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性学习论文

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中国饮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中国饮食文化特点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同步导学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中各个成员的信仰、观念、风俗、行为、社会习惯等的总和。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依靠。从学习英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该语言的社会文化，看到西方的自然环境、生产劳动、历史典故等。汉英语言丰富多彩，中西文化更是博大精深，通过对比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确对语言学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下是本人的一些简单见解：一、自然环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夏日炎炎”、“火辣夏日”，夏天总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而在莎翁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却有这样的诗句，Shall I compare there to a Summers day ? / Than are more temperate . （我能不能拿夏天同你相比？/你啊，比夏天来得可爱。）诗人把情人比作夏天，可爱而温煦。“夏天”带给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联想竟是如此的迥异。原因就在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位于亚洲大陆，属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天最明显的特征是骄阳艳火，炎热难熬。而英国位于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夏天明媚温和，令人惬意。当然，还有许多例子，例如，在汉语中的“东风”，使人想到温暖和煦，西风则有种寒风刺骨的味道，而在西方则相反。二、生产劳动。英语中与水产、航船有关的词语非常多，如fish in the air（缘木求鱼）、an add fish（怪人）、miss the boat（错过机会）等。汉语中这类词语就少得多。原因在于英语四周环水，水产捕捞业与航海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而多此类词语。而在中国只有沿海地区才有渔民结网捕鱼，所以该类词语相对较少。要表达“用体力负运东西”的动词在汉语中有许多，如“扛、荷、挑、担、抬、背、驮、负”等， 每个词都有一定的负运的东西与之相适应（如，挑土、担水、提箱子），真是细密之极。在英语中却只有一个carry来泛指这个动作。汉语之所以将这个动词细加区分，大概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体力劳动特别多的缘故。汉语中我们会遇到“像老黄牛一样干活”、“气壮如牛”等词，英语中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会说would like a horse , as strong as a horse , flog a willing horse 。为什么汉语用“牛”而英语用horse呢？答案是中国人向来用牛耕地，早期英国人却用马来耕作。牛和马在生产过程中分别分成了两国人的好帮手，博得的人们的好感，词语中也就有了如上说法。三、历史典故。用典是每个民族日常交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在不自觉间运用出于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典故。中国人的典故多源于《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民间传说神话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娱乐项目，如象棋、戏剧等。而西方典故多出于莎士比亚戏剧和以后英美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人物或名称，希腊、罗马神话、圣经中的人物与事件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如美国的棒球等。通过语言对比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人们会对双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这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掌握这两种语言，增强使用规范语言的意识。 就这个吧

（一）中西文化思想是人类文化思想的两大丰碑、两大奇观。它们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沿着各自生存空间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心灵写照，它们是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生活形态的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背景：（1）中国是一个东西南北跨度很大的国家，主要是属于内陆性质的国家。生存在中国大地的民众主要是靠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养活，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小农经济生活，即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由于这种小农生活是在一种封闭状态的土地上生活，这给中国民众造就出一种易于自满自足的心理状态，缺乏开拓意识。（2）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在一种大一统的状态中进行的，这使得人们的思想缺乏变革意识，往往是按照既有的思想和方法去思考去办事就行了。西方传统文化形成的背景：（1）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大多数是靠海国家(如英国就是个岛国),因而西方民众其生存土壤极其有限,也就是其可耕地有限,这就使得他们的社会生产结构不是小农经济式的生产结构,而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的商业经济式的生产结构,这就造成了他们不易满足、勇于开拓的心理状态。（2）西方各国是由统一的欧洲帝国分裂而成的，西方各国的历史犹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它们发展了各自的历史，又相互吸收，这样人们的思想不再保守而具有变革意识，就能按照自己的思想、思考去办事，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这种变革意识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有儒、道、释三家文化所构成，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北方文化，它诞生在中原地带，它的特点就是入世思想，它认为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不可能超越社会而生存、而生活，认为人只能按照社会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这样才能生活、生存得好，否则就难以活得好；道家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南方文化，它诞生在汉楚地带，这一地带保留着许多未开化的习俗、民情、观念、思想，它的特点就是出世思想，认为现实社会不尽人意，人只有回到自然的怀抱，才能得到真我，人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佛家文化是来自印度的一种外来文化，但佛家文化到了中国，就被中国化了，它的特点就是就是人必须依附佛祖，人应断绝自我的七情六欲，人的幸福不在于现世而在于来世，不在于此岸而在于彼岸。西方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所构成,前者是一种不断积极进取的文化,它认为人的一切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人的生命价值也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后者则是一种自我赎罪的文化,认为人应该爱一切东西,包括爱自己的仇敌,以无限的博爱和宽恕精神去引导人们生活。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静态中的体验与感受，西方传统文化则注重人的生命在动态中的体验与感受。（二）中西文化思想在人类文化思想发展进程中是处于一种互补的状态，它们各自有如下的特征：一、中国文化主要关注人的内在世界，而西方文化则主要关注人的外在世界中华民族生存在一个相对封闭、固定的空间里，不论是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还是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相对稳定时代，中华民族的内在矛盾和发展都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进行的，都是在中华大地这个大空间里进行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这导致中国民众缺乏浓烈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安居乐业、安分守己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大生活准则；中华民族的生活范围往往是一种封闭式的,注重家庭、家族，注重本乡本土，常常是父母在不远游，与外界做很少的联系；以上诸种因素造就了中国文化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人的内在世界，这表现在：（一）内心世界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在知足常乐和精神胜利法的心态上。（二）注重自我道德完善。不论这种道德完善是否合情合理，只知“吾日三省吾身”，有时以致达到自我个性的泯灭。西方民族虽然同属于欧洲大民族，他们的生存空间却是由许多小空间整合而成大空间的，西方各民族是相互联系的，彼此很少处于隔绝状态，西方民族的内在矛盾与发展都是西方各国之间相互进行的，西方民族的生存方式，他们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不断开拓事业是西方民众的一大生活准则，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开放式的，注重社会交往，注重自我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倾向于与外界做更多的联系；以上诸种因素造就了西方文化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人的外在世界，这表现在：（一）注重自我生存空间的发展。西方民众的性格是外向型的、激进型的、热情型的、开放型的，他们总是不满足所已有的生存空间，总是想方设法去开拓、发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可以从西方民众的生活住所、工作地方的自由流动大见到，这也可以从当今西方跨国公司多得到印证；（二）注重自我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西方民众并不是在自我沉思的世界中求得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是通过自我在社会中的活动，也就是不断开拓进取来求得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达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在西方民众心目中，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上取得地位、发挥作用，才能获得认同。二、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静态中的体验，而西方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动态中的感受中华民族是个好静的民族，追求田园般的诗意化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往往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追求的一种生活境界，那种安分守己、安居乐业的生存方式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律动只是处在一种相当静止平稳的状态中，中国人也就此喜欢在静态中品味人生的酸甜、体验生命的律动，并追求一种物我无间、天人合一的审美化的生命境界。西方民族则是个好动的民族，他们追求一种不断创造的生活，他们的这种追求典型地体现在浮士德式的那种进取心，那种不断开拓、不断求新的生存方式，这使得西方人的生命律动只是处在一种不断运动的状态中，西方人也就此乐于自己在动态中品味人生的酸甜、体验生命的律动，并追求一种力的体现和真的发现的生命境界。三、文化注重对事物的整体性和总体性的把握，西方文化注重对事物的局部性和个体性的把握中华民族是不倾向于做抽象的思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如果对其进行肢解，也就破坏了这一事物的完整性，就很难认识、理解这一事物的全貌和本质。因而中国人倾向于对事物做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常借助直觉思维去把握事物的实质和核心，这种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典型地体现在中医学、诗歌、哲学等上面，而这种直觉性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却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向深度上发展。西方民族是倾向于抽象的思辩，而不象中华民族倾向于感性的直觉，他们注重对事物做个别、局部的细致剖析，喜欢刨根问底，以从中探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功效，这种对事物的把握方式发展出西方思辨性哲学、与理论性、实用性较强的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里，中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中西方文化思想也进入了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全新时代，中西方文化思想都为对方所认识，所借鉴、所吸收，特别是中国更是认识到西方文化思想可以是攻破中国文化思想不足之处的他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