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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哲学理论之比较研究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他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学为“伦理哲学”。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人本主义在他们之前,古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所注重的都是对自然的研究和思考,就是以“自然”为观察和思辩的对象。当然,他们思索的“自然”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自然事物和现象总和的自然界,而是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脱离了人这一主体,显得有些空洞和不切实际。现在在追溯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源头时,一般追溯到苏格拉底。诚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例如赫拉克利特与德漠克利特,在他们的著作残篇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苏格拉底是第一部人的哲学的创始者,是他使希腊哲学真正从自然哲学转移到以研究人事为中心的方向上来。他所研究的对象,不再是自然哲学家所研究的自然、太空或宇宙,而是关于人的问题,人的思想、人的道德、人的情操,即研究人的精神自我。他认为,探讨人的问题,不能用探测物理事物的 方法 ,也不能单凭 经验 观察和逻辑分析,而是要根据人的意识活动,审视人的生活状况来洞察人的特性。苏格拉底开创了西方哲学对人的思考的先河。他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人世自然,而在于“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哲学以道德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他所特别感兴趣的题目是“德行的性格”和“善是什么”。他致力于发明一种分辨是非的合乎理性的原则,以及如何了解道德的意义。他想要为人生行事立下一个合理的标准。这些都是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孔子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首要贡献,在于他率先在道德领域内自觉地确立了情理精神,代表了儒家思潮发展的主流方向,并且对中国 文化 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从人的角度去探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地位的人,他发展了周初以来萌发的人本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关于人的学说体系。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正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一切本于人性。孔子的思想中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是同一种道德秩序。更进一步说,孔子的儒家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实用人生哲学,他希望人们行“仁”、“义”、“忠”、“恕”、“克己”,把“大同”作为自己的理想。他把“礼坏乐崩”的根源视为人们在道德上的沦丧,故“复礼”的前提是“克己”,“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孔子学说体系的核心是“仁”,它体现了孔子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的思想“仁”得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核心思想是“爱人”,这也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其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律己”的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能使人们和谐相处无疑有一定的意义。为人之道,是孔子关于个体人格道德修养和完善的思想,它是人自身发展的根本,是实现人的最终目标的前提。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对自然本身的研究转变到注重对社会伦理和人的研究。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的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要求作“心灵的转向”,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即后来人们所常说的,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他认为对于自然的真理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感觉世界常变,因而得来的知识也是不确定的。苏格拉底要追求一种不变的、确定的、永恒的真理,这就不能求诸自然外界,而要返求于己,研究自我。从苏格拉底开始 ,自我和自然明显地区别开来;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是和自然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实体。
死亡哲学对于命运问题,有学者认为孔子采取的是回避态度:“未知生,焉知死?”用今天的话说,生的道理,我们还不明白,怎么可以懂得死呢?我国在殷商时就采取了崇拜天地的宗教。孔子信仰中国原始的天命现:天是人世间的主宰和人格神。孔子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他“畏天命”。但他并不迷信周时的卜卦。他对神鬼也是敬而远之。在孔子看来,生与死的问题是不可以分开讨论的,解开了一个,就自然解开了另一个。若要明白死,就必须先明白生。笔者认为,孔子提出的“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由生来考究死,其用心根本不是要人回避死亡,而是在于避免把“知死”变成少数儒者予以穷究的纯粹理论问题,而使之成为常人都应当努力
体认且切实履行的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孔子死亡思想的 社会品格和 实践品格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但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孔子不重视死亡、根本否认反对人生的心性体认路线的理论依据。而且,事实上,在这一方面,想来 是对死亡本性甘心“无知”的苏格拉底也有所不及的。苏格拉底笃信灵魂不生、不死、不灭。但同样认为自然是不可磨灭的,转而强调对自身的思考,宿命思想即是苏格拉底思考人自身的原因,也是他思考的一个结果。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 哲学看成是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的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是为了使灵魂达到某种意义上的不死,以后____的死后得救也是受其影响。他们的不同也体现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苏格拉底关于灵魂的学说,进一步使精神和物质的分化更加明朗起来。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早已有灵魂不灭的说法,已经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萌芽。但在他以前的哲学家对于灵魂的看法还比较模糊,有的还将灵魂看成是最精细的物质,因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还不明确。到苏格拉底才明确地将灵魂看成是与物质有本质不同的精神实体。在苏格拉底看来,事物的产生与灭亡 ,不过是某种东西的聚合和分散。他将精神和物质这样明确对立起来,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苏格拉底放弃了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想在伦理问题上求得普遍真理,开始为事物寻求定义。他反对智者们的相对主义,认为“意见”可以有各种各样,“真理”却只能有一个;“意见”可以随各人以及其他条件而变化,“真理”却是永恒的,不变的 。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讨论的主题几乎都是如何为伦理道德下定义的问题。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要求认识“美自身”、“正义自身”,这是美和正义的普遍定义,是真正的知识 ,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美的理念”、“正义的理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理念论”的最初形式。苏格拉底还进一步指出,自然界的因果系列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哲学只去寻求这种因果,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最终原因。他认为事物的最终原因是“善”,这就是事物的目的性。他以目的论代替了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研究,为以后的唯心主义哲学开辟了道路
苏格拉底和孔子处在不同 环境之中,却同样认识到 政治与道德的分离是现世生活的“不洁”,他们都想通过重新整合的方式实现社会秩序的合理化,他们在政治与道德问题上的思考之相似性,表明了人类所遭遇的问题是相近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相似的。但双方选取的路径和取向上不同,却反映出各自不能脱离自己的生活环境而思考问题,这种思考展示了双方比较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的意义上,也预示了两种 文化在未来的 发展过程中的分道扬镳。两位先哲的这种差异性,其实就是两种文化—东西文化在源头上开始分流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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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格拉底之死为切入点,从其哲学性格方面入手,揭示苏格拉底之死的必然性,并阐释哲学家与死亡的内在关联。 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苏格拉底哲学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思考
摘 要: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殉道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思想史上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为何会被以自由民主著称的雅典城邦以公正合理的程序判处死刑?面对这一疑问,本文试图以苏格拉底之死为切入点,从其哲学性格方面入手,揭示苏格拉底之死的必然性,并阐释哲学家与死亡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苏格拉底;申辩;哲学家;死亡;正义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也是人类永恒的隐痛。对每个人来说,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归宿。人生在世,就是一个不断向死亡趋近的过程。对于死亡,人们总是怀着莫名的恐惧和敬畏。正如叔本华所说,人们怕死,事实上是怕个体的毁灭,而死也毫不隐讳把自己表现为这种毁灭。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死亡,如何看待死后的未知状态,如何进行死亡的价值评价,是涉及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终极问题之一。作为世界文明史一大公案的苏格拉底之死为我们公正看待死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中被公认为最智慧的苏格拉底被这个城邦的民主政府判处死刑。在此之前,苏格拉底拒绝向法庭屈服和逃亡外邦。当前往提洛岛的圣船返航后,他饮下鸩酒从容赴死。在西方文明史上,苏格拉底无疑成为为理想信念而殉道的先驱之一。黑格尔曾指出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个悲剧,是民主扼杀自由的悲剧,是法律习俗与知识理性相冲突而产生的悲剧。但他视死如归、毫不妥协的气概却彰显了理性的不朽光辉。
苏格拉底的高足柏拉图在《申辩篇》中详细地记载了苏格拉底申辩和赴死的完整过程。雅典人控告苏格拉底的罪名是亵渎神灵和腐蚀青年。第一批原告控诉苏格拉底追求地以下天以上的东西,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并且以此传授他人。众所周知,只有自然哲学家尤其关注自然,并以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世界的本原。文明的起源由超越自然的神圣力量下降到我们共同 经验 的自然世界,不得不说这是自然哲学的进步之处。但对自然神的顶礼膜拜,只会取消人类自身理性的力量。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回到地上,从自然界转向人自身、转向人内在的德性。他在市井之中与人 辩论 ,目的也不在于传授知识收取报酬,纯是出于爱智的动机,与人共同寻求真理。而亵渎神灵的控告,则是说苏格拉底不信有神,或者说只相信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信本邦认可的诸神。这也是他被认为败坏青年之处。证据之一是苏格拉底曾经说太阳是一块石而月亮是一块土。这其实仍是同以安那克萨戈拉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混为一谈。不信有神和引进新神首先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原告和被告的分歧不在于相不相信有神,而在于相信神是什么,而这些都不足以说明苏格拉底有罪。
第一轮投票以281票对220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正反双方票数相差很少,苏格拉底说“似乎双方票数对调30,我就可以释放了。”他提议以罚款代替死刑,他的朋友们愿为他担保。但在辩护中苏格拉底却不认罪,反而以自己有功于国而请赏。他认为每天讨论道德问题,审查和检视自己和别人,也不过是顺从神的旨意。在这次申辩中,苏格拉底不肯放软措辞说些悔改的话,更不愿追述战功以期将功赎罪,并且直言自己所缺少的不是辞令而是厚颜无耻和不愿说公众爱听的话。这彻底惹恼了法官,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死刑。“此时的苏格拉底已经年逾古稀,剥夺他几年的寿命,雅典人毫无所得,唯有不光彩而已。或许他可以免死,如果他肯屈膝乞命。但他对自己的申辩态度毫不后悔,他宁愿按照自己的方式而死,也不远按照他们的方式而活。”[1]坐监期间,苏格拉底多次拒绝逃亡的建议,坚决服从法律的安排。临难之际,生路摆在面前,只要稍微屈服,就可以活命。但苏格拉底宁死不屈,平静走向死亡。
苏格拉底死之必然性
造成苏格拉底之死这一悲剧的原因历来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话题。“对____神学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完成了上帝的使命,可谓死而无憾。苏格拉底即使饮鸩自尽,但杀身是否成仁仍然留下疑问。他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为了他的学说还是信仰?”[2]。撇开政治原因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单从其哲学个性和理想信仰方面探究,考察苏格拉底在可以活的情况下选择死的必然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有两件事要归于苏格拉底门下:归纳性论证和普遍性定义。苏格拉底总是用辩证法追问最一般最普遍的东西,诸如善时什么,正义是什么。不仅如此,“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了回来,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善和恶的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句来自德尔菲神庙的箴言在苏格拉底的身体力行下扭转了希腊哲学的研究方向:从自然到自我的转变,首先是从有关自然的具体知识到知识本身和认知主体转向。因此,在苏格拉底哲学中知识成为核心问题。“德性即知识”成为其基本命题,而“无知即罪恶”、“无人有意作恶”、“正义和其他德性都是智慧”也成为这一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苏格拉底这样孜孜不倦地关心人的内心和灵魂,把道德和知识联系起来,教人努力体认自我,回归内心善性。德性落实到城邦和个人则是正义、勇敢、节制的美德。即便神谶说他是最智慧的,他依然认为自己无知。当他逐一访察以智慧著称的人后,才知道他们有的是有限的知识,甚至根本无知,反而自认为无所不知。如同他们怕死一样,只是不智而自命为智,以其所不知为知。没有人知道死亡对人来说是好是坏,但人们都怕死,就好像确知死亡是最坏的境界。苏格拉底不以不知为知,更不会逃避死亡,“苏格拉底悟出了神的本意,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神示只是告诉我们,人的智慧微不足道,是没有价值的”[3],所以神认为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让苏格拉底不停地与人辩论检验别人的智慧。反讽和助产士的 方法 常使别人理屈词穷,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也因此得罪了一批有名望的政客。这些人对苏格拉底怀恨在心,必欲置其于死地。
智慧如苏格拉底是神赐给雅典城邦的礼物。他自命为马虻,不停地劝告警醒雅典这只因肥大而懒惰迟钝的良种马。即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也拒绝逃跑以逃避法律,即便法律本身可能是不公正的。对城邦法律的信仰也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信仰。因为他坚信城邦的法律是善的、正义的、符合理性的。作为城邦的公民,服从城邦的法律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做城邦命令我们做的事,即便所发生的一切是不公正的,也只能按普遍的正义加以说服,而不能以暴力的方式反对城邦。正如苏格拉底对克里同所说的,他不愿意逃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肯背弃曾经恪守的法律,即便如今法律是不公正的。“灾祸降临到他头上,他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打击,自己的城邦要置他于死地,但他依然生活在自己的信条中:宁可忍受不公正,也不做不公正的事。”[4]所以苏格拉底拒绝逃亡外邦,坚决履行公民对国家法律的义务。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知识,追求公平正义,追求绝对的善。为了获得知识和美德,死是不足惜的。苏格拉底默认法律的权威,义无反顾走向死亡。 苏格拉底的哲学信念中,灵魂不朽也是值得关注的。在苏格拉底之前,灵魂是和肉体是相互区别,可以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的。而苏格拉底则认为是完全对立的,肉体是灵魂的桎梏,感性的欲求只会妨碍灵魂的纯洁性。“在不同等级的灵魂中,哲学家的灵魂最纯洁,因为它最能摆脱感性世界的束缚,直接与真理、理念的世界打交道……真正的哲学家是追求死的,即肉体的死寂,七情六欲的死寂,摆脱身体的羁绊,以一个纯而又纯的灵魂来掌握真理。”[5]灵魂是洁净的,而肉体感官会干扰知识的获得。所以人们不仅要照顾自己的身体,更要保护自己的灵魂。哲学家致力于追求绝对的善,因而不关心物质的快乐。他们毕生都在努力使灵魂摆脱沉重的肉体,摆脱感性世界的束缚,从而净化灵魂。所以哲学就是追求死亡,哲学家就是自我训练死亡。“如果哲人自我进行死亡训练,那么接下来自然就是:当死亡来临他就不害怕、不愤怒、不畏缩。如果一个人一生致力于一件事并努力追求它,而当死亡来临是却感到恐惧,这无疑是愚蠢的。”[6]苏格拉底正是为了他的信念而死,他同死亡打了一辈子交道,当它最终来临时,他感到的是亲切和安详,死亡对他来说死较好的事。
哲学家与死亡
人之所以为人而与周围其他物种区别开来,是因为人有自我意识。人从出生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开始,便也意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和有死性。“我们可以借助观察我们之外的他人之必有死而推论出我之必有死,并超越于当下,面对死亡的恐惧。”[7]尼采曾说,人生是一个长期的死亡过程。人的生存本来就是向着死亡的存在。死亡是每个人的最终归宿,也是无数人担心和害怕的结果。不同于一般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苏格拉底在可以生的情况下选择死,并在死前申辩中说出关于死亡的大道理:“死的境界必居其一:或是全空,死者毫无知觉;或是,如世俗所云,灵魂是由此界迁居彼界。”不管是何原因,哲学家和死亡结下了不解之缘。普通大众努力克服死亡的恐惧,去过一种好的生活,而哲学家选择向死而生,在趋向死亡的过程中与死亡达成和解。
未经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普通人不会去 反思 生命的价值,更不会关注死亡的意义,他们关注的是名利、财产、地位等物质快乐。伊壁鸠鲁有句 名言 :“死亡是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将使我们对生命之必有死这件事愉悦起来。”[8]论据是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我们尚未来临;而当死亡到来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死亡对于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这也成为部分人歪曲死亡的本来面目,以纵情享乐的绝妙借口。当人们沉溺于感官快乐时,死亡悄然降临,剥夺了个人的一切,包括财富、朋友、名望,甚至他的身体和思想。死亡带走了一切,只剩下死亡本身。殊不知,伊壁鸠鲁在说快乐是善时,不仅包括肉体上的欢愉在内,他强调的额最大的快乐时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不是视死亡为苦难的解脱,而是要直面不完美的生活,使之充实起来。生命是一场华丽的葬礼,在有生之年更为重要的是照看好自己的灵魂。苏格拉底将死定义为:“所谓死的状态,就是肉体脱离灵魂而独立存在的状态,和灵魂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状态。”人们对于死的恐惧,出于对死亡的无知。而逃避死亡的人正是在追逐死亡,并最终会被死亡追上。真正的哲学终生都是在为死亡做准备,无时无刻不净化自己的灵魂。死亡则是灵魂最彻底的净化。当死亡来临时,哲学家看到的是灵魂的解脱和重归自由。摆脱肉体之累后,最终能关照到善本身,在彼岸世界实现永恒。
苏格拉底是自愿自觉选择死亡,是为理想信仰而死。哲学为死亡做练习、做准备,但真正的哲学家反对自杀。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我相信神是我们的守护者,我们是神的财产,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么也有理由说,一个人应该等待,在上帝召唤他之前不要夺走他的生命。”诸神是我们的看护,我们是神的财产。虽然死亡必然属于我们自己,但我们却没有权利自行了断,自杀是不可取的。而且自杀迫使灵魂离开肉体,这样的净化是不彻底的,可能仍带有肉体的欲望和痛苦。我们只能选择做好准备的死,而不能选择对死毫无准备的自杀。在继伏尔泰说自杀是人类最后的自由后,加缪宣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9]人是有自杀的自由,但却依然不能自杀。在加缪看来,自杀不是反抗,而是对自身懦弱的妥协。自杀是意志自由的一种实现方式,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在自杀面前,人本能有求生存意志,自杀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苏格拉底视死如归,一直以来都在为死亡做准备,是民主制度达成了他的心意,将他判处死刑。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他杀。哲学家不必去自杀,他只要学会如何看待生与死的关系。
苏格拉底不怕死,但最终还是死了。对于死后有没有灵魂,灵魂归于何处,死后的世界是不是绝对的虚无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知道的是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民众追悔莫及。于是给他平反,并且流放了原告,还树立铜像来纪念他。苏格拉底死而不朽,他的思想和精神一代代传承不衰。死亡是超出我们经验的,任何正在活着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体验到死亡。所以我们对死亡的解释只能诉诸于玄想和信仰。出于对终极关怀的反思和死后世界的构想,哲学和宗教应运而生。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确认超验的世界本体存在,并在那里为灵魂和生命本体安了家。“人们之所以对肉体的死亡感到莫大的恐惧和焦虑,其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不知道死后灵魂的归宿。死亡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死亡过程中肉体所受的痛苦,而在于死后的绝对虚无。”[10]哲学的灵肉二分之说,尤其是宗教关于死后归宿的天堂地狱之教,很好地消解了人们对于死亡和虚无的恐惧。这一信仰支撑着人们在现世生活中完善人格做正义之事,或立德立功立言,实现另一种不朽。
生,我们无法自主选择;死,亦不为我们的自由意志所转移。人活于世就确知自己要不可避免地死去。“对哲学家而言,死是最后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它打开了通向真正知识的大门。灵魂从肉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终于实现了光明天国的视觉境界。”哲人苏格拉底死了,死得其所。这让我们正视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价值,在有生之年关照心灵,过更好的生活。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继续追问什么是善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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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 反思 和思辨建构的对象。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记忆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摘要: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西方哲学的记忆观经历了古代本体论记忆观、中世纪____神学记忆观、近代认识论记忆观和当代生命哲学记忆观等几种历史类型。
关键词:西方哲学;记忆观;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4-0476-06
罗素曾说,记忆“那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在近代心理学将实验手段引入记忆研究之前,甚至在今天大脑对于脑科学而言仍然是一个“灰箱”的情况下,记忆的运行机制无疑仍是一个难解之谜。由于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的密切联系,它总是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尽管它也从未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形成了以求知、尚智为核心的理智知识型传统,对记忆问题有较多深入的研究散见于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记忆思想资源。考察这种哲学记忆观的历史演进,对于推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本体论记忆观
哲学史上第一个谈到记忆并赋予记忆以极高地位的当属柏拉图的“回忆说”。柏拉图不仅实际地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包括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回忆和他的自传,用他的生花妙笔确立了苏格拉底在西方文明史上不朽圣人的地位,而且也从《美诺篇》开始以“回忆说”着手构筑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影响深远的形而上学体系。
“回忆说”的提出直接源于对“美诺悖论”的解答。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是热衷于为一些道德及相关概念的正名,探求它们的合乎逻辑的定义。他不但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通过反复盘诘往往使被问者陷入迷茫的境地而被迫也承认自己的无知。美诺正是在被诘问了三次而对先前自以为是美德的定义感到绝望时提出:“你在对一个东西是什么全然不知时,能够寻求它吗?”苏格拉底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它重新表述为:“他不会寻求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既然已经知道它,就无需再探求;他也不会寻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甚至连他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些现代西方学者很重视的“美诺悖论”,它表明苏格拉底在美德问题上陷入了绝境。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反求诸己,用“回忆说”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说:“既然灵魂是不朽的,可以不断重生,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以及别的世界中获得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寻求与学习并不是别的,不过就是回忆。”。在柏拉图看来,包括美德在内的一切知识都是不可教的,也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获得的,它们本来就内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之中,只不过在现世生活中它们被人忘记而成了不觉察的状态。从未学过数学的童奴经过苏格拉底的适当提问后说出了两个正方形的面积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长平方之比,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就证明知识是灵魂从生前的存在里带来的。所以,后天的 经验 际遇不过是一种“机缘”,经它的刺激和提醒使人回忆起灵魂本已具有的知识,一切学习都是回忆。柏拉图正是以“回忆说”为基点建构了他的乌托邦、理念论、灵魂不朽论、宇宙起源论,建立了庞大的纯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所以罗素认为回忆说是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不是在一般的经验层面上谈论记忆和回忆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赋予它一种思辨的意义,用它讨论认识的来源和本质、灵魂的不朽和肉体的生灭、整体的理念和分有理念的万物等极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从思维的取向来看,“回忆说”将探寻知识和美德的认识活动从外在转向了内在,从感觉和经验转向了理性和灵魂。黑格尔曾对此评论道:“一般所谓学习是指接受一种异己的东西进入思维的意识,这乃是用事物去填满一个空的空间的机械联合过程,而这些事物对于这空间乃是生疏的、不相干的。”相反,依照柏拉图,“学习是这样一种运动,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异己的东西增加进去,而只是它自己的本质得到实现,或者它自己的本质得到自觉”。这无疑是哲学精神的纯化和 理性思维 的进展,它使记忆和回忆一词摆脱了日常经验的意义,而具有内在化、深入自身的深刻的思想性意义。其次,柏拉图认为“整个自然是同类的”,只要回忆起其中的一件便可能触类旁通,由此推论出 其它 的一切,无需对每一件事物都用回忆的 方法 去认识,这表明柏拉图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密切的联系,他力图用“回忆说”对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看法,构建一个完整的本体论的结构图景。最后,“回忆说”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发展了苏格拉底寻求普遍性定义的精神助产术,回答了人的心灵中的知识是如何孕育的这个苏格拉底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的问题;同时,就灵魂在堕入肉体之前已经具有某种知识,在肉体的污染和囚困中虽然忘却但经某些“机缘”的提醒和刺激又可回忆起这些知识而言,“回忆说”事实上蕴涵着后来亚里士多德潜能与现实学说的萌芽。
亚里士多德“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著作中,辟有专章《论记忆》,而这却是为历来的哲学研究所忽略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记忆思想以灵魂学说为基础。如果说他对灵魂的说明是形而上学的思辨,那么他对记忆及其它生命现象的观察则充满了自然哲学的色彩。亚氏的记忆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关于记忆的性质和属性。
他认为,灵魂具有感性和理性功能,记忆和想象属于灵魂的同一部分,它属于“第一感觉能力,即我们由以感知时间的能力”。在他看来,“时间的一部分已经过去了,现在并不存在,另一部分将要到来,现在也并不存在。但是由这些部分,却又构成了那无限的和永远存在的(真正的)时间”。时间既是可分的又是连续的,还是可度量的,是灵魂认识广延和运动的内在尺度。“只有那些能意识到时间的动物才有记忆,并且它们是凭藉着以感知时间的器官来记忆的”。第二,记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将来是不可能记忆的,因为将来是猜想和希冀的对象;对现在也无可记忆,而只能感觉,因为对将来和过去我们都无法靠感觉来认识,只有对现在才能这样。记忆属于过去,而对当下的现在则无法记忆”。所以,记忆既不是感觉也不是判断,而是当时间流逝后它们的某种状态和影响,所有记忆都表明着时间的过去。第三,记忆的发生。时间成为过去,只是本质意义上的记忆之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记忆存在于具有强烈刺激之心灵的潜能之中,因而只有当属于事实的以及属于时间的刺激同时发生时,人才会现实地记忆。“记忆在本质上包含有意识。但是如果只有属于事实而没有属于时间的刺激,或者相反,人们都不可能记忆”。总起来看,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属于感觉而且是第一感觉能力,它是人们知识经验的开端,与理论科学和高级智慧相距甚远,具有与柏拉图超验地谈论记忆完全不同 的观察和研究记忆的经验取向。但是由于他的灵魂学说渗透在整个自然哲学之中,而且将记忆与对时间的深遂思辨结合起来,因而亚氏的记忆思想仍然具有相当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他同柏拉图共同缔造了古代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记忆观。
二、____神学记忆观
欧洲中世纪是____神学兴盛并一统天下的时期,所有的理论思维和思想论争都发生在神学的范围内,人们不再探求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而致力于对上帝信仰的论证与理解,古希腊的哲学 文化 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文化传统逐渐融合为一体化的神学哲学理论,直至经院哲学的诞生,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婢女。奥古斯丁正是站在这个结合点上,作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认为基督____真正的哲学”,皈依基督____到达哲学的天堂”,而一般人所谓的哲学只是“现世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可以利用普遍流行的现世哲学,现世哲学需要经过改造才能被利用,二者的关系是信仰和思想的关系。那么,如何由现世的哲学达到真正的哲学,即信仰和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奥古斯丁坚持“信仰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你若不信,便不能理解”。而“信仰然后理解”的关键则是他关于记忆的“光照说”。
“光照说”的大意是: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上帝是真理的来源,真理是上帝之光的照耀,“光照”是人的理性获得真理的途径。奥古斯丁正是通过“光照说”来论证对上帝的信仰。从哲学史上看,“光照说”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太阳”比喻的承继和对“回忆说”的改造。如前所述,柏拉图通过“回忆说”解答“美诺悖论”,把对普遍性知识的寻求诉诸于超验的理念世界,引出了灵魂轮回观念。奥古斯丁取消了灵魂的前生观念,认为不能像柏拉图那样由现在可发现真理而推出心灵有前生及灵魂轮回,因而回忆就是当下的,真理的获得和幸福的达至乃是由于人具有天然的上帝记忆和天然的追寻上帝的欲求。奥古斯丁认为,“信仰寻求理解”,人对于上帝是听信在先,理解在后。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仰,是因为已有上帝记忆。但这上帝记忆是极不完全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醒”,即得到圣经、教会这两大权威的“提醒”。因此,人的上帝记忆就蕴含了一切真理之相和后天获得的感性形象,包含有潜意识和意识的内容与活动。“记忆的领域中原已有它们存在着,不过藏匿于邃密的洞穴,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绝不会想起它们”。人们获得知识,体验幸福,正是由于得到了上帝之光的照耀,上帝之光照亮了记忆中某处邃密的洞穴。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记忆’代表心灵的潜在状态,‘光照’代表心灵的显在活动。”可见,在记忆来源问题上,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理念改造和提升为上帝,记忆就是心灵的上帝记忆,对于上帝记忆人们是不能再进一步追问的,它属于直接的、当下的、自明的信仰领域。
关于记忆的内容,奥古斯丁认为包括三类:第一,“不通过印象,即在我们身内得见概念的真面目”,人们称之为知识学问,潜隐在最幽远的地方;第二,“记忆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与无数法则”,它们无色、无声、无味、无从捉摸,也不是感觉所镌刻在我们心中的;第三,“记忆又拥有我内心的情感”,但方式依照记忆的性质与心灵受情感冲动时迥然不同。记忆好比一个库房,这些材料在记忆中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而是依照一定规则有序地排放。“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入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这就是说,记忆不仅保存一切感觉材料,同时又是最初运用理性规则的场所,是联系理性和感性的中介,因而已经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过程的初步分析。
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毕生追求识神与识己,人的上帝记忆既是这场追寻的起点又是终点,在此基础上,奥古斯丁又论述了返观自照的“自我记忆”、三位一体的永恒记忆等。可见,经过“光照说”改造的神学记忆观,实质上构成了奥古斯丁神学和哲学的秘密与枢纽,对于上帝记忆的“先信仰然后理解”在他的神学继承者那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开辟了经院哲学系统化的道路;而关于记忆的内容和记忆对认识的作用则成为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的思想资源,并最终导致了经院哲学的瓦解。
三、近代认识论记忆观
近代以降,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____会和经院哲学的束缚逐步松缓。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着人们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革新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验科学的许多重大成就,也向哲学提出了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加以指导的要求。因此,对科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做出哲学概括与说明的认识论问题就被提升到了特别显著的地位。相应地,对记忆问题的探讨再也不能在原来神学的框架内进行了,它被纳入了对知识的来源、性质、范围等问题的探讨中,其中尤以经验论哲学为甚。
将经验论加以系统化的洛克是哲学史上对记忆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重要思想家。他对人类思想的各种情状进行了划分,明确区分了感觉、记忆、回忆和思维等,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经验论角度肯定了记忆在人类思想意
识结构中的地位。洛克十分重视记忆的重要性,他说:“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如缺少了它,则我们其余的官能便大部分失了效用。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记忆的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可以看出,洛克认为记忆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心的大部分官能在发挥其功能时都需要有记忆系统同其协同作用,否则其功能就无从发挥。例如感知器官如果缺乏记忆系统的配合,那么感知对象对它而言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或者它不知道它每一次感知到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它也就不能获得任何稳定有效的信息。而学习的内容如果不能进入长时记忆系统,则学习者什么也没有学习到。第二,有了记忆,人才可能有间接知识,只有凭借记忆,人才可能离开眼前的对象,通过推理、比较、想象等思维活动获得具有间接性的知识,“敏捷的才智在于能自由调动记忆中的各种观念”。
“天赋观念”是洛克认识论集中批判的问题,他正是通过对记忆的分析来达到的。洛克说:“回忆作用同其它思维方法,分别之点,就在于回忆时,分明意识到那件东西是曾经在心中存在过的。人心以前所不曾知觉过的东西,都不能说是在心中的。”存在于心中的任何观念,如果不是当下的一个实在知觉,就是从前不为理解所知道的;而如果一个观念能通过记忆被追唤出来,则人一定知道它是以前在心灵中存在过的旧的观念。任何观念究竟是否在人心中或记忆中,就完全看这样差异。借着这个差异,洛克断言,“记忆中并没有天赋的观念”。因为根据洛克的逻辑,人心中的知觉(观念)只有两种:已知的记忆和当下的新知。新知的观念总要以某种方式贮存到记性中成为记忆,作为记忆存在的已知观念在某个时候一定是当下的新知,当下的新知转化为记忆就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和流程。依此层层追溯,一定可以达到一个既没有任何记忆也没有任何新知识的阶段——“白板”阶段。这样,洛克就通过对记忆的分析驳斥了天赋观念论的“普遍同意说”和“理性发现说”。
另外,洛克还注意到了人的意志对记忆活动的主动控制、记忆的两层缺点、记忆与抽象言语的关系等,在经验论的框架内比较详细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的记忆现象。相对于洛克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包括许多当代哲学家从根本上忽视记忆在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事实上他已赋予了记忆在思维中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还只是“仅次于知觉”的第二位的地位。可以说,在记忆问题上洛克超越了他的时代。
如果说洛克在对经验论哲学的综合中存在着动摇的倾向,那么休谟则将经验论原则彻底化了。休谟认为,呈现于心灵中的除了知觉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知觉分为两种:微弱暧昧的抽象观念和强烈活跃的感觉印象,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记忆和想像这两种功能都可以摹仿或摹拟感官的知觉,但是它们从来不能完全达到原来感觉的那种强力同活力”。这就是说,直接面对对象的感官知觉最为强烈,引人冲动,而离开直接对象的事后记忆,甚至最自由的思想也比最钝暗的感觉较为逊弱。当人心的种种思想或观念出现于记忆或想象中时,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以某种次序和规则相互引生,这些规则只有三种: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以记忆为基础,“除了直接呈现于他的记忆和感官面前的东西而外,他再不能确信别的东西”。
休谟是如何推知这一点的呢?休谟认为,几何、代数、三角等具有直觉的确定性的知识,人们只凭思想作用就可以保证其明白性和普遍必然性,而对于“实际的事情”的研究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但在这里各种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人类理性不可能凭借事物呈现于感官前的种种性质,把产生它的原因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揭露出来。人们只是由于似乎相似的原因,便期望有相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推论,而是期待和信念,即这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关于实在事情或实在存在的一切信念都只是由呈现于记忆或感官的一个物象来的,都只是由那个物象和别的物象的恒常会合来的”。正是由于一种物象和呈现于记忆中的东西的习惯性会合,人们才有了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推论方式。如果不根据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些事实,那么一切推论不过是纯粹假设。尽管思想可以自由地超出记忆和感官之外,达到最远的地方和最远的时期,但是它必须依据感官或记忆之前的一些事实。“所以你最终就必须归结到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种事实。若非如此,那你就得承认,你的信念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因此,所谓因果关系仍是由于经验的不断重复和恒常记忆,它是否是事物的固有性质和必然联系,对于人是不可知的,人们只需要根据经验和记忆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就够了。可见,休谟从知识、理论起源于知觉、印象的经验论原则出发,将知识、理论特别是关于“实际的事情”的知识、观念局限在感觉经验的范围之内,感觉经验的不断会合和多次重复成为呈现在心灵中的记忆,根据经验和记忆形成思维的信念和行动的习惯。而对经验和记忆的外在对象是否有真实的因果联系甚至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则持怀疑主义态度。这样,休谟在对经验主义原则彻底化的过程中,走向了不可知论。
四、生命哲学的记忆观
20世纪上半叶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对记忆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研究。柏格森公开举起非理性的旗帜,致力于解决传统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他以生命冲动为基石,把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从空间转移到时间,突出直觉的方法论本质,系统地提出了人的生命创造进化学说,记忆理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重要内容。
批判传统哲学特别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二元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物质与心灵的关系,在笛卡尔那里被拉得太远,因为他认为物质具有几何空间性而心灵却无广延;在贝克莱那里又被扯回太近,因为他使物质的第一性质等同于第二性质而成为纯粹的表象。柏格森肯定精神的真实性和物质的真实性,力图在二者的结合部——记忆——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着手从纯粹事实当中寻找这样的信息,以求帮助我们解决这个
问题,就发现我们不得不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记忆”。“任何人只要不怀成见,立足坚实的事实,一旦着手研究心灵与身体这个经典问题,很快就会把它看作记忆的核心问题”。可见,记忆问题是柏格森批判传统哲学提出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
柏格森在讨论记忆时,涉及到了记忆功能的发生方式、如何储存和运动的过程,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记忆形式:记忆-形象和记忆-行动。前者记载依时间出现的全部日常生活事件,不忽略任何细节,也不考虑任何实际用途,只是由于自身性质的必然性把过去保存起来。这种记忆形式形成了经验性认识,把人们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第二种记忆形式并不保留具体的事件、过程、方位等,而是把过去运动中形成的理智协调的运动保留下来,它代表着过去积累起来的努力。柏格森说:“被储存在当前里的这种对过去全部努力的意识,确实也是一种记忆,但它与第一种记忆却大不相同,它总是受行动的支配,位于当前意识中,并且只顾及未来。”第二种形式之所以无愧于记忆的名称,不是因为它保持了以往的形象,而是因为它把过去的作用延伸到现在,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意识,是纯粹记忆而不是大脑的自然机能。它努力聚积的是人的生存能力,显示着人的生存能力的增强。因此,第二种记忆实质上是促使人行动、促使人生活的力量,正是它体现了生命的创造进化过程。
正是在第二种记忆即纯记忆中蕴涵着柏格森那个重要而令人费解的“绵延”概念,“绵延说”和记忆理论有密切关联。“纯粹绵延是,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生存的时候,即当自我制止把它的现在状态和以前各状态分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状态所采取的形式”。绵延使过去和现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法区分的继起,它具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只有活生生的生命过程才会有纯绵延的形式出现。在柏格森看来,数学时间是空间的实在形式,而对于生命万分重要的时间是绵延。第二,绵延是没有区别的陆续出现,生命过程是无法切断的生命之流,只有在自我的生命流程中而非纯粹空间内,过去和现在才并非相互外在而是在意识的整体中融汇起来。第三,绵延是一与多样性的统一,构成生命之流的绵延虽然是“无法区分的继起”,却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变。绵延过程是一,是什么把绵延过程统一起来呢?柏格森认为是依靠记忆。第四,绵延的趋势不可预测。对于一个不可分的生命过程,任何超人的智慧都无法预见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创造是生存所必须的,生命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创造,它不服从于某种先验的目的。由柏格森记忆理论和绵延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纯记忆就是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流的形式和保证。只要生命在继续就会有过去,而过去就意味着记忆、储存和积淀。记忆并非储存在大脑里,而是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和生活范围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立即返回过去,使过去作用于现在和未来。所以,柏格森所说的记忆并不是一种心理存在,而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生命能力。
对直觉的重视是柏格森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重要之点,但他又不同于现代哲学其它流派从存在、意志等出发去阐述直觉,而是以绵延和记忆理论为前提去发现直觉的。他认为直觉对于当时的人类而言只是理智的边缘或半影,它是因为在行动中不及理智有用而被排出中心的,但是直觉自有更奥妙的用途,应当再恢复它的较显要的地位。柏格森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直觉意识,直觉地思维也就是绵延中思维,而生命的绵延依靠记忆成为可能,所以记忆就为直觉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真正直觉的机制就仅仅是唤起回忆,给它一个实体,并重新赋予它活动的,因而也是切实的性质”。记忆中的知觉和形象不断聚积,最后缩约成一个单一的直觉,从而直接地产生对事物、生命的完整意识。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记忆观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记忆观的根本变革,它一反传统哲学将时间空间绝对化、数学化的理智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 ,将记忆视为生命绵延的根据和创造的源泉,从而超出了对记忆的自然科学式理解。如他反对把记忆当作大脑的自然机能,把大脑当作记忆的贮藏室,记忆是纯粹的过去等等,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正是这样看的;他也反对把记忆当作减弱的知觉,这在休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柏格森所理解的纯记忆是生命的能力而非心理存在,它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之中。过去活动的内容和结果积淀下来所形成的能力即纯记忆,过去依然是充满生机的,是具有当下效应的现在的前提,也是使当下效应指向未来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的纯记忆也就是类记忆、社会记忆。但是由于他的哲学在总体上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在他的哲学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柏格森虽然突出了记忆对于生命创造进化的意义,但却由于这种混淆而具有生物有机论的倾向,也并未真正深入人类社会演进传承的记忆一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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