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评论文章的范文

人性的虚伪性--简评《罪与罚》在接触各位世界大师的作品以前,对他们的崇拜绝不下于虔诚的基督徒对耶酥的崇拜.后来,一连串的世界文学名著涌过来;使我对这种近乎痴恋的崇拜有了怀疑.最初接触的是<<简.爱>>.感觉就是一首优美的自转散文诗.至于反映社会的黑暗与大变动倒没有看出来多少.尤其是最近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之后,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了.而且还小心翼翼的读了两遍,生怕亵渎了大师的作品。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应该存在着双重的性格.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帮助马尔梅拉多夫一家和他杀人以及他杀人前后思想斗争的反复交叉中;作者把主人公的双重性格刻画的入木三分.这其中,如果读者细心.就不难发现主人公不仅仅是双重性格,似乎还有一些变态.甚至是生理的缺陷.即使拉斯科尔尼科夫把那些钱财扔了,可是他却一直认为应该自首.生活中有这样的例子.就如一个杀人犯,第一次杀人后手会发抖.后来也就变成了与吃饭一样自然的事情.现实中有这样的白痴.但肯定没有如拉祖尔欣和警察局长那样的白痴. 透过主人公的精神面貌,作者似乎在努力寻找一种理性与现实磨合的张力.只是通过运用象征,暗示等各种手法把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不正常的人.尽力凸现一个病态社会的缩影.其实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不是不存在,算起来也已经有几百年了;还没有解决,就有些很不正常了。当然,如果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是早就解决了的.从这点我又不得不怀疑他的主人公脱离了现实的轨道. 很久以前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就使人摸不着头脑.隐隐地觉得各位大师都是玩阴招的高手.譬如两个打手比武,聪敏的一个用各种手段把另一个折磨的疲惫不堪.然后再跳起来一拳打倒对手.虽然赢了,但是却让人觉得厌恶.不如明的来的凌厉.细心地读了这位世界超级大师的作品后,使我再也不敢崇拜各位大师的手笔.因为我也不想成为众多白痴中的一个.尤其是语言让人不敢恭维.有如一位黄土掩着脖子的老大爷在吭吭咳咳；令人感觉如芒在背，不堪忍受。 大师既然不是神,于是也便是个人了.如果把大师捧得很高我们自己就很容易跌倒。就如鲁迅先生说:战士也性交,但就不可以称之为性交大师.于是,能写出拉祖尔欣这样白痴的大师修为更加的不简单.就好象段誉,不到一定的火候就发不出六脉神剑.我们写不出这样的白痴,也许是我们的火候还不够.或者愚蠢的级别还不到位.一切都处于病态之中当然可怕.但是,在太阳底下,似乎全部一下子都蒸发掉了.我们一点儿的踪迹也看不到. 于是,读大师的作品给我的启示就是:少崇拜蠢蛋,多做自己。 (全部原创，希望楼主喜欢)

文学评论的写作大致有四个步骤：阅读、定题、评论、写作。其中，阅读对于文学评论来说，是占有材料、调查研究的过程。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阅读范围，从文学评论的写作要求看，阅读既要做到点面结合，又要做到深浅结合。

有正确而鲜明的观点。我们对一篇文学作品发表议论，总要有个基本看法：是基本上好的还有缺点，还是基本上不好但尚有某些可取之处，这个基本看法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而这个论点必须是正确的、鲜明的。

要有准确、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据。文学评论的论据，主要应从作品的人物、情节和艺术描写中去找，也就是说，要对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具体的分析。从而引用足以说明自己论点的材料来作为论据。

要具有文学批评的当代意识，能按照文学规律和特性结合作品实际进行写作。必须运用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文学史知识、美学知识、语言学和修辞学知识，针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否则，在文章中尽讲外行话，或者对文艺作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样的评论肯定难以服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这是一个各种话语“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个面临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去为文艺阐释本身提供可资运作的理论洞见？如何突破传统封闭的文本分析模式使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之中？所有这些构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心课题。而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交互碰撞的时刻，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意味着，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不仅为这个激变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历史见证，而且其心智轨迹更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言说着更多的东西。 一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 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2）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3）这实际上表明，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活动。语境化意味着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时空参照系。正是从特定的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民族或政治等语境出发，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选择并实践着自己的转型机制，那就是走向文化研究，跨越文本分析樊篱而转化为一种“泛文化”批评。因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业已成为当代文化与文学分析的基本现实条件或语境。全球化潮流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多种文化现象就象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将包括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人文思考、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纳入其视野。这其中，文? ��赖奈幕�锞巢欢贤瓜郑涸谝桓龀┫�∷涤敕呀獾某橄笫�韫泊娴氖澜缟希�谝桓觥熬�渲�鳌庇搿吧桃祷�髌贰辈⒅玫氖澜缟希�难��兰也唤��剩菏鞘裁丛斐烧庑┣�穑克�鞘欠窠】担浚?）在一个隐喻与诗性不断消亡的时代，文学批评能否再次承担对世界的‘意义追问’？经典死亡后的文学是否从此必须向每一个时代的丑态献媚？向每一种物质给定性屈膝？如何解决文艺在当代工业文明中的困境？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学（如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能够摆脱主流社会的文化暴力压迫与控制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在充满它异与破坏性因素的历史表象下能够揭示出文化复杂运作的机制吗？意识形态那隐蔽的“遏制策略”能够在文本的文化分析中敞现其潜在的社会文化内容吗？在确立语言成为一切生活内在文本性尺度的新神话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界限还存在吗？批评还是一种既定的体裁吗？文学与文化是互文的，还是自主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5）这表明，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二 那么，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又如何呢？还是让我们来检视一下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理论的批评实践，从这其中，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令人信服的启示。 在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解构批评正在跨越文本分析而迈向泛文化批评的尝试与努力。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一文中，深刻地揭示了传统西方哲学文化造成哲学与诗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谬误。在德里达看来，诗（或隐喻）正是哲学的生命，而传统的西方文化一贯尊崇哲学而抑诗（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驱逐诗人可见一斑），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等级秩序观充分显示了传统西方文化的虚构性和暴力性。这种自我虚构性和文化暴力性在文学文本中的写作与阅读中更是无处不在。从语言文字的“延异”本质出发，德里达认为语言文字的意义指涉不过是能指的差异游戏而已，这种能指的游戏本质决定了任何本文（文学本文、艺术本文、哲学本文、历史本文）的写作或阅读永远处于一种自我解构和自我指涉的运动之中。由此，本文间形成一种“互文性”（即任何本文都是对其它本文的吸收与转化），文学本文与哲学本文、历史本文的区别变得毫无意义。文学批评由此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批评。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德里达断言：“在今天，再好不过地宣称写作的不可还原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失败，是某个特定方面和某个特定形式的文学实践”。（6） 在回答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的“为什么文学为你构筑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对象？”这一问题时，德里达进一步阐述了自己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批评立场。德里达称，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写作的体验，写作留下了一种踪迹，“这个踪迹的可能性无疑超越了被称为艺术或文学的东西，超越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辩认出那个名字的基本法则”（7）。由此，文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同被称为真理、小说、幻觉、科学、哲学、法律、权利、民主的东西相关联”。（8） 这种泛文化批评的文学研究取向在罗兰·巴特后期的文本理论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巴特称：“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9）“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滑稽模仿和相互争执”。（10）在《文本理论》一文中，巴特进一步强调：“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辩认的形式存在着其它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11）“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互文的概念是给文本理论带来社会性内容的东西，是来到文本之中的先时的和当时的整个言语”（12） 在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中，泛文化批评的立场显得尤为彻底。保罗·德·曼通过读解卢梭的《信仰自由》发现文学本文与非文学本文在隐喻结构及其解构上并无本质的区别。他说：“我们发现《信仰自由》在结构上实际上同《新哀绿绮思》（卢梭的小说）一样：隐喻模式（在《新绿绮思》中被称为‘爱情’，在《信仰自由》中被称为“‘判断’）的解构导致这个隐喻模式被类似的本文系统所取代”，因此，“从以修辞模式为基础的作品类型理论的观点来看，两个本文之间不可能有区别”。（13）通过这种修辞学阅读，保罗·德·曼取消了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本文的界限，将其解构理论从单纯的文学本文推广到一切文化本文中。他的文学解读成了一种泛文化意义上的解读或语言学分析。这种泛文化批评的文学研究取向还表现在希利斯·米勒对《失乐园》和《呼啸山庄》、杰弗里·哈特曼对艾略特《神圣的丛林》等大量文学本文的解读中。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并非寄生或依附于历史事实，而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与了历史的过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构塑。（14）新历史主义有这样一句名言：“文本是历史性的，历史是文本性的”，正是从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出发，新历史主义拒绝了以往赋予文学本文特殊地位的研究模式，代之以对文学与非文学一视同仁的研究模式，将文学本文置于一切文化本文的框架中，由此，正典、野史、传记、非文学的政令、文件、报章、书信、日记、游记、档案、庆典仪礼、宗教巫术或民俗活动的文献记载等都进入到新历史主义者的文学批评视野中，因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15）这就使得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事实上成为一种“文化诗学”。这种文化批评的倾向在美国新历史主义者斯蒂芬·葛林伯雷的《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一文中阐述得尤为详细。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如《哈姆雷特》中政权与色欲的交织：哈姆雷特的母亲与其叔叔结合后，马上让其拥有政权）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孟酬土分析说，这种将政治、经济加以“色情化”或把色情欲求政治化的（戏剧）排场，正显示出女王是文化的中心和权力角逐的对象，同时也道出女王是被臣民所包围和塑造的。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16）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是一个同义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展开的前提是建立在对如下问题回答上的：女性文化与文学同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文化与文学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非主流的女性批评能够通过广泛而细致地阅读自己的文学本文而总结出自己的方法与理论吗？在对与男性文化传统格斗的女性天赋的分析中，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性的沉默与空隙能够得到充分揭示吗？作为性别差别的女性写作的异类体验包容了什么样的文化向度？类似对妇女胸围、臀围进行学术测量的“大男子批评”（phallic criticism）隐含了怎样的文化歧视？仙女、悍妇、巫婆、红颜祸水等男性写作传统是怎样一种的文化隐喻？ 正是从妇女的双重文化身分（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出发，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在她们看来，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17）反映到妇女批评中，则表现为，妇女书信、日记、妇女手册、妇女小说、社会学著作、医学文献与杂志、性手册、生育手册、新闻报导、政治或文学宣言等，都进入到妇女文学符码的互文性解读活动中，形成一幅“交叉文化蒙太奇”的批评图景。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non—conspiratorial）文化网络”。（18） 在西方马主义阵营中，路易·阿尔图塞的“症候阅读”理论、彼埃尔·马库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释义学、特雷·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阿多诺的“否定性”美学等各种文学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特征，即认为文学研究更有阐释文化意义的任务。亦即“通过作者用以作为材料的那种意识形态来看到普遍的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等观念走形成特定社会的主体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本身的性质”。（19）这样的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具有更为宽广的文化研究的性质。例如，阿多诺就曾以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快乐的日子》、《终局》等系列荒诞剧进行剖析，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来阐释文艺的批判功能。而詹姆逊通过分析海明威的《非洲青山》，要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要从作品神秘的表层结构中揭示出作品被压抑的潜意识，伊格尔顿则更把文学活动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活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种泛文化的文学研究立场或取向，正如当代美国学者朱丽叶·弗劳尔·麦卡乃尔所说，当代文学批评的要害在于，“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20） 三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首先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并非简单的多元并存，而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它与女性主义政治、妇女史、女性主义人类学和人种学、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妇女心理学等交织在一起。七十年代后期崛起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把探索性别与种族在黑人妇女文学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学传统作为文学批评的原则。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侧重在文学与历史之间进行跨学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侧把文学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更是涉及到哲学、文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 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全面批判了男性文化（或文学）优于女性文化（或文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认为女性写作最善于在文化和社会的压抑中利用身体的语言进行自我渲泻，具有对传统形而上学强大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同时精神分析方法也深深渗透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欲望与语言的关联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从文学文本的沉默、空白和矛盾中揭示出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变化更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集体”的“一块探索的高产田”。可见，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 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在本世纪初至六十年代的西方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等）一直占主导倾向，文学的自律性和内部研究得到高度重视。六七十年代以后，这种主导倾向就逐渐为文化批评所取代。就连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也不得不承认，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21）不独研究兴趣由内转为向外，研究对象也从经典文学或精英文学转向研究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或通俗文学。就批评本身而言，它不再是单一的文本结构分析或语言修辞解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创造活动或文化创造过程，这种批评，正如当代美国学者林达·哈奇所说，它业已“超出了一种已经固定或正在固定的解释，它是一种‘诗学’，一种永远开放的永远变化的理论结构。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22） 其次，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23）而文学批评则应当去揭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被压制的文化它异因素之间的两极对抗关系，这就使得新历史主义者由于把文学批评看成是干预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反抗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詹姆逊也特别强调对意识形态作“征兆”分析，以此揭示意识形态遏制历史与文化的特殊途径与方式，詹氏本人对海明威小说的解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詹氏看来，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崇拜”现象不过是作者“个人神话”或“自我戏剧化”的一种象征性隐喻。在一个异已的商业社会面前，硬汉形象是作者对实际矛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不过是作者本人遏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策略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明威是在利用意识形态（文学）来批判现存社会与文化。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女性批评理论 “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24）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同传统的标榜客观性的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一种高度参与现实的实践精神表现出明显的伦理取向或价值立场。换句话说，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禀有一种关注现实的斗争精神和干预主义的信仰。 再次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策略性和诊断性。策略性源于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现实条件。在现实的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面前，文学批评要通过干预现实达到政治反抗和文化批判的目的，只能在策略性的文学文本分析与批判中实现。例如，解构主义的文化反抗就是一个明显的策略性活动。它不是从正面来批判传统文化，而是从颠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入手来揭露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质。在耶鲁学派中，保罗·德·曼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流年》的解读就是从语言的修辞性特性来消解文学文本与一切非文学文本的界限并进而将其修辞学解构理论推广到人类自身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权力结构分析也大多是从权力结构的载体——话语形态分析入手的。此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征兆”分析、阿尔图塞的“症候阅读”都是一种策略性的文学和文化解读。正是在这种策略性的文本分析与批判中，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又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使批评实践本身更加复杂化。 由于是在隐蔽的策略性活动中进行着政治反抗和文化批判，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又往往是诊断性的。这种诊断性突出表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选择往往依赖于它所提出的问题，而问题又依赖于它们的语境或背景。问题意识和语境意识使文学或文化研究者们往往采取一种诊断性的阅读方式和分析方式进行文化或文学分析，“就象一位内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医生为确诊一桩麻疹或精神分裂症病例要快速检查病人身体或心理症状的细节，以实施急需的治疗，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们则也时时飞快地检查作品的明显特征，抓住其表现出的特殊文化的另一方面，对其加以诊断。其阅读取向更多地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作品本身，尽管每一文化的相异性原则是被承认的”。（25）这种诊断性必然逻辑地延伸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更关注主题、意义、思想、语境、政治、社会而不是文本的内部事实如语言、结构、修辞等。

《听听那冷雨》赏析中国当代散文欣赏之一【原文欣赏】听听那冷雨余光中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着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以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地是久违了，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水，千伞万伞。25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特意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礼堂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雨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呓，那腥气。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山居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地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境，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突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放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怨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偁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所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20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项上呼吸沉重都覆盖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项，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层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挟，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蝎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便弥湿旧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的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20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在。听听那冷雨。【作者小传】余光中（1928～），台湾著名诗人，以“乡愁诗人”著称，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诗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光中将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倾注在他的诗作之中，《乡愁》便是一首代表作。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作品赏析】《听听那冷雨》是余光中的代表作品，正如《荷塘月色》之于朱自清，《茶花赋》之于杨朔一样，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家的创作主张及艺术风格。文章虽说通篇写雨，写愁，写离怨，但决不借那朦朦的愁云蒙蒙的雨幕来晦涩自己的观点，他勇敢地涉足让庸人却步的政治湍流，有意让作品的社会意义、美感价值经历洗礼和考验。此文开篇，作者便将在凄风冷雨中产生的单调感顺势迁延为对历史与现实的喟叹：“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这妙喻准确、简赅、新鲜，下笔时全然不想着会开罪于何人，只是让艺术把真情实感馈返给现实——它的母体。大凡真爱，便不必讳言，无须粉饰，且读这一句吧：“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这声音来自台北，1974年。不是“箴言”，却是“真言”！想当时，正统作家群中诗以“莺歌”，文以“燕舞”，不乏其人，愧杀，愧杀！用艺术伪装现实，艺术只能沦落。余光中正视现实的勇气还表现在他不沉湎于历史的“杏花春雨”，也不轻信来自官邸或酒肆的传言。他思索、辨析：“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难怪他要写冷雨，听冷雨，嗅冷雨——“淋淋漓漓”的雨丝能清醒头脑，“淅淅沥沥”的雨声能增聪听功，“爽爽新新”的雨香则沁心润脾。冷雨，冷语，冷静的肺腑之语。行文中，作者决不忽略文字的美感价值。冷雨中诱出了祖宗的诗韵，君不见“渭城朝雨浥轻尘”、“清明时节雨纷纷”都以“变奏曲”形式流韵在字里行间。作者的“情丝”与雨丝始终交织着，在冷雨中忆起了初临孤岛时的“凄迷”，也忆起了初恋时的温馨。他相信“商略黄昏雨”的意趣，只有在中国方要尽享，也许在基隆的港堤上，也许在四川的池塘里。他想起辞书中“雨”部字块的繁纭，米家山水画的云情雨意，王禹偁为听雨而造的竹楼以及现今雨城中千伞万伞的奇观。雨连着台岛与大陆，连着悠悠的历史与难尽人意的现实。尽管为文的契机是感慨于海峡两岸“参商太久”，但此文的审美对象是雨，所以作者一直是用雨来濯涤自己的愁绪，用雨来勃发读者的情趣。至于载什么“道”，完全没必要让艺术去屈就。真正的艺术本身自有扬善祛恶，昭示美与光明的功能。关键是那艺术要真，不要伪，每个艺术品种都要遵从自身规律去反映现实。唯其如此，也就必定能与当代生活节奏同步了。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实践对我们上述的分析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文坛宿耆柯灵说：“《听听那冷雨》直接用文字的雨珠，声色光影，密密麻麻，纵横交织而成。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文字和现代文学的表现力增加一点信心，也应该承认这在‘五四’以来的散文领域中，算是别辟一境。”这评论有深刻的见解，也很公道，会引起作家与散文爱好者的思考。读《听听那冷雨》还可以感受到余光中对散文艺术的多方面探索。他努力开拓散文“可读性”的范围。所谓“读”，不仅染人以目，感人于心，还讲求易诵于口，悦之于耳。为此，他十分注意词语的音韵美，化古求新，别具一格。叠字叠句的用法在他笔下出神入化了，让人一看便不禁吟哦。余氏对李清照的词风是偏爱的，“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这句法显然师承《声声慢》，但他更注重的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看这句，“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叠字连绵，表态、动态、声响三番俱出，把“雨”字的质感写活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善用叠字，“诗化”散句，似乎也可称作“余光中现象”，读起来有醉人的韵味，那巧构的谐音辞格又毂出一连串的遐想。再如“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一句，“山”、“伞”相谐，借喻妥帖，寄寓着无尽的忧思与遗憾。桐城文人“因声求气”的观点，在余光中的散文里得到了印证和发展。有时，作者也排出个把长句，但不累赘，仿佛如歌的行板。他拿手的还是让短语、短句参差跳跃产生出珠落玉盘的效果，读这句便知此说不谬：“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不仅可诵简直可唱了。我们得到了启示：诗句要有节奏，散句也要有节奏；而这节奏千变万幻，调度得当便是艺术。同类语或近义词的连用在文中也不乏见。“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一下子扫过万水千山，大陆风情，如数家珍。再看这句：“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一字之别，入木三分。读余光中的散文，对于爱好古典文学的人来说，则常有会心，时而颔首；对于发蒙于新文学的青年来说，则知、美兼得，受益匪浅。当然，细心者也会发现余文中亦有西化句型杂陈其间，另有意趣。这表明在对待“民族化”的问题上余光中既坚守主脑又不偏颇自囿，至于文中大跳跃式的联想和具有现代风格的“情景置换”更能证明这一点。【相关链接】20世纪60年代起余光中创作了不少怀乡诗，其中便有人们争诵一时的“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白发盖着黑土，在最美最母亲的国土。”回忆起70年代初创作《乡愁》时的情景，余光中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抬头远眺，似乎又在感念着当时的忧伤氛围。他说：“随着日子的流失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整整20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乡愁》。”《乡愁》是台湾同胞、更是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思乡曲，随后，台湾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8首诗谱曲传唱，并为大陆同胞所喜爱。余光中说：“给《乡愁四韵》和《乡愁》谱曲的音乐家不下半打，80多岁的王洛宾谱曲后曾自己边舞边唱，十分感人。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赏析」 以描写望著雨中的家的心情终，作者在中间各段采取时空交错的写法：忽而 过去，忽而现在；忽而故国，忽而异域，又随时回到台湾，回到厦门街，文理知 错综，是作者企图以此表达诉说不尽的复杂情绪；而其无碍的文才，足令读者的 心情随作者的心灵转换而起落，却不会感到凌乱无章。 细读之后发现主旨、内涵很简单，都在表达作者的中国意识、对中华文化的 赞美与眷恋。该文特殊之处其实在於形式，解构文字，打破书写的秩序，以敲打 乐的形式，依靠句子的长短组合变化，达成绝对的音乐感。大量运用中文的长短 句，造成结构上的美感，又用同音异义的字造成错综变化。 一气呵成，不能中断，是他形式上的特色，尤其在最后一句「清明这季雨」 忽然收短，与之前的长句一同形成强烈的节奏感，以及无限的感叹. 完全用作诗 的方法，句子的长正好表现出雨下个不停，形象上的淅淅沥沥呼之欲出。 这篇文章是那个充满著昔日家国忧愁之思年代的文字。时日久远，但今日读 之，仍然觉得是所读过的音乐性韵律最强的一篇文字。诗人为文，文字特别凝敛 生动而富有韵律感。许多人评论感觉上喜爱余光中的散文更甚於他的诗。 《听听那冷雨》的修辞技巧从听听那冷雨中可以学到最多的应该就是" 丰富 的修辞" 技巧吧（一）生动的比喻比喻是一种「借彼喻此」的修辞法，有二件或 二件以上事物中有相类似之处，以「那」件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方说明「这」件 事物的，就叫「比喻」。通常用" 像" 、" 如" 等喻词来联接两件事物。 例如：△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乾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 的眼睛，地，红如印地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 △据说住在竹楼上面， 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 （二）匀称的对偶语文中在形式上，上下两句的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结构 相同，平仄相对的，就叫「对偶」。就内容上而言，意义相近者为「正对」，意 义相反者为「反对」。 例如：△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 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著。 △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 （三）鲜明的转化描述一件事物时，转变其原来的性质，化为另一种本质截 然不同的事物，来加以形容叙述，叫作「转化」，又称为「比拟」。可以分为拟 物为人、拟人为物和拟虚为实三种. 例如：△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乾乾爽爽的 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 伸手一拂就落了。 △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麼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 地弹…………。 （四）整齐的排比用结构相似的句法，接二连三地表出同范围、同性质的意 象，叫做「排比」。 例如：△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 如是。 △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在， 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 （五）秩序的层递凡要说的有两个以上的事物，这些事物又有大小轻重的比 例，而且比例又有一定的秩序，所以在说话行文时，依序层层递进的，叫做「层 递」。 例如：△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 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 △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 烛昏沉。两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 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裏，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 （六）和谐的类叠同一个字词或语句，接二连三反复地使用，称为「类叠」。 例如：△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 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 △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 （七）鲜活的倒装语文中故意颠倒文法上的顺序的句子，称为「倒装」。 例如：△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 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著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 △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裏风裏，走入 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 △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感想」 散文要引起读者的共鸣，不像小说可以借助故事情节的变化多端取胜。不过， 作者在行文运笔之际，可以引起读者各种感官的刺激，使读者如闻如见，如履其 境，造成感同身受的效果

其文虽短，其味无穷——短篇小说《可怜的维纳斯》赏析白小易的短篇小说《可怜的维纳斯》（见《萌芽》一九八二年第1期），全文虽不足两千字，却写得非常成功，读后回味无穷。现就这篇小说的主题、人物性格刻画、结构和语言方面的特色，谈本人的一点粗浅认识。一小说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美术学院的学生看中了年轻美貌的小卖店的女售货员，想方设法去接近她，千方百计博取女售货员对他的好感，以至向女售货员求爱。出于对男方的关心，女售货员只得向他吐露了真情：原来她是一个安着一条假腿的残疾人。男方得知实情后，由震惊到失望，最后终于离开女售货员而去，小店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女售货员）来写的，“我”就是这一事件的见证人。通过“我”所遭遇的不幸，小说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主题：怎样才算美？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大学生应当怎样去看待美，应该树立怎样的审美观？怎样才算美，应该怎样对待美？作为一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他”对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他”知道维纳斯的雕像是美的，“他”甚至可以具体地说出它美在哪里，指出它身上的每一条曲线。“他”还知道把现实生活中的姑娘的面貌与维纳斯相比较，甚至可以指出它们之间的极细微的差别。分析得头头是道，讲得天花乱坠。请听“他”对“我”的一套赞美辞：“你真美，拿维纳斯和你相比，惭愧的只能是维纳斯，而决不是你。你的眼睛能使维纳斯低下骄傲的头来，你的红晕能让维纳斯那苍白的脸无地自容，你才是生活中的维纳斯……我爱你！”可见“他”并不是不懂得美。但是，“他”真正懂了没有呢？没有。他看到了维纳斯的面容美，却没有，但应该看到她是断了胳膊的。同样，“他”看到了“我”的面容美，却没有也不会想到“我”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残疾人。“他”所说的、所指的只不过是一种外表的美，而对维纳斯的真正的美学价值，对生活中内蕴的美（心灵的美）却不能发现，更不能理解。因此，当“我”向“他”说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时，他没有勇气，也不可能有这个勇气说“我爱你”。当真正的美向“他”敞开大门时，“他”没有鼓起勇气走进去，而是临阵退却了。以至“他”不能，而且永远不能得到生活中真正的美，尽管“他”把所学的美学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但“他”在这方面永远是一个无知者。年轻人往往只顾看事物的外表，而容易忽视事物的本质。在审美观上，他们往往会被各种表面的美所迷惑，而不善于发掘内在的美。小说中的“他”的态度无可否认地具有某种代表性。尤其是在年轻的大学生中间，具有这种审美观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吧？因此，小说中提出的这么一个问题，确实是发人深省的。这篇小说，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二通过人物的性格刻画来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是这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是一个自私、庸俗、无知的大学生，这在“他”的言谈举止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那样热烈地追求“我”，在“我”面前竭力装出一副诚实谦恭的样子，以此来博取“我”对“他”的欢心。当然，“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并没有高攀之意，但有感于“他”的诚恳，向“他”吐露了真情，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慰，求得“他”的谅解。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当“他”得知真情后，只是震惊、失望和无地自容，往日那夸夸其谈的口才，那说出“我爱你”的话时的勇气都不知到哪里去了。“他”没有谅解 “我”，更没有宽慰 “我”，极度自私的心灵占据了“他”的心房，约束了“他”的行动。“真的？”简短的两个字，既是“他”在失望之后发出的哀鸣，也是“他”自私心理的总表白。这种自私发展的结果是不管“我”的心里多么难受，竟别“我”而去，从此销声匿迹。为什么“他”不敢再向“我”表示爱情呢？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庸俗的传统观念。“他”是一个大学生，本来向一个女售货员求爱，已是降低身份，更何况“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残疾的姑娘呢？“你怎么没考大学呢？”这好象是对“我”的处境的惋惜，其实是庸俗的传统的尊卑观念在“他”头脑里作怪。因而也就决定了“他”在得知了“我”的内情后会弃“我”而去。尽管“他”把美学理论讲得头头是道，把赞美高调唱得铿锵悦耳，但是“他”并没有懂得什么是美，如何去追求并得到美。“他”追求的只不过是“我”的外表的美，而失去的却是“他”自己的心灵中的美。因此，“他”是一个无知者。但是，说“他”无知倒不尽然，在有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聪明”。比如说“他”为了得到“我”的欢心，并进而达到向“我”求爱的目的，故意在“我”面前装出一副诚实的样子，说“我”错给了“他”两张宣纸（其实“我”并没有错给），由此获得了“我”对“他”的好感。之后，“他”对“我”是一次次的接近，一连串的微笑和一系列的客套话，宛然是一个举止文雅、谦恭有礼的君子，进一步获得了“我”对“他”的好感。当“他”认为时机已成熟时，便滔滔不绝地向“我”唱赞歌，把“我”吹得比维纳斯还美，并正式向“我”求爱。直到真相暴露、懊丧离去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太对不起你了”，仍然装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但是，这一切“聪明”恰恰显示了“他”的无知。在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作品中，能够把人物的性格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三从必然中突出偶然，从偶然中显示必然；看来是情理之中，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看来是意料之外，其实是情理之中。时而奇峰突起，时而“柳暗花明”，这是这篇小说在结构方面的一个特色。在“我”与“他”的关系上，作者首先用大量的笔墨来写“他”对“我”的热烈追求以及“我”对“他”的好感，极力渲染出一种男情女意、情投意合的气氛，给读者造成一种男女双方必然走到一起的印象，可谓是情理之中了。为了突出这一气氛，加深读者的错觉，作者有意识地让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尽情表演，把“他”的性格发展逐步推向高潮。“我爱你！”便是“他”的性格发展高潮中的一个极点。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借“我”之口道出了真相，引出“他”的态度的180度转弯，这在读者心目中是出乎意料的，因此感觉到这一事件的发展有些偶然。然而，作者正是利用这个必然中的偶然，让“他”的性格得到本质的展示，让“他”的灵魂在矛盾冲突中得到亮相。从而把人物形象刻画得更加丰满。“我”的命运是偶然的，但是这偶然中却显示着必然。作者在“我”的悲剧发生之前，早已为我们设下了许多伏笔。只要读者细心地去阅读体会，就不难看出，“我”的恋爱悲剧、“我”的被丢弃的命运是必然之中的了。作品在进入具体事件之前，安排了一段不长的“我”的议论，点明了“我”的身世、处境和“我”在这个处境中的想法，指出了“我”在大学生面前产生了压抑感，这种压抑感形成的原因明的就是“我”的地位低下，暗的就是“我”的生理缺陷。尽管“我”的面貌比较美，但是，这致命的“压抑感”早已安排了“我”的命运。“我”的命运也是由“他”的性格发展所决定的。在看来男情女意、情投意合的平面图上，其实已经埋伏着“我们”感情破裂的裂痕。比如“他”那伪装的诚实、不正确的审美观以及脱口而出的“你怎么没考大学呢”的只言片语，早已暗示着“他”在得知“我”是残疾姑娘时会离“我”而去，而“我”则不可避免地会有被丢弃的命运。四语言含蓄幽默，于肯定之中寓否定，于悲哀之中求欢乐，于风趣之中寄嘲讽，是这篇小说在语言方面的一个特色。在作品开头没有进入具体事件之前“我”的议论中，有此一句：“……命运似乎嫉妒我的这种清静了，终于像在无味的菜汤里加进味精一样，把一个，怎么说呢，就算是喜剧吧，投进我的生活中来了。”乍听起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肯定的。它在说即将发生在“我”和“他”之间的是一个具体喜剧色彩的事件。但凡接触过下文的读者都知道，对于“我”来说，即将发生的事件并非具有喜剧色彩，而是充满着悲剧的色调。作者在肯定它是“喜剧”的意旨下，正寓着对“喜剧”的否定。当然，说它是“喜剧”也未尝不可。因为在这个事件中，“他”扮演的角色确实滑稽可笑，但不是欢笑，而是嘲笑。这种嘲笑中包含的不是肯定而是更高程度的否定。在叙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之后“我”的议论中有此一句：“我想起他给我留下好印象的那天，明白了，笑了，哭了，最后还是笑了。”这当中有痛苦，也有欢乐；有哭，也有笑。从“我”的处境看来，应该是痛苦，应该是哭。但事已至此，“我”痛苦，“我”哭又有什么用呢？固然，“我”曾哭过，但在哭过之后，“我”彻底醒悟了，因此“最后还是笑了”。但这不是欢笑，而是强作欢颜，苦中作乐的笑，是对庸俗的人、庸俗的传统观念、庸俗的社会道德的有力嘲笑。作品结尾的一句话讲得颇风趣。它是这样写的：“我突然想到，假如那断掉胳臂的维纳斯也是一个活物的话，她真不知会失去多少‘爱’她的人呢！”只要略会思索的读者都不难领会这段话在风趣后面包含着的深刻的意义：生活中的维纳斯（“他”是这样称呼“我”的）已经失去“爱”她的人，维纳斯是活物的话，也必然逃脱不了“我”同样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因为庸俗的传统观念和社会道德在支配着人们。因此，在这风趣之后，其实包含着对庸俗的传统观念和社会道德的控诉，包含着对庸俗的道德观念支配下的人们的有力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