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聊斋志异狐仙文化论文

《聊斋志异》题材的特点在于一个“异”字。它同明代拟话本小说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世态人情不同，大多写花妖狐鬼的故事。其中有写鬼的，有写狐的，也有既写鬼有写狐的。此外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在蒲松龄的笔下无不可以成精变人。就是就是一些没有出现 虫鱼鸟兽、花草树木的故事中，也总有怪异之事。如《促织》中成名之子魂化蟋蟀，《阿宝》中孙子楚魂附体鹦鹉等。这是一部借非现实的幻景物来寄托对现实不满的“孤愤之书”。《聊斋志异》的内容丰富复杂，瑕瑜互见，但总的看来，它所触及的社会生活相当广泛，反映的社会问题相当深刻，无论是接露社会政治的黑暗和科举制度的弊端，还是描写爱情生活，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再揭楼黑暗与官府的本质方面，《狼梦》同样写的很深刻。《狼梦》写白翁梦见自己走进儿子的县衙内，看见道上、厅上、堂上、堂下坐着、躺着的都是吃人肉的狼，而他们的周围白骨成堆，又看到自己的儿子有变成了老虎。作者在篇末写到：窃叹天下只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明白的告诉人们梦里的虎狼就是现实中官吏。 《聊斋志异》不仅写了现实的黑暗和被压迫与被损害的苦难，而且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席方平不畏死亡替父伸冤，受尽了许多酷刑之后，对冥王表示：“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必诉”！这种反抗精神是十分顽强的。另外，如《窦氏》中所描写的农村姑娘，但她被恶霸南三复蹂躏抛弃后，再阳世冤屈难伸，就化为厉鬼将仇人杀死。 在这类作品中，还有《红玉》更脍炙人口。冯相如在狐女红玉的帮助下，同林村美丽的姑娘卫氏结合了，不料罢官在家的宋御使依仗权势，打伤相如打死相如的父亲，强走了卫氏女。冯相如到处伸冤，可无人为他申冤。后来一位虬髯侠士，为他杀死了仇人 特别是画皮是最精彩的，也是最恐怖的。里面将了以为穷书生在路上遇到了一位眼睛大大犹如葡萄，两条又细又长的柳叶眉，依仗樱桃小嘴镶嵌在俊俏的脸蛋上，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魔鬼般的身材，可她路边哭。穷书生十分好奇，便问了姑娘的来历。原来，姑娘是被人贩子卖到着而来的。有兴在半路逃脱却不知回家的路，书生出于好心把姑娘带回了家。晚上，书生在窗旁走过，发现那位貌美如花的姑娘，脱下了人皮，露出了张牙舞爪的样子。书生再定睛一看，立刻跌倒在地。因为他看见了姑娘的真面目，所以女鬼把他的心给 掏了出来。家人四处寻医，终于一个乞丐能医治他的儿子。但乞丐有一个要求，要大妈吃他吐他的痰，大妈硬吃了下去。回到家中见儿子没好转，又扑在儿子胸口大哭。忽然，大妈恶心想吐，一口吐在了儿子胸口；那竟是一颗心，儿子立即醒了过来。大妈请来了大仙把那妖怪收服了…… 从中我感受到，眼睛所看到那美丽的景象深处并不一定是美好的。正如俗话所说“人不可貌相，还水不可斗量。”往往那另人看不起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纯洁、美好加钻石般透明闪亮的心灵，比海还深比宇宙还深的心灵

论《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分析德保初中 黄一鸣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巅峰之作，它思想复杂深邃，艺术魅力四射，后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翻开这部书，好像进入了一座琳琅满目的艺术之宫：扑朔迷离、跌宕幽曲的故事情节，五彩缤纷、奇特真实的生活画面，奇幻生动、旖旎新颖的艺术境界，令人流连忘返。在一些优秀篇章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典型性，而且生动个性化。特别是蒲松龄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创造的许多幻化为狐妖鬼魅的艺术形象，更是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色彩。本文拟就《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试加以分析。在《聊斋志异》的近五百篇作品中，写狐或牵连到狐的，就占了差不多六分之一。单从题目上标明写狐的就有《丑狐》、《毛狐》、《狐妾》、《汾州狐》、《捉鬼射狐》等一大批作品，而题目上没有标明写狐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其中《青凤》、《莲香》、《婴宁》、《娇娜》、《红玉》、《鸦头》、《小翠》、《辛十四娘》等均是描写狐女形象的名篇佳作。蒲松龄以如椽巨笔和火样的热情精心刻画了一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她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而且美貌绝伦、富于智慧、有爱心、纯真诚挚、勇于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处处闪烁着人性美、人情美的光辉，可以说她们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爱和美的象征，是被高度理想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志异》笔下的异类形象时有这样一个概括：“《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①]这一论断也被研究者所引用来说明狐女形象的特征。《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一、外表美丽，心地善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正面描写还嫌不够，又用了侧面描写：“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写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 写小翠则是以王太常之口赞为“嫣照展笑,真仙品也”。再看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年方及笄,荷粉香露，嫣然而笑，媚丽欲绝。”莲香：“觌面殊非，年仅十五六，禅袖垂髫，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鸦头：“秋波频传，眉目含情，仪容娴婉，实神仙也。”长亭：“丽若仙人。” 黄小妹：“娥眉秀曼，诚仙人也”；就连无名姓的狐女们都是“翠风明铛，容华绝世”、“态度娴婉，旷世无匹”。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大批美如仙人的狐女。她们或有不沾尘俗的天真之美，或有大家闺秀的端庄之美，或有坊间妓女的风流曼妙之美，往往使男子一见倾心。使更难得的是，这些狐女不仅姿容秀美，而且兼内心纯洁、善良机智。《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莲香》中的狐女是个贤妻的典型。桑生由于迷恋鬼魅，身体日渐衰弱，以至于气息全绝，是莲香不畏路途遥远，为之采摘草药，救桑生之命于倒悬。在《婴宁》中，婴宁虽为妖异，却非常善解人意，“每值母忧怒，女到一笑即解”。她怀念相依为命十多年的鬼母，于荒烟错草中找到“媪尸”，妥善安葬了岑寂山阿的养母。《小翠》则写的是一个狐精报恩的故事。小翠为报恩而主动委身痴呆王元丰，不仅屡次救王家于灾厄，还治好了元丰痴病。在《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彼此以诚相待,互相在患难中鼎力救助,从而战胜了人生旅途中一个又一个难关。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就内容而言,它和善相同。”[②]换言之，凡是“善的”，就是美的。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大都以她们内心的善良和正直产生了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情的美的力量。二、性情率真狐是生活在山野间，居无定所的。狐一般都没有固定的住处，幻化成人的狐狸一般都租用或占用人类的房子，这种特征表现在狐女身上，更是如此。三娘寄居在鬼女巧娘坟墓中；婴宁也是狐母生，鬼母养，这也决定了狐女少有人间女子以及鬼女和仙女的束缚，具有天真无邪的真率美。这种率真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主动追求和对爱情的坚贞。《莲香》中，“倾国之姝”的莲香在一个晚上敲开了书生的门，书生“启门延入”，惊艳之下结为情好，后书生为鬼李所伤，是莲香十日夜相傍榻旁，为其疗伤。书生不纳莲香忠言，及至羸卧空斋，又是莲香施仙术为其治愈使其“精神焕发”。《红玉》中红玉与冯生初次相会，“自墙上相窥”，“近之,微笑”，表现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和主动，“招以手,不来亦不去”，似乎显得有些羞涩，最终是“梯而过，遂共寝处”。红玉向往人间的幸福生活，主动找穷书生，与定永好。红玉的爱情还带有侠气。她后来救冯生于牢狱，并为冯生抚孤重振家业，实为冯家功臣，而她自己也实现初愿，与冯生永结欢好。红玉可谓有情有义之狐女。王渔洋把红玉比作是《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誉为“巾帼英雄”。《鸦头》中狐妓鸦头更多的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性。鸦头原是一个待“缠头”的雏妓。山东诸生王生得朋友相助，倾囊以博一宵之欢。深有心计的鸦头，见王生诚笃可托，便与他深夜私逃，到异地卖了脚驴，沽酒为生。可是好景不长，鸦头为老鸨“揪发提去”，仍逼为娼。她矢志不从，生一子也被弃之曲巷。几年后王生过育婴堂，因此儿酷肖自己，爱而赎之，天使父子团圆。而鸦头却每月在横施暴掠中生活，而她“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誓死捍卫自己的爱情，在18年后为夫、子救出，脱离苦海，全家团圆，终于赢得爱情的胜利。这是蒲松龄从滚滚红尘中提炼出的一贞狐的形象。《青梅》中的青梅慧眼识贤，一眼看中贫士张生的纯孝笃学。她先劝王家小姐阿喜嫁之，事不谐后她上门自托，表现出莫大的勇气和主动性。在阿喜的帮助下，青梅和王生结为夫妇，入门后，她孝顺公婆，勤俭持家，佐夫功读，终使张生取得功名富贵，俨然一个贤内助。后来，她又促使落难的阿喜成为张生的正妻，而自己却宁肯“执婢妾礼”，以侧室自处。蒲松龄称赞青梅“能识英雄于尘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对于爱的要求是主动的，不受礼教的约束，从不计较名份，和男子交接比较自由，但是她们并非淫荡，而是多数表现出对爱情的一往情深，对爱情的执著坚贞。[③]再有，蒲松龄笔下的狐女敢爱也敢恨，她们爱起人来热情似火，同样恨起来时，也不择手段，这也是狐性在狐女身上的一种体现。当发现自己所爱的人不值得去爱时，她们会义无返顾地严惩或捉弄辜负自己的负心人。在《丑狐》中的狐女以金钱引诱男子，而男子嫌弃他，她取走自己的全部财物转投他人；《武孝廉》中，狐女不仅取走自己的财物，同时取回自己的丹丸，使虚伪的孝廉命丧黄泉，这些负心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三、言谈机警聪慧《狐谐》中的狐娘子，口齿伶俐，才华横溢，诙谐有趣孙得言、陈所见、陈所闻等一辈轻薄书生偏偏要与之较量结果被狐女屡次揶揄，弄得狼狈不堪。如说红毛国王听说“中国马生骡，骡生驹驹”，乃细问其状，使臣答曰：“马生骡是臣所见，骡生驹驹，乃臣所闻。”巧妙地骂了陈所见、陈所闻二人。孙得言出对子戏弄万福（狐女的丈夫），曰：“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狐对曰：“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孙得言反遭嘲骂。狐女对孙得言等开的玩笑显示了高超的见识和从容的风度。温柔勤俭而又洒脱机智的辛十四娘是狐，她有狐的聪慧机智，但表现为很正派、懂事，善于处理事情，帮助丈夫。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冯生告悔，辛十四娘便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 辛十四娘劝导冯生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可谓圣贤名言。《狐联》篇中也刻画了两位聪明、机智的狐女。“女知不可动，乃云：‘君名下士，妾有一联，请为属对。能对我自去：戊戍同体，腹中止欠一点。’焦凝思而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之对可矣：已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一笑而去。”这里要说明的是，“已巳连踪”的“巳”字是指过去手写的笔法，即末笔不挑上去。因为这样，才说“足下何不双挑”，表面说二字的脚下为什么不都挑上去呢？暗喻足下（指焦）何不同时挑逗一下我们两个？说完“足下何不双挑”则“一笑而去”。现实中哪有如此聪明，多智，爽利而开放的女子？对于这种既无才能品行，又喜欢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狐女们给予了轻视和嘲笑。有的狐女颇有见地，言辞精深，思想独到。封三娘就是一位独具慧眼，颇有见地的狐女。她私下底告诫待字闺中的范十一娘：“以才色门第论，何患无贵介婿，然纨绔儿敖不足数，如欲得佳偶，请无以贫富论。”当范十一娘对贫寒孟生不以为可时，封曰：“娘子何堕世情哉！此人苟长贫贱者，予当抉眸子，不复相天下士矣。”后孟生果真官至翰林。可见，在狐女看来，婚姻是不以贫富和等级论的，而是要“郎才女貌，两情相悦。”在《小翠》篇中，更是清楚表达了狐类社会的婚姻观。狐母领狐女小翠到王太常家“自请为妇”，王家“欲议聘金”。狐母说：“彼意适，我愿慰矣。岂卖菜也而索值乎！”狐类认为婚姻是纯洁的爱情关系，不需要“问名”，更不必“纳采”，否则，只会玷污纯洁的情感。如此开放的婚姻观念，可以和21世纪的婚姻思想相媲美。四、品格高贵狐女是未经俗世沾染的精灵，所以在她们身上体现出高贵的品格美。这种品格的美表现在多个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待情感的无私与豁达情怀上。狐女主动来到人间与男子结合，但是在相处过程中，狐女均表现出了重情重意的品格。小翠为报恩而嫁给痴儿，治好其疾病，临走还不忘给他找一个与自己相貌接近的人；舜华不因自己的私心而留住张鸿渐，反而赞赏他对待妻子的情意，帮助他与妻子团聚；阿绣变幻莫测，无私帮助刘子固找到真的阿秀；辛十四娘虽不满冯生的轻薄而离去，但依然费尽心思帮他逃脱危难，同时还长期给冯生夫妻存钱，解决了他们后来生活的窘境；娇娜对孔生的两次贴身相救更是感人至深。蒲松龄对这些狐女的无私举动是赞叹不已的。他在《小翠》中借异史氏之口来称赞她们：“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月缺重荣，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在《红玉》中说：“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同时这些狐女还体现了一种成全之德，她们尽管为爱而痛苦，但是却为爱而成全相爱的人，阿秀、颠当、舜华等均帮助自己的爱人找到所爱。狐女中不乏知恩图报的行为。狐女小翠，为替母报恩，不惜下嫁痴少年王元丰，她体贴丈夫、孝敬公婆、照顾家庭、忍辱负重，并治愈了元丰的痴傻症；娇娜用自炼的金丹救活孔生以报答其救命之恩；狐祖母报王家前世之恩，资助王成立家致富；狐小梅“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恩所报”的行为令人感动不已。知恩图报的行为体现了狐类仁厚、朴实的品质。狐女还有助人为乐、惩恶扬善的侠义心肠。封三娘与范十一娘相悦结成好友，便一心一意为其操办了一门好姻缘；美狐女同情误食毒酒而死的秦生，使他死而复；华姑得知傅廉性无能的隐情后，立即为他诊断治疗，使他极快地恢复了性功能，又暗中使三娘和巧娘先后与他交欢，让他获得人生愉快。《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红玉》篇中，狐女红玉变为虬髯丈夫，除掉了作恶多端的地方恶霸宋乡绅，又以大刀示警教训那昏庸无能、草菅人命的县官，使无辜受罪的冯生得以释放，父子团圆。《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狐女世界里，狐女都具有近乎完美的品质，比人更具德行、比人更讲人情，因情而相爱、因友而相交、因德而相助。虽然也有沿用狐女为蛊惑这种传统题材，狐类社会也不乏蛊蠹魅惑、作祟殃人的狐女。但《聊斋志异》中表现此类狐事的作品不多见，而且其意并不在于表现狐女的妖异幻化，可怖可憎，而是另有寄托。五、神通能干狐女多能干且兼具神通，可与丈夫共同撑起一个家来。《鸦头》中，狐女鸦头与王生私奔，但王生却不过一穷书生，家徒四壁，他担心养不活鸦头，没想到鸦头却自有主意：“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非特见识卓远，而行动亦不让：“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小翠》中，小翠不但治好了痴丈夫的呆病，更几次以机智和神通力保全家转危为安。《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有察人之明，力劝丈夫远恶友避祸，丈夫不听劝告终陷囹圄也是辛十四娘从中周旋，使丈夫化险为夷。蒲松龄以狐写人，把狐女作为他理想中的人物，从而赋予她们以灵性，她们神出鬼没，不受任何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帮助别人达到目的。他让她们充当落魄书生的救世主，让她们惩恶扬善，这都离不开狐女广大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她们对未来事情的预知上，她们能清楚的预知男主人公的寿命与男主人公面临的危难，而先进行预防。《小翠》中的小翠能预知钟氏之姻，先化其貌。《狐妾》中的狐妾在预知刘洞九的死期后离开，《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在冯生死前再见他与他诀别，而小梅预知了主人家的祸事，先行带孩子离开，保全其血脉。狐女的神通还体现在其处世的方法上，婴宁嘻笑之间用木头惩戒邻家子，使其丧命；红玉在冯生遭祸事后，突然出现，并抚养了他的孩子；小翠为元丰将妻子调弄成她的模样，颠当帮助宗子美找到嫦娥；娇娜为孔生治病。这些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但是却体现了狐女的灵性，体现其作为异类的特征。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作者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蒲松龄笔下描述的这些狐女的形象，一反传统狐狸形象的丑恶属性，而是赋予她们以美好的思想、品质、感情和个性，使她们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尤其成为女性真善美的象征。在她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他借助“狐狸”的聪明、机智、狡黯和超自然无所不能的灵性，赞扬了女性的聪明、机敏和智慧.这种观点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的“天下钟毓灵秀之气都集于女人身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它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赞美之情。这一切，都是《聊斋志异》以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触及到的一个世界，蒲松龄以神奇浪漫的笔触，为我们第一次描绘和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也正是《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独特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之所在。《聊斋志异》中众多狐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她们大多个性鲜明，人情味十足，给人以特殊的美感。这与此前和同时代有关作品中那些淫欲魅人的狐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蒲松龄何以如此热衷于描画狐女？在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的诸多因素中，到底有哪些对蒲松龄刻画狐女形象具有一定的影响？经过对此的研究探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一、传统狐仙题材的启示纵观中国文学史，狐狸题材的作品由来已久。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记载着：“青邱之国，有狐九尾，德至乃来。”九尾狐啼声如婴，天生具有幻化能力：当它头戴骷髅，对月拜足七七四十九拜，就会立地变成人形。人们往往受其蛊惑，神魂颠倒而不自知。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也曾写下九尾白狐造于大禹而取涂山女的传说。这些都是后代小说中狐狸精变人的雏形。早期的狐狸精故事，大多脱胎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玄中记》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好与天通，为天狐。”《搜神记·陈羡》曰：“狐者，古之淫妇也。”虽然笔法简练，形象描写不足，但其中所述，已与明清小说中的狐狸精相去不远。并且其中隐约可见，狐狸精多是以女性形象出现，或美丽动人，或妖媚蛊惑。到了唐宋时期,传统文化中的对狐的否定或贬低有所减弱,人们对狐的否定态度的也在动摇。《太平广记》中的狐故事大部分都超越了狐妖媚人的说法,狐精逐渐向人性发展。狐形象的演变给了蒲松龄以很大启示，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展,塑造了一大批性格各异、五彩缤纷的狐女形象。吴组缃先生在一次讲学时说：“清初蒲松龄，他写了《聊斋志异》。他成功的首先一条是取的‘志’的路，就是搜集民间的神话传说。因为民间的神话传说里面有广阔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时代社会的血肉、老百姓生活的血肉都结晶在神话传说里面。……把这些东西收集来了以后，他再加工创作。”[④]二、作者理想和情感的寄托从其生平看，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早年“学而优则仕”的想成了泡影，他被无情地抛到了主流社会之外，生活的困顿、不第的苦闷使他一生郁郁不得志，这使他的精神处在严重的困顿之中。蒲松龄又缺乏其他的谋生手段，为了生计，了做过几年幕宾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做私塾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可谓潦倒一生。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的分离，使他享受不到家庭生活的欢乐。现实的遭遇，让他的梦想破灭了，然而作者却把更殷切的梦想寄托在自己的作品中。正像弗洛伊德所说：“梦是愿望的达成”。在这个美妙的梦境中，他成了那一个个贫寒不遇的书生，却得到了狐女们的垂青，拥有了种种惊喜和艳遇。这些狐女不但貌若天仙，美仑美奂，又有着迥绝世俗的清纯性情和聪颖机灵的智慧。她们大胆热情，在书生抑郁苦闷之时逾墙而进，叩斋而至，投怀送抱，自荐枕席。她们不计较书生的穷困低微，而是对他们格外尊重、赏识、仰慕，并能冲破凡世女子的一切闺范和男女交往的礼节大防，给予书生极大的精神抚慰，让书生们的心身都得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实际上，这正是蒲松龄的理想与情感的寄托，在他构造的以狐女为具体形象的幻化世界里，狐女已不再是一种具体的物，而是具有着其独特的特征，成为了蒲松龄摆脱现实困境，调适他被压抑的自我和扭曲的自由，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找自我价值，以达到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在虚幻世界中可以实现的精神满足。袁行霈先生1999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中，袁世硕先生执笔有关《聊斋》章节，曾了这样的论断：“《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也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幻影……幻想是对现实的超越，非人的狐鬼花妖形象可以不受人间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男女大防’的约束。蒲松龄借着这种自由，写出了众多带着非人的符号、从而摆脱了妇道闺苑的拘束、同书生自主相亲爱的女性，也写出了为道德理性所禁忌的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在这里面，除了作为现实的一种补偿、对照，其中还蕴含对两性关系的企望和思索，突出了精神的和谐。”这样的论断无疑较客观公允的。[⑤]三、对黑暗现实社会的影射和批判钱锺书先生说，蒲松龄的创作是“写忧而造艺”。[⑥]这忧是个人之忧，更是时代之忧。他写的狐女故事对生活的反映涉及到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并借写狐惩戒人。蒲松龄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朝代交替，政权更迭，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密布文网、制造文祸以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又用恢复科举笼络仕子之心。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为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坐馆教书。这种不得志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最下层，对黑暗的社会的现实有了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不满。为了宣泄内心的“孤愤”、消解淤积的“磊块愁”，同时又能避开酷烈森严的文网，于是狐女形象便走上了现实人生的舞台。这些形象固然可以看成是面对严酷现实无可奈何的“寄托”，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这些非现实的形象，打破了时空、人神、生死的界限，让作品在反映现实上获得了另一种自由，如此才使蒲松龄能够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用超现实的形式书写真正的现实，说出现实中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于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各级官吏的徇私枉法、恶霸豪绅的飞扬跋扈以及平民百姓的悲惨境遇。《红玉》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宋御史见冯相如之妻卫氏貌美便起霸占之心先以重赂派人暗示，不能得手竟大打出手，强夺卫氏，冯翁被殴后气急而亡，卫氏亦不屈而死。冯生“大哭，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无奈，狐女红玉在官绅勾结、法不庇民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诛杀了宋御史五口。官府却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把冯相如收监，抛儿荒野。侠客无奈把短刀扎在县令度床头，县令才不得已释放冯相如。蒲松龄以艺术的手法，一层层地揭开了封建政权的反动、腐败、虚伪和残酷，把它的狰狞面目大白于天下。借写狐惩戒人，“劝善惩恶”是蒲松龄明确的创作意图。《丑狐》中，穆生本厌狐丑，却见元宝心动，从此谐好。随后穆生又见“女赂遗渐少”，便背德负心。蒲自己在评论此文时说“邪物之来，杀之亦壮；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负也。”他通过对丑狐与穆生的爱情故事来惩戒人，贪心之人必然没有好的下场。在《董生》中，蒲松龄写了董生与王生因好色，而被狐狸精勾引而受害的故事。他把狐一分为二，有善者，有恶者。此篇用恶狐告诫人，“见色而动，死当其罪”。总之，蒲松龄以火一般的激情塑造了这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他写她们聪明、智慧、执着地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写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写她们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帮助那些遭受天灾人祸的小人物。他以狐写人，赋予她们以灵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用超凡的手段去帮助别人达到目的。她们身上这种美德和神奇力量，正是蒲松龄美好理想的艺术再现。她们大都是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体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歌颂和追求。大概蒲松龄自己也不会想到，多少年过去了，他的书，以及他书中众多脱俗美貌的狐女居然还打动着世人，并让世人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去研究它、解读它。他塑造的这些狐女的丰满而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将永远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性冲动得不到实现而在心理上投下阴影时,极易用’人妖恋’,’人鬼恋’,’人神恋’的形式 表现出来,或者当事人因此类病症而呓语,裸呈时,旁观者很易以这一文化氛围作为参照系选出若干种妖怪,在林木花卉繁盛之区多想象成树精花神."(注: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这种超现实的鬼狐形象有其历史原型和社会文化 基础.因此蒲松龄采用鬼狐模式进行文学创作,并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为创作的模本, 通过"冥世"或狐界这一超自然的空间来获得平衡,以虚幻的鬼狐世界来寄托自己的理想, 对世间不平之事加以抨击.于是,他以自己想象中的虚幻而美丽的鬼狐领域表达自己的愿望, 其目的是为真理与正义开辟一块吁求的领地. 这种超现实的鬼狐复仇模式和现实凡人的复仇有很大的比照意义.从复仇动机上看, 这些未通过正常途径,即我们一般意义上认定的国家的法律及行政机关等进行的报复行为也 具有了合理性.在蒲松龄眼中,正义的要求是谁也无法禁止的,不管当事人是人是鬼是狐. 当然,复仇者也是真正有冤屈的,只要是受到了冤枉,他们就可以或以自己的力量,或借助 鬼狐之手,将冤屈伸张.因此,蒲松龄笔下的这些鬼狐也以个体的道德和正义行为,确证了 自身的本性和价值.《瞳人语》体现了惩戒"轻薄者"的道德指向:《黄九郎》篇中的狐精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贪暴卑鄙的秦藩因"断袖之癖"走向死路. 从复仇方式上看,鬼狐因其自身的超凡能力,往往能有效地达到复仇目的,这与凡人 有很大的不同.世间的受害苦主因主体本身弱小或既已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于是便失去了复 仇的能力与机会.就算有些幸运者最终能够复仇成功,所用方式一般也是现实中常规的杀戮 手段.如《细侯》篇中杀子雪报情仇.细侯,本是余杭的一个雏妓,她偶遇教书为业的满生, 见其情意真挚,就大胆主动地与其订立终身之约.定情后,满生远走湖南求职谋资,三年不 归,还被牵连入狱.某富商看中细侯,务在必得,为了让细侯断念,竟贿赂狱卒,将快要释放的满生久系牢中,还假作遗书寄细侯让其绝望.细侯哀痛不已之际,在鸨母逼迫下嫁给了富商,生下一子,不久满生为门生救助,归后托人向细侯告知苦衷,细侯悲愤不已,当即杀死怀抱中儿,给予婚贼最有力的一击.而鬼狐复仇采用一些非自然的方式,更富想象力与 文学性.如"目生瞳人","冤魂入梦","鬼神附体"等,使宗教理论体系稳固而自圆其说, 达到"惩恶扬善"的警戒作用. 从复仇主体的结局上看,狐鬼不受阳间法律约束,因此可以不像民间复仇者那样,或 者流离失所,或者接受法律的裁断,或者走向悲剧性的自我毁灭.它们或者转世投胎,或者 借尸还魂,或者仍然逍遥地当狐仙.《庚娘》这篇文章就让我们看到凡人与鬼魂的不同机遇. 作品写其随夫一家逃难,公婆与丈夫都被王十八伙同舟人推溺河中,在仇凶威逼下,庚娘巧 施缓兵之计应酬,乘其酣醉深睡,挥刀杀之,然后投水自杀,完成了凡间女子复仇的悲剧结局.但因其自杀前留卜一函备述冤情,因而被众人标举义烈,集资厚葬,引来了盗墓者, 实蒙天佑,使苏醒过来的庚娘得以重返人世.庚娘借自己的"原身"还魂,走向一个与现实 世界复仇不同的美好结局. 《聊斋志异》谈狐谈鬼,而又接近社会人生.其中有一部分鬼狐因自身能力有限,无 法通过那些超现实方式达到复仇目的,这体现了这一主题的复杂性.象活人无法安居于自己 所居住的世界一样,在阴间或狐狸的世界中,也存在着不公平的以上欺下,以大欺小的现象. 鬼狐们在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也通过人世间孔武有力的人来为他们处理难题.如《连 琐》篇中,得急症而死的连琐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在阴间遭"一龌龊隶,逼充媵妾", 而其"一线弱质,乌能抗拒 "于是,杨生与王生二人合力,将恶隶射杀,连琐也终得还魂, 以身报答.《于江》一篇作者虽力图塑造一位智胆过人的小英雄,但主人公为其父报仇的线 索也是由父亲通过托梦而实现的:"忽小睡,梦父曰:’杀二物,足泄我恨.然首杀我者,其 鼻白;此都非是.’"而于江最终将一狼捕杀后发现其"真白鼻者也",为其父报了仇.这种 类别的复仇形式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和文学表现上的内在有机联系: 前是弱者则死后复仇能力有限,因能力有限才求助于现实凡人.这一切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示了 复仇主题的不同侧面. 三 "鬼狐复仇"模式的出现,臻善与频频应用,在复仇文学作品的演变发展中产生了不 可忽视的影响.首先,其确定了一个理清了断现实中善恶是非恩怨的"另类审判",对整个 复仇主题那种铲除人世邪恶不平的正义精神,起到了重要的参照,补充,印证作用 . 所谓"冤施于人,不为法诛,则为鬼诛,其理彰彰然异矣"(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42页).复仇因鬼狐的介入,蒙上了一层庄严神圣的色彩.在超现实时空与现实世界的对比中,邪恶丑陋同善良美好之间的反差愈加昭然强烈. 其次,鬼狐复仇模式强化了复仇主题中惩恶扬善的劝戒旨趣,拓展了复仇这一现实生 活题材所能深入延拓的心理领域.从鬼狐复仇故事所展示的心理内容看,大概罕有比滥诛无 辜,枉害人命更能证实某人的非正义的了,鬼狐诛伐不义,既速且验,给予时人的震撼如此 之大,其原形辐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鬼狐诛伐不义不能将复仇文学作品与复仇事件等同视 之,但前者因"鬼魂附体"等相关多维想象而更为充分地文学化了."鬼狐复仇"模式更具 有潜力去超越社会的法禁等规定性,又每每于嘲弄与否定后者时丰富自身的文学牲. 其三,"鬼狐复仇"模式在复仇文学主题系统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某种内在机制, 极大地促进了创作者艺术思维中想象因子的飞腾,作品为此生发了不少奇幻横出的情节冲 突,使原来的题材传奇性更加摇曳生姿,摄人魂魄,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主题的审美价值和感

你相信世上有鬼吗？不相信？我就相信。我告诉你啊，第一，左手食指有黑痣的人；第二，头发枯黄无光泽的人；第三，家里木梳超过4把的人；第四，凌晨2点47分洗脸的人；第五，凌晨1点44分出生的人；第六，额头发青的人；第七，在家中卫生间的镜子里可以直接看到窗户的人；第八，在5月14日打破碗的人。以上几种人呢，可以看见鬼。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吧，嘿嘿！好了好了，闲话少说，总之，你看了《聊斋志异》就知道了。其中，我最喜欢的两个故事是《画皮》和《花姑子》，两相比较，《画皮》更恐怖一些，而《花姑子》有灵异之风。《画皮》讲的是一个鬼，它取人之皮披在自己身上冒充人，因而夺取了顾生的心脏，顾生的妻子陈氏幸好得到了一个乞丐的帮助，救活了顾生。而《花姑子》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安生（安幼舆）与美丽的獐子精花姑子之间的传奇故事，我也就不多说了。 其实，《聊斋》表面上在讲鬼、狐一类的故事，而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败，在康熙时期的中后期，也就是蒲松龄所在的那个时代，贪污成风，赃官比比皆是，清官能有几个？比作者生活好的不少，比他生活差的更多，然而他们未必都会去思考这些社会问题。作者大胆地揭开了所谓“盛世”下的“烂疤”替那些饱受迫害的下层人民提出控诉！在这里，我又不禁佩服作者的慧眼明珠，佩服他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 最后，还是以作者的一首诗为结尾吧： 姑妄言之故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 爱听秋坟鬼唱诗！

狐女传说本身的美感和魅力，中华泛神的文化传统，加之文人的推波助澜，狐女作为文学形象的诞生不难矣。但事实上，三代而下，文人而有意为狐作传的不多，这不多的人中清朝的聊斋先生当是一个独特而闪光的存在。一部《聊斋志异》几成狐仙异闻的洋洋大观，如果说以前的各种狐传说还只是素材的话，那么现在到了聊斋先生的笔下则已俨然成为美轮美奂的成品；如果先前的各种狐传说，都还有群体创作的影子，则聊斋先生笔下的狐女已更多烙上的是自身及时代的印痕。试略述之。 《聊斋志异》里的狐女异常饱满而且形象鲜明。 一、她们多年轻美丽、善良、纯洁。且看蒲松龄如何摹状她们的容貌：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正面描写还嫌不够，又用了侧面描写：“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写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再看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年方及笄, 荷粉香露，嫣然而笑，媚丽欲绝。”莲香：“觌面殊非，年仅十五六，禅袖垂髫，风流香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古有秀色可餐，蒲翁如此笔法，若个女子真如面而忘饥也，更难得的是这些女子，不仅姿容秀美，更兼内心纯洁、善良, 娇娜为救孔生不顾女子的体面矜持, 毅然以“舌度红丸入”生之口，又“接吻而呵之”，婴宁爱笑“每日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过, 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其话，罪婢投见恒得免”，狐初遇书生时，多十三四岁或十五六岁，与书生合而犹处子之体，又言笑举止常带天真, 少识人事, 婴宁年十五还不辩“葭莩之义”与“夫妻之情”，小翠与痴丈夫谑笑犹如两小孩。 外既秀矣而内亦美，偏偏她们都是狐女，非我族类，悲夫。野语有云：所歌即所无。固也，但何尝又不是所歌即所慕所寓。《边城》中，沈从文以塑造原始而质朴的湘西世界，展现人性之美，寄托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甚至意图以此重塑民族品格。聊斋先生很难说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在他所处的时代，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钳制和扭曲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男子或皓首穷经、迂腐酸涩，或附庸风雅、俗欲熏心，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脑子节义贞烈思想，处处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可想而知，一个有着清醒心智的人，绝对不能接受以如此人格特征为主的社会。蒲松龄饱读诗书，进学却久不效，终以坐馆为业薄济余生。他的人生经历使他能广泛接触社会各方人士，见之广从而触之深，于是他对现实社会常怀幽愤。《促织》《席方平》中可见一般，对社会的批判归根结底还是对人的批判。情萦于心必泄于外。《聊斋志异》“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是之谓也。众多狐女美丽、善良纯洁是蒲柳泉对理想人格的理解，同时也是他的精神寄托与追求，现实肮脏，诚不可为，且待之于狐仙世界，柳泉之心实堪怜。] 二、狐女多能干且兼具神通，可与丈夫共同撑起一个家来。《鸦头》中，狐女鸦头与王生私奔，但王生却不过一穷书生，家徒四壁，他担心养不活鸦头，没想到鸦头却自有主意：“今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非特见识卓远，而行动亦不让：“女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顾赡甚优。”《小翠》中，小翠不但治好了痴丈夫的呆病，更几次以机智和神通力保全家转危为安。《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有察人之明，力劝丈夫远恶友避祸，丈夫不听劝告终陷囹圄也是辛十四娘从中周旋，使丈夫化险为夷。男权伸张，女权受压抑，一直以来都是封建社会一个现实，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女子成为男子的附庸和玩物，由此而来，在一个家庭里面，养家糊口的重任主要的就落在男子身上，对士宦之家而言，女权缺失是他们所高兴的，而对蒲松龄这样处社会底层的人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况，女权缺失，必然要求男子独撑大厦，实际上这很辛苦，蒲松龄几十年坐馆深解此中滋味。《聊斋志异》中能干的狐女形象的出现，我们不妨把它认为是蒲松龄对女权的一种呼吁，对男权独张的哀叹。无论如何在一个家庭里面，两双手总比一双手能更多更轻松地获取生存资料。 三、狐女与书生的结合，在大多数情况下，狐女是主动的一方，而狐女的出现又常常能为书生解除困厄。《莲香》中，“倾国之姝”的莲香在一个晚上敲开了书生的门, 书生“启门延入”, 惊艳之下结为情好，后书生为鬼李所伤，是莲香十日夜相傍榻旁，为其疗伤。书生不纳莲香忠言，及至羸卧空斋，又是莲香施仙术为其治愈使其“精神焕发”。《红玉》中，红玉与书生的相遇更离奇。“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馆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共寝处。”红玉后被生父骂走，却助生娶得美妇。当生几近家破人亡，“悲怛欲死、辗转空床，几无生路”之际，是红玉“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出金治织具，租田数十亩，雇佣耕作。荷鑱诛茅，牵萝补屋，日以为常”，直助生“人烟腾茂，类素封家”。我们可以想象，长年坐馆毕家的蒲松龄，于长夜难眠之时推窗对月，该是怎样的凄凉无助，此刻他大概正幻想着某位如“红玉”“莲香”一般美貌的红颜知己来解除自己的寂寞，给自己以精神的慰藉吧，而蒲翁一生辗转辛苦，举业不成，家累在肩，以区区书生之肩何堪承当，他不正是需要被救助的对象吗？毋宁说，蒲松龄创造出具有如此这般形象特点的狐女，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安慰与鼓舞，无涯的人生苦旅何时才是尽头，活下去需要莫大勇气，或许某日亦会有天人相助吧。一念之转，不禁生念弥炽，那么还是活下去，哀哉，柳泉！但又何止柳泉，人生苦辛，世人莫不如此，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当我们孤苦无依时，当我们寂寞无聊时，我们不是也渴望着“红玉”、“莲香”的从天而降。不得不承认，柳泉之笔透过“红玉”“莲香”这方面的形象特征，实际上写出了全人类共同的悲哀，人原来如此脆弱。 一直以来，狐女与书生间充满自由主义与浪漫气息的爱情故事，最受世人称道，就当时主流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男女结合的状况而言，狐女与书生的结合是如此不同。他们是那样的自由而且浪漫，婴宁与王生，王生路上惊艳婴宁，随之思念成疾，因一个谎言而造访深山，却如愿携得美人归；小翠与王元丰，小翠为报恩而主动委身痴呆王元丰，不仅屡次救王家于灾厄，还治好了元丰痴病，结下美满爱情婚姻；耿去病与青凤，二人席间相互留情，虽横遇阻碍，最终也因耿生对青凤的救命之恩而成为眷属；冯生与辛十四娘，也是冯生行路惊艳辛十四娘，虽他得鬼姑之助而与辛十四娘结为姻缘，他们的婚姻毕竟还是得了爱情为基础，且相互恩爱。狐女与书生的结合是见面倾心后的结合，他们彻底消除了父母和媒妁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难以想象在封建社会简陋而落后的感情店铺里，蒲松龄居然横空建构出一个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情感超市，他无疑是成功的，这个凭空想出来的超市不仅在当时就深入人心（这一点从《聊斋志异》手抄本的流行，及至摹仿本的兴起，可以见出），即使是现在，也仍然在感动和鼓舞着人们。另一方面狐女与书生间爱情之纯洁，也令人神往。爱，不仅爱他（她）的人，更爱他（她）身上的一切缺憾和不足，哪怕他落魄潦倒，鬼迷心窍；哪怕她非我族类。耿去病与青凤是这样，婴宁与王子安是这样，莲香与桑子明是这样，红玉与冯生是这样，小翠与王元丰更是这样。爱情不沾丝毫俗恶，本真地呈现它所应该呈现的面目。至此，蒲翁神思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同时也超越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曾几何时，我们不也翘望着那纯洁爱情的来临。 只有一味的丑，丑或许也不那么让人觉其丑，而如果美丑并立，丑才立马呈现出它令人难以忍受的一面。至此，蒲翁神笔实际上也完成了对封建礼教下的所谓“三从四德”，所谓“父母命、媒妁言”等束缚爱情成长的教条，乃至整个封建礼教的一次大大的讽刺与质疑。蒲翁其神乎！ 呜呼！洋洋大观《聊斋志异》，众美纷呈诸狐女。大概柳泉先生自己也不会想到，多少年过去了，他的书，以及他书中众多脱俗可爱的狐女居然还打动着世人，并让世人以前赴后继的精神去研究它、解读它。这个19岁以三个第一中秀才，此后却终身不举的老贡生，这个饱读诗书却数十年坐馆为生的老夫子，这个常自言穷困潦倒，几月不知肉味的可怜老叟，现在不知是否还泉下有灵，他一生喜人谈鬼，而自己更著文说狐论怪，他塑造了如此众多丰满、可爱的狐女形象，不知在那个幽冥世界里，他可曾寻得自己的幸福。让我们这些后人轻轻、轻轻的吧，或许，饱尝辛酸的老人仍在做着他的梦，那就让他继续做下去吧。他的灵魂与狐女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