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盛唐气象论文范文资料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他的成功曾经让当时许多人跌破眼镜，他登上九五之尊之意义，也令后人讨论不已。这位地方小混混，竟然在秦末大乱的天下中，与诸英雄豪杰争强斗胜。他打败了有史以来最为强悍勇猛的对手项羽，逼得项羽因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一个每战必败、攻无有克的软脚虾，凭什么打败蛟龙称王？处于弱势的可怜虫又是如何抬头挺胸变成大丈夫？这些问题实在引起我们的好奇：他是怎么变成“弱势大赢家”的？ 民国初年的一代奇人李宗吾，曾拈出“厚黑学”一词，并郑重介绍“厚黑学”代表人物“刘邦”。他认为刘邦的成功就在于他脸皮够厚心够黑，不只“厚黑”而且彻底，不像项羽似厚不厚要黑不黑，终究导致失败。 “脸厚心黑”或许是许多成功人物的写照，但却总缺乏那么点温柔敦厚的感觉。 历来批评家们总认为刘邦所以能够获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刘邦知人善任，宽宏大量，宁愿斗智而不斗力。这正是刘邦能够从风起云涌、诡橘多变的时代里脱颖而出的原因。知人善任，所以拥有优秀的将领和一流的幕僚人才，巩固了领导中心；宽宏大量，所以能够散发领袖魁力，使属下心说诚服；宁愿斗智而不斗力，所以能残存喘息，绝地逢生，培养实力。这就是刘邦能够变成“弱势大赢家”的理由。由于居于弱势，他乐于与众人分享，终成强者。而成为当代无人能敌的强者之后，由弱势转强势的刘邦却开始走下坡。过去，他尚在草莽时，可以率性坦诚以待人，登上王位后毕竟“高处不胜寒”，又畏惧后代子孙遭受功臣压迫，便开始有计划地铲除功臣，所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只是说明其“家天下”的私欲而已。任何可以影响“家天下”的因素，都得不留情面地拔除。 当刘邦与日后进行杀戮功臣的“大业”时，刘邦这个“大赢家”开始失去了他的筹码。 在刘邦去世之半年前，他曾衣锦还乡回到沛县，并唱了一首悲壮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风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风歌》的开头充满着雄心壮志，结尾却语调悲凉。人到晚年的刘邦，或许正后悔着杀害功臣名将的事情，为着大汉帝国的前途茫茫而不得不悲伤感慨。创业虽然维艰，守成却更是不易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刘邦迈向成功之路的关键，也可以检讨出刘邦走下坡的原因。检讨吕后掌权的“后刘邦时代”，从老子治术的方法，呈现另一个崭新开阔的视野。 刘邦登上帝位之后所做的“家天下”努力，也给予我们许多反思的空间。从企业经营的观点而言，刘邦所暴露的正是家族企业的危机。在争夺帝王之前的刘邦是开阔的、有创意的群体领导者，继登龙位宝座后，反而思路蔽塞、眼界窄化，一心只想建立家族企业。然而，家族企业是否能保有永续经营的优势？依历史、经验与实战综合观察，家族企业实是最危险的经营。对“家族企业”的经营之省思是不可忽略的一项重要部分 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五代伶官史传

刘邦是汉朝的

公元618年—907年）是由唐高祖李渊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它与汉朝同成为中华民族中兴的两个时代，并以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开创了中国的新纪元。 隋朝末年，当隋炀帝四处攘乱之际，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率大军进军关中，并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国，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李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高祖李渊登基后立即着手消灭其它各部反隋势力，先后击败上邽（天水）的薛举，薛仁杲；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等反对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次子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与自己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即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在其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史称“贞观之治”。 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驾崩。第九子李治即位，年号永徽，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依然执行唐太宗的“治国之道”，故唐永徽年间仍有贞观遗风。高宗于永徽六年（655年）立武则天为皇后。在此之后武则天开始临政。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逝，三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后为武则天废，另立四子李旦，庙号睿宗。天授元年九月，六十七岁的武则天宣告“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式称帝，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在位期间，将唐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曾亲撰《兆人本业记》农书，为唐代物质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但持政末期，她宠信佞臣，深为大臣不满;神龙元年，由宰相狄仁杰等发动的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改元神龙。从而结束了唯一女皇统治中国的历史。 中宗李显庸懦无能，致使皇后韦氏与安乐公主弄权，李旦之子李隆基击败了韦后集团而即皇帝位，改元开元，是为唐玄宗。玄宗是唐代继李世民之后又一位开明国君。开元年间，玄宗对政权做了重大调整：分全国为十五道，改革官制和兵制，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改革税制，兴修水利，使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至此，中国在世界同时代的国家中已成为鼎盛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唐朝前期（自建立至开元年间），出现了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几代开明君主。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承前启后促进了唐朝的发展。在政治上，唐朝沿袭了隋制，并逐步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代替前朝的“三师”和“三公”，加强了皇帝的统治力量。同时，更加完备了隋朝的科举制度，使它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另外，为了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合作，太宗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将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使土蕃与大唐关系进一步密切。此外，在我国历史上闻名遐尔的“丝绸之路”也成为当时中原对外发展的重要通道，对改善对外关系与相互间的经济交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没有内忧外患，唐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自贞观至开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唐朝前期的人文艺术更是发展迅速。诗、书、画各方面都有大量名家涌现。其中包括“初唐四杰”、“田园山水派”的代表王维（699-759年）；“边塞派”诗人岑参（715-770年）以及素有“诗仙”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李白（707-762年）等等。此外，还有今人熟知的“画圣”吴道子，李思训，大音乐家李龟年，都是盛唐气象的代表。 唐朝自太祖李渊建立以来一直蓬勃发展，到开元年间，唐朝已进入了全盛时代。但随着玄宗日益殆于政事，盛唐开始走向衰亡。公元742年，玄宗改元天宝，并先后任命李林甫、杨国忠为相；重用蕃将安禄山等人，兵权旁落，终于导致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叛乱，十五年攻占唐都长安。玄宗撤至四川成都，而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七月李亨到灵武之后，即位称帝，改元至德，尊玄宗为太上皇，是为肃宗。自天宝十四年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安史之乱"方为平息。前后历经七年零两个月，这次叛乱大大削弱了唐王朝的实力，并直接导致了后世的藩镇割据局面。 唐代后期，长年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在全国各地，蕃镇节度使掌有地方政权与大部分兵权，也大都成为世袭制，不受唐王朝的统治。故而，晚唐的政权主要以平息叛乱为主，而无暇顾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加之安史之乱的原因，使唐朝的国力每况愈下，一蹶不振。李唐王朝因此再未恢复往日的盛世景象。肃宗（756-762年在位）及其之后的代宗（762-780年在位）、德宗（780-805年）等皆昏庸无能，宠信奸臣，疏远贤良，致使唐帝国的统治更加恶化，吐蕃、回鹘等外族不断对唐帝国构成威胁，此时的唐王朝内忧外患重重。公元八零六年，宪宗（806-821年在位）刘纯即位，在朝臣的帮助下，夺回了由藩镇割据的淮西等地，暂时使唐朝恢复统一。但宪宗自认有功，专断独行，宠信宦官，最终为宦官所害；之后，宦官的地位甚至与皇帝不相上下，成为了唐帝国的真正掌权者。 唐宪宗死于公元八二八年二月，次年，穆宗即位。自穆宗后，唐皇多信服食长生药，在以后的十代皇帝中，仅因服食丹药而死的就有三人，更加速了李唐王朝的灭亡速度。直至公元八七四年，黄巢、王仙芝等人起兵反对唐朝，其中有些坚持了十数年之久，沉重的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自此，唐朝被封锁在一个以长安为中心的小圈子里，唐帝国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公元九零七年，曾为黄巢部下后归降唐朝的梁王朱全忠，逼迫唐哀帝退位，自己代唐称帝，建立了梁王朝，至此李唐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分裂时期——五代十国。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的现实。 唐朝历二十二代，前后共二百八十九年，其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荣。在此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气象。从而，使中国的世界地位显赫一时。一直到现在，一些国外的某些地方仍然称中国为唐山，称华人为唐人。唐玄宗后期出现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逐渐没落。在中晚唐时代，皇帝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无实权，致使藩镇割据局面形成。最后，各方纷纷脱离唐王朝的统治而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

这两个整合下就有了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写到“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器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可以说“关中本位政策”是北周、隋、唐的国本，而关陇士族集团则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从周、隋到初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关陇士族集团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唐朝初期，此集团力量以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这一武力才智混一的精英集团励精图治开创一代贞观治世，将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后来武则天当权，开始有意识的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严厉打击关陇士族集团，加之其自身衰腐，关陇士族集团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至玄宗朝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的工事宣告完成”至此“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殆尽，关陇士族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唐朝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上的力量强大起来，唐室也从此衰落。 武氏本不在关陇士族集团之内，而在她立后问题上自然会受到关陇士族集团的极力阻挠，但在借助长期受压抑的寒门庶族势力和处于附属地位的山东豪杰集团军事力量（以李(世)绩为代表）的支持下，再加之高宗的懦弱，终于艰难的登上了后位。这就成为了她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因此关陇士族集团则必然受到打击。这既是武则天的政治目的，及其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长期处于附属地位的关东、江左文武势力晋升的需要。 武周代唐后，她更欲“尽诛李唐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经过酷吏们的屠杀清洗，以李唐宗室为首的关陇士族集团元气大伤，寒门庶族势力迅速增强。“武后之立和王皇后——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标志着一个多世纪来关陇集团把持中央政权局面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经历了八百年后残余的门阀色彩政治最终结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