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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深入,作为教育学科群中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双重意义的核心学科之一的教育哲学需要对此作出合理回应。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教育哲学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教育哲学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谈高校哲学教育大趋势 本文对当前高校哲学教育中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理解进行了反思。首先对必然性和偶然性定义中的所谓“趋势”进行了反思,指出当前哲学教科书及相关书籍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定义是在没有分析清楚“趋势”的含义下做出的,认为趋势可以作为一种世界的存在,也可以作为一种意识界的世界存在;同时,也指出其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产生原因和两者关系的理解也存在问题;最后,本文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理解,认为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在其自在的运动发展中,由一定原因形成一定结果的本然因果决定性。偶然性就是指人们在“不完全知情状态”下,在对客观事物的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的预测中形成的客观事物发展的主观认识。 “哲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是形成哲学的批判精神的过程,也是运用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1]本文旨在对当前高校哲学教育中的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理解进行反思,并针对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最早阐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只承认必然性,认为偶然性是人捏造出来的。在近代,法国霍尔巴赫也认为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必然性的。……黑格尔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是客观精神的产物,但他阐述了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他承认偶然性在现实中的地位,认为必然性的原因在于自身。而偶然性则是以他物为条件的。黑格尔还认为只有通过偶然性才能把握到必然性。”[2]从古至今,许多哲学家都对其有着自己的认识,可见这个问题有着悠久的历史。通常的与哲学教科书相关的哲学书籍中对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解释,而那些理解存在着一些问题。下面就通过对这些解释的反思来阐述自己对此问题的理解。 一、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所谓“趋势”的反思 当前高校哲学教育中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解释我们并不陌生,必然性和偶然性首先被认为是事物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势。“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确定不移的趋势,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确定性……偶然性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某种摇摆、偏离,是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的趋势。”[3]以上就是对此问题的通常理解,必然性和偶然性被认为是事物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势。而“趋势”是指什么?更确切点说,趋势的哲学意义是什么?趋势的含义简单的说是某个事物“将会怎样”,那么是它本来将会怎样,还是我们想它将会怎样呢?“趋势”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趋势,还是我们对事物趋势的预测呢?可能大家会问“这有什么区别吗?”按常识意义来理解是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哲学意义上就不同了,尤其在分析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上,那区别就更大了。事物本来的发展趋势和我们认为的事物的发展趋势是不一样的两个问题,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一个是世界的存在,一个是意识界的世界存在。下面我就把这两个角度分开,再来谈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 1.“趋势”作为“世界的存在” 趋势如果是指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也就是说事物本来将会怎样,将其作为一种世界的存在来谈,那么趋势就只有一种,即只存在必然性,而不存在所谓的偶然性。偶然性是指事物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而客观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事物要么这样出现,要么那样出现,不会同时出现两个结果。事物无论这样出现还是那样出现,都是必然的。我们都知道,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客观事物的发展正是处于这种必然的因果联系之中。我们掷一枚硬币,在将硬币掷向空中时,其实已经决定了它的结果。由什么决定呢?这个硬币本身的重量与质地,我们掷时所用的力量和角度,硬币飞起的高度,翻转的圈数,地面的弹性等等。当然,我们没有能力列举出所有的因素,但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就是所有的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必然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选择性可言。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由因果关系所决定的本然运动,是必然的。 偶然性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摇摆和偏离,这显然体现了偶然性的意识性色彩。承认有“摇摆和偏离”,就等于承认有“中道”,没有“中道”,何谓“摇摆和偏离”?就是说事物有一条中道可走,但由于某些原因,它发生了偏离。那么客观事物本身有所谓的“中道”吗?事物发展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是“本然”的一个运动;而“中道”是带有“应然”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什么样,但事物本身的发展永远不会管“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中道”、“摇摆和偏离”都是我们的主观评价。 2.“趋势”作为“意识界的世界存在” 趋势如果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主观预测,也就是说我们想事物将会怎样。将其作为一种意识界的世界存在来谈,那么趋势也只存在一种,即只有偶然性,而不存在必然性。在高校哲学教科书中,必然性是指确定不移的趋势,而人们对客观事物发展的主观预测能否达到“确定不移”呢?当然不能。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对客体的把握永远是一种近似的把握,主观只能无限接近于客观。这就说明了我们对客观事物主观上的认识永远与客观事物本身存在着差距,虽然这个差距会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提高而不断缩短,但它永远不会消失。 对于客观规律我们做不到完全的把握,那么我们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测也不可能是“确定不移”的,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经验来处理现在的事情,也可以去预测未来的事情,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不是历史的完全翻版,未来也不是现在的完全翻版。趋势如果作为人们的主观预测,是不会存在必然性的,只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偶然性,结果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这样出现有多大的机率,那样出现有多大的机率,等等。如果不去具体分析趋势所包含的意思,直接就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分别定义为两个象征主流和支流的趋势,这是有问题的。 二、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产生原因和两者关系的反思 高校哲学教育中,对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的解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有区别的,它们产生的原因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而同时两者又是统一的,表现在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等等。 1.必然性和偶然性产生的原因 我们先看必然性和偶然性产生的原因。当前的一些哲学书籍是这样说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虽然都是由一定原因引起的,但必然性根源于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而偶然性则是由事物的非根本矛盾或外部原因引起的”。[4]我们可以看到,事物发展所产生的结果都是必然的,而且这种必然性都是由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来完成的,可以说“在必然性面前,各种原因一律平等”,它们每一个对于结果都有一票否决权,缺了其中任何一个原因,事情的结果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对于客观事物,根本无所谓内部和外部,主要和次要,这些都是我们主观加上去的。作为偶然性,也并不是由事物的非根本矛盾或外部原因引起的,所谓的“非根本矛盾或外部原因”都有着意识性的色彩。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无所谓偶然性,作为人们的主观预测,偶然性产生于人们对客观事物把握的程度。 2.必然性和偶然性两者的关系 说起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地位与作用,区别是肯定存在的。但并不是必然性处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偶然性处于从属地位,起加快和减缓的作用。这种说法还是把它们界定为两个象征主流和支流的概念:一个主要,一个次要;一个该发生,一个可发生可不发生。也就是将两者放到一个领域中,再人为的区分出支配与从属,主要和次要。偶然性属于意识界的世界存在,必然性属于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存在决定意识界的世界存在,意识界的世界存在是对世界的存在的反映,偶然性依存于必然性,但偶然性无论存在还是不存在,必然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必然性的存在决定了偶然性的存在,偶然性的存在决定不了必然性的存在,但会决定必然性是否能够被认识。 三、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重新理解 1.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重新定义 以上所谈的两个问题就是对通常哲学教育中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理解的质疑,下面就谈一下自己对此问题的理解。首先要对必然性和偶然性做重新的定义了,要定义这两个概念,就不能简单的把它们归结为事物发展的趋势,而要对所谓的“趋势”做分别界定,界定之后,再去认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如果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世界的存在,则只存在必然性;如果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主观预测,作为一种意识界的世界存在,则只存在偶然性。对必然性的定义就是: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在其自在的运动发展中,由一定原因形成一定结果的本然因果决定性。而对于客观事物来说都是必然的事情,但为什么在人们眼里却成为偶然的事情呢?这就需要提出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完全知情状态”。完全的预测事情的结果需要知道引起结果的每一个原因,注意,这里是在强调“每一个”,一个结果是由引起这个结果的一切原因共同作用而成的,一个细小的原因发生轻微的变化也许就会使结果截然相反。 我们假想,如果上帝存在,他全知全能,他能发现引起事情结果发生的所有原因,那么他对事物发展的预测就是必然性的。但现实上上帝不存在,我们人类没有谁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没有能力发现引起事情结果发生的所有原因,我们只能知道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我就把人们对于预测事物结果时所处的这种“不知道所有原因”的状态称为“不完全知情状态”。人们也都是在这种“不完全知情状态”下对事物的发展做出预测。所以说,我们认为偶然的事情其实都是必然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事情的所有原因。偶然性就应该被定义为:人们在“不完全知情状态”下,在对客观事物的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的预测中形成的客观事物发展的主观认识。 2.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的重新解读 下面再谈一下两者的关系。无论对必然性和偶然性如何定义,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从两者的定义上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者所属的领域不同,必然性属于世界的存在;偶然性则属于意识界的世界存在。第二,两者的指向结果不同,必然性指向客观事物发展必然唯一的结果;而偶然性存在于我们的主观预测中,往往指向多个可能的结果。第三,两者的特征不同,必然性是绝对的,不会以主观为转移,更不会因人而异;偶然性是相对的,对于不同的主体会形成不同的认识。 以上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区别和相对立的方面,同时必然性和偶然性也是统一的。表现在偶然性永远的追逐着必然性,偶然性无限的接近必然性。没有必然性,偶然性就失去了目标;没有偶然性,必然性也永远不会被一点一滴的揭示出来。我们对引起事情发生的各种因素能够做到尽可能的了解和认识,了解和认识的越全面,我们对结果的预测也就越准确,偶然性也就越接近于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通论》[M].第一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哲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哲学大辞典》[M].第一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3]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第一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上海市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M].第一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教育哲学论文参考范文篇2 浅论初中科学中的哲学教育 [摘要] 科学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这世界上一切科学的东西。科学越来越向人们表明,这个世界是可以不断被认识的,没有不可认识,只有未被认识。学习科学,不但学习它所包含的丰富知识,还要学习这其中的哲学道理。 [关键词] 科学知识哲学思想 生活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可见,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国民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倡导尊重学生的主题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潜能从而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其精髓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就是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我们知道,教育必然有教育性,无论学习哪一个科目,都是知识传授与品德培养融合在一起的。 《科学》也一样,该教科书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为根本宗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强调科学的自然统一性,强调以正确的价值观念对待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不但向学生们展现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还包含着一些道理,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做到知识传授和品德培养的统一。现在以《科学》里面的内容为例子。挖掘其中的哲学思想和做人的道理。 七上第一章第一节主要讲述科学并不神秘。先由一些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导入,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最后说明科学要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并寻找他们产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每一个小小的疑问都有可能引发科学的发现。只要留心观察,从探究身边的问题着手,我们都可以进入科学的世界。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牛顿好奇于苹果落地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瓦特好奇与水沸腾后顶起壶盖而改进了蒸汽机。这正是哲学里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现实离不开可能性,它是实现了的可能性,没有可能性的东西是不会变为现实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辩证关系,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充分发挥的必要。也就是说,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发现生活中的可能性,没有什么是不可认识的,只有没被认识的。现在的可能性就是将来的现实性,现在的现实在以前又只是个可能性。生活中要细心观察,凡事都是一个可能性的开始,不能妄下论断去处理事情,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勤于探究才能真正学到知识。要让学生从这些故事里面收到启发,而不是只为了讲牛顿而讲牛顿。 在第三章介绍了地球和宇宙。讲到了我们居住的地球和整个宇宙环境。无论是大的宇宙环境,还是地球环境,更小至我们的生活中的环境。环境都需要一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胡锦涛指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员,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在同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发展自己,是人类生产和进步的永恒主题。”像现在围绕我们的气候问题,人类生存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这都是因为人类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的结果。不止是气候变暖,还有洪灾、旱灾、酸雨、沙尘暴和水土流失等。都是人类造成的并且要花很大代价去弥补灾害给人类带来的损失。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止要跟学生讲解地球和宇宙的环境,还要教学生如何去保护环境,加强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由课本联系到实际,联系生活中的环境问题。书本上不可能把生活中的问题都一一列举出来,教师要有意识地把生活中的东西贯穿到课本中。让学生感觉到科学并不是飘渺的东西,它跟我们的生活联系得很紧密。地球与太阳的关系也影响到我们生存的环境,但这些是平常比较难体会到的,比较直接就是感受到一年四季的寒暑变化,由早到晚的昼夜更替。而生活中的环境是我们可以直接体验到的,联系生活,让学生觉得学习是充满乐趣的。更让他们在学习中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人可以不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不能征服自然,而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人类才能长远发展。 接下来又讲物质的特性,物质的特性无非就是熔化和凝固,汽化和液化等特性。这些知识本身并不难,但其中包含的道理却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无论是融化还是凝固,都有个临界点,也就是熔点和凝固点。只有到了熔点或凝固点所需要的温度或条件。熔化和凝固才能发生。并不是说只有那个临界点起作用了,其实这之前的一切都是为达到临界点做准备。比如水的沸腾,不断的加热,只有达到了沸点的时候,水才会沸腾。如果水在100C°沸腾,那100C°之前的所有温度都是为最后的沸点做铺垫。没有前面的不断加热,水是达不到沸点的。这与哲学的度量问题是一致的,哲学的度量问题告诉我们,量变引起质变,水的不断加热就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达到沸腾则是一个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基础,而沸点就是那个度。一句话,量变的不断积累达到一定的度就可以形成质变。 在生活中,这个道理对于我们做人也是有启示的,“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什么事情都是从一个量的积累开始。要注意防微杜渐,提高警惕,教育学生要与人为善,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不能忽视每一股小小的力量。在学习上,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个例子来鼓励学生,学习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搞好了,而是需要长期的不断积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都说明不断努力就可以取得成功,当自己没有成功的时候,不能怀疑自己能力不够,而是努力不够,也就是没有足够的量,才没有发生质的飞跃。教师应该教导学生要善于积累,积少成多,把点滴的知识积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系统,从而形成知识积累的质的飞跃。 在八年级《科学》上册的内容中,关于环境对生物行为的影响有讲述到植物的趋光性。植物为了更好地生长,侧向了光源,得到了发展。不止植物具有趋光性,病毒也会不断调整自己从而对人类研制的新药产生抗药性,许多生物的调节能力甚至令人惊叹。在这之中,他们不断向自己的对立面去转化,药物是能杀害病毒的,但病毒却能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药物而产生抗药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动力。因为药物会杀死病毒,这对矛盾决定了病毒只能通过转向对立面才能生存下去。它告诉人们,矛盾运动是生命力的表现,其特点是自我否定、向对立面转化。人要生存,就要不断改变自己,提高自己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如果不能适应这个社会,也只能被这种“社会的药物”杀死。 科学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挺进,但是今天的人类比以往面临着更加尖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等各种关系不能协调发展的问题。这一切都呼唤着建立与新世纪异常丰富、复杂的社会景观相适应的更开放、更兼容、更具活力的理论体系。 这些关于哲学里面的道理课本上是没有的,关键是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去领悟,不断去挖掘。坚持做到教书育人的统一,如果只顾着教授书本里面的知识,学生即使考试能拿高分,他们也未必懂得如何去做人,也很难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这门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为根本宗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强调科学的自然统一性,强调以正确的价值观念对待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科学》不但要向学生们传授大量的科学知识,更要让学生们领悟包含在每一门科学里面的道理。这样对学生以后的长远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猜你喜欢: 1. 关于教育哲学的论文 2. 关于教育哲学的论文 3. 哲学的论文范文 4. 有关教育哲学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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