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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创造性地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美文学类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美文学类论文范文篇1 从英美经典电影分析英美文学女性形象 [摘要]很多英美经典电影，都是以英美文学为蓝本进行改编的。将文字转换为银幕上的画面，这样的变化，更有利于观众对原作中角色的定位。女性角色，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文学话题制造的永恒话题。在诸多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背景的变化，也变换着不同的色彩。本文以一些经典的英美电影，对比那些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包括对爱情的执著、自我价值的追求、悲剧色彩和独立自主的方面。 [关键词]英美电影;英美文学;女性形象 一、引 言 女性角色，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文学话题制造的永恒话题。在诸多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背景的变化，也变换着不同的色彩。从莎士比亚时期开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法国、美国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例，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开始展现出不一样的活跃程度，特别是随着电影产业的兴起，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更加有利于对原作中女性形象的深刻展示。在这一点上，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英美电影，以更加丰富的形式，诠释了电影视角下的女性角色新特点，其中对于女性主义的形象表现极为突出。 二、女性对于爱情的执著 爱情，是英美文学作品中一直延续的格调。无论是辉煌的史诗巨制，还是社会小人物的刻画写实，其中都有着爱情的主题。在爱情面前，电影，或者说原作中的这些女性角色们，敢于为了爱情反抗传统，反抗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世俗。改编自美国作家罗伯特的小说《廊桥遗梦》的电影中，弗朗西斯卡与罗伯特之间的爱情，突破了家庭与婚姻的禁制，两人的爱情在当时是一种被唾弃的行为，是对婚姻的背叛，对伦理道德的挑战。 在电影中，弗朗西斯卡在意大利长大，嫁人后随丈夫来到了美国。源于意大利的浪漫，弗朗西斯卡在美国乡村的生活无聊至极，在她与罗伯特的爱情中，尽情洋溢着自身的浪漫风情，这是冲破了世俗枷锁的爱情。弗朗西斯卡的爱情让观众落泪，是因为她没有因为爱而放弃自己的家庭，她仍旧记得自己身为母亲的责任，但却为了爱希望自己死后能与罗伯特在一起。 在原著中，弗朗西斯卡这一角色，对其爱情的描写文字较多，而在电影中，人们通过女演员眉宇间的那抹思念，很直接地理解了她对罗伯特执著的爱以及对家的责任感。爱情与女性之间，似乎是文学作品中必然保留的桥段，以英美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英美电影中，爱情的主旋律，不仅是对这些文学作品的一种致敬，更符合潮流下的电影要求。 又如在《简?爱》中，简?爱对罗切斯特的爱，是一种纯粹的爱，而无其他杂糅的情感。当简?爱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虽然罗切斯特的豪宅已经被他那个疯子般的妻子烧毁，虽然罗切斯特因此而失明，但是简?爱按照心中对于爱的执著，认为这样的罗切斯特仍旧是自己的最爱。简?爱因为自己的爱而成为罗切斯特的天使，罗切斯特的余生因为简?爱而精彩。 在电影《傲慢与偏见》中，在尊重英国女性作家奥斯汀原著的基础上，小说中的人物伊丽莎白与达西之间的爱情，一直被人们所谈论。伊丽莎白的爱情观中，没有金钱财富，没有地位差距，有的是彼此之间的了解，是两人之间的彼此相爱。通过电影中，达西的傲慢与伊丽莎白的渴望平等，不难让观众理解原著中的那个对爱情很执著的伊丽莎白。虽然爱着达西，但是伊丽莎白的爱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不需要无聊的高姿态和耍酷态度。 伊丽莎白这样的爱情观，也正是原著作者奥斯汀的爱情观。我们在看这些英美电影时，对于银幕中的女性形象有着更加直观的理解，而爱情这种在银幕上独特表现的情感，更容易让我们通过电影了解原著中女性的爱情世界，那是一个执著的感情观。 但是这样的爱情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很难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女性的爱情执著观，带来的往往是爱情悲剧。在电影《茶花女》中，玛格丽特对于爱情也是固执的，哪怕被自己的爱人阿尔芒误会，她仍旧默默地承担着因为爱情而带来的伤害。不管爱情的结果怎样，对于爱情，这些女性仍旧是那么执著与肯定。 三、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权主义 在众多的英美电影中，都很好地再现了原著中反抗男权的思想，即强烈的女权主义。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权主义是女性主义最为显著的表现点。目前，改编的英美电影中，多以20世纪初期的英美文学作品作为蓝本，而这些文学作品中，开始阐述女权主义，反对男权。这种现象并不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所独有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很多的女性实际上开始走出家门，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而这些女性正是反抗男权的代表，她们的身上少了些浪漫的气息，但是却多了一些职业性的元素。她们更加关注社会、政治等话题，这些女性角色，追求的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很多的英美电影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小说《飘》中，女性角色斯嘉丽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而在以《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中，观众对于那个富家大小姐斯嘉丽印象深刻。影片以南北战争为背景，战争夺取了斯嘉丽家庭的一切，而斯嘉丽在重重困难中，从一个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大小姐，成长为一个智慧的现代女性。 斯嘉丽这个女性形象在原著中，属于写实人物，米切尔对于这个人物没有泾渭分明的描述，而是做了真实的叙述。在电影中，这种感觉更加直观一些，斯嘉丽似乎是一个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所以，很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女性不再是一个独立于外的弱势群体，导演与作者都在强调女性角色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她们有着自我价值。在电影《名利场》中，那个为了跻身上层社会的蓓基，按照现代的评判观点来看，用“女强人”来形容蓓基更加合适。 她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惜卖弄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歌声，甚至自己的肉体，蓓基一直在展示着自己的价值所在。无论是勾引好友艾米利亚的哥哥乔斯，还是对克劳莱家族继承人的罗登，蓓基都成功地将自己的价值融入计谋当中。 这些女性形象，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也是对男权的一种反抗，女权思想在电影或小说中都毫无掩饰。在电影《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本是巴黎的一个名妓，但是她爱上了阿尔芒，并与之在乡下同居。 阿尔芒的父亲认为是玛格丽特葬送了儿子的前程，胁迫玛格丽特移情别恋，而阿尔芒信以为真，愤怒下当众羞辱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终因病而亡，而阿尔芒事后知道了缘由后，悔恨不已。玛格丽特的死，是爱情悲剧的表现，更是对男权世界一种无声的反抗。同样地，在电影《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一开始，伊丽莎白因为达西的高傲而没有接受他的表白。 我们通过电影，再去原著中寻找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会发现奥斯汀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伊丽莎白与达西那奇妙的爱情。直到达西改掉了自己的“臭毛病”，伊丽莎白才真正地接受了达西。伊丽莎白虽然爱着达西，但是对于达西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很厌恶，她故意地对达西冷漠，也正是对男权的一种反抗。在哈代的《无名的裘德》改编成电影后，苏的“新女性”形象更加凸显，她敢于追求自我的价值而反抗学校的规定，敢于直面对裘德的爱。 四、悲剧色彩浓重的女性形象 以英美文学作品改编的英美电影中，很多女性形象都是悲剧性的。这些女性形象虽不至于占据英美文学作品的大半，但是在我们观看的很多英美电影中，这样的悲剧色彩，似乎更受到导演和编剧的欢迎，也更能够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女性，更多是与作品创作背景下的大多数女性有着明显的思想和行为区别。正是因为这些女性角色“前卫”的行为，造成了她们悲剧的产生。这些悲剧多体现在女性的爱情上，还有社会阶级的残酷压榨上。 例如，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芳汀这个角色，被赶出了工厂，死在了医院里。她本有一个美好的爱情，但是却被情人抛弃，独自带着女儿珂赛特。在改编的音乐剧《悲惨世界》中，芳汀被迫去那个她永不想涉足的地方，卖了自己的头发、牙齿，甚至是身体。当I Dreamed a Dream响起时，芳汀的悲剧终究发生了。对于芳汀的死，是悲剧的结局，也是她的解脱。 又如，在《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这个角色，是莎士比亚在17世纪塑造的形象，而那个时期的英国女性，和中国的传统女性一样，对父亲和兄长十分尊敬，甚至达到了盲从的地步。然而奥菲利亚深爱着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对她的表白，被奥菲利亚的父亲否决。当奥菲利亚的父亲被哈姆雷特杀死后，奥菲利亚崩溃了。她一直在无声地承受着一切，但悲剧的脚步没有因为她停止。一个纤弱的女子，一个温柔的女子，一个性格柔弱的女子，在那个年代注定了她的悲剧色彩。 在英美文学中，女性的悲剧色彩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电影改编后，这种女性悲剧更加真实。她们与周围生活的格格不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除去《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这种被社会压到无法喘息的女性外，还有爱情带来的悲剧。例如在《廊桥遗梦》中，弗朗西斯卡的爱情就是一个悲剧，她有着自己的家庭，却爱上了罗伯特。 这样的爱情就是一个悲剧，在道德的束缚下，在伦理的谴责下，弗朗西斯卡的爱情只能以悲剧结束，四天深入骨髓的爱情，折磨了弗朗西斯卡的后半生，这样的悲剧让观众更加心痛。同样地，在《呼啸山庄》中，女主人公凯瑟琳，也是一个女性悲剧形象的代表。凯瑟琳对于爱情的渴望极其矛盾，她希望自己的爱情是不受世俗影响的纯净的爱，还期望能够找到身世好、家境富裕的白马王子。凯瑟琳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爱情，是纯净的，为此不惜打破社会的道德枷锁。而凯瑟琳还是放不下对财富的向往，她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成为山庄的女主人。这是世俗中“美好”的婚姻，但她对爱情的矛盾，让她无法割舍爱情，最后为之付出了生命。 五、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 无论是对爱情的执著，还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抑或是悲剧性的色彩，通过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英美文学作品中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女性主义在文字上的宣泄，在银幕上的爆发。在19世纪，简?奥斯汀、勃朗特等一大批女作家走向英美文学的高处，她们反对男权，发扬女性主义。例如，在勃朗特的《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她积极向上，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征服了男主人公罗彻斯特。 在简?爱与罗彻斯特的爱情中，简?爱一直保持着克制和清醒，她嘲笑那些可笑的权贵，她向往平等。简?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角色，简?爱对于爱情的追求，一直保持着独立。她知道了罗彻斯特有妻子后，不愿贬低自己的地位价值，选择离去。而当她认识到自己对罗彻斯特的情感后，不顾罗彻斯特的失明和一无所有，仍旧回到罗彻斯特的身边。简?爱的容貌也许并不出众，但是她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她追求独立和自主，她有更加吸引男性的自我修养和精神追求，特别是简?爱对于经济独立的认识。这都是独立自主女性形象的表现。无论是电影还是原著中，简?爱都让我们感叹不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女性!同样的女性特质，我们在《名利场》中的蓓基身上也能看到一些，蓓基的“女强人”特点，正是她独立自主的一些体现，虽然她一直想傍上一个富翁。 六、结 语 女性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爱情还是自我价值，抑或是悲剧色彩和独立自主方面，都有着吸引人的地方。通过电影的展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似乎活了过来，以电影来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加耐人寻味，也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闲来无事，可以走进影院，去回顾一下这些英美经典。 [参考文献] [1]辛淑兰.超越傲慢与偏见：从女性视角看《傲慢与偏见》中的幸福婚姻[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6. [2]黄治康.《呼啸山庄》的女性意识研究[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 [3]王盈盈.从女性视角解读美国电影《廊桥遗梦》[J].电影文学，2013(08). [4]陶曦，李雯倩.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J].电影文学，2010(12). 英美文学类论文范文篇2 浅析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二者关系 摘 要:通过英美文学作品与我国文学作品的主题分析发现,英美文学主题,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定位为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而我国文学作品人和自然的关系为相互统一,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关键词:英美文学;作品主题;人和自然 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在“人和自然”的主题方面存在差异,是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和研究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作品的重要线索。 一、英美文学发展的分析 英美文学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创造性地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英国文学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英国与美国语言因为同属于一个英语体系,长久以来认为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两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 文化 的等外在力量的影响,以及遵循文学内部自身规律,其文学发展历经了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维多利亚、现代主义等不同的历史阶段,战后则大致呈现从写实到实验和多元的走势。中古英语时期的文学较以前在扩展主题、丰富类型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且深受到__的影响,传奇小说及诗歌逐步流行。 二、英美文学中人和自然的主题分析 尽管英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多元化,但社会的存在无外乎人和自然,世界上好多文学作品都是反映“人和自然”这一主题的,当然英美文学也不例外。 英美文学作家在作品中力图揭示在特定条件下主宰人的行为的两种力量:一方面是遗传,是人内在的力量,具体来说是描写人对其生物本能的依赖,即人追求爱情、金钱和享受的不可压抑、无法阻挡的欲望。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是外在的力量,是作家对人所生存的社会的研究,具体来说,是描写高度文明的社会给人造成的威胁与围困。民族传统依据每个民族生活的社会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传统一经形成便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能长久地在民族成员中保留下去。 自然,既是人类的母亲和摇篮,又是人类的敌人和战场。这种矛盾的关系,体现在人类的自然观念中,便是两种对立的心态: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这种对立一直贯穿英美思想、文学传统的始终。就文学家个体而言,他们的思想观念及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显示出一种深刻的复杂性,甚至是矛盾性和变动性。有的礼赞、崇拜自然,有的在对抗、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显人的尊严和价值,有的聚焦于特殊的人化了的自然环境,有的呈现出一种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的交融,有的显示出超时代的远见卓识。 三、我国文学作品中人和自然的分析 我国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的 故事 含有丰富的泛神论思想:自然界的一切都神圣不可毁坏,因为一切都是从一个叫“盘古”的巨人身体长出来的———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春风和天空的云雾;声音变成了天空的雷霆;盘古的左眼变成太阳,照耀大地;右眼变成浩洁的月亮,给夜晚带来光明;千万缕头发变成颗颗星星,点缀美丽的夜空;鲜血变成江河湖海,奔腾不息;肌肉变成千里沃野,供万物生存;骨骼变成树木花草,供人们欣赏;筋脉变成了道路;牙齿变成石头和金属,供人们使用;精髓变成明亮的珍珠,供人们 收藏 ;汗水变成雨露,滋润禾苗;呼出的空气变成轻风和白云,汇成美丽的人间风光;盘古倒下时,他的头化作了东岳泰山,他的脚化作了西岳华山,他的左臂化作南岳衡山,他的右臂化作北岳恒山,他的腹部化作了中岳嵩山。 传说 盘古的精灵魂魄也在他死后变成了人类。所以,都说人类是世上的万物之灵,人类应该爱护自然和其他一切生命。 四、英美文学与我国文学中“人和自然”对比分析 在探讨英美文学中的“人与自然”时,实际上是包含着比较与借鉴的意图的。通过通读惠特曼、梭罗等人的作品,我们了解到他们都是受到过我国宗教和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我国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天人统一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价值。事实上,现代西方某些哲学、伦理学在理论建构之际,就已经吸收了一些我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统一的智慧。德国学者格罗伊从东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对立特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印度佛教和我国道教为代表的东方传统“人与自然”与英美作品中反映的“人和自然”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遗憾的是我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大量引进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忽略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建设与更新,如今已面临比西方国家更为严峻的自然问题。目前我国在大力倡导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在这样一个思潮巨变的历史时刻,一方面,作家们应该大力弘扬我们祖先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大力推出优良作品;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有责任感,要注重社会的我和自然的我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杨健红.论英美文学教学的道德关联性[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09(11).

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

末代皇帝溥仪得了肾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很想抽一根烟。

可医生不让。

弥留之际，在1959年同样被特赦出狱的杜聿明来看他，呢喃中，溥仪对杜聿明说：

“好久没抽烟了，我想吸，就给我点上一支吧！”

这是1967年10月，文革初期。

人生和命运诡异的安排，末代皇帝和抗日名将以这样的方式告别，杜聿明流着眼泪，为溥仪点上了最后一根烟。

溥仪有很多放不下，临死前，他对妻子李淑贤说：

“我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五年多，现在眼看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从各方面说都很对不起你。你体弱多病，我又没什么东西留下，你今后怎么生活？现在又是文化大革命，谁能管你的事？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

与满清的倒数第三位皇帝同治和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一样，溥仪也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江山，经历从1945年到1959年的十四年监狱改造生涯，他开始学会坦然面对，但对于自己的这最后一位妻子，他付出了真感情。

他放不下。

老年溥仪

1

1908年入宫继承帝位时，他还是一个实际年龄不到三岁的孩子。

少儿溥仪

当年11月，弥留之际的慈禧挣扎着，下令迎入自己的亲妹妹叶赫纳拉氏与醇亲王奕譞的孙子、当时年仅2岁9个月的溥仪继承大统，是为满清和中国的末代皇帝宣统。

溥仪的亲生父亲，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光绪皇帝的亲弟弟、继承醇亲王爵位的载沣。

军机大臣要来接这位不到三岁的孩子入宫，溥仪拼命哭。

从小照顾溥仪长大的庶祖母刘佳氏听说溥仪即将被选入宫，知道深宫似海的刘佳氏立即昏厥过去，家族中，光绪皇帝被慈禧软禁多年形同废人，眼下孙儿溥仪又被选为继承人，刘佳氏知道，这绝非家族之福。

溥仪还小，他不懂，可是即将离开醇亲王府，他也拼命哭，后来，末代皇帝在回忆录中说：

“乳母看我可怜，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载沣）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溥仪进宫第二天，弥留之际的慈禧下令，用砒霜毒死了她早就看不顺眼的光绪帝，在实现“我不能先尔（光绪）死”之后，溥仪进宫第三天，慈禧也病重身亡。

办完皇帝和太后的丧事，新皇帝要举行登基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上，不到三岁的新皇帝溥仪嚎啕大哭：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

摄政王载沣的一干言语，也让底下的文武百官窃窃私语，在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末日中，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不祥预兆，“怎么能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是什么意思？”

登基大典上的哭闹，很快就成了现实，在辛亥革命的狂风暴雨中，1912年2月12日，满清以宣统皇帝奉光绪帝妻子隆裕太后懿旨的名义，发布了退位诏书：

“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大清帝国的落幕，与2000多年帝制的终结，以从容的一句“岂不懿欤”画上句号，此后，很多人都对实际操刀这篇退位诏书的杨廷栋深表赞许。

帝制结束了，但溥仪和时代的颠沛动荡，才刚刚开始。

溥仪在紫禁城中

2

许多民国初期的人回忆北京，都说那时候，北京分成了紫禁城、东交民巷和真正的北京城三个部分。

那时候，东交民巷，是洋人的地方；紫禁城里，则还住着末代皇帝溥仪，按照民国政府与满清皇室达成的《优待皇室条件》，溥仪还住在这个紫禁城的深宫大院里，从1912年满清终结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末代皇帝还将在这里，度过12年的少年时光。

满清完蛋时，溥仪年仅六岁。可在紫禁城的深宫里，他仍然享受着皇帝的威仪，隆裕太后为他请了状元陆润庠、翰林陈宝琛，以及精通满汉双语的进士伊克坦等名师教他读书写字，时代巨变，可他学习的仍然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之类的君王文集。

都是大人，他没有朋友。

他最亲近的人，是当初追随他进宫的奶妈王焦氏，溥仪管她叫“二嬷”。

“二嬷”是穷苦人家出身，16岁就嫁给一个姓王的差役，刚生儿子没多久，丈夫就去世守寡了。不得已，王焦氏只得到醇亲王府当奶妈，不久，王焦氏的亲生儿子也病故了，这位苦女子对幼小的溥仪倾注了真心，1908年跟随溥仪进宫后，一直陪护溥仪到1917年，后来才被宫里的太妃们赶走。

可溥仪想念她，紫禁城空荡冷漠的深宫里，只有奶妈王焦氏才是他精神深处的安慰，溥仪到伪满洲国后，特地下令将“二嬷”接到了长春，1945年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后，王焦氏流落民间，1946年死于乱世之中。

很多人都看出了这位少年的孤独，1919年，英国苏格兰籍军官庄士敦受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推荐，入宫担任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回忆说：

“当我跨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从共和制回到了古老的君主制。”

与溥仪相处日久后，庄士敦感慨说：

“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从来只接触四书五经和帝王治世之道的溥仪，在庄士敦的传授下，开始接触英文、数学、 历史 和地理等现代科学，在庄士敦的影响下，他剪去了辫子、穿上了西服，戴上了近视眼镜，在紫禁城里骑自行车、打网球，还有了一个英文名：Henry（亨利）。

后来，在被苏联红军俘虏后，他还自称说：

“我是Henry溥仪。”

少年溥仪（右一）与庄士敦左一）

他本来就是一位少年。

民国六年（1917年）6月，前清的两江总督张勋借着调停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府院之争”的名义，率领5000辫子兵闯入北京，拥戴当时年仅11岁的溥仪复辟，在第二次当上皇帝，重新过了12天皇帝瘾后，随着张勋的兵败，此次“宣统复辟”宣告失败，张勋则在德国人的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

复辟的满清遗老们一时又做猢狲散。

懵懵懂懂之中，在帝王师陈宝琛等人的教育下，溥仪开始植入了所谓“光复大清”的“宏愿”，尽管这将在此后，成为困扰他一生的噩梦。

溥仪（1906-1967年）

但他仍然是一位少年。

紫禁城里的生活实在无聊，少年叛逆的溥仪，便经常跟光绪帝妃子、端康太妃等人吵架，1921年9月30日，端康太妃在一次被溥仪顶撞后，恼怒之下召见溥仪的亲生母亲瓜尔佳·幼兰，并让瓜尔佳·幼兰和溥仪的老祖母在永和宫大殿跪了一个上午。

作为武卫军创始人荣禄的女儿，心高气傲的瓜尔佳受不了这口气，当天回到醇亲王府后，就回到卧室将鸦片掺着烧酒和金面儿，一起吞进肚中自杀。

作为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却不敢对溥仪透露瓜尔佳·幼兰的真实死因，只是对溥仪说瓜尔佳·幼兰是死于“紧痰绝”，于是，溥仪在1908年进宫后，时隔十三年第一次返回他出生的醇亲王府，并郑重对着母亲的灵柩磕了三个响头，一直到多年后，溥仪才了解到母亲的真正死因。

溥仪的亲生母亲瓜尔佳·幼兰（1884年—1921年）

尽管被困深宫，但少年溥仪还是多少听说了外头的事，他甚至知道“新文化运动”，还看了胡适的文集，那时，紫禁城里刚装好电话，他就打电话，让“东兴楼饭庄”给送外卖，又打电话调戏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杨小楼，然后学着京剧里的腔调说：

“来者可是杨-小-楼啊？”

某一天，胡适也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第一句就是：

“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当然猜不出，电话那头一阵大笑，然后说：

“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宣统皇帝溥仪，要见留洋回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胡适。

胡适也很好奇，在跟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联系确认此事后，胡适进宫觐见了溥仪，这大概是溥仪住在紫禁城的倒数第二年，1923年的事儿。

于是新闻吵得沸沸扬扬，说胡适竟然进宫觐见了废帝溥仪，倒是胡适很坦然，他在报纸上刊文写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

胡适读出了这位少年废帝的天真与寂寞，后来，胡适在日记里，用白话文写了一首诗《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在紫禁城里打网球的溥仪

溥仪当然寂寞，在紫禁城里，只有奶妈王焦氏、师傅陈宝琛、英文老师庄士敦才是他最信赖的人，而自从奶妈王焦氏在1917年被赶走后，他日益孤单。

作为一个洋人，庄士敦看在眼里，于是庄士敦给推荐自己任教的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写信说：

“我想我应该提醒您，皇帝目前过的这种虚假生活，对他的 健康 、体质、智力发展和道德培养都非常不利…尽管他是皇帝，但他首先是个孩子，如果忽视这一点，在未来三四年中，结果可能会很糟糕。”

溥仪非常想离开紫禁城，可皇宫里的太妃、遗老遗少还有太监们总是对他说：外面乱哄哄的，都是革命党，一出去就有生命危险啊！

于是，少年废帝经常爬上紫禁城的假山和城楼，眺望外面的世界。他甚至用皇宫里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想要寻找英文教师庄士敦口中的火星。

庄士敦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看，他的兴趣不仅仅是其他国家，也包括其他世界。”

溥仪对庄士敦也非常信赖，后来溥仪在回忆录里写道：

他5岁时开始，陈宝琛就开始担任他的老师，“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少年溥仪动了心，很想到英国去留学，庄士敦甚至帮助他制订了逃出紫禁城的计划，但消息走漏，溥仪的梦想未能实现。

但他很快，就将被迫离开紫禁城。

3

满清进关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帝福临，登基时年仅5岁；而满清的最后三位皇帝，同治帝登基时年仅5岁，光绪帝登基时年仅4岁，宣统帝溥仪登基时甚至不到3岁。

可以说，在强臣和后宫干政的强势下，满清入主中原后的统治，是以幼童始，以幼童终，而身处权力和时代旋涡中无法自拔的帝王们，最终也将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来为最后的帝制时代殉葬。

从这一点来说，溥仪从1908年入宫伊始，这种悲剧就已埋下。

清朝灭亡12年后，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兵进入北京发动政变，当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命令进入紫禁城，限令溥仪必须在两个小时内撤离，为了恐吓溥仪，鹿钟麟假装对军警说：

“赶快去！告诉外边部队，暂勿开炮，再限二十分钟。”

无奈下，溥仪只得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字，临走前，他交出了“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颗印玺，并逃到自己出生的醇亲王府避难。

对于这次逼宫，冯玉祥对鹿钟麟说：“在中华民国的领土里，甚至在首都的所在地，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中外政治阴谋家随时企图利用的孽根。现在稍明事理的人，无不以留辫子为可耻。留溥仪在故宫，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啊！”

1924年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刚好18岁，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溥仪一直留在紫禁城， 历史 将会是怎样的发展，但 历史 不容假设，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即将剧烈地改写这位紫禁城里无忧无虑的少年此后的人生。

由于担心革命党人可能会加害自己，溥仪随后又从醇亲王府潜逃进入日本公使馆，然后辗转进入天津租界，并先后入住张园和静园。

但英国驻华使馆很快就对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回复说：“英王陛下政府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

溥仪又想东渡日本，但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宣称：“如果溥仪到访日本，固当郑重礼遇，但按照帝王办法殊感困难。”

在国内，当时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则表示，如果溥仪以“个人资格”赴日本或游历欧美，北洋政府“均不加束缚”。

但溥仪没钱出国。

离开紫禁城后，由于失去了每年400万元的“清室优待岁费”，这就使得溥仪只能依靠出售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珍宝、还有满清遗老们的进贡勉强度日，以致于有时连身边侍从人员的工资都要拖欠。

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还有溥仪最信任的老师陈宝琛也极力反对溥仪东渡日本，在陈宝琛等人看来，如果溥仪东渡日本，则势必将放弃帝王之尊而沦为平民，况且也绝对不能让外国人“领养”溥仪。

在陈宝琛看来，他仍然孜孜追求的，是希望能跟当时的北洋政府谈判，让溥仪“复号还宫”，恢复皇帝尊号和原来的优待条件，在返回紫禁城后再徐图复辟“大业”。

尽管因为经济等各种原因被困天津，但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却因此过上了他一生中最为自由的日子。

离开了紫禁城的束缚，虽然手中捉襟见肘，但溥仪却因此收获了他一直想要的自由：

“溥仪在天津再没有高高的宫墙障眼了，他接触了街市的喧闹，感到很新鲜，经常独自上街，或带着（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逛珠宝店、百货店、服装店和餐馆”，尽管变卖的珍宝和遗老们的进贡收入有限，但溥仪仍然“喜欢什么便流水般地花钱”。

溥仪甚至自己跑到理发店里理发，又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唱戏，惹得满清遗老、溥仪在天津的大管家胡嗣瑗上奏说，外界对皇上您在天津四处游荡“外议颇形轻侮”，以致胡嗣瑗“言之不觉垂涕”要求辞职引退，溥仪于是赏赐了一顶貂皮“以旌忠直”，才把胡嗣瑗留了下来。

但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安生，1928年8月，军阀孙殿英盗挖清朝东陵，挖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的陵墓，溥仪为此悲伤气愤，每日在天津住处摆设乾隆和慈禧的香案祭拜，并且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由于手中无兵无权，溥仪等人于是将希望寄托在当时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上，蒋介石就此委托阎锡山查办此事，天下兵荒马乱，加上军阀们各自为政，此事不久就不了了之，前有1924年冯玉祥逼宫，后有1928年孙殿英盗掘东陵，这也使得溥仪和满清遗老遗少们对民国政府充满了仇恨，复辟和依托外力再起的思想，在溥仪和满清遗老们当中愈演愈烈。

就在溥仪和遗老们加紧与日本势力勾结同时，1931年8月25日，溥仪的“淑妃”文绣却假装出门散心，随后离开溥仪居住的天津静园，与溥仪打起了离婚官司，史称 “妃子革命” 。

“妃子”要与“皇帝”离婚，这一史无前例之事，随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民国，

而溥仪阳痿和不育的秘密，由于他的妃子文绣的曝光，也开始被公开。

据文绣当时的公开说法，她从1922年嫁给溥仪，到1931年，溥仪从未与她有过性生活，以致她结婚九年，却仍是处女：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枕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

为了尽快结束这宗皇家丑闻，溥仪在律师和中间人协调下，不得已赔偿给了文绣55000元赡养费，双方最终于1931年10月22日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为了挽回面子，溥仪则下令颁发了一道“废淑妃（文绣）为庶人”的“谕旨”，其中称：

“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放归母家居住省愆，钦此。”

文绣则因此获得自由，随后，文绣先后在北平（北京）当过中小学老师，甚至沿街卖过烟卷，还在华北日报社当过校对员，1947年，文绣经人介绍，嫁给了当时国民党的一位少校军官刘振东，1953年，文绣因心肌梗塞去世，年仅44岁。

溥仪的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

4

就在文绣离开溥仪出走不到一个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全境沦陷。

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穿针引线下，溥仪在与文绣签订离婚协议后的第十九天，也就是1931年11月11日秘密离开天津，并潜往东北企图复辟，溥仪抵达东北第二年，1932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并自称“承蒙满洲国三千万民众之热切希望”出任伪满“执政”。

日后在回忆录中，溥仪说：“（1925年）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在溥仪等人的请求和日本人的运作下，到了1934年3月1日，溥仪又在“新京”长春举行登基典礼，并将国号从“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并自称“皇帝”，改元“康德”。

这是继1908年、1917年之后，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

但溥仪只是日本人的傀儡而已。

由于与“皇后”婉容感情不和，1937年，溥仪又迎娶了第三位妻子“祥贵人”谭玉龄，由于溥仪生理障碍原因，谭玉龄曾经痛苦地对别人说：“生小孩子这种事，我今生算是不能了……”

溥仪则对外承认，谭玉龄只是他“挂名的妻子”，是一个“牺牲品”，只是溥仪“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

尽管对外这么说，但溥仪对谭玉龄仍然倾注了感情，1942年，谭玉龄突然暴毙，对此溥仪一直怀疑是日本人加害所致，因为当时日本人一直想逼迫溥仪娶一位日本妻子，但溥仪却一直婉转拒绝，谭玉龄死后，溥仪将谭玉龄的相片一直随身保存，并在相片背面亲笔写

溥仪的第三位妻子、“祥贵人”

为了逃脱日本人的控制，1940年，溥仪甚至派人秘密联系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希望能逃亡萨尔瓦多，但没想到事情败露，这也使得日本人对溥仪更加严防死守。

但对于如何复辟大清的“伟业”，溥仪仍然心存幻想，1942年5月，当时已经投靠日本人，出任伪“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为了双方共同的政治利益，溥仪还亲自接见了汪精卫。而想当初，汪精卫在清末还是一个“革命青年”时，甚至曾经试图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但在溥仪看来，没有永恒的敌人和乱臣贼子，世界，只有利益之分。

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组成“轴心国”联盟后，溥仪也非常羡慕德国的元首希特勒，他甚至经常私底下模仿希特勒的外形和动作，有一次，溥仪特地穿上军装和马靴，然后将头发故意梳拢到额头，然后问在场的人说：

“朕像不像希特勒？”

手下们则吹捧说：“太像了！真的太像了！”

只是，日本人的崩溃速度，远远超过了溥仪的想象，对此，溥仪的五妹韫馨对自己丈夫万嘉熙私下说：

“我们的死灭就要来临，你为的是忠孝，问心无愧，我盼望日本快完，也可以说盼望我们自己去就死灭，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第二代，才有可能当上真正的中国人。”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人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同年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兵分四路，向驻守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在此情况下，同年8月11日，溥仪跟随关东军开始撤退，并于八天后的1945年8月19日，在潜逃日本前夕，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

溥仪的弟弟溥杰后来回忆说，当看到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红军迎面走来时，他内心无比沮丧，心想“万事休矣！溥仪还不得像（沙皇）尼古拉第二？我们也得白白地陪着他去死。”

就在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之时，“皇后”婉容则一路奔逃返回了长春，但婉容家中却没有亲戚愿意收留这位末代皇后，1946年，婉容最终病死在延吉，当时，溥仪正被苏联人关押在苏联伯力战俘营。

到了1950年8月，溥仪连同263名伪满洲国“战犯”一起，被从苏联移交给了中国政府，此后在辽宁抚顺战俘营，经历了近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

在战俘营里，他的身份编号是： 981 。

而抚顺，正是满清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崛起的地方，最终，抚顺也成了满清末代皇帝的关押改造之地。

5

就在溥仪被关押改造时，自从1945年后，就与溥仪失去联系的溥仪的第四任妻子、 “福贵人”李玉琴 也终于来到了抚顺。

由于溥仪生理原因，李玉琴在1943年嫁给溥仪后，双方实际上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最终，1957年，29岁的李玉琴坚持与溥仪离了婚，要去寻找“正常人的生活”，此后，李玉琴与吉林省广播电台一位工程师结婚，并生育了一个儿子，2001年，作为最后一位末代皇妃，李玉琴因病于长春去世。

溥仪与第四位妻子、“福贵人”李玉琴

1959年12月，溥仪被特赦出狱。出狱后，溥仪先是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上班，1964年，溥仪又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

就在被特赦后一年，1960年11月26日，获得公民身份的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只有在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与同事们一起参加了社区的选举，在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后来溥仪写道：

“1960年11月26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中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1961年，溥仪与当初驱逐他离开紫禁城的鹿钟麟（左），以及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右）在一起合影，感慨世事无常。

在经历多次相亲后，1962年4月30日，溥仪最终和在北京朝阳关厢医院做护士的 李淑贤 （1925-1997）结婚，后来溥仪回忆说：

“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只有‘君臣’、‘主权’，没有‘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1962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对于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位妻子，溥仪倾注了真心：当时，李淑贤有时在医院值夜班，溥仪往往一晚上要打好几次电话嘘寒问暖，甚至亲自乘坐电车到朝阳门外的关厢医院看望，有时候送件衣服，有时候是带点吃的。

李淑贤身体不好经常上医院，为此，溥仪经常在清晨四点钟就起来去医院给妻子挂号，对于这样一位此前连生活自理都搞不懂的末代皇帝来说，只有发自内心的真爱，才能驱使他如此奔劳。

溥仪与第五位妻子李淑贤。

1963年夏天，北京有一次倾盆大雨，全城交通堵塞，溥仪下班后就赶紧打着雨伞去接妻子下班，没想到没有接到，在往回走的路上，溥仪发现有一处下水道口没有井盖，由于积水太深，人们已无法看到下水道口，溥仪担心李淑贤路过会掉落进去，于是竟然在北京的倾盆大雨中，撑着伞，像一名警卫战士一样直挺挺地守护在下水道口旁边，痴痴等候妻子。

后来李淑贤回忆，说溥仪有一次这么对她说：

“我是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只是遇到了你，我才晓得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

1966年文革开始后，溥仪受到了保护，并未受到什么冲击，但他的身体仍然越来越差，由于癌症和尿毒症并发，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溥仪最终在北京去世，享年61岁。溥仪死后，由于恰逢动乱，家属们仅能买到一个价值5元人民币的小小骨灰盒，并用它收容了中国末代皇帝的骨灰。

溥仪去世后28年，溥仪的遗孀李淑贤最终决定，将溥仪的骨灰迁葬到清西陵北侧的华龙皇家陵园内，陵园选址在陵园自选区正中央，这里距离溥仪名义上的父亲、清朝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的崇陵宝顶只有三四百米远。

在那里，溥仪一抬头，就能看见光绪了。

北京华龙陵园溥仪墓。

参考文献：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11年版

（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

王庆祥：《名家说清史：宣统皇帝》，故宫出版社2016年版

阎崇年：《清朝十二帝》，故宫出版社2010年版

说到溥仪，大家都知道他是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是人生经历最差的皇帝之一。可以说溥仪诞生的时机不太恰当。不仅从出生起就被视为傀儡，长大后也多次被革命化。时代的变迁，让这位可怜的皇帝不仅被赶出了家门，他的祖坟也被孙殿英刨了。之后想升就升不了了。最后他去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再次被日本人视为傀儡。

毕竟时过境迁，这些变化都是情有可原的。溥仪最终明智地选择了做一个普通人，经历了民国到1949年这段时间；当时，经过一系列改革，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溥仪的生活真的是极其艰辛。他一出生就被迫成为皇帝，但后来他被轰下了王位。他去了伪满洲国，被日本人当成了傀儡。后来，他被送到苏联作为战犯服刑。虽然这句话只是走个形式，但他回到中国，接受了九年的劳动改造。他一生饱经风霜，最终重返社会。但是回到中国社会后，溥仪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在哪里安家，一切都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当时一位皇姑，溥仪的妹妹金，在溥仪劳动改造完成后接受了溥仪并为溥仪提供了暂住地；但是，我国的制度已经基本完成，人人都要上户口，连末代皇帝溥仪也不例外；当时溥仪没有想到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只是在他妹妹金提醒他要去户口所在地的人民派出所之后。

但是到了警察局，溥仪又开始犯傻了。这个应该怎么写？除了姓名、年龄、住址、学历之外，不知道账户怎么写；当时溥仪问警察地址能不能填故宫，警察也很可笑。这么严肃的户籍问题放溥仪简直是笑话。

但是最后溥仪把他的户籍登记好了。毕竟他也是新中国的公民之一。虽然他是一个没落的老皇族，但他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公民生活在社会中。当年溥仪填的户口本原件现在保存在北京东交民巷警察博物馆。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溥仪的名字栏里填的溥仪显然几乎不可能写下来。

至于地址，溥仪最后填了她姐姐金雨欣的地址作为替代，账号自然属于她姐姐的账号；至于学历，其实溥仪没系统上学，都是请的私教，所以户口本上只填了“私塾初中”几个字！

在周一良念书期间，洪业《引得说》等一系列著作出版，不仅在燕大讲授“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远东史”等课，而且继续在北平引得编纂处主持编纂引得。应该说，洪业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研究方法的讲授和训练以及指导毕业论文等来实现的，他把西方一些近代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介绍给学生，帮助他们建立综合科学的研究基础。“初级历史方法”主要讲授“写论文如何搜集资料和作卡片，论文格式上如何安排脚注和参考书等。”对于已经“考据学初入门”的周一良已经影响不大。但“高级历史方法”应该说是对周一良进行了严格的西方史学基础训练。这门科主要是通过实践练习的方法辅导学生写文章。首先他讲授理论与方法论，目的是“灌注历史感”，比如研究历史要注意五个W，即何人、何时、何事、何地、如何。根据侯仁之的回忆文章，我们还可以知道洪业还有如下三个要求：一、言必有据，引证的资料要详注出处，引证的重要来源必须是原始资料；二、详尽的收集资料，并分析鉴别出其内在关系，然后合乎逻辑的组织，按照科学论文的格式进行写作；三是要“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理论讲授完毕洪业就对学生进行训练，要求学生按照史料来源的难易程度、史料鉴别的难易程度先写自己的家世、有争议的人物如曹操、史料分散的人物如钱大昕等（洪十分推崇钱）的传记。布置学生去查阅资料，再一节课进行课堂交流，洪业还从工具书的利用、史料的鉴别等方面来启发学生。无形当中就促使学生自己动手收集资料、研究资料、进行考证、撰写论文。洪业有的时候也身体力行的带领学生去找资料，如王钟翰在念洪业的课时就去“翻垃圾”，从在厂寺市肆收集回来的破烂书籍纸片中找寻史料。王锺翰认为洪业对乾嘉学派的作法和西方的比较归纳计量都有深入体会。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尽量穷尽史料，然后比较考证发现问题，再写成文章。洪业还开设有“远东史”，是用英文讲授的，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设计面比较广，从清初耶稣会来华活动到英国政局的变化都贯穿在内，不啻是“中英关系史”。这门课对于周一良来讲印象最深的是洪业的讲演风采。洪业编撰引得，实际上就是尽量对传统的史料典籍进行科学化的整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让研究者尽量在史料问题上少走弯路。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周的研究。周一良学习“史学方法”课的时候，在洪业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专题研究，1934年3月写有一篇研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文章，后来被作为洪业主持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言予以刊行。在这篇文章里面周一良比较系统的运用五W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科学化研究，而且详细进行了原始资料的引注，对于“几十年无人注意”的问题进行文献研究，“论其得失”。第一节先从写作时间和人的角度考证了“世系表由作之动机”，阐述其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第二节“论其体例与取材”，从资料的来源“私家之谱”来说明该书对原始史料的利用情况。第三节到第五节分别“考其内容”，举例说明其主要的缺点，如最大的谬误是“其述受姓所自，及牵附宗祖也”，指出“人名脱漏”和重复记载的问题，这方面运用了史料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第六节从“如何”的角度评价该书的正面作用，“徵人物”、“省列传”、“存旧谱”、“考字谥”等优点。文章后面注解23条，也都详细按照格式注了出处。应该说，洪业对周一良入门指导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洪业选题并指导的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洪曾指导侯仁之本科论文，要求文章“务实为要”。虽然周的这篇论文除了选题以外，洪“实际上一切放手”，但应该说文章也贯穿了洪业爱国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写完这篇文章后两年即1937年，就爆发了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可见洪业的史家卓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至今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做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可以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一下洪对周的影响。卷首是“《大日本史》解题”，介绍了要研究的这本书的内容、作者、版本和年代，显然从五W方面对这个书进行简洁科学的概括。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研究这个书的四个原因，“为救亡图存计”、“砥砺学术”、再者该书“瞻详精赅”、受“中国影响最甚”。实际上可以看出洪周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文献研究，力图为现实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后来周毕业后曾力求去驻日使馆工作，大概与这种“务实”的目的不无关系。第二部分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从“经始者”、“史馆及编馆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误之原因”等方面考查该书的编撰过程。尤其是对“取材”的分析，可谓是对其穷尽史料的高度评价。这种“取材”和洪授课所讲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以外， “土人传说及故老传说”也用来“济文献实物之穷”。第四部分从“史观”、“体裁”、“义例”、“考订”、“文字”等方面进行史学批评，是比较全面和丰富的。比如说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日本的风俗文化角度对“尊神道排佛教”评论其史观，在体裁方面称赞其注，体现言比有据、保存史料、“志表自注明《纲目》”的特点，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中分析的基本相同。在对“求是”“存疑”的阐述前有些文字也可以说明周一良对于史料鉴别的认识，求是就是“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治考证者必先尚怀疑，不知为不知，适所以为知也”。在结语部分，概括的指出这本书对于日本史学、学术思想、维新变法等的历史影响。末了，有两句话意味深长。“历史之学其意义仍在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叙而已”。第二句是对当时的日本利用“复古思想”为对外扩张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社会舆论行为的批评，指出“考证精确之客观史文”才能达到“明大义明分”的最终目的。文章的参考资料收录有专著20部，文章26篇，不仅一一注明出处和版本，也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应该说，此时的周一良已经对于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近代西方治史方法都渐明其三昧，开始进入独立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周一良称邓之诚是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引进门的师傅。”1932年周一良补听了邓之诚讲授的《中国通史》，以后陆续听了各断代史，对魏晋南北朝史特别感兴趣。由于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无从觅得，很难了解邓之诚的讲课内容，不过我们可以从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中窥见一些邓之诚的讲授内容、讲授重点、治学方法以及传授的入门之道。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邓之诚讨论了他编著通史的一些体例。第一、邓之诚推崇纪事本末体，然后在时间纲目的基础下在对民族变迁、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生计等分类的进行阐述，这样可以保持通史的连续性和便与使用，记录的也都是“非一人之事、琐碎之事”。第二史料取材的次序是正史、政书、杂史、最后再参考其他书，反映出他十分重视原始资料，对于史料的重要程度和真实程度有明确的判别。第三在文字方面，他崇尚“史贵真贵简”，用比较精炼和准确的语言来讲清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邓之诚。也对于自己的读书治学的方法也有涉及，归纳起来就是：“多读原书”、论断“不欲轻下断语”、“比较综合” 读史可以发现“事理”和“因果”、“读史修史贵有识”。邓之诚曾对谭其骧说自己搞的是“明朝人的学问”，曾要求王钟翰他多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个的“明朝人的学问”实际上就是特指“顾炎武”的方法。顾炎武治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搜落史料，印证实物”，用直接史料来订文史。这也充分表明邓之诚“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周一良在回忆中提到邓之诚讲课中还常常讲一些小典故，引起大家的兴趣，启发大家思考。邓之诚早年曾动手编有《南北朝风俗志》，所以在讲授断代的“魏晋南北朝史”十分生动。邓之诚的《骨董琐记》、《骨董续记》都已经出版，这些书充分表现出他对史籍的熟悉，对充分利用乙部考证史实这种方法的娴熟。邓之诚还在课上向大家介绍史籍，引导大家系统专门的读书，把他总结的 “书贵细读、尤贵甚思” 的读书方法和极其严谨的治学的态度都传授给了学生。在邓之诚的影响和指导下，1934年周一良撰写了《魏收之史学》，初步运用所学的方法和史料进行了第一次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方面专题的研究。《魏收之史学》，主要从几个方面证明其不是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是一部“秽史”。全文分六个方面，第一节从魏收的为人来说明魏收不是史所传的为人有问题，一些所谓的问题实际上和当时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相吻合，证明其“原其本心，实无其他”。第二节是讨论今本《魏书》，证明在修改、传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删节和亡佚，有些部分非本人所写。第三节讨论了《魏书》的取材，通过大量的文献比较研究断定魏书大半取自于国史和其他史著。第四节考订了该书的体例和书法，通过正统论和体例不一证明该书不是魏收一人所著。第五节从该书记载的事实和论断判断，该书大半取自国史，魏收相对还是比较“持平近是”。最后结语对魏收的《魏书》进行了公允的评价。从史学方法来说，周一良充分运用了邓之诚的“比较综合”的方法发现问题，从典章制度角度解释问题，注重生计对于历史事件发展的影响。对于历史典籍这一原始资料进行真伪鉴别，这也是这篇文章在周一良史学研究生涯上具有重要意义所在。在邓之诚的影响下，周一良还写有两篇文章，即1935年陆续写成的《北魏镇戍制度考》、《北魏镇戍制度续考》，它们是他不多见的与历史地理相关的文章。这里面也贯穿邓之诚的一些研究方法，对于典章制度的深层次发掘，不仅阐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安排，还从实际运作的层面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开始从史料、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研究上升到对实际发生历史的研究，这应该是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突破。可见邓之诚在课堂和课下的教学谈话对周史学观的形成和成熟产生的比较大的影响。对照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全编》和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我们也可以看出分条目考订史料，重视多种材料互相参正，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连编写方式也是札记形式，可见这位“引进门的的师傅”的巨大影响。 陈寅恪应该说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对于周一良在史学研究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远的，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仅在周一良求学其间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就足以表现出陈卓越的史学研究才能。如果硬要归纳，陈寅恪的治学态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成为周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周一良曾经回忆那段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从惊叹到佩服，从广泛收集陈的著作到“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对于陈重视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学才能尤为推重。总起来说，吴怀祺总结的周一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法、统计的方法、考订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种都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从陈那里学来的。陈对周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讲课、著作、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周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是1935年秋天，在清华三院，陈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听的是陈对羯族和石氏来源的考证，感到“闻所未闻”，“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还保存了1935年陈在清华讲授“晋至唐史”的第一节课时学生卞僧慧的笔记记录（以下简称卞记）。在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保存了陈1947到1948年在清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讲述“羯族”的授课内容（以下简称万记）。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陈的治学内容和方法对周的震撼力。从陈的著作方面来说，对周的影响还很不清楚，根据汪荣祖的统计，在清华从1926到1937年间，陈写有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是佛教文史和中古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周讲“在听课同时我又搜求陈先生发表的论文来阅读，有些篇读后不甚了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周学习的范文，给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也是周向陈学习的一个途径，1936年夏周第一次私下请教陈，但由于陈家和周家是世交，周又“富而好学”，给陈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来请教问题。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可以有一证可以证明这一时期陈周之间的感情。1942年在周出国学习其间，陈寅恪在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文章开端充满感情的写到：“今则举浸稽天，莫知所界。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足以证明周陈之间已经确立了言传身教式的师徒关系。背景事件再者就是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等。这要先介绍一下背景。1936年秋，周为了学习陈的学问，毅然放弃燕京大学硕士，到陈指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当时在史语所具体负责，他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他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他1928年发表的《史语所之旨趣》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样，要求直接研究史料，不断扩展研究的史料，还有不断扩展研究的工具。直接体现在史语所里，他也主张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就是“直接史料订文史”。在管理上推行自由研究，也就是给研究者研究条件，充分发掘研究能力，直接在史料上下功夫。在这个其间，周一良分配到的任务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未指定题目或限期要求成果。周用这一年的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并采用笨办法，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在史语所其间还开始留心史料上出现的特殊词语，有志于清儒郝懿行的《晋宋书故》未竟之业。结果就是“水到渠成”，写了三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写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时和陈写信讨论过奚族的问题，陈也经常给其回信，思想十分活跃，由于文革等的原因，这些通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文章来讨论陈对周的影响和启发。1946年，哈佛毕业的周一良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清华等名校，主攻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对他赞赏有加。然而几年后，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还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这一突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其妻也备感内外受敌；陈寅恪则在文集再版时删掉回忆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本人却浑然不觉。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直到30年后，周一良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可惜时光不再。中华书局曾经出版了一本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文集》，被他戏称为“我的前半生”，因为收的都是他解放以前的论文。他承认，解放以后他写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不足以言研究也。”他把那段“红与黑”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并把那张“无耻之尤”的信纸压在玻璃板下。每每约见晚辈，不讲学术，却谈人生。20世纪末，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末代皇帝溥仪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我的一生做过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一天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的皇位，到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我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也造就了他特殊的经历。

光绪帝在“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软禁起来，慈禧就想着要废掉光绪帝，光绪帝又没有儿子，慈禧就想着立载漪的儿子溥儁，后来经过“义和团”事件，引得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慈禧太后在吃了亏之后只好放弃溥儁，到了1908年，慈禧太后决定立载沣的儿子溥仪，就这样小溥仪哭喊着被抱到宫里。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病逝，慈禧太后命溥仪继承皇统，光绪帝的隆裕皇后和载沣摄政，安排好后慈禧太后就跟着光绪帝走了。

1908年十二月二日，三岁的小溥仪在太和殿即位，成了大清朝的小皇帝，这时候的清王朝早已经风雨飘摇，破落不堪。1910年，同盟会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终于获得了成功，只不过革命势力是在南方，北方则控制在袁世凯的北洋系手中。

由此爆发了南北内战，华南地区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孙中山先生为了革命理想，策动袁世凯只要能让溥仪退位，就让袁世凯当大总统，于是袁世凯一面胁迫一面劝说，并开出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后仍然用皇帝尊号；住在颐和园中；每年提供400万两的费用；特别保护皇家私有财产等。

1912年二月，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溥仪退位，清朝灭亡。溥仪退位后仍然居住在紫禁城中，遗老遗少们在紫禁城保留了小朝廷，溥仪照样过着帝王生活，隆裕太后为溥仪挑选饱学之士做他的师傅，其中有清末状元、大学士陆润庠，内阁学士陈宝琛，文学大儒梁鼎芬，满汉双榜进士伊克坦等。

1917年6月，“辫帅”张勋跑到北京发动兵变，7月1日宣统复辟，又坐上龙椅的溥仪此时十二岁，并大封群臣，只不过这次才当了十一天皇帝。张勋刚搞复辟，段祺瑞就誓师讨伐，最后张勋兵败跑到荷兰大使馆，溥仪再次退位，复辟失败后，民国政府并未追究溥仪和小朝廷的任何责任，溥仪依然住在紫禁城中。

1919年，大英帝国苏格兰籍军官庄士敦到紫禁城中担任溥仪的老师，教育溥仪英文、数学、世界史、地理。

1924年，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到紫禁城中，驱逐溥仪出宫，溥仪被赶出宫后不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跑到天津，在天津呆了几年。1928年孙殿英盗掘东陵，乾隆、慈禧都遭到毁尸的厄运，而民国政府对此事件的不当处置，使溥仪他们更加仇视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帮忙下跑到奉天，1932年成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1945年日本战败后，溥仪又颁布了一次退位书，准备逃亡日本的时候被苏联红军抓获，在苏联监禁了5年。1950年，溥仪和其他满洲国263名“战犯”被移交给新中国，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特赦。

当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代所长金源宣布特赦大会开始，当辽宁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刘生春宣布特赦名单念到爱新觉罗•溥仪名字的时候，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溥仪在接过特赦通知书的时候泪流满面，他也没想到自己能够在特赦名单上。

在接到特赦证书的当天，溥仪就和同一批被特赦的狱友们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此时溥仪已经离开北京差不多35年了，他到北京时，五妹金韫馨、五妹夫万嘉熙、四弟溥任和堂弟溥佳、溥俭早就在站台等候了。回到北京后，溥仪暂住在五妹韫馨家里，获得公民身份的溥仪被告知要去办户口。

于是溥仪在妹夫万嘉熙的陪同下，来到位于麻状元胡同的厂桥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接待他们的是27岁的民警吴静深，得知来人是办户口的，吴静深就拿出户口登记簿为他登记。

当听到爱新觉罗•溥仪名字的时候，年轻人愣了一下，问道：“你就是宣统皇帝啊？”虽然深感惊讶，吴静深还是一项一项地为溥仪做登记，问到家庭住址的时候，溥仪说：“以前住紫禁城，现在……”这怎么填？紫禁城都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了，五妹夫万嘉熙说溥仪现在暂住在我家，吴静深只好把家庭住址写溥仪五妹金韫馨家“前井胡同六号”。

然后问文化程度，溥仪回答说自己都是请了老师教我，也不知道到什么程度，这也为难了工作人员，溥仪的老师都是大学士，给溥仪写什么好？小学？初中？高中？最后只好填上私塾，这个在后来的户口登记改成了初中。

又问婚姻状况，溥仪叹了一口气道：“我有四个老婆，死的死，离的离。”工作人员又犯难了，这该怎么填？吴静深只好追问最后一个是死了还是离了。溥仪很尴尬，小声答道：“离了。”于是吴静深在婚姻一栏填上“离婚”二字。

就这样算是把户口问题解决了，溥仪心里是百感交集，溥仪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以前却没有逛过北京城，对于北京是既熟悉又陌生，在后来一个多月的时间，溥仪以公民的身份才算是好好地把北京参观了遍。而溥仪办理户口时的照片也被收藏在北京警察博物馆里，不过这张照片是第二天补拍的，因为五妹夫万嘉熙没空，就拉着正好来串门的溥俭一起补拍了那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