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伦理学研究发展论文

现代科学技术对道德提出新课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创造的技术圈、智慧圈，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生物圈，面对严重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等严重问题，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宇宙等关系就严重地摆到了人类面前，中外一些伦理学家尤其是西方一些学者开拓了“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宇宙伦理学”等新的研究领域。本世纪以前，人们主要将道德看成是调整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和评价体系。后来，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们便将道德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学揭示，人和自然构成了一个现实的系统——生态系统。二者相互作用并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由于人为的原因，使生态平衡日益受到破坏，以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压力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出现过“八大公害事件”，就是典型例子。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也很严重。如土地沙化面积日渐扩大，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约在30亿元。在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少人意识到，生态问题是涉及到全球性的全人类利益的大事。未来学派指出，“对生态的保护和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类生命的素质和保护人类两者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人们“对世界的自然资源没有绝对使用的权利”，“必须尽可能公平地保护和共享之，不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如何”。他们强调，人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知识的增加和力量的发展，是对我们子孙后代和其他形式的生命的责任与义务。”美国学者J．D蒂洛在解释“自然道德”时说：“在自然界道德方面，可以依据他对周围自然物的行为，判断他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前苏联伦理学家季塔连科把人对自然的态度，列为共产主义道德的一条重要规范。在人们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层认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是一门揭示环境或生态道德的本质及其建构规律的学科。它指导人们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推动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创造更加美好的环境，从而保证人类物质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造就人们在环境问题上的高尚的道德情操。生命伦理学是围绕改进生命质量而展开的各种伦理问题的概括，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新阶段。它既是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也是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挑战。它涉及到许多传统医学伦理学观念的变更。作为当代新技术革命之一的生物科学，在近几十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揭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序幕，使人工改造生命，提高生命质量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命质量控制、行为控制、体外受精、重组DNA等，一一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传统医学伦理观点的堤坝被冲破了。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对待生死观的问题上，以往的传统医学伦理学，由于整个社会道德的影响和医学科学的发展有限的制约，把“生命神圣论”作为自己的信条。一方面无条件地维护任何生命，“生命”是绝对不能触犯的禁区，在任何情况下，保存和延长生命都是道德的，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反对“死”，即使是那种不可避免的死亡。但是，在以现代医学科学为基础的生命伦理学看来，既然人类可以选择更好的生命，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命质量，为什么要抱着那种残缺的、毫无价值的生命不放呢?为什么不利用改善生命质量的可能而听任生命的自然发展呢?对那种不可避免的死亡，为什么不可以听其死亡，或者让其安乐地死亡呢?生命伦理学在对待生命与死亡这种认 识上的变化，相应地必然引起医学道德乃至许多社会善恶观念的变化。其次，表现在伦理道德价值观上的变化。生死道德观念的变化，实质上在于生命与死亡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在于从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判定生命与死亡的价值，它一改传统医学伦理学以人的生命为价值目标和落脚点的观点。生命伦理学不是无条件的反对生命神圣论，而是要求把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和生命价值论三者结合起来。即以社会公益价值为前提的生理价 值。最后，这种冲击还表现在义务关系的变化上。生命伦理学对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先天性痴呆症、安乐死、遗传工程等问题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确定，都是从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仅是从一个病人的利益出发的。也就是说，生命伦理学把义务关系从医生与单个病人的范围扩大到医生、医学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由此可见，生命神圣与生命质量的统一，生理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对病人的义务与社会公益的统一，正是生命伦理学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由上可以说明，生命伦理学较之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是大大地扩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所依据的是传统医学科学的基础，是以消除疾病，恢复健康，纠正不健康产生的变化，它的信条是同情病人，为病人消除疾病服务，并以此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尺，相反，生命伦理学则是以当代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以生物工程为基础的，它追求的目标不仅是消除疾病，更重要的是完善生命的质量，增强和发展人的活力，完善和发展生命。但也应看到，伴随着医学科学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一种新的稳定的道德规范未统一形成以前，的确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道德现象。特别是在唯钱是图的资本主义社会，“捐赠精子”、“替代母亲”、“租借子宫”、“试管婴儿”、“器官销售”、“买卖胚胎”等阴暗面，引起人们对道德的恐惧和道德谴责是可以理解的。但应指出，这些现象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表现，而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这些技术的应用，也确实给人际道德关系(包括医惠关系)带来了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研究，确立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原则。“宇宙伦理学”是随着宇航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提出了从单纯的研究人、自我以外，转向以研究人与地球、宇宙的关系，其创始人齐奥科夫斯基认为，“人的幸福，人的无限发展的日益完善，是人们认识活动的目的。但地球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受到地球上生活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影响的威胁。只有认识宇宙的规律，创造使人越出地球以外的手段，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才能避免死亡。”也就是说，伦理学要适应宇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状况，就必须改变以地球的人为研究中心的传统伦理观点，把伦理研究扩展到人与宇宙的关系上来。总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伦理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激发人们对来来对人类的责任意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突出地要求人们对未来对人类承担责任。在小农经济的社会里，由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动生活方式，人们没有关于未来的观念。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是无止境的重演。所有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都要求人们重视经验，遵循古制，对过去负责。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冲破了因循守旧的封建经济，扩大了人们的眼界，资本主义把冷冰冰的现行利益提到压倒一切的地位，其道德观念的核心，就是鼓动人们争取现世的功利，因而事实上就是鼓励人们只对自己的现世负责，既无须顾及过去，也无须展望未来。而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未来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那种文明对未来不负责任的做法所造成严重恶果，给人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可怕的阴影，另一方面是人类今天所具有的科学技术手段，已经能够在许多方面大大改变那些原来是纯自然的过程，使这些过程能够按照人的意愿来发展。未来不再是一个与人无关的自然而然出现的必然，而是人们主动创造和选择的结果。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要求对人类的整体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人类自脱离原始社会以来，文明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分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一方面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体，另一方面又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严重的分裂。东西对峙，南北鸿沟，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深刻弊端。当尖端技术用于足以毁灭人类的大规模军备竞赛时，科学研究能在道德上保持中立吗?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青年一代的责任，是要克服资本主义文明造成的对立，要求对未来对人类共同命运负责，使科学真正造福于人类。

教育伦理学什么是教育伦理学教育伦理学是一门由教育学与伦理学整合而成的学科，主要在探讨教师职业伦理相关的问题。教育伦理学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洛齐（1746-1827）曾经在其所撰的《隐士的黄昏》中，从基督宗教的观点，将人神关系与父子关系类比，以作为人际关系建构的基础，并且应用到教育关系之中。同时，德国教育家塞勒尔（1751-1832）也倡议教育伦理学问题的研究。其后，1920年代，价值教育学的提出，也涉及教育伦理学先前图像的探究，并且提出许多有关教育中正确和合法的问题，对于教育伦理学的建立相当重要。此外，教育家杜普·霍华德（1902-1977）支持教育实在论者的看法，联系精神科学教育学的传统，从科学的观点探讨教育伦理的问题，对于教育伦理学的建立贡献很大。德国教育家边宁首先在1980年出版《教育伦理学》 ，探讨了教育伦理学的基础，包括教育伦理学的结构以及教育的伦理责任等。其次，美国教育家索提斯和史崔克在1985年出版《教学伦理学》，探讨教学论理的问题。再次，德国教育家嘉姆（1925-）于1988年出版《教育伦理学》，探讨教育关系的问题。又次，德国教育家欧克斯于1992年出版《教育伦理学》，探讨教育伦理学的问题、实际的原则和展望等。其后，中国教育家詹栋梁在1996年出版《教育伦理学》，探讨教育伦理问题。接着，英国教育家卡尔在2000年出版《教学伦理》，探讨教学伦理的问题。最后，中国教育家贾馥茗在2004年出版《教育伦理学》，探讨教育伦理问题。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欧美、日本、前苏联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可概括为道德教育、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三种类型。中国教育伦理学一直未突破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框架。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教育领域内的道德现象。教育伦理学应当研究教育同经济及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不能把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同教师伦理学、德育原理等学科研究对象相混淆。教育伦理学的模式及效果教育伦理学的界定教育伦理学是教育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研究教育管理和教师劳动过程中伦理道德问题的综合性学科。尽管教育伦理的思想在中外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科则相对较晚。在高校尤其在师范高校，教育伦理学往往作为“两课”中的必修课在师范本科生中开设，其最终从教育哲学的角度对在教育过程中实现教育目能所有基本要素中的伦理因素进行阐述，从而探讨在培养入这个教育根本目的中的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以及教育伦理的规律。教育伦理学的主要授课大纲如下：教育伦理学的建立人类的伦理倾向教育的伦理原则教育伦理学思想教育伦理学概念教育伦理学理论师资培育的教育教师的专业精神教师的教育信念良心教育的探讨师生关系的探究教学伦理的概念辅导伦理的理念校园伦理的建立教育伦理学的应用教育伦理学探析教育伦理学是一门研究教育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价值性的关系的学科。教育的本质是善的，但是违背教育本质善的教育思想和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因此，教育伦理学就是要对整个教育以及各种思想、具体的教育现象进行人文关照，以省察和规范合理性及价值性。价值及依据教育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价值实践科学。教育伦理的价值功能在于使教育的本体价值得以最大效度地发挥，使人类对教育的需要得以更好的满足，使人的生命本质在教育中及其影响后得以真正提升。这体现了教育伦理学的终极价值关怀。其合理性依据是：合乎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合乎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善的理念。核心原则中国教育制度变革必须加强教育制度伦理的探究。教育公正是教育制度伦理应坚持的一个核心原则。教育公正问题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重大问题，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不公正现象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高低收入两个群体之间，流动人口与固定居住人口之间以及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中都存在着教育不公正现象，阐述了这些现象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相应的解决办法。最后指出优先完成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十分必要，效果最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态度转换和视野转换，教育界基本确立了教育公正原则。当前，有必要继续大力倡导和坚持这一核心原则，其具体现实要求是：第一，在教育改革发展中，坚持教育公正优先的理念；第二，促进区域间教育的均衡发展，大力消除人为造成的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和学生之间的等级差异，平等对待城乡教育、所有学校和每个学生；第三，依靠程序公正约束权力运作，使公正的制度安排化为公正的教育和管理行动。功能向度教育伦理学作为伦理学重要的分支学科，二十年来既取得了喜人的研究成果，又存在某些研究上的不足。要克服这些不足，使教育伦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入更高层次，教育伦理学必须努力彰显自身的学科个性，完善本学科的研究视域，使所设定的价值目标对处于不同德性层次的教育者都具有导向意义，还必须确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激励具有较高德性的教育者向更高的善追求。教育伦理具有贬抑教育行为之恶和显扬教育行为之善两个功能向度。前者需要从规范性层面上，通过教育伦理建设来探寻教育善的实现路径；后者需要从主体性层面上，通过伦理建设来探寻教育善的实现路径。教育伦理学的展望英、美、日本、前苏联教育伦理学经历了作为道德教育、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的伦理基础研究三个时期。中国教育伦理学研究受外来影响比较大，也明显地体现为相应的三个研究阶段。当今，作为道德教育研究的早期教育伦理学已被德育原理所取代，作为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传统教育伦理学已被教师伦理学所取代，教育伦理学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即以教育的自身伦理基础为研究对象。这一重大转变必将对教育伦理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条目对我有帮助2分享到：本条目相关文档 伦理学视野中的网络教育伦理初探 7页 论会计伦理学之伦理学特性 3页 论会计伦理学之伦理学特性 3页 论会计伦理学之伦理学特性 3页 伦理学 207页 伦理学论文——公共管理伦理学 3页 伦理学-伦理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 239页 护理伦理学 55页 护理伦理学 42页 企业伦理学 171页更多相关文档本条目相关课程17堂课为孩子打造顶级精英才具备的核心竞争力王利芬¥家庭教育中的方法和心法MBA智库特邀讲师免费北大心理学女神：32节识人术“看透人心”倬伦¥突破职场低谷期，告别自我压抑？七芊¥ ¥本条目由以下用户参与贡献刘维燎.页面分类: 教育 | 伦理学评论(共0条)提示:评论内容为网友针对条目"教育伦理学"展开的讨论，与本站观点立场无关。发表评论请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有关规定。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Daniel 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 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医学伦理学的定义英国的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 Chauncey 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 K． D． 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 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 John Gregory 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 Gisborne 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 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 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 Fletcher和 Paul 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 Hellegers 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 Rensselaer 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 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在某种程度上，Raanan 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 Gillon 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 ）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 of Medical 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生命伦理学的职能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生命伦理学并不是用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来代替另一种；也不是道德咨询所，给特定问题提供唯一的答案，（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结论是试验性的，暂时的，不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既不能采用强制的方法，这并不是伦理学的特点，也不能在社会朝向民主的进程中让社会所以成员都持一种观念，对生命伦理学问题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协商对话讨论等达成一致。总之，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新领域，它还只是一个开始，有待于更准确地定义它和挖掘研究方法。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家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应把生命伦理学理解为这样的一个学科：它给持有各种观点的所有学者提供了场所。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未来，Gillon认为：虽然说很难对生命伦理学的未来进行预测，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生命伦理学将继续为更多的人们提供平等参与的舞台。

[摘要] 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着社会整体的面貌，而且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21世纪，现代高科技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给道德生活和道德建设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加强现代高科技时代的伦理道德建设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又一重要课题。 [关键词] 现代高科技发展伦理思考 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历来为中外思想家所关注。早在公元前5世纪，《礼记·中庸》中即有“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说法，意即“尊德性”和“道问学”兼容不悖，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古代欧洲哲学家也持这一看法，苏格拉底曾提出过“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和道德的关系引起人们越来越深切的关注，1905年6月6日，居里夫妇在一次讲演中即说，镭的发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它已经在为“善”服务，但也可能为“恶”服务。后来实践的发展证明了他们这一判断。尤其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现代高科技的迅速崛起，它在应用中所产生和可能产生的某些后果，对伦理道德构成了强烈的冲击，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遂成为科学家和伦理学家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它被认为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一科学话题”。 一、现代高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所形成的冲击 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纪，在这一世纪，科技发展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现代高科技的迅速崛起及其带来的惊人变化。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它的每一项重大成就的取得都对人类已有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对道德建设发出了新的挑战。 1.信息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1945年，美国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此后，随着集成电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微型计算机应运而生，使计算机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工作和生活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结合后诞生了国际互联网（因特网），它的出现和发展急剧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交往方式，带来了划时代的巨大进步，但网络技术的发展也给伦理道德构成了很大冲击。如：电脑黑客问题、人格缺陷问题、信息污染问题、信息安全问题、侵犯个人隐私权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文化霸权等一系列有悖于传统道德的现象，变成了当今全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2.生物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生物技术作为世界上一项尖端技术和产业，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了重大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农业、医学、工业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它所展现的美好发展前景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道德问题。如：人工生殖技术中人工授精技术、试管婴儿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影响人类进化、人类多元性和复杂性、人类的尊严、社会伦理关系等伦理问题；基因技术与人类基因组研究引发的基因专利化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人工干预生命的危险性问题、基因决定论与所谓“优生”问题、基因治疗中的负面伦理问题等，它会不会把人类带入一个未知世界？引起全社会的伦理恐惧。 3.核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1945年7月16日世界第一个原子弹试爆成功，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相继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它对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也展现于公众面前，从此引起了人们对核战争、核污染、消除核威胁、以及超级大国的核讹诈等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类安全诸问题深深的忧虑。 4.航天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自从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人类进入了航天技术（或空间技术）发展的时代，从此拉开了航天领域竞争的序幕。40多年来，航天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一个又一个的航天技术成果相继出现，与此同时，构建太空道德问题也日渐迫切。航天领域突出的道德问题如：空间资源的归属问题，和平利用太空问题，保护太空环境问题等引发成全球问题。 5.纳米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纳米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能够通过调动单个分子、原子制造出某种微型和超微型的器件或某种体积很小的智能机器，它们可能被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被植入人体或人脑中发挥作用是其诱人的应用领域之一，但同时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无法预见的潜在危险。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道德真空”，给人们制造着“道德危机”的惊慌，给社会生活秩序的协调和稳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二、正确认识现代高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困惑 20世纪是科技发展高歌猛进的世纪，也是问题丛生、向世人告警的世纪。现代高科技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将这两种正负效应推向了极致，引起人们对现代高科技相关问题深刻的审视和反思。 1.正确认识“科学研究无禁区”思想 “科学研究无禁区”是传统道德基于科学的真理性而做出的一个重要伦理判断，也是以往人们普通遵循的一个基本科技伦理准则。在以往人们看来，这一伦理准则既适用于科学研究，也适用于技术发明。但是，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对这一伦理准则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在这一问题上，首先应分清科学和技术的界限及各自的性质和功能，科学的功能是认识世界和探索世界的奥妙。对科学探究不应设立禁区，技术的功能是改造世界和发明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它与人们的利益直接相关，不能没有限制。尽管现代高科技具有科学和技术融合的特性，但从基本性质看，它仍属技术领域，对现代高科技发展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必须有所警觉和防范，这就离不开道德的参与。早在1931年，爱因斯坦在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讲话中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因此，在现代高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对明显不利于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项目，不应进行研究，对一时判断不清后果的项目，也要暂停进行研究。 2.正确认识现代高科技的负面作用 科学技术造成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根源很复杂，如，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人文文化的缺乏，人类认识方法的局限等。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先哲庄子看到农夫在田间耕作时用踩水或推水车灌溉农田，就曾大发感慨地说，用水车浇田是在培养懒汉并助长他们偷奸耍滑，他把技术看作是伤风败俗的“奇技淫巧”、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曾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会使人堕落和贪婪。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理论观点”，他们则片面夸大科技的负效应，抹杀科技进步的积极作用。今天，仍有一些人坚持这种观点。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负面作用并不是说它本身是恶的，科技是中性的，关键是看人怎么用。片面地、夸大地和不适当地运用科技，会导致科技发展迷失方向，给人制造麻烦，带来罪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它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刻，其负效应也凸现于人们的面前，特别令人忧虑的是，这些问题大多已成了全球性的问题。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制定全球性的相应的伦理规范予以遏制，使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朝着有利于当代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人类的长远利益的方向前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发挥的机制存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它的作用大小、效应正负，既受其内在规律支配，更受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着社会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要把科学技术本身与科学技术的应用及其社会后果区别开来，全面把握造成全球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措施，防止和克服现代高科技发展中的各种负效应，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正确评估现代高科技对伦理道德建设的影响 现代高科技在人类改造自然中具有异常强大的能量。相应地，它所带来的道德冲击也就更强烈，这就要求全面、正确地评估现代高科技对伦理道德建设的影响。 1.科技发展推动了社会伦理道德的巨大进步 科学技术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住这一进程，它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必然会对传统道德产生强烈的冲击，这其中有避免不了的负面冲击，更主要的还是正面冲击。尽管从当代的角度看，科技进步制造了不少道德恐慌乃至道德混乱，但从长远发展角度看，科技进步荡涤了落后过时的道德，推动了道德观念的变革。近代科技发展中产生的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试管婴儿的出现都曾给长期占据欧洲社会统治地位的宗教道德以沉重的打击，促进过道德的进步。今天，虽然现代高科技发展给当代人带来了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但它同样会成为促进道德进步的动力。表现在，科技发展创造着道德建设所需的物质条件，决定着人类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改变着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促进着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形成。 2.现代高科技发展扩展了道德理论研究的内容 现代高科技发展不仅强烈地冲击了传统道德，而且扩展了道德理论研究的内容，为了道德理论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1)道德领域的扩展。现代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道德混乱现象和负面效应发出了构建现代高科技伦理学的紧迫任务，这将促使伦理学由侧重于研究元伦理学（主要研究伦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和规范伦理学（主要研究道德规范的特征和功能）转向侧重于研究与科技发展相关的应用伦理学，以解决现代高科技发展中的各种具体的伦理问题。伦理学向应用领域的拓展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也是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需要。由于现代高科技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会越来越活跃。同时，在应用伦理学发展中，对科学家道德行为的研究也将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从而扩展职业道德的研究领域。 (2)道德主体的扩展。传统伦理学通常关注的是个体行为中的道德问题，可以说，传统伦理学就是个体道德学。而在现代高科技时代，由于市场机制和现代高科技发展的双重作用，团体正在取代个体成为当代社会行为的主体，个体行为往往从属和受制于一定的团体行为。如，核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航天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个人责任的范围。其他现代高科技领域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也不再是单一的个体道德问题。解决现代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这些伦理问题，不能仅仅立足于个体角度考虑，还需要从群体、国家乃至整个类社会等各种不同层次、团体的角度加以考虑，这就提出了研究团体在现代高科技活动中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的任务。 (3)道德关系的扩展。以往的伦理学调节的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看作是惟一需要伦理关怀的物种，以人自身作为惟一的尺度对待其他事物，结果招致外部事物对人的报复，反过来损害人类的利益。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对伦理学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伦理学从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调节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以保持地球和人类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在现代高科技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间的伦理关系以保持生态平衡、维护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是很具现实性的一个紧迫道德问题。 (4)道德机制的扩展。传统道德规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自律，靠的是道德主体内在的约束。在现代高科技时代，道德主体及其行为的复杂多样性，要求由社会根据实践发展需要构建统一的道德规范及其具体化的道德守则，通过内在和外在的双重约束调控人们的行为。否则，对待同一种现代高科技行为，各人有各自不同的伦理判断，行动起来就很混乱，甚至易于导致危险性的后果。由社会构建道德规范也不可能一次完成，需要根据反馈回的信息及时做出调整，最终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如，对待克隆人的问题，现在许多国家和团体持的是禁止、谴责的态度，今后则可能会根据情况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的发展，才会看到它最后对伦理道德方面影响的结果。 (5)道德规范的扩展。现代高科技发展中所出现的伦理问题是人们在以往实践中所未曾遇到过的，仅靠已有的道德规范难以有效地规范现代高科技活动，需要根据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需要扩展道德规范。其途径：一是对现有道德规范赋予新的时代内容，适应现代高科技发展的伦理需要;二是构建新的道德规范，满足现代高科技发展特有的伦理需要。这样，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道德规范必会得到新的扩展。 希望能帮到您【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