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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杜甫诗歌“诗史”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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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诗史说杜甫诗孟荣宋祁胡宗愈

论文摘要：

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但是胡宗愈的杜甫诗歌“诗史”说不特别限定写作背景，与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相距较大。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虽然不限诗歌的写作背景，但侧重安史动乱的背景意义，突出其对杜甫诗歌所烙印的乱离色彩。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的诗歌是“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杜甫诗歌“诗史”说经孟茶提出，由于其对写作背景的过于狭窄的规定，杜甫一部分具有“诗史”性质的诗歌被排除在“诗史”之外;宋祁否定孟茶的“诗史”论，修改了“诗史”的范围，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胡宗愈既否定宋祁，也扬弃孟柴，提出新的“诗史”说。胡宗愈新的“诗史”观如果突出安史动乱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意义，则十分完善。

拓展：

杜甫诗歌名句

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2、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

5、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6、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8、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9、昔闻洞庭湖，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10、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

11、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2、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

13、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14、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5、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

16、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7、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18、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19、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0、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1、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2、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化卿》

2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4、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5、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26、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

27、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28、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

29、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蜀相》

30、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31、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

32、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梦李白二首》

33、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佳人》

34、万里尽征戍，烽火被冈峦。《垂老别》

35、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可以根据他的性格阿、生活条件阿，还有就是思想阿，志趣。都可以的阿

从陶渊明的人生经历解读其诗作摘要魏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中国诗坛的一颗明星，他是继屈原之后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陶渊明的诗歌以纯朴的语言风格和高雅的生活情趣，描绘出了令人神往的田园风光与生活。纵览陶渊明丰富的人生经历，其诗歌不仅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还艺术地再现了他的生命内涵。关键词：陶渊明诗歌诗歌艺术陶渊明（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功名事业心甚烈，早年就立下了“大济苍生”之壮志。但从少年时期起就经历了政治上的倾轧争斗、时局紊乱的纷扰。诗人在世的几十年中，曾三易朝代，几次废立皇帝，而每次变化无不伴随着一场清洗和大屠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其时是一个门阀势力强固统治的社会，门阀士族为了把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转嫁给百姓，于是大量兼并土地，加重赋税徭役。陶渊明在29岁抱着明君贤臣的理想步入仕途，欲通过出仕实现理想成就大业，但黑暗现实使他碰了壁。41岁时，他从彭泽令任上决然辞官。为官12年中，他抱着希望出仕，结果碰壁、失望、归隐，再抱希望出仕，再碰壁、再失望、再归隐……这样三仕三隐，最高也只是做到参军、县令这样的小官，故而叹息“求之靡途”，很难向上发展。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卑劣和腐败，也鄙视那些士族们的腐烂生活“，代耕本非望，所以在田桑”，他宁愿归隐种田。这种情形就使得他逐渐从士族中游离出来，和普通农民倒有了“共话桑麻”的可能性。他自己的确“躬耕自资”，“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由于他经历了穷困和劳动的艰辛，不只使他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拉近，同时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在农村生活的体现中发生裂变，诗人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乡间普通百姓，和他们建立了不带功利的亲密关系，这是陶诗人民性的一个重要来源。陶渊明归隐以后“，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出仕之念完全寂灭。弃官务农，谋生维艰。晚年，他贫困尤甚，竟致“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但他对自己的归隐之举毫不后悔。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携厚礼上门拜谒陶渊明，劝他复出做官，尽管他当时已“偃卧瘠馁有日”，但檀道济的劝说并未使其动心，反而被他连人带物“挥而去之”。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归隐是出自真情，并非是“诱我松桂，欺我云壑”的沽名钓誉之举。自此他静守园林，老死田亩。那么，为何陶渊明对出仕的态度前后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原因颇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在于世风颓败、官场腐朽的黑暗社会现实，毁灭了他早的幻想。这一点，他在《感士不遇赋》里说得十分清楚：“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因此，他的归隐可以说是他的觉醒，是他与黑暗现实决裂的一种方式。陶渊明看到了黑暗世道已经不可改易，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为了保持自己耿介的品格和志节，不与浊气蒸腾的社会同流合污，毅然走上了岩栖归隐的道路。这是他鄙弃仕途、彻底归田的一种表示，同时也显示了他洁身自好的高尚人格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孤傲个性。但是一分为二看，陶渊明一方面热爱隐居生活，另一方面又总觉得这样做有所欠缺，与心不甘，这在他50岁时所作的《杂诗》中可窥见一斑，迟暮的诗人感到自己终将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不禁悲从中来。少年时代的壮志已成梦幻，却还常常搅扰他的灵魂。自己心中的这种矛盾、痛苦也无人理解，又感到多么孤独！他也独自悲叹贫苦，忧念死亡。总之，正如鲁迅所言：陶渊明决非整日整夜地飘飘然，决非“浑身是静穆”。读陶渊明的作品，应该全面地读，了解其复杂的心理和思想上许多消极的成分。陶渊明的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一平淡自然，情真味永陶诗平淡自然，是指其诗无论是叙事、状物、写景、抒情都朴质无华，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陶诗题材内容贴近生活，思想感情真切深厚。其作品多以农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以普通的乡村景物为题材，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习见日闻的事物，如宅院、草屋、鸡鸣、狗吠、树林、小溪、春风、冬雪、松菊、飞鸟等极普通的田园景物，以及劳作、憩息、饮酒、读书、邻里往来等日常农村生活。平凡无奇的乡村景象，第一次被作为重要的审美对象，出现在文人的笔下，而且是几经险恶黑暗官场生活的陶渊明的笔端。于是诗人强烈地把田园作为腐败官场、污浊社会的对立面着意描写，并进行赞美。极其普通的景物，他体味到其中难以传达的真意，经过他的笔触，便变成了一幅和平、宁静的田园风光图，字里行间欢快地流淌着诗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之情。不必进行刻意的雕琢，不必加以过分的渲染，那种对生活的真情美意便从诗人的心中汩汩溢出，充斥于诗之始终了。农业生产劳动在诗人这里，也有一种“欣慨交心”的感受，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看到新苗茁壮成长，感受春风的拂面，有着星月的陪伴，诗人的内心该有多么惬意！田园那欣欣向荣的景象，诗人那披星戴月之形象，又让我们感到几分亲切和质朴！苏轼称“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元好问评他的诗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都抓住了陶诗艺术上“平淡中蕴深厚，自然中见真切”的重要特点。诗人脱口而出的完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使读者也在朴素平淡的语句中体味作者的深意。二浑融完整，意境深远陶渊明的诗中，有许多描写景物的诗句，林庾先生称其为“历史上最优秀最朴素的白描诗人”，他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想象。诗人在创作时，善用白描和写意的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并且注意意象的整体把握和构图的和谐统一，因而能够创造出似浅而实深的高远意境。如前举《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以下八句是写景，前四句写近景，后四句写远景：近景是一种素淡的环境，用“桃李”略加点染，便使整个景色跃然纸上，灵动起来；远景乃一幅静态画面，用“狗吠”“、鸡鸣”点缀，使整个画面充溢勃勃生机。而从全诗看，这一田园景象如此幽静而美好，与“尘网”般的世俗、“樊笼”般的官场，形成鲜明对照，生动地表现了“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复得返自然”后的喜悦。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在陶诗中，景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往往寄托着情，很多时候也是理、情、景三者的有机统一，这是陶诗超出同时代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陶诗或理随景深，或寓理于情，绝无单独说教之意味。如“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等诗句，这些都是既有田园的幽静风光，又有诗人的恬然心境，还有对人生哲理的领悟和阐释。前文所举《饮酒》（其五）中，该特点更为突出。诗的前四句主要阐述“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但其中也不乏客观之景的写照和主观之情的抒发：这里的景乃大环境———“结庐在人境”，情是超尘脱俗的心理感受———“而无车马喧”。诗人着意刻画看似矛盾的环境与心理，让读者领略、回味“心远”则自觉“地偏”的道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四句是写景，也是抒情“，南山”之景，则是“采菊东篱”的诗人在“悠然”自得的情况下“见”到的，诗人怡然自得的淡泊心情与大自然清幽静谧的优美环境浑然无间，融为一体。最后二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抒情，也是说理。在这里，诗人直接抒发了自己在隐逸生活中产生的内心实感，这种无须辩说的大彻大悟的境界，深刻反映了诗人对人生意义的真正理解。同时它也说明，只有返璞归真，归隐田园山林，才能真正理解人生意义的道理。在作者的笔端，傲岸的秋菊、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诗人心中构成一道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自此酒和菊也成了诗人的化身，成了文学里象征情致高远的意象。三语言质朴，构思精妙陶渊明的诗句语言质朴，构思精妙。陶渊明在语言锤炼方面有很深的功夫,在语句构思方面又独具匠心，如《时运》中写春风“：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翼”字描画新苗在微风中摇曳，动态形象。《和郭主薄》写夏日树阴，“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树阴似乎如清水一样可随时贮存，使人解暑，朴实而有情味。《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写冬雪：“倾身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将雪的轻虚洁白描写得十分传神。这些均能以少总多，增强了诗的形象性和生动性。陶诗的这一语言特点，在“金刚怒目”式的诗中体现得更为简劲英拔，与诗的内容完全统一。如《咏荆轲》中“，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指”与“冲”，突出其豪气冲天“，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哀”与“寒”“、萧萧”与“淡淡”渲染其慷慨悲壮，都极具有艺术感染力，其锤炼词语之功往往令人叹服。四题材广泛，手法多样陶渊明诗歌的主要风格是自然冲淡。尤其是在那些田园诗中，描绘的是清幽、静谧、平和、优美、安闲的田园风光，抒发的是恬静淡泊、悠然自得的思想感情，阐释的是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人生哲理，这种风格特别突出。陶渊明诗中还有一种抑郁悲戚的风格。陶渊明早年也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寄托在政治方面，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岁月流逝，功业无成，他的内心也常怀苦闷与矛盾。如他50岁所作《杂诗》之五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这里概括了诗人悲剧性的一生。少年远志，何等壮伟！岁月绵绵，青春转瞬，惜气力已衰。虽归耕无疑，但仍惜寸阴，这里包含着诗人壮志难酬之深恨。《杂诗》之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等等，都是这种情绪和风格的再现。陶渊明所作咏史诗，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既咏史又抒怀，有一种雄健豪迈之气，表现出慷慨豪迈的风格。代表作《咏荆轲》写荆轲刺秦王，既赞美荆轲不畏强暴、义无反顾的豪迈之举，又表现了诗人对勇士的无限惋惜之情，《读〈山海经〉》其十咏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均为奇卓悲放，抒发了作者壮志未酬之慨叹，是“金刚怒目”式诗的杰出代表。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行役诗表现宦游时苦闷的心情。陶渊明正是有了以往文人所不曾经历的田园生活和实际劳动，而使他的诗具有与当时一般文人不同的新鲜真实的内容。元好问曾在《论诗绝句》中称赞陶诗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下，未害渊明是晋人”。陶渊明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为摒弃骈俪文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很多作家都从其诗品中悟出文道。陶渊明的后半生是在田园里度过的，他在田园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离开了官场的喧嚣和污浊，诗人获得了自由、宁静、畅快、舒坦的心境。他把田园风光作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并在艺术上卓有成效，成为中国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参考文献：[1]程郁缀：《唐诗宋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2]隋慧娟编：《〈唐诗宋词〉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3]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4]赵治中：《论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5]赵治中：《陶渊明生死观剖视》，《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6]顾农：《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7]龚斌：《陶渊明“忠愤”说平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8]曹丽环：《论陶渊明思想性格的矛盾性》，《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9]郝清菊：《浅论陶渊明诗歌的感伤特征与审美价值》，《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10]张驰：《陶渊明之“隐”新说论谱》，《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