映与体现，对法的研究方法的探析，也就应该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客观历史的分析。 《论法的精神》的产生与发展首先源于其深刻的客观历史背景，也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成长经历有重大关系。孟德斯鸠生逢法国封建专制走向没落，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和成熟之时。孟德斯鸠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故的观察家，他不可能不去思考时代向他 所提出的课题。虽然家庭的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然而孟德斯鸠仍然试图用客观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去进行客观的研究描绘。作为孟德斯鸠倾毕生心血写成的政治法律著作，《论法的精神》也具备与众不同的崭新方法。 实践出真知，《论法的精神》的产生与发展还源于其深刻的 社会实践 背景。1728年，39岁的孟德斯鸠迈 出国 门，开始了长途学术旅行，足迹遍布欧洲各国，途中他详细了解了各国的政治、法律、 文化 、宗教信仰状况。丰富的从政 经验 和长期的实地考察对他理论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特色。 法律的继承是历代法学家最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论法的精神》的研究方法的产生与发展还源于其深刻的理论背景。前代和同时代的思想成果对《论法的精神》的研究方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古典自然法学派学者对自然法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哲学，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对《论法的精神》在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上产生了影响。 二、《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的内容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运用了比前人卓越的研究方法，即客观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的法学论著具有了空前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一)客观的、整体的实证研究方法 与17、18世纪的思想家不同，孟德斯鸠不是凭空思考“法的精神”，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材料的分析，根据历史资料、旅行家 们的记载或是他自己的旅行见闻研究得出结论。在逻辑论证方法上，孟德斯鸠一改17世纪以前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构建体系的方法，而代之以分析、还原、理智重建。他不再满足于法律本身的研究以及法律条文的烦琐解释，而把法与自然和社会相联系，以整个社会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法律存在于社会中，所以不能孤立地去看法律，而必须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去看法律。如果将法看作一个中心事物，那么与之相关的其他社会客观因素便是围绕它并与之共同构成整个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想要研究什么是法的精神，就必须以法律为圆心，将其他客观的社会因素为辐射做圆从而构成一个整体，不仅要通过对法本身的探讨来直接研究法，而且要通过围绕它影响它并与之共同作用的其他客观的社会因素整体上探究法。 (二)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考察，孟德斯鸠已经开始超越18世纪所有的法学家。18世纪的法律理论没有历史的相应根据且缺少历史根基，这也是到19世纪以后自然法理论遭受西方法学攻击的原因所在。但是孟德斯鸠却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将法律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也正是这一方法，使孟德斯鸠的研究具有强大的经验支持力量，从而使研究的说服力大大增强。后来的法学家斯克罗比曾说：“当孟德斯鸠高喊‘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明法律’这句训言现在已成为公认的原则的时候，他为科学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他知道，这些内容和材料还没有任何法学家用历史方法加以研究过，这些方法是他刚刚采用的。”[5]《论法的精神》以丰富的历史知识， 对古代希腊、罗马的法律，对中世纪各国，以及当时欧洲国家的法律都做了反复深入的研究，这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广阔的古今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变化的图画。 三、《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对后世的影响 (一)法学研究向唯物主义迈进 在法学研究中运用客观的整体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具有远大的里程碑意义，可以说法学理论经他之手向唯物主义方向迈进了一步。在他构建的体系中，上帝是被排除的，有的只是社会与自然的客观因素。这个理论在当时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无疑是一颗炸弹，瓦解了封建主义的重要堡垒——教会的统治。即使在今天，这些客观因素提供的材料仍然值得我们去分析去研究。 (二)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为法律社会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指出：“一部社会学思想史由研究孟德斯鸠开始可能会使人感到迷惑，在法国，人们通常把他当作社会学的先驱而认为奥古斯特·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在我眼里孟德斯鸠不是一个先驱而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之一。”[6]目前，法律社会学异军突起，已经成为法律理论领域的显学，但是在17、18世纪多数学者那里，法律只是一个附带的话题，可以说，近代法律理论是政治学下的法律理论。 (三)对之后一个世纪的实证法学派有着直接影响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对政体进行了描述和历史性的研究，但整部《政治学》还是规范研究占主导。在《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 因论》两部著作中，孟德斯鸠就已经初步显示出了比较实证的研究思路，而《论法的精神》只是使这一思路更加丰富和具体。作为人类法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论法的精神》不失为一部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法学著作，这种客观的整体的历史的比较的实证研究方法实际上赋予它独一无二的特征，使得它永葆青春。 四、对我国城市管理的法制化的借鉴意义 近些年来，法律实证研究在西方可谓如火如荼[7-9]，在我国亦崭露头角，法律实证研究在西方国家和我国法学研究中的地位都在提升。思辨研究侧重于理性建构式的批判，实证研究方法具有弥补思辨性研究缺陷、传承法学知识的功能。我国现时对于法制的判断仍然仅限于“法律的良好实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始终是我国法制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标准，但是对于法律本身的优劣却考虑得很少。《论法的精神》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一些法学家注重关注一些抽象的权利、文化、人权等法学术语，忽视社会现实的法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启迪[10]。对法律的实证研究不仅在制度构建、司法等各环节中的重要性日趋显著，而且为学术变迁提供了动力。对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法律体系而言，法律实证研究在指引制度构建、评价法律适用等环节上都能大显身手。 目前，我国在城市管理方面暴露出很多问题，其存在的问题是有目共睹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多方因素来考虑，其中管理模式的缺陷是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的法律手段在具体实践中遭遇到很多操作性问题，城管执法经常在公平与效率、公益与私利之 间难以平衡取舍，公众因此对其缺乏信任感，进而对其执法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对其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产生怀疑。因此，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寻求社会管理手段与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 毋庸置疑的是，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律实证研究之中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管理需求，而不是某种外来的经典理论。面向社会管理的法律实证研究，从深层意义来说，是一种更全面的法治观的建构以实证研究和社科法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管理问题，意味着加强社会管理不等于仅仅以法律约束社会管理实现其法治化，在法律实证研究中重视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只限于对司法问题的研究，也意味着将治理的逻辑放在和法治的逻辑同样重要的层次加以观察和理解，这一研究也就具有了更深的理论意义。具体技术路线如下： 党的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即将社会管理纳入法律实证研究之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城市管理文章：城市管理论文 流动摊点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妨碍交通，损坏城市形象，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重点，也是城市管理的“通病”。因其流动性、反复性强，加之点多面广，成因复杂，难以根治。因此，研究分析和解决这一问题尤为迫切，十分重要。 一、流动摊点的成因及现状 流动摊点，由来已久，成因复杂。以我市为例，每天活动在城区的流动摊贩在1000人左右，他们多集中在学校、医院、商场、小区门前和交通繁华的路口、街道两旁，这些地方人口较多，人流集中，需求量大，是流动摊贩经营的“风水宝地”。特别在学校放学、机关单位下班、市民出入的高峰期，这些流动摊贩争道抢客，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叫卖声、吵闹声、汽车喇叭声交织在一起，“马路市场”异常热闹。 这些摊贩主要有五大类。一是下岗职工。经济体制转轨、企业改制后，大批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于这部分人员年龄偏大，一时找不到工作，家庭负担重，又不能闲置在家，就选择了这种投资少、见效快、风险低的小买卖。二是城中村居民。这部分群众主要靠地理优势做些小买卖，特别是一些中年妇女和老人索性圈地为界，摆摊设点，春夏秋冬，一年到头，照摆不误。三是离城近的农民。这些农民小农意识强，地里种出来的瓜菜，到市场兜售需交各种费用，想卖个高价钱，于是推车进城，沿途叫卖。四是老弱病残人员。这些人大多无正常生活来源，把自己划定为特殊公民，渴求社会救济心理强。五是进城务工的特殊群体。这些人员成分复杂，投亲靠友，拉帮结派，不服从管理，甚至无理取闹，打击报复。 总体来看，这些流动摊贩有一共同点，均属困难弱势群体。在对其管理处罚时，通常将不满、失落情绪当场发泄，把满肚子怨气推向执法队员，往往采取“一哭二闹三躺倒”的手段，极易引起围观群众的同情。如果遇有起哄煽动者，执法队员会面临围攻、辱骂甚至殴打。执法人员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拨打110报警，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二是跑，为了人身安全，被动放弃执法;三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05年建局以来，就发生暴力抗法事件2起，引起围观的30多起。有些 案件送交公安机关后，由于取证难、证据不充分等原因，往往是不了了之，从而削弱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权威，也挫伤了一线执法队员的积极性，使执法工作陷入被动境地。 二、难治理的主要原因 流动摊点为何居高不下、屡治屡乱?在分析其表面现象的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深思。 其一，流动摊点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尽管流动摊点有碍市容，但毕竟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迎合人们的消费心理，符合当地的消费习惯，同时也适合不少市民的消费水平。一方面，流动摊点因其便民利民倍受消费者欢迎;另一方面，它能拟补市场不足的缺陷，使城市居民就近购物的需求得以满足。 其二，专业市场缺乏，导致无场可进。我市城区常住人口有13万之多，流动人口达到1万人，目前现有市场远远满足不了群众需求。我市建成使用的规范化市场仅有三处。一处是贸易城批发市场，建于十几年前，是我市主要的蔬菜批发市场，同时还进行小量的零售，但市场内的服务设施不全，卫生环境差。一处是贸易城中心市场，该市场2005年进行了改造，各种设施比较配套，但存在着市场外延的问题。另一处是金碃岭市场，该市场2007年建成，原黄山路市场的摊点进入经营，解决了黄山路市场占路的问题。这三处市场均为企业投资建设，存在摊位费较高的问题，许多摊贩不愿意进场经营，特别是金碃岭市场，200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摊点流出市场经营的现象。此外，城区还有工商部门设立的马路市场2处，一处是海峰街市场，另一处是商业街西段的夏西市场。这两场市场的经营秩序混乱，市场外溢，交通时常堵塞，卫生状况极差，群众反应强烈。城市在扩建，人口在增多，供需矛盾呼唤市场。拿黄山路和新华街交接路口自发形成的菜市场来说，附近有夏南新房区、中医院家属宿舍区、馨园小区、黄山路政府宿舍区、新华小区等居民区，居民多达一、二万人，可见市场潜在需求之大，类似的还有建设街西段、笙歌小区、环建宾馆、仇家洼桥头等处。还有部分物业管理部门在居民小区内设置了小市场，如向阳小区等，由于受场地等条件限制，容纳的摊位很少，有的物业管理部门只收费不管理，致使许多摊点外溢。在对流 动摊点治理上，市执法局虽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蹲点也好，突击治理也罢，摊贩看好市场位置好销售利润客观，长期与执法队员周旋，打起了“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游击战，实在是收效甚微，难以取缔。 其三，有场不进，影响市场建设进程。近年来，一些投资商尽管把目光投向市场建设，但至今还没有大动作。投资商顾虑，市场建成后，无人进场经营。事实上，进场经营者不管赚不赚钱、赚钱多少，要办营业执照，需定期交纳工商、税务、卫生等管理费，而流动摊点则无需办理。再则，经营业主进场后，须遵守一些“规矩”。比如，缺斤短两不行，顾客会找上门;质量没保证，顾客要求退换;抢生意拉客，同行有意见等等。进场经营花费多不说，没有流动摊点方便自由，哪里好卖，就到哪儿去，遇有执法人员，“船小好调头”，一跑了之，省去了好多顾虑和麻烦。 其四是缺乏执法保障。在对自然人进行处罚时，一是没有后续保障，如果自然人不接受处罚，则无他法。因为执法人员无权查验身份证，连对方身份都不知道，执法就无法进行下去。二是对事不对人，执法没有威慑力，比如查处无证经营流动摊贩等违法行为，一般是强行取缔或暂扣物品，对违法行为人没有制裁手段，也起不到应有作用。 市执法局成立后，虽然想方设法治理，但流动摊贩在利益驱动下，仍然在市场外徘徊，执法依然走不出“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怪圈。 三、建议与对策 治理流动摊点，是一项专业化、复杂化、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需要各职能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面，结合我市实际，略谈几点认识： 首先，加大对社会困难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要切实树立“民本”思想，更新执法理念，拓宽培训就业 渠道 ，鼓励他们创业改行，入市经营，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人的生活和就业问题。 其次，加强城市规划、工商管理、行政执法、物业管理等部门间的交流协作。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坚持先疏后堵、标本兼治的原则。科学合理布局规划市场，规范市场管理，加大监管力度，引导流动摊贩进场经营。各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司其责，助推市场规范化建设。在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新建小区规划时，要预留好市场位置，建设便民市场;在城区道路改建时，适当减少绿化用地，拿出少量位置用于设置早晚市场、固定摊点位。 第三，大力优化社会治安环境和执法环境。执法人员长年累月战斗在一线，时刻与市民和老百姓打交道，处在社会多种矛盾的交汇点上，经常遇有阻碍执法和暴力抗法事件。因此，争取上级和社会各界对城管行政执法工作的支持至关重要。要加大执法宣传力度，大力营造“城管执法、公安护法、法院司法”及纠风部门强力支持的执法环境。 第四，大力培育一支充满朝气活力的执法队伍。广大执法人员长年战斗在一线，无节假日、星期天，工作单调，经常受气挨骂，整天提心吊胆，加之工作风险高、待遇差、不受尊重，执法人员极易产生低落、厌战情绪。只有大力实施“人文关怀”工程，强化职业庄严感 教育 ，才能保护好、调动好一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永葆这支年轻执法队伍的朝气与活力。 第五，创新执法模式，改善执法效果。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城区路段分级管理，将胜利街、银金大道、外环、青山路、东山路、深圳路划为一类路段，实行精细化管理;将商业街、新华街、天津路、光明街、建设街、黄山路、富山路等路段划为二类路段，实行规范化管理;将其他小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分划为三类路段，实行人性化管理。推行步行执勤模式，采取堵疏结合办法，设置几处便民市场，具体 措施 如下： 1、一类路段管理精细化。对一类路段突出管理细节，严格管理标准。一是人员配备精细化。一类路段配备素质高、责任意识强的执法人员，并实行定岗位、定职责、定标准、定奖惩的“四定”管理，确保时间上不断档、空间上无死角;二是业务考核精细化。为达到一类路段管理高标准、效果保长效的目的，对一类路段的业务考核做到每日一督查、每周一通报、每月考核、每季一评比、年终综合 评定，用无缝管理保持持续效果;三是运行机制精细化。建立各科室、中队间的内部配合机制、联动机制、快速反应机制，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环节、最好的效果保障一类路段管理的高标准;四是工作措施精细化。开展争创“样板街”、“示范路”活动使执法人员学有榜样、干有目标。 2、二类路段管理规范化。对二类路段突出秩序规范化、管理标准化，以出现频率高、反复性强的乱摆摊点问题位重点，将一类路段管理经验逐步向二类路段推广，达到逐步提升标准、逐步向一类路段看齐的目标。一是执法规范化，用依法执法保障二类路段规范化管理标准的落实;二是摊点经营规范化，对严重二类路段的摊点群进行搬迁、取缔，在不影响二类路段容貌和通行的位置上妥善安置修车、冷饮、报刊、水果、小吃等摊点，解决部分经营业户的实际困难。摊点实行统一作业工具，统一卫生清扫，努力形成“一条路一种风格”的格局，变难点为亮点。 3、三类路段管理人性化。对三类路段突出人性化管理，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在保证容貌秩序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广大市民多方面需求。针对城区市场设置不尽合理，便民市场数量少的状况，结合三类路段主要位于小街小巷、靠近居民区的实际，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设置几处便民小市场，实行定时段、定路段管理，并采取错时管理、多班轮值等措施，既方便市民日常生活，又解决摊点占道经营问题，既保证市容市貌，又促进繁荣经济。 城市管理文章：城市管理还需“文明”管 一张“武汉城管整治夜宵，聋哑食客劝架被打伤住院”的图片，再次雷到了众网友的眼球，也将城管这一特殊职业再次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直以来城管作为维护城市文明的使者，屡次因执法不当频频曝光，从南京“失足”城管脚踩商贩，到温州“野蛮”城管暴打聋哑夫妇，再到近日之“暴跳”城管踢飞油盆烫伤少年，一幕幕一桩桩直指城管执法行为，一下子把“城管”变成了凶神恶煞、“鱼肉百姓”的“阶级敌人”了。 众所周知，很多国家并没有城管这样的执法队伍，其城市管理执法统一由警察负责，警察不仅管刑事犯罪、社会治安，而且管乱摆摊、乱停靠、乱搭建以及流浪、乞讨等行为。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之前各个城市也没有城管，城市管理执法权属于警方所有。 1997年，第一支城管队伍在北京试点成立，随后推广至全国，但由于城管存在法律授权不明、职权范围不清、人员良莠不齐等问题，所以执法过程中问题多多，暴力执法和抗法屡屡上演，民众怨声连连。 当然，外表光鲜内心酸涩的城管也有其难言之隐。面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难缠商贩，就像“武汉城管整治夜宵店时，因该夜宵店夜间占道经营情况较为严重，城管部门曾多次制止未果。昨晚，城管部门组织人员进行重点整治，店方人员不配合执法，还拿菜刀砍伤了两名城管人员。”可以说是软点没有效果，硬气点或是稍微言语粗鲁些就被指责成暴力执法、野蛮行径，谁让一方面代表的是国家权利机关，是强者;另一方面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是弱者。对于弱者我们一贯的做法是同情加怜悯，所以身份的悬殊也注定“城管”被推向舆论的漩涡。 当然，不可否认，上述现象也只是个例，并不能代表所有从事城市管理工作的执法人员工作状态，但俗话说“一条臭鱼搅得一锅腥”，如果不加以规范和治理，不仅会让百姓对执法机关丧失了信任，更容易败坏了风气、带坏了队伍，形成不好的“榜样” 力量，让这种暴力野蛮之行“蔚然成风”。 为此，笔者认为制定和完善城管法律法规，倡导“文明城管”势在必行。这样既可以对特权机关进行必要的法律约束，使其执法的额度和力度更加公正、透明，保障执法结果的公平和正义;又可以使其师出有名、有法可依，避免执法过程中过激现象产生。同时，小商小贩还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应为了赚取蝇头小利而随意摆放自己的摊位，既有损城市的形象，又给城管处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