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文化研究论文摘要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太不厚道了!

《汉书》以来许多官修的史书中大都有“儒林外史”，那是写“儒林”（知识分子群）的“正史”。吴敬梓用小说形式描写“儒林”，所以取名“外史”，《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长篇现实主义讽刺小说，以高超的讽刺艺术名垂青史。《儒林外史》也是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有着高雅品位的艺术品。它与传统的通俗小说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征，它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儒林外史》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但以写“儒林”为中心，旁及当时的官僚政治和社会风尚。小说抨击以八股取土的科举制度，从而揭示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危机，讽刺了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对古代小说艺术作出了诸多杰出的贡献，其讽刺艺术更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从传奇性到现实性——小说进一步接近现实人生；二、从故事性到性格化——小说艺术发展到更高峰；三、从类型化到个性化——小说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四、从评述法到叙事法——小说形象更贴近读者；五、从累积型到独创性——小说创作主体性的空前加强；六、“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结构模式——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七、杰出的讽刺艺术成就。这里权且对小说最为成功、影响最大的讽刺艺术略谈一二。我国讽刺文学来源悠久，从先秦的诸子寓言开始，中国古代文学主要局限于封建皇权的政治讽喻；白话小说《西游记》的讽刺多以调侃出之；明末清初的部分世情小说，如《金瓶梅》和《醒世因缘传》讽刺只是其中附带使用的手法；《西游补》等神魔小说中的讽刺已经上升为主导风格，但主要是嬉笑怒骂，是喜剧的讽刺。明代拟话本和清初《聊斋志异》中都有讽刺科举的短篇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成功的讽刺作品。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吴敬梓以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生活体验和鲜明的爱憎，写出了《儒林外史》，“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它犹如一面照妖镜，讽刺和暴露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种种社会黑暗现象和实质。这是其他任何文学作品无法代替的。小说还讽刺了一大批所谓的达官贵人，名流绅士，揭露出他们污浊丑恶的灵魂。《儒林外史》对讽刺艺术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儒林群丑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以范进为例，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八股制度如何摧残了士人的心灵，造成他们人格的堕落，作者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儒林外史》的讽刺最显著的特点是从现实生活中来，叙述的往往都是“儒林”中的平常生活，发生的三两事而己。并没有设置多少精彩的矛盾冲突情节和悬念，却显示出非常强烈的讽刺力量。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这个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有原型，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迟衡山取材于樊南仲，庄征君取材于程绵庄等。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观的说明，使读者从客观事物本身得到启发。它所写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自然也是毫不注意的。但事情在小说描写的当时情境下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是可恶的。正因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所以虽在大庭广众之间，但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突然特别的写出来，就很动人，讽刺味更足。比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时，西湖的秀丽景色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而酒店里挂着的透味的羊肉，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等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仁宗皇帝的御书又使他马上磕头下拜。他见了游西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的八股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在这些看来似乎漫不经心的很平常的，近乎流水账似的描写里，马二先生思想的迂腐和精神的空虚，已相当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当然艺术的真实也需要适度合理的夸张，从而突出某些社会现象的荒谬，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前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都属这样的精彩例子，都因合理的夸张，而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作者的讽刺方式与程度还因对象差别而有所不同。如对汤知县、严氏兄弟等贪官劣绅是严厉地揭露与鞭挞；对善良而迂腐的马二先生既同情又讽刺；对鼓励女儿殉节，女儿死后又禁不住伤心落泪的王玉辉，则通过对其矛盾心情及其变化的真切细致描写，既展示人物性格复杂性，又将批判矛头直指吃人的封建礼教。对讽刺程度的把握还表现在随人物性格发展变化而有所改变上。作者开始时对范进、匡超人虽也讽刺，但主要是对其境遇表示同情。而这两人随着科举发达而变得虚伪、圆滑，描写也随之变为辛辣的讽刺。作者并非只展示笔下人物道德品质方面的原因，而是更致力于引导读者思索那些人物变化的原因。于是社会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弊端便显得更为突出，通过那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有格外深刻的意义。《儒林外史》里常带着“含泪的笑”这样以喜写悲的讽刺手法，在这个主导倾向下，作者将其讽刺艺术的天才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地，小说的主要讽刺艺术手法有：一、以对比映衬手法塑造人物，展示人物前后行为矛盾，强化了讽刺效果。《儒林外史》描写的主要对象是儒林文士，它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建构起一个中心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正反两类人物分居对称的两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迷信八股、笃信礼教的无智迂儒，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王玉辉等；装腔作势、厚颜无耻的无聊名士，如湖州莺脰湖高士，杭州西湖斗方诗人、南京莫愁湖“定梨园榜的名士”等；以权谋私、虚伪狡诈的无耻官绅，如南昌太守王惠、高要县知县汤奉、乡绅张静斋、严贡生等。对于这些人，作者不掩饰自己的憎恶，对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道德，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与讽刺。另一边是与上述三类人形象相对照的三种人：一是贤人，如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等；一是奇人，如杜少卿的形象带有离经叛道的色彩，又如“奇”女子沈琼枝、“市井四奇人”等；一是下层人，如开小香蜡店牛老儿与开小米店卜老爹，戏子鲍文卿和倪霜峰等，凡此种种，都表现出温润的人情美，包含着对淳朴淡远的生活意趣和朴实敦厚的道德品性的向往和追求。二、以白描手法和精彩的细节描写精心刻画人物行动，增强了讽刺魅力。如第六回严老大“省中乡试回来，见两套衣服．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两套衣服．二百两银子的心理细节描写，是因为此时严老大心中之所求不过如此，既然已心满志得，还求什么呢？而如果说此时严老大胸中已算定要白占二奶奶家产，不仅世上无此事，亦无此性情之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了讽刺对象也应是有毛病的正常人。又如严监生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这是小说中最为精彩的细节描写之一。辛辣的讽刺了严监生的吝啬性格和复杂心理，也成为小说史上的经典细节描写。三、借用人物自己言行之间的矛盾，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这是《儒林外史》经常运用的讽刺手法。如严贡生正在吹嘘自己“为了率真，在乡里之间，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时，小厮就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再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骂得狗血喷头；中举后就说他是“天上的星宿”，开口“贤婿”、闭口“老爷”，就活画出这个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作者冷静客观地描述人物言行，不动声色，让人物自我暴露，加强了讽刺力量。另外稍想一提的还有《儒林外史》的结构。《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实际上作品中并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上一回中的主要人物到了下一回就经常退居次要，甚至不再出现。这种组织情节的方式虽有利于较自由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但作品结构却也因此而显得松散。晚清大批出现的谴责小说都受其影响，采用了同样的结构。《儒林外史》，它的讽刺艺术可以说己上升到一种讽刺美学的境界：一种滑稽美与崇高美的融合。与那些将讽刺当作单纯的滑稽调笑而流于浅薄，流于低级趣味的作品有着本质的不同。总之《儒林外史》对古代小说艺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奠定了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后来晚清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作品中讽刺手法的运用显然是一种仿效，而且它们又明显地沿用了吴敬梓的诸多艺术手法和结构设置。

匡超人人物性格的形成、他的变质,一方面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其自身的因素.对"功名富贵"的追求是匡超人变质的首要内因.当尽孝与科举功名道路发生冲突时,匡超人选择的是后者利己原则,这是理解匡超人这个人物变质的关键,也是这个典型人物的总特征.过人的精力、智力和外"乖"内"韧"的性格是匡超人变质的又一重要内因.未发迹的他已初露势利之心.匡超人自身的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才形成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他的变质堕落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更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 ．“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文化是人的需求，也可以说掌握文化是人生的目的之一。围绕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行业，如教育、出版、影视、科研、体育、文艺等等，这些并不是社会的副业，而是和生产物质的工农业一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而“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联姻”，表面上看是对文化的重视，而实质上使文化成了依附“权力”的“奴婢”，使文化教育事业失去了自我繁衍的能力。久而久之，这些行业被认为是生产业的附属，好象成了社会的寄生物，同时文化人获得的物质利益也被看成是“恩赐”。如所谓的“毛”、“皮”论。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对文化的危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 今天，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大学的学术研究部门，都受到职称制度的困扰。这大概也是近几十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个原因。职称评定结果是由行政管理者最终作出决定，而他们在学术上未必是优秀者，甚至可能是外行评价内行。而且学术的门类多之又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是不可能的。同时当今任何科研都是大家共同协作而完成的，而“职称评定”使广大知识分子陷于“级别”的争夺上，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 教育的目的简单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和青少年道德水准，使社会平稳的发展；二是使青少年掌握谋生的重要工具。但“科举”将教育结果用来作为划分“级别”的工具，和“权力”紧密联姻，严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