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魏晋毕业论文

现代文学从诞生到现在,与现代媒介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共同成长的态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 传统 文化 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 散文 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 国画 、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 对联 、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 典故 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 随笔 》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1]骆素青,刘义婧,赵秀忠.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J].中国宗教.2011(07).

[2]翟文铖,杨新刚.“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10(01).

[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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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曹丕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探因论文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文学思想乐府 论文摘要：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曹氏父子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提出了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应持有的正确态度。他认为作家专才多，通才少。他论述了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在的作用，并对当时的文体进行了总结。 东汉末年，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活跃，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核心。曹丕擅长作乐府诗歌，所作《燕歌行》2首在七言诗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安后期，陈琳、王粲等文人为曹操所网罗，曹丕、曹植兄弟与之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曹丕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典论·论文》中。 一、乐府情结 曹丕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对当时的“汉乐”进行了大量改制，对此，《宋书》记载：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日《正世乐》，《嘉至乐》日《迎灵乐》《武德乐》日《武颂乐》，《昭容乐》日《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日《武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这则文献不仅记载了曹丕诏令改制“汉乐”的具体内容而且对王粲奉命作“哥诗”(登哥)的情况也进行了披露。在东汉建安与曹魏黄初时期，文人创作乐府诗是有条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时所接触之乐皆为朝庭之乐的便利条件，为曹丕创作乐府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与可靠的保证。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于相府与宫室，终日投壶燕射，如云的乐工歌女，构成了其创作乐府诗的一架温床。 曹丕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录了22首。对于这位皇帝文学家，史书虽然记载了其“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的天资聪敏，但他从小却是以贵公子的身份周旋于声色犬马之中的，并于18岁时娶甄氏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邺都的安乐窝里生活。这时的曹丕，于游乐宴游、倚翠偎红、斗鸡走马而言，几乎是无所不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诗赋等作品，主要述写的就是这种贵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两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诗与赋这两类文学样式，虽然均可对声色酒乐的享受生活作如实记录，但却不能配乐以唱，于是，属于韵文学范畴的乐府诗就自然成为了曹丕的首选。曹丕热衷于乐府诗的创作，不是因为乐府诗的繁荣与发展，而是因其享乐生活的需要。 二、“文气说” 曹丕论作者时，有一显著特点即“以气”论文。例如，他称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又评王粲“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典论·论文》又总论文与气的关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文气说”，就是从《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开始的。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写道：“文气说的提出，从理论上标志着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转向了着眼于文学的内部规律、着眼于文学的特质。文气说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时代的开始。”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提出“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曹丕论作家的“气”，主要指作者的个性气质而言。他认为，个性气质来自自然禀赋，“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认为，自然禀赋的不同气质，可以分为清与浊两大类。“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全晋文》卷五十四》)。清浊之分，是指气质之优劣，并不是指气质情性的不同特点。作家的气，主要是指气质情性，这正反映了经学束缚解除之后，处于变动不居中的思想领域普遍重视自我的倾向。重视体气、重视个性、重视感情气质等，都是重视自我的表现。气，在作者为气质情性，反映到文章中来，就是指一种表现出个性特征的感情气势、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来的生命力。“文以气为主”，就是以感情气势、感情力量为主。不过，这种感情气势、感情力量由于作者气质情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格调、不同的个性特征罢了。 《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用“气”评论作家与汉末三国时期以“气”称述人的气质、才能的风气有关，兹举数例以说明之：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后汉书·申屠蟠传》载蔡邕语) (魏元丕)禀乾气之纯懿。(佚名《凉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干)含元休之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论>序》) 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曾丕《周成汉昭论》) (孙究)气志体懿。(孙权《诏孙虑假节开府治半州》) 以上诸例所谓玄妙之气、纯懿之气、精明之气、休气、 休懿之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怀沉勇之气。(嵇康《明胆论》) (毋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张既《表毋丘兴》) (龚德绪、王义疆)志壮气刚。(杨戏《季汉辅臣赞》) (徐邈)才博气猛。(《三国志·魏书·徐邈传》) 以上诸例所谓沉勇之气、忠烈之气、坚刚之气、猛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坚定果敢的品质、性格。这些材料说明在汉末三国时代，用“气”来解释人的品格、气质、才能、生理等已经相当普遍了。在曹丕所处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气”来品评人物、说明与文有关的乐和言辞。正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身。…‘乐气”、“气盛”都是以气言乐。郑玄还认为，不同的乐歌便有不同的气，它们各自适合于不同性质的听者。《乐记》载：“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日：‘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郑注：“声歌各宜，气顺性也。”东汉边让《章华台赋》有“音气发于丝竹之”之语。曹丕也曾用“清气”一语称赞乐声、歌声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长笛吐清气。”又云：“有美一人……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曹植《赠丁仪》：“秦筝发西声。…‘气”兼指秦地人民之“声”和乐声之“气”。之所以以“气”言乐，大约是因为乐与律的关系极为密切。奏乐须用律管调整音声，使之和谐。而古人认为十二律与天地阴阳之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古代诗、歌、舞往往合为一体，因此所谓“乐气”，就是诗、乐、舞三者的统一。 以“气”形容言辞的如《三国志·吴书·张雇诸葛步传》载，周昭称张承“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謇謇，罔不惟忠”，又称张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同书《藏洪传》说藏洪盟誓“辞气慷慨，涕泣横下”。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壮厉”、“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辞给听者留下的一种总的印象，这印象是由所说的内容和说话人的语气、态度等共同造成的。与“辞气”相近的还有“声气”一语。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称张衡“气声气芬芳”，是指其谈吐优雅。孔融称祢衡“飞辩聘辞，溢气忿涌”，是说谈论时滔滔不绝，应对不穷，有才智横溢、所向无敌之气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之下，曹丕又进而以“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且以“气”评论作家。人们用“气”评论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宽泛，是对人的一种总体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说的“气”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某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十分接近，是指一个作家由于体气和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风格特色。 三、“通才”论 《典论·论文》对于作家的评价日：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文章的体裁不一样，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要求，除了“通才”，一般作者各有其擅长与不擅长之处。而他们总是以己之所长，轻视人之所短。曹丕在论某个作家时，也常指出他们的优缺点及他们各自所擅长的文体。这种批评方法，与东汉以来盛行的人物品藻有相似的地方。应璩《百一诗》说“人材不能备，各有偏短长”，就是这种理论的内容之一。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刘邵撰《人物志》也反复强调此点，他系统深入地研讨人物的才性的鉴别使用，在《九徵》篇中，他广泛地分析了各种性格的长处和短处，如：“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等。他将此种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指出：“材能既殊，任政亦异。”人君的责任便是适当地使用那些偏材。曹操屡下取士无废偏短之令，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正是当时那种人才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典论·论文_》、《与吴质书》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则可以看作是此种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反映。曹丕曾写过《士品》一书，就充分说明了他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之影响，并且把这种品评的风气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他对于当时人才偏至的现象十分明了。所以他说：“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他反对在文学批评上“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态度。 四、文体论 《典论·论文》在论及文体时是这样说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自东汉以来，各种文体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中奏议之类公文的写作，是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而日益发达的。东汉时期还曾把考试章奏作为选举官吏的一项内容。安帝时胡广举孝廉至洛阳，试以章奏，为天下第一。应劭曾撰《汉朝议驳》三十卷，陈寿撰有《汉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见《隋书·经籍志》)，是有汉一代奏议的结集。曹丕认为此类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的公文，其语言风格应该典雅。 东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两种风气。一是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的风气，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互相影响。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崔寰《政论)、应劭《风俗通》、哿晚《申鉴》、徐干《中论》、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等都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东汉末年以来的文人好辩论的风气，也深深影响了建安文人，当时，为表现自己的才能，文人们往往一见面就滔滔不绝，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谈论，如曹植有四言诗云：“高谈虚论，问彼道原。”(曹植《四言诗》)便反映了这一时期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子们写作书论的风气也很是盛行，曹丕认为“书论宜理”就是针对这一种风气而提出来的，这是对当时人们对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刘劭的《人物志·材理》将当时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加以归纳，对于论者的性格差异进行了分析，他说：“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又说：“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刘劭这些话指出论辩当以理为主，不应仅以言辞求胜，不然就会枝蔓诡异，虽然主要是针对谈论而说的，但与写作书论的道理是相通的，曹丕提出“书论宜理”之主张，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启发。 碑诔之作至东汉大盛，当时出现了擅长作碑文的大家蔡邕。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蔡邕就曾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许多碑铭都是称颂死者的溢美之辞，这种风气与送葬的奢靡陋习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据《宋书·礼志》记载，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铭诔尚实”之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含有憎恶碑铭失实之意。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求华辞的风格。 自东汉后期以来，人们作五言诗的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相对于《诗经》较为质朴的风格而言，当时五言诗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逐步趋于讲究词藻，追求华丽。曹丕、曹植的创作就体现了这一风尚。《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人的看法。 五、文章的价值和作用论 《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把各种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种应用性文章，如诏、策、章、表、奏、议等文体使用都非常频繁。盟誓为外交场合使用；檄文系战争时期所用；赋、颂用以褒赞功德，赋还可用于讽谏；某些重要人物逝世，文人们竞相作诔，甚至“连珠”之类杂文体，也经常被使用。每当封禅的时候，文人们也是竞相创作诗赋，这充分说明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难怪曹丕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 从文章创作对个人的作用来说，它又是“不朽之盛事”。除《典论·论文》所引相关文字之外，《与王朗书》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他编撰自己的《典论》和诗赋，并且抄写赠与孙权、张昭。春秋时即有立言不朽之说。自扬雄以后，著书以求不朽的风气相当普遍，只不过大多数是那些地位不高，政治上不甚得意的文士，藉著书以求不朽。曹丕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为了表现自己的文才，也欲通过著书以求不朽，这是相当可贵的。他创作了表现真情实感的赋作如《离居》、《感离》、《永思》、《出妇》、《悼夭》、《寡妇》、《感物》、《哀己》，咏物者如《弹棋》、《迷迭》、《玛瑙勒》、《车渠》、《槐》、《柳》、《茑》，共占一半以上，另有一些叙行旅或者赋登临的赋大多属于抒情小赋，较少政治意义，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心中的真实情感，写自己日常生活和情感。 综上所述，曹丕在建安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他重视乐府诗歌的创作，他在乐府诗中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这与他的宫庭生活有关。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他关注社会民生，写出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他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思想观点，如“文气说”的提出和对文章作用的高度评价，表现出他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和独特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你这题目也太宽了啊 你论文叫什么呀 是文学还是语言啊

文学自魏晋南北朝逐渐由自发向自觉状态转化之后，在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文学研究在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却一直处于文化秩序的边缘，直到晚清才逐渐走上自立之路。文学研究走向自立并非是从文学观念开始，而是从形式层面开始被纳入转型期文化秩序的。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文学虽然显示了从经学和理学等庞大秩序中脱离出来的迹象，但是在“文以载道”的思想与科举制结合产生的合力压制下——即使在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后，在“癸卯学制”中仍然还是以学生的学习等级来确定其出身等级，可见文学观念不可能纯化，其核心理念仍然由经史及诸子理学承载。但是在形式层面上，经过洋务、维新与传统文化三种思想的激烈碰撞，不得不在语言文学教育体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外在表征等方面采取新的形式而被纳入新的秩序之中。 清季民初的历史文化虽然出现裂变和转型，但文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经史及诸子理学的变体，承载着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保持“中学”之本源的重要方式；但同时它又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引入了西学模式和现代学科体制，意外地出现在新的文化秩序之中。两者虽然是矛盾的，但正是在这种裂变的历史机遇中，文学才得以正本清源，逐渐摆脱经史及诸子理学秩序而在新的文化秩序中逐渐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以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为代表的近现代语言文学教育，以及在这种教育体制中逐渐完善的文学学制，无疑是文学形成现代形态和文学研究走向自立的重要动力机制。 陈国球先生在考察了晚清关于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三大章程——1898年梁启超起草的《奏议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张百熙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3年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回顾了文学如何一步步地成为一个重要学科的过程之后，认为文学“无论从语言、文字，以至其表达模式，都与文化传统关系密切，抱着‘存古’思想的张之洞，反而刻意要在西潮主导的现代学制中留下传统的薪火。在这个情势之下，‘文学’的内涵虽还是褊狭的‘词章之学’，但其学术位格已有相当现代化的规划。接下来的变革，就是‘美感’、‘虚构’等西来观念对‘文学’定义的改造，这又有待继起的文化政治的推移了。”1其评价颇为精当，文学立科确由三大章程肇始，文学观念也是在西来观念和文化政治的合力下改造的，但文学立科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的京师同文馆和晚清书院教育已经开始接受西化教育模式和西来观念并逐渐形成了新文化政治的雏形，对文学进入现代性的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 篇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内地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的字句，是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的，在法文本中是没有的，按照国际惯例应该是无效的，但后来侵略者强横坚持得以实行。此事对签订条约的钦差大臣奕欣刺激颇大，1861年奕欣上书奏请章程六条，其中第五条即为：“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也。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2奕欣的这举动虽出朝政和外交的需要，但其主张却得到洋务派的大力支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冯桂芬、郭崇焘等人也都为兴办洋务而身体力行，纷纷为开设京师同文馆献计献策，客观上也为近现代西方语言文字及文学教育提供了官方支持。 1862年奕欣等在《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正式提出具体章程，主要设立天文和算学，并遵照乾隆22年（1757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模式来设立同文馆，“俄罗斯文馆”虽以学习俄语为主，但在科举制中仍然担当了选拔官吏的角色，“五年由本馆考试一次，考取一等者授八品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者留学读书”3。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为三品官衔，法文教习华必乐为四品官衔，化学教习毕利干为四品官衔。同文馆的学生则按照学习程度来定其出身或官阶。奕劻也在《遴选学生派充同文馆攥修官片》（1886年）和《遴选学生充当翻译官片》（1888年）中规定了学生的出路，而且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随使出洋。 在此期间，虽然有以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上奏朝廷认为同文馆只是学习西方技艺之末，有碍学习中国圣道，“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应该奉夷人为师，但同治皇帝却下旨认为设立京师同文馆“不过借西法以引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4。由此确立了京师同文馆的合法地位，自1862年开办英文馆，1863年设立法文馆和俄文馆，1867年添设算学馆，1872年设立德文馆，1896年增设日文馆，直到1900年在八国联军的战火中焚毁而停办，最后于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它在整个晚清教育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而且对科举制和传统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正如丁韪良所言：“有希望革新这古老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新教育潮流之所以日臻蓬勃，来源虽多，但其最初的源泉却是五十年前在北京设立的一个研究外国语文的小学校——同文馆。”5新教育是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开始的，而一国语言文字的根本载体在于文学，因此京师同文馆及后来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无疑是对外国语言文学的传播奠定了最初的语言基础。 如果说同文馆的设立促进了近现代外国语言文字及文学的传播，那么各地纷纷开办的各式书院，则在承续经史文化及理学传统的同时，为中国语言文学的自立蓄积了力量。1873年创立的陕西味经书院分为道学、史学、经济、政治、训诂等五类，并规定了其详细的教学规程：“《易经》、‘四书’，儒先性命之书，为道学类，须兼设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书经》、《春秋》、历代正史、通鉴纲目、九朝东华录等书，为史学类，须兼设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三礼》、《通志》、《通典》、《通考》、续《三通》、皇朝《三通》、及一切掌故之书，为经济类，须兼职设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以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诗经》、《尔雅》、《十三经注疏》及《说文》，先儒考据之书，为训诂类，须兼设外洋语言文字之学已经历算，须融中西。”6诸如《诗经》之类的文学作品被纳入训诂类，文学虽然被提到，但其地位相当边缘，还是着重于语言文字及经史方面。1876年创立的上海求志书院，学习科目分为经学、史学、掌故之学、算学、舆地之学、词章之学等六科，词章之学已经作为独立之学单列一科，“试之经义以验其根柢，史论以占见其识蕴，策问以究其才略，韵语以观其文采”7，虽然词章之学未必与文学的本义完全相同，但是其转变预示着文学已经向学术中心转移。1889年张之洞在创立广雅书院时指出：“讲求经史、身心、希贤、用世之学，名曰广雅书院”8，设立书院的课程及规程为：“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其大旨总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规。”9，并设分校（副校长）四人，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门分别讲授，此处文学大约仍然是指词章之学。1890年他又在湖北创立两湖书院，其课程则分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虽然此时现代的文学观念尚未最终形成，文学的涵义也是相当宽泛，但文学的地位在形式上已经开始得到了确认，这是文学自立迈出的第一步。 在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前，1897年在严复等人的帮助之下由张元济主持设立的通艺学堂是一个特例，对文学的理解独树一帜。张元济阐述其宗旨为：“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欧美励学，新理日出，未知未能，取资宜博，故此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其课程设置为“文学门”和“艺术门”10： 文学门：舆地志 泰西近史 名学（即辩学） 计学（即理财学） 公法学 理学（即哲学） 政学（西名波立特） 教化学（西名伊特斯） 人种论 艺术门：算学 几何（即形学） 代数 三角术（平弧并课） 化学 格物学（水火电光音重在内） 天学（历象在内） 地学（即地质学） 人身学 制造学（汽机铁轨在内） 从上面所设立的科目可以看出，文学门实质上就是人文社会学科，艺术门则是学习西方技艺，张元济也规定：“长于记诵者，于文学为宜；长于思索者，于艺术自易。”11这种文学观念来源于西方的文科，与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修身养性等相关的科目都包含在内，其目的只是为了博学从政。而张元济、严复等人都试图以西学挽救国运，张元济后来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社会通诠》、《群学肄言》、《法意》，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和日本黑田茂次郎撰写的《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等等，胡适对两人作了中肯的评价“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了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并且认为严复所译的书原来的文本就有文学的价值，而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上也应该占有很高的地位，而林纾更是开辟了一块新的文学领地，“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12由此可见，虽然张元济、严复和林纾等人的主观目的只是从人文社会学科上启发民智以图国家复兴，但在客观上却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意外地崛起，逐渐涵盖并独占了“文学门”。 下 篇 1896年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奏请朝廷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并在京师设立大学堂，随后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规定了京师大学堂宗旨：“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13并认为学问应当分天文、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十科，而此处所指称的“文学”只不过是各国语言文字，虽然在宗旨中似乎赋予了“文学”一种“中学为体”的文化使命，而实质上此十科都是指西学，“中学”的经史子集和理学传统在他看来已经是一种至上且十分成熟的学问。李端棻和孙家鼐的奏请直到1898年在百日维新中才得到确认，并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议定之下成为具体章程。1898年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上《奏议京师大学堂折》，章程随此折子呈上御览并得到认可。 《京师大学堂章程》首先确定了晚清以来被尊为国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力矫流弊，标举两义：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14而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新变法、经世致用和增强国力以图复兴，在这种形势之下，被称为“无用之用”的文学自然得不到重视，正如陈国球先生指出的“处于当时情势，传统学术追求‘经世致用’，有需要借用西学来开展；传统学问需要经历整编选汰，重新排列一个足以配合‘西学’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谓‘文学’，或者梁启超早年所以自矜的‘词章’，就要外放边陲了”15。梁启超所谈的“词章”应该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文学”，但他又认为“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通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语，亦附此门”16，把文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与西方各国语言文字同等对待，而不能溺志于文学之中。《京师大学堂规条》中也规定：“记诵词章不足为学，恭行实践乃谓之学，五经四子书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万古而常新，又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离。学者果能切实敦行，国家何患无人才，何患不治平，虽胜残去杀皆可做得到，岂仅富强云尔哉！学人能贯通群经固好，否则专治一经，余经但随时涉猎，通其大意亦可。”17可见文学之所以能单列学科，是在于其能在语言文字和其他学科中“恭行实践”，能贯通古今、说理论事，甚至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亦应切实敦行，求其致用之效。 梁启超还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依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学制制定了“学堂功课例”18： 西国学堂所读之书皆分两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今略依泰西戏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列表如下： 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逐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为溥通学；其应读之书，皆由上海编译局攥成功课书，按日分课。无论何种学生，三年之内必须将本局所攥之书，全数卒业，始得领学成文凭。惟体操学不在功课书之内。 英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一，法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二，俄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三，德国语言文字学第十四，日本语言文字学第十五，以上语言文字学五种；凡学生每人自认一种，与溥通学同时学习，其功课书息各该国原本。 专门学则列算学、格致、政治（法律）、地理（测绘）、农学、矿学、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医学）等十门，在溥通学毕业之后每人选修一到两门。从表面上看，此处的溥通学类似当前理工科中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学语文、大学体育、大学英语等公共课程，而“文学”如同大学语文一样，只是训练语言文字的运用、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提高审美趣味和道德修养，“文学”虽排名第九，却与体育学一样没有被当作一门学问。而实质并非如此，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的时候，所学科目就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四种，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19梁启超所学之四科几乎与溥通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同，而且溥通学须在三年之内学完才可以毕业并领取学成文凭，而专门学只是在毕业之后再选取一到两门学习，对学习程度也并无严格要求，可见梁启超虽然为了维新而开设十门西方致用之学，但是在文化情感和思想根柢上仍然认为溥通学才是根本学问。但是梁启超一方面批评学堂对溥通学的轻视，“夫此四五年之间，于中国之学，既已循例若赘，阁束一切，则其所诵经书，只能谓之认字，其所课策论，只能谓之习文法，而绝不能谓之中学”20，认为学堂对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文学等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为了维新变法而在专门学中舍弃这类学问，而只保留致用之学。这种矛盾实质也反映了文学的自立及学科建制并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变过程，是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存在矛盾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语言文学教育必须以致用为先，因此就不得不以牺牲经史及诸子文学为代价。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京师大学堂的筹划被保留了下来，这说明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因为维新变法的失败而全面停止，相反在致用之学的设置上更是加大了力度，“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21，而对经史及诸子文学等“为体”之中学却意外地被降之次位。深得慈禧重用的孙家鼐在1899年《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也提到“查原奏普通学凡十门，按日分课。然门类太多，中才以下断难兼顾。拟每门各立子目，仿专经之例，多寡听人自认。至理学可并入经学为一门。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子书有关政治经学者附入专门，听其择读。”22他虽然以门类太多而断难兼顾为由削减普通学，但在奏折的“多寡听人自认”、“诸子文学不必专立一门”、“听其择读”等语可见其真实用意在于兴致用之学以图国家强盛，尤其是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及多次战争失败的教训之下，晚清政府更是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的迫切性，在内忧（维新变法及天平天国）外患（列强侵略）的紧急关头不得不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学科体制以图尽快笼络致用之才缓解国家的燃眉之急。文学学科在这种历史时刻自然是被极度地边缘化了，直到慈禧在1901年宣布变法之后，在张百熙和张之洞的主持之下才制定出相对完备的新学制，文学才得以重新定位。 1902年张百熙以管学大臣的身份受命制定新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而“所有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务部，着即归入大学堂。一并责成张百熙管理”23，从此京师同文馆完成了向京师大学堂的转变，而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拟定并由朝廷以“钦定”名义颁行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则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现代学制的建立，此学制亦称为“壬寅学制”。但此学制很快招至各方批评，随后张百熙又奏请与张之洞、荣庆一起主持章程的修订工作，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制定出《奏定大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此学制沿用至1911年清朝结束。 “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24，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25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 文学在知识谱系学中位置的最终确认并得到具体实践，则是在“癸卯学制”中。张百熙和张之洞为了重订学堂章程，再次上折阐述立学宗旨：“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6可见他们既想引进西方教育体制，而又希望保存传统文化精神的思路，因此在分科上显示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癸卯学制”中大学堂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科。作为首科的经学科又分为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和理学等十一门，经学从“壬寅学制”从属于文学大科而转至单独设立一科，且分为十一门来学习，理学也附在经学科之中，可见经学已经被提高到至上的位置，体现了晚清在最后几年对“中学为体”的重视程度之深。政治科仅分为政治和法律两门。而文学科分为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等九门27。文学科从“壬寅学制”中宽泛的大文学观中独立出来，去掉了经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除了地理学稍嫌突兀之外，“癸卯学制”中的“文学”应该主要是指各国语言文字、各国文学和各国历史，而这种安排实质上是从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及文法的学习到由文字构成的经典文学的学习，最后扩大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国文学门的科目为：一是主课，分为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七科；二是辅助课，包括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及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国记事本末、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等九科。28其辅助课主要是了解中国的“国学”和西方科学文化史；从主课看来，说文学和音韵学是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科，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则主要是中国古代作家作品选读，虽然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的课时数较多29，但只是因为周秦至今文章名家浩如烟海，而对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和古人论文要言。 一，文学研究法制订了“研究文学之要义”41条30： 一，古文蒥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 二，古今音韵之变迁 三，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 四，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 五，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 六，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 七，群经文体 八，周秦传记、杂史文体 九，周秦诸子文体 十，史、汉、三国四史文体 十一，诸史文体 十二，汉魏文体 十三，南北朝至隋文体 十四，唐宋至今文体 十五，骈散古合今分之渐 十六，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 十七，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 十八，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别 十九，骈、散各体文之名义施用 二0，古今名家论文之不同 二一，读专集、读总集不可偏废之故 二二，辞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皆与古文不同之处 二三，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谱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皆文章家所需用 二四，东文文法 二五，泰西各国文法 二六，西人专门之学皆有专门之文字，与汉艺术志学出于官同意 二七，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 二八，文学与国家之关系 二九，文学与地理之关系 三0，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 三一，文学与外交之关系 三二，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通汉学者笔述较易） 三三，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 三四，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如隋胜陈、唐胜隋、北宋胜晚唐、元初胜宋末之类，宜多读盛世之文以正体格） 三五，有德与无德之文有别（忠厚正直者为有德，宜多读有德之文以养德性） 三六，有实与无实之别（经济有效者为有实，宜多读有实之文以增才识） 三七，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有别（根柢经史、博识多闻者为有学，宜多读有学之文以厚气力） 三八，文章险怪者、纤佻者、虚诞者、狂放者、驳杂者，皆有妨世运人心之故 三九，文章习为空疏，必致人才不振之害 四0，六朝南宋溺于好文之害 四一，翻译外国书籍函牍文字中文不深之害 以上第一至第六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主要注重于文字和词章，包括字体演变、音韵、训诂和词章、文章、作文之法。第七至第二三共十七条，主要就文体问题展开，按照古文名家姚鼐、曾巩、归有光、谢枋、王三省等人所论，古文一般分为骈体和散体两种体式，而按照体制可分为论说、箴铭、颂赞、辞赋、序跋、赠序、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状、碑志、叙记、典志、杂记等类，按照性质可分为论理、叙事、抒情、写景、历史、哲学、艺术、实用等类，还可按照作法、时代等标准分类，而此处所定的文体则是综合上述多种，如十二、十三、十四按照时代分类，十五、十六、十九按照骈散体式分类，二二按照体制分类，二三按照性质分类，其他分类标准比较杂，而在主要课程设置中的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相对应。第二四至第二

题目 李清照诗词中的豪情与柔情 中文摘要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作品记录着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认为李清照的词风婉约兼豪情,一追求爱情 体现女人真挚缠绵的柔情 ；二南渡及丧夫之痛，孤苦飘零的切身感受反映出国恨家仇的悲痛。关键词： 柔情 豪情在中国历史上李清照是个奇迹，她以一部《漱玉词》跻身于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对于李清照的艺术才华，词的艺术风格和卓越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词分为两种：一种是婉约，一种是豪放。我读诗词喜欢先了解作者，有人写东西追求华丽的词句，比之我更喜欢那些不拘形式、表达内心思想、情溢语出的诗人。李清照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情诗人,诗词中有女人特有的柔情与豪情。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山东人,嫁于官宦之家。在这一个安逸舒适的环境下生活的李清照闺中少女和初为人妇，是李清照一生中最幸福的生活阶段。此段时期李清照的词风大多向往追求美好爱情和婚后幸福生活的。“靖康之难”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文人的命运。此时的李清照也经历了国破、家亡、丧夫的命运,词风也为之一变，多为抑郁低沉的。一 少女时期，聪明活泼向往爱情李清照父亲乃北宋“后四学士”之一，母亲也善长诗文。在这一个环境长大的李清照，从小就表现出对诗词极大的兴趣，还是攀坐在父亲膝头的年龄的她，上百首古诗就已能琅琅上口，到了少女时期，闲来没事吟诗作画，与好朋友把酒欢歌。与人共享欢乐，像是说与别人听，也为自己以后再度品位，便用笔记下了这闲逸的趣事：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是情浓时，唱出的一首欢快之歌，卧舟河塘，畅饮溪边凉亭，后醉迷归路,情景交融。隐约听到在这首词里，李清照那爽朗的笑声，飘荡了千年。什么有趣的事，这么好笑呢？听她在回忆：在溪边凉亭里与人饮酒，一直到傍晚，迷迷的醉了，是酒醉人？还是景醉人？还是人自醉？可笑到最后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既然找不到路，那一定是走错了路。果然是，兴尽时已经很晚了，于是乘船归去。但因荷花开的正弄，越走越深，迷了出路。赶紧划船抢渡，不料早已栖息的鸥鹭，被划船声惊醒，叫着飞起一片。每读到此处，似乎总能听到她对鸥鹭抱歉的笑。李清照那活泼的天性跃然纸上。不过试想在那个年代的女人是被封建社会的礼数束缚的，像李清照那样大家闺秀的千金，竟然能泛舟于外，兴尽才归，而且还与人把酒欢歌。可见李清照对当时社会无言的抗拒，对追求自由的向往。（一）追求爱情 展示女人独有的丰富细腻的柔情在那个封建社会中，女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心理和行为深受压抑，他们都不敢展示自己的生命追求。但李清照却描写了对爱情的憧憬：“和羞走，依们回首，却把青梅嗅。”［1］《点绛唇》）她写爱情矜持羞涩：“锈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相思，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2］《浣溪纱》她写伉俪小别的相思离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确上心头。”［3］（《一剪梅》）这些词,慢怀至情,自然率真,体现出女性纯真细腻的灵光。通过咏花来赞美自我形象和人格精神 纵观李清照的所有咏花词可以发现，她吟颂最多的是梅花、银杏、桂花、和菊花，委婉含蓄的表达出女人感情的细腻。 中国人历来喜欢傲霜斗雪、凌寒怒放的梅花，称它为“花魁”，名在“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之列。绝俗的精神气质，李清照不仅突出它们与众不同的颜色、姿态，更注重挖掘它们的精神意蕴。桂花正是因为具有平和淡泊，隐迹留香的精神气质，赢得了李清照的青睐，不仅如此，李清照还在它身上看到了魏晋名士的风流气度。梅更是词人最爱《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满庭·小阁藏春》等都是泳梅杰作。“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满庭芳》）梅花这种淡雅高洁、冷峻清幽的风韵正是词人芳洁自爱的精神品质。在这些作品中，李清照以花自喻，表现出她对超俗逸尘、高洁自恃、孤芳自赏的人格追求，使其突破了一般闺阁女子的卑弱性格具有了名人雅士的千古风流。李清照的词在某程度上就是她自己的心路历程的记录，对自我形象的描写是其重要的内容，更多时侯是通过咏花委婉含蓄的表达出来的。“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娇娆艳态，妒风笑月，长歹带东君。”这首《庆清朝慢》通过对菊花的颜色、形态、和品质的赞美，来表现词人对自我超群绝伦的芳姿的欣赏。在《减字木兰花》中更可以看出词人对自己美好面貌的赞美，“卖花担上。买的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狠”。这是多么美丽的花啊！含苞待放。词的下句却又写出“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原来写花是为了烘托，突出自己的容颜之美，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容貌有充分的自信，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容貌充满珍爱，谁敢让郎“比并看”呢？二 初为人妇，袒露自己爱情体验和真挚缠绵的柔情李清照的婚姻在古代是少有的幸福婚姻,甚至可以用有情人终成眷属来概括。不过她的爱情有很大的局限性，她只爱她的丈夫，而没有像现当代的女性主义者一样超越一切去爱。然而，在李清照这里已经足够了。女词人毕竟是从小生长在诗书礼仪的氛围中，又嫁与高官显贵之家。（一）、与夫谈诗鉴石 李清照的丈夫曾做了一个梦，梦中说：“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⑦他的父亲认为他要娶词女为妇。婚后二人果然情深意切，志趣相投，作诗、斗茶、猜书的生活细节，传为一时佳话。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中描写了那段幸福生活：“李清照说自己记性强，每当饭后，坐在书房归来堂，泡上茶，指这图书史料说：，某件事记在某一本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以说的对错决胜负，胜了先饮茶。每当说对了就举杯大笑，以至与茶水倾倒在怀中里。有时夫妻俩也谈论诗文。赵明诚说道：“我就喜欢你那些‘惊起一滩鸥鸳’，‘夹衫乍著心情好’，‘梨花犹谢恐难禁’一类句子。这样的夫妻生活估计连现代人都要羡慕了。赵明诚特别喜欢金石，在攻读经史之外，对于彝器、书帖、字画，每件都刻意搜求。婚后李清照对于金石学也有了浓厚的兴趣，帮助丈夫考证、鉴别。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愈来愈深，赵明诚在大学读书，每月才请假回来两次，尽管同在一个城中，李清照仍觉得如隔千里，半月一次的相逢，也当做一年一度的七夕。这天是上元佳节，正好也是赵明诚回家的日子，赵明诚刚在书房中坐定，丫环来报，有一位大学来的青年公子求见。当那公子走进书房，但见他头戴绣花儒巾，身着湖色棉袍，眉清目秀，风度翩翩。赵明诚连忙来问尊姓大名。那书生举止潇洒，说道：“小生与兄素有同窗之谊。半月不见，吾兄为何如此健忘？”赵明诚醒过神来，不觉哈哈大笑，一把扯过女扮男装的妻子。吃过午饭后，男装的李清照带着丫环，随着赵明诚穿街过巷，游大相国寺，在小吃铺里，赵明诚专拣而李清照见也没有见过的小吃，让李清照都尝一点，然后又在流浪艺人的担子上买了些小泥人之类的玩物。大家闺秀出身的李清照第一次走上街头，自然是格外新奇，格外快活。岁月就这样无忧无虑地过去了。（二）、赠诗与夫 盼君早归光阴荏苒，在一个秋风萧瑟，桂子飘香的时节，赵明诚得到友人的书信，约他到泰山，李清照无法随他一起去泰山，就帮招抚打点行囊，为丈夫饯行。李清照为赵明诚写了一首送别诗《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占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⑧ 如果不是一个十分钟情与丈夫的女子，她怎么有一会皱眉头，一会儿伤心，放不下，丢不掉的感情呢？没有这样的感情，也难以写出这样质朴儿动人的文字。诚然，赵明诚读了此词，就无心登泰山、访古碑了，游玩的心思减去一半；人虽离家愈来愈远，心却愈来愈近，身还未到泰山，心却早已在计算归期了。夫妻之情跃然纸上。（三）对红颜易逝的伤感越是美好的东西越容易失去,花的凋零何其神速.人们在花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美貌,也感悟到了青春美貌的短暂和脆弱.李清照虽是个才女,青春美貌仍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诗中有意无意的透露出对容颜易失的伤怀。这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⑤表现出女词人对花的怜惜，对青春的悼惜。青春，还有爱情都像花一样美好，也像花一样难经风雨的无情摧残。那无限凄凉的叹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⑥可看出此时花 的香消玉殉，是怎样深切地触动了女词人内心深处的。把女人的那种心底的柔情挥洒的淋漓尽致。 三 南渡逃难，感世伤怀以及俊爽开朗的豪迈赵明诚与李清照结婚二十六年来，政局一直处在急剧的变化和动荡之中。丈夫赵明诚途中又病逝，只剩李清照孤身一人，后又经历再婚又离婚，晚景格外的凄凉。因此，李清照不仅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颠沛流离之苦，更有永失爱侣之悲。其词风也为之一转，尽显沧桑。 “靖康之变”结束了北宋王朝，同时也改变了李清照平静幸福的贵妇生活。李清照虽然有比同时代女性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甚至身上带有一些士大夫气,却无法完全超越自己的角色。她的个人生活毕竟和那个苦难时代紧密联接在一起，此时的情况已不可避免地渗透了国破家亡的沉重悲哀，渗透了忧国怀乡的痛苦思绪。她以自己细腻敏感的视角，深刻地感知和记录了离乱中的人们的情感波动和心灵创伤，间接反映了时代苦难。《武陵春》一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是啊，在李清照的人生舴艋舟上，曾经载过多少忧愁。没有李清照的身世，就没有李清照的作品，《武陵春》如此，《声声慢》也不例外：“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宇了得。我们读这首词，仿佛看到一个哀怜无告的老妇人，在暗淡的屋子里，若有所失地寻觅什么东西，又恍恍然地隔窗怅望。她看到南去的雁字、枯萎的黄花，更引起了伤心事：早年思妇的感伤曾使她像“西风”中的黄花般的消瘦，如今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种种折磨，更使得她像堆积满地的黄花一样，憔悴不堪了。窗外的秋雨落在梧桐上，点点滴滴下个不停。这种凄凉的境况叫她怎么禁受得了呢?如此层层递进，写出了作者的“推愁不去还相觅”(《老学庵笔记》卷八)的悲戚心境和恍惚神情。这就是连下十四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真正艺术效果。李清照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个“黑”字，除了出类拔萃的文笔外，主要地还是她有深切的生活感受。从少妇起，她就常常与丈夫分离，以至46岁上死了丈夫，自己成了老妇。三四十年来，她不知孤独地渡过了多少个黄昏和黑夜。她对“黑”字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这个字含蓄而准确地表达出作者大半生所受的煎熬。同时，“黑”字还很自然地领出了下面的“愁”字。“怎一个愁字了得”，概括了我国这一中世纪女词人颠沛流离的一生。又是上元佳节，隔壁邻家的院子里传来阵阵的笛声，夹杂着江南水乡的莲歌渔唱，李清照掀帘走进屋内，只见条几上的古瓶里，斜插着几枝梅花，地上的火盆里炭火正旺。这些使李清照豁然想到三十几年前的新婚之夜，也是通红的炭火，也是清香的梅花。邻家的笛声停了，传来几个少女的说笑，李清照来到窗前向那边望去，只见三四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插着满头珠饰儿，戴着铺翠小冠儿，红妆艳裹，立在残雪的院子里，准备去看上元的花灯。三十多年前，中州盛日，汴京街头，在她们这样年龄，她也曾换了男装，和丈夫一道去观灯夜游的，李清照想得呆了。李清照转过身来，默默地从书架上取了赵明诚的手稿，放在书案上，恋恋地抚摸着那经自己补充誊录的赵明诚手稿，闭上眼睛，流下两行清泪。物事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在丈夫去世后的日子里，李清照的爱情与希望跟着死去，她多么渴望在九泉之下追到赵明诚，然而她还必须活着。她把哀怨而失神的目光投射在床头一卷卷书册上，一个意念愈来愈鲜明地在心头升起，为赵明诚整理他所写的有关为金石彝器考证文章，因为这些金石彝器是“夫妇”两人二十九年来共同欢乐的源泉。“生当作人杰，死已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⑨《思项羽》表现出李清照对不屈不挠的英雄气节的热情讴歌。风格刚健，格调豪壮。“南渡衣冠思王导，北来消息少刘馄。”的诗句反映出她忧国忧民的情怀。当然李清照在宋朝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的观察人生和社会的方式，必然具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女性的自身和所处环境的审视，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深刻地感知和记录离乱中的人们特别是女性的情感波动和心灵创伤，间接反映了时代苦难。参考文献1、 古代文学家的艺术特质 中国文联出版社2、 刘艺《论李清照及其作品》中华书局3、 王秀思《漫谈李清照的词》中华书局4、 徐培钧《李清照》上海古籍出版社5、 胡国瑞《诗词赋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6、 褚斌杰《论李清照及其创作》中华书局文章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