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堕落主题的论文

金钱和罪恶近些年，常常可以听到这么两句话：一句是“金钱不是万能的”，另一句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两句话，分开来说有道理；放在一块儿说，也有道理。总之，是怎么说都有道理。但我却觉得金钱是一种罪恶，或者至少有其罪恶。 那么，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曾记得小时候启蒙读私塾，没有上、下课休息的时间，一上桌子就闷头读书，时间一长就疲倦，先生就找点话头讲讲故事，以解书生之闷。有一次先生讲到：酒、色、财、气这四个字，他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时间长了，对酒、色、气三个字记忆已很模糊，唯对“财”字还略有印象。因为猛虎下山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食物。古时候的虎又不像如今这般稀少，还要人精心保护。那时候的老虎一下山就必须找到东西吃，而且必须是活动物。特别是人，据说，人肉特别好吃。什么理由说不清，因为很少有人吃过，想必是人是无毛动物，加上皮薄肉嫩，吃起来方便，于是就成了下山猛虎的首选。把“财”（当然就是钱）比做下山猛虎，就是说，人一旦遇上、碰上，或者迷恋上，大多是会被吃掉的。这样一来，金钱不就成了罪恶了么？ 远的就不必多说了。比如明朝就出过不少贪财之官，朱元璋为惩处这些人，曾设立过南场、北场、锦衣卫之类的组织，各级衙门还设有对贪财之官实施“活剥皮”、“点天灯”之类的场所，后来，干脆在衙门旁边建一座实施这种刑罚的庙，称之为“皮场庙”。不知道有多少贪财之官，在这种场所命归黄泉。还有清代乾隆年间的和绅，由于贪财无度，那边乾隆皇帝一咽气，这边嘉靖皇帝一登基，就把他给处置了，命丧于贪财的虎口之下。更有现代的。如建国不久的刘青山、张子善，从小跟着共产党打天下，革命一成功，就把眼睛瞪上了金钱，毛泽东不得不挥泪杀高官，一弹打出了几十年的清廉世界。后来又出了官至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成克杰副委员长，吃喝用度一应由国家负担了还不满足，也把自己的命送进了金钱这个罪恶之手。虽然他享受了“注射处死”之法，但那是“一针下地狱”，想必也是不太好受的。还有像程维高、胡长清等等、等等封疆大吏，也先后被罪恶的金钱拿去了他们蓬勃的生命。虽然他们都是咎由自取，但也不能忽视“金钱的罪恶”在他们身上所发挥的作用。 这里再说说对金钱的使用不当所带来的后果，也足见金钱实乃一种罪恶之源。当然这个“使用不当”，又有多种形式。现仅就用于“罚”和“奖”两方面所出现的恶果。 先说用于“罚”的。据信某地花巨资建了一座核定载重能力为13吨的大桥，看起来甚是壮观。但在上面跑运输的车辆司、助人员，为了多挣运费，就经常超载行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管”的方法。这个“管”却是以罚代法，一开始每超载一吨罚50元，车主就向托运人多收80元，这样双方的收入都有所增加。后来管的人见有油水，就把罚款数额不断提高，当然开车人的运费标准也会相应增加。这样就出现了越超的多，越罚的多，越罚的多，管桥的人员和司机的收入越多。瞪上金钱的眼睛也越来越红，最后，每辆能载重10吨的汽车，实载可达到30、40吨。正当他们沉浸在金钱越收越多的喜悦之中的时候，大桥终于承受不了长期的超负荷运行，轰的一声，塌了。建桥时所耗费的巨额投资，化着一缕青烟随着灰尘飞向了天空。这不是把金钱用于“罚”的后果么？ 下面再说说用于“奖”的。眼下倍受世人关注的世界杯足球竞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许多国人也不甘落后，各种媒体也趁机煽动，不少的人还大押其宝，大赌其钱，大力估摸谁胜谁负。但令人遗憾的是，赛场上却不见我们这个堂堂大国一个球员的身影。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据说也是用金钱“奖励”出来的结果。想当初，中国在大力开展足球这项运动的时候，也曾经雄心勃勃，全国各地的这队、那队，这A、那A，整天价到处飞来飞去，热火朝天的参加这赛、那赛。可就是逢到重大赛事时，总是名落孙山，只能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内蹦来蹦去。为了拉赞助，还把一些大公司的老板逼得跳墙。后来又用超高薪酬请来外国教练，结果球却越踢越糟，免强冲出国门在亚洲区域内飞了一趟，最后背了一个同足球一样园的东西灰溜溜地又飞回来。有关领导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信奉了“重尝之下，必有勇夫”的信念，规定：凡能选上跟着球队出趟门的奖多少万；能选上场跑几圈的再奖多少万；在球场上脚能沾到球的又奖多少万；还有更玄的，如能踢一个球进入对方的球门，奖励100万。这么一来，球员的心思完全和“金钱”两个字紧紧地纠葛在一起，甚致守门员也恨不得抱起球往对方的球门扔去。有时候好不容易把球传入对方禁区，为了争着踢这一百万，或者不让别人踢上这一百万，常常丢掉了大好的进球机会。这就是中国足球走进死胡同，难得成器之根本所在。据业内人士讲，中国球员的体质并不差，球技也不差，差就差在由于一门心思想着“金钱”二字，因而丢失了团队意识和拼搏精神，最终堕落成了场外品头论足的看客。这不也是金钱的罪恶吗？ 当然，要认真总结金钱的罪恶，还有许多例子可举。比如一些大学问家，出卖良知、出卖灵魂、出卖良心；一些明星出卖肉体、出卖名誉、出卖贞操；一些官员出卖政策、出卖法律、出卖原则，等等，这里就不详述了。如果说，中国人之所以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是因为穷人太多的缘故，我看也不尽然。美国可是富人多、钱更多的国家，但是他却有太多的利益需要保护，常常又要四面出击、八方树敌，这不是也同样暴露了金钱的罪恶！

顺境、逆境一字之差，含义却又天壤之别。有人说，逆境中成长出的人才更优秀。顺境易使人安于现状，贪图享乐。我却认为对于顺境与逆境无需太过狭隘地去判断孰优孰劣。左右人生方向，如何成长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取决于自己的。首先从顺、逆境定义说起，旁人看来的顺境与逆境从很大程度上都是出自于自己的臆测的，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从当事人的想法来看问题。就拿张海迪说起吧！在我们常人看来，她所遭遇的逆境不仅是难以战胜的，同样还是无可转圜的。可是她却说：“是的，一开始我是觉得上天对我不公，可这更让我有动力直面人生，鼓起勇气去战胜它。”此时，客观上逆境仍旧存在，但从主观上，她已经接受并能够驾驭自己的命运，心理上的逆境已经不存在了。很多时候如何看待一个问题，看待逆境与顺境不同的心态，结果大有不同。关于究竟是那种环境更容易出人才，我认为这也是无定论的。当然我们都必须承认生活在逆境中的人会更有动力努力地学习、工作来改变自己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可是这不代表顺境中出来的人才就少。处在顺境中的人往往有更好的物质条件，更能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机遇。宋庆龄女士并没有因为出身名门，处于顺境就沾染上懒散虚荣的恶习，反而借优良的环境，不断的提高自己，成为了一代女性的楷模。究其根本，关键并非顺境或逆境，关键是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人本身。冰心同样也是很好的例子，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她深造直至最后的成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从小家境殷实，父亲对她严格要求为她日后的成功如虎添翼。她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却都是社会英才。因为顺境也好逆境也罢，控制自己人生方向的始终是自己。我认为，无论顺境或是逆境都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若不是历经千辛万苦，饱尝人生冷暖，瞎子阿炳的二胡永远不可能拉出《二泉映月》那般深沉悲怆的旋律。若不是千锤百炼，不向命运低头也不会有千手观音的灿烂辉煌，阿炳也好，那些聋哑的舞者也好，他们都是从逆境中成长，受过磨砺后才换来了凤凰涅槃般的美丽。所以逆境对于她们是一种鞭策一种激励。并非不曾痛苦i，而是她们成功地做了人生的舵手，征服了逆境这片汪洋，逆境中不妥协，不对命运低头，顺境中依然头脑清醒，正确把握人生，顺境与逆境都无本质差别，不同的是面对她们的我们罢了。

【自按曰】最近，与重庆打黑一样，政治宪法学在京内的活动也异常活跃。继人大法学院的一场演讲之后，数日前高全喜教授又在北大一个空调破旧、空气燥热的教室里做了一场题为《人民也会腐化堕落》的学术演讲，被列为是他及陈端洪等人所提出的政治宪法学在近期的第四场主题演讲。我与陈端洪、任剑涛等教授都被请去做点评。老高讲的内容就是题目中所说的：人民也会腐化堕落，而且现在中国人民已经腐化堕落了。讲完了，他就谦虚地等待点评。我被推做第一个点评，内容是痛批。我的痛批是坦诚的，恰好也弥补了上次他在人大法学院做了演讲之后据说没人批评的那点遗憾。当时圈内人都说，再这样下去，端洪、老高他们的政治宪法学就得孤独求败了，而他们毕竟是书生，凑的是热闹，有的是雅量，何况根据我的体会，不怕挨批，就看谁批乃是学术界的潜规则之一,好友之间批一批无伤大雅。话说重庆打黑，据闻人民反响不小，有草民甚至不惜出血，在报刊上登出十五万价值的声援广告，对此，我就曾私下对高全喜、陈端洪等教授笑言到：或许你们的政治宪法学可为重庆打黑、人民雄起提供宏大的理论支持也，他们听后只得咧嘴讪笑一番。可惜，也正是在那一天，高全喜居然像尼采宣告上帝死了那样，宣告人民腐化堕落了。对此，我能不痛批吗！非常高兴来到北大参加这次的讲座。高全喜教授我非常的熟悉，我们私人关系也非常好。今天非常愉快听到他的讲座，听到他振聋发聩的学术观点，包括一些精辟的错误观点（笑）。我觉得端洪教授、全喜教授、小波教授等一批政法学界的学者在晚近引入的一个概念，叫政治宪法学，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作为一个宪法学的学人，对此也表示高度的关注，并且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欢迎，因为一种新的发现视角、研究进路的提出对宪法学的发展是非常有裨益的。但是，难以容忍的是，目前正在成型的政治宪法学往往提出了很多的错误的观点，甚至说是有害的观点。今日高全喜教授的观点就是如此，只不过他错误观点的有害性比端洪教授少了一些（笑）。可是也是存在一些令人难以容忍的、必须指出错误的观点。如果全喜教授有雅量的话，我想在此指出。他的这篇论文的最大的一个硬伤是混乱（笑）。它内在的逻辑是混乱的。第一，大家可以看到，他所描述的人民是从四个形态上描述的，总归一句话：人民是拟制的。什么是拟制的呢？他又指出就是抽象的，是宪法当中的上帝，那么既然是拟制的，尤其是既然是抽象的，这样一个主体会堕落吗？不会！大家请注意，只要是抽象的东西，它永不会堕落。会堕落的往往是具体的主体，如一个一个的人，像赵本山所讲的（笑），他可能堕落。而抽象的人民、高度概念化的人民是不可能堕落的，也不可能允许它堕落，在宪法政治上，不可能允许它堕落。因为大家记住，正如全喜教授所描述的人民的四种形态所谈到的那样，人民，无论作为主权者，还是作为所谓制宪权代表当然这个表述是错的其实是制宪权的归属主体，这样意义上的人民都是不可能堕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高全喜教授虽然从四种形态描述了人民的形象，但我认为，在宪法学上，这种描述还是极不全面的，而且是有偏向的，这种偏向直接导致了他的上述观点，使得其结论是有一定危害的。我们说，人民这个概念要描述起来是无比复杂的。我在06年开始，就曾经做一个专题，已经连续几次在浙江大学法学院的课堂给同学们讲过这个专题了，即《公法上的人》。但到现在我仍然不敢下笔去写这个论文。我写出了《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但仍然不敢写公法上的人。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难处理的。而人民，就是公法上的人的一种形象。当然除了人民之外，公法上的人在我国还有公民，在历史上还有国民这个形象，还有人，即自然人的形象。而我们要了解人民的概念，就必须梳理人民与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人民与国民、与公民，与任何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澄清，才能使人民的形象凸显出来。这对于人民这个概念的外部而言是这样。对于人民概念内部而言，人民的概念更加复杂。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宪法规范上面存在着不同的人民形象。而老高仅仅只梳理到当下中国的人民形象。你谈到古罗马，也谈到了历史上专制时期的人民形象，但着重谈到当下我国，着重谈到当下我国具体生活中像赵本山那样的人的形象。（高全喜：我不是说他这个人，是说其作品），你说的又不是抽象的人。也就是说，你对于人民的把握不光是飘忽不定的飘忽于具体与抽象之间，而且你没有更加开阔的看到尽管飘忽不定。但人民有不同的形象。我这里仅仅指出五种形象。第一，卢梭所讲的人民；第二，西耶斯所讲的人民，跟卢梭又不；第三，美国宪法所讲的people，就是宪法序言的开头，we the people。第四，中国民国时期宪法上的人民。第五，当今我国宪法上的人民。这五种人民各不相同。你可以去比较，比较完了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而且是一篇真正地道的宪法学论文。可是你没有。我们认为：你们政治宪法学的最大弊病就是往往无视规范包括宪法规范。没有在宪法规范当中去把握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包括今天所讲的主题，就没有从宪法上把握。比如，美国宪法上的人民，就是具体的人民，具有独立意志的人民，有自己的意志能力的人民。而且既作为主权主体，也作为权利享有主体、人权享有主体。可是卢梭所讲的人民，就不同。卢梭所讲的人民仅仅侧重于是主权归属主体，当然他也是具体的、具有独立的意志能力的。因此卢梭的人民在近代欧洲，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无法进入宪法。也就是说，最终进入近代宪法的不是卢梭的人民，而是国民。卢梭的人民是peuple，当然法语我不太懂，但我知道peuple没有进入宪法，进入宪法的是nation即国民，为此主权就是属于国民全体。这个概念影响到我们中国，尤其民国。我们为何要追溯到近代外国，原因也就在这里。民国时期，我国大部分的宪法文本是规定主权主体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也在宪法当中出现，并被作为有意志主体的人，作为基本权利享有主体。这跟我们新中国的人民又不一样了。新中国人民虽然在英语上也翻译作people我在课堂上就曾反复讲过，但它和美国的people根本不同。因为我国的宪法上不能讲一个人民、两个人民，或许多人民；但是英语里面可以讲，one person, two people, many people。也就是中国现在所讲的人民跟民国时期不同了，跟美国那个也不同。跟卢梭的、跟西耶斯的也有所不同，尽管也有一些相同之处。而你老高仅仅看到了人民的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而且是飘忽不定的形象。第三点，老高的这个观点也是有害的。他提出一个如此悲观的结论，意思就是人民、伟大的人民现在已经暗弱无能、腐化堕落了；然后他又无法为走出这种绝境指明一个出路。本来，政治宪法学虽然晚近刚刚出现，但所标榜的理论雄心非常大，可以说是野心即认为自己可以解决政治宪法当中的许多现实问题。但试问，在这里它解决什么问题？断言人民腐化堕落，能解决什么问题？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徒增烦恼（笑）。除了抱膝长叹、顾影自怜，自甘堕落，能解决什么问题？！（笑、掌声）。把人民的神像捣毁，有何意图？人民的形象，在政治宪法学当中我觉得你们是不能把它打破的，不但不能打破，而且要加以神圣化、图腾化。宪法学本身都有一定的自我正当化的主体，比如说宪法解释学，它就遇到一个宿命：无论如何都必须把宪法文本当成是没有错误的文本，即使知道现行宪法里面许多条文连标点符号都搞错了，但还要打落牙齿和血吞，硬要说这个宪法是神圣的，然后才能对它进行解释。而你们的政治宪法学在我看来，则必须把人民的形象高高抬起，如果把人民的形象都捣毁了，那等于是自毁根基，自断出路，这不仅在理论上是没有出路的，在实际上也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当理论家或者革命家自己觉得认识到人民已经堕落的时候，除了绝望之外，就只有一条出路，但这种出路是非常危险的，这在我国历史上已有先例当梁启超认识到中国人民民智未开的时候，尤其是他流亡日本期间访问美国旧金山的那段时间，就更觉得中国人不行，他的新民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认为必须塑造新民；孙中山也认识到人民是一盘散沙，为此也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其中的训政观，同样也是认为有一帮精英分子可以作为人民的导师，必须对人民进行训练、规训，其结果是走进了一个怪圈：人民变成了被教化的、被动员、被利用、被放逐的存在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谨防老高所今天提出的理论，因为按照他的理论，如果真的想寻找出路，那只有让老高这样的人成为人民的指导者，这是非常危险的，算不上什么出路。真正的出路我知道在哪里，（面对高全喜）但不告诉你。（笑、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