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方文化情结论文范文资料

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东方重视整体，而西方重视个体。 我们可以从语言上来考察，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产品，也是文化的载体，它最能反映文化差异。 从英文和中文文字的比较可以看出，英文文字简单易写，而中文则讲究字的整体结构映衬，富有美感，但也复杂难写。 在汉语中，姓放在名的前面，这个人先属于某个姓氏，即整体，然后再是他自己；而在英语中，名在姓的前面，先是他自己，然后再补充说明属于哪个整体。 在英文中，兄和弟是一个词，而在中文则是两个词。类似的情况很普遍。英文的词汇相对于中文很缺乏。它只能表达出一个模糊的大概，而不能像中文一样表达出细微的差别，也就无法像中文那样表达出很多细腻完美的情景。这体现了西方文化讲究简单实用，然而缺乏美感。它们的文学是惨不忍睹的简陋。 西方很早就出现民主和人权的概念，这和西方重视个体的文化有关；东方的传统的专制制度则是和重视整体的文化相适应。 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然而又把这种重视整体的文化发挥到极端。日本人最崇尚的武士道精神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就是整体的利益，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东方文化里对事物的考量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西方则是定格在现在。 对于西方人来说，自己就是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对于东方人来说，自己是整条链中的一环，承上启下。 东方人因此很重视传宗接代，如果没有儿子来接替自己，那么整条链则是断在自己的手里，是没有脸去见先人的。 西方人努力奋斗是为了个人价值的体现，和及时享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还另有一层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光宗耀祖，泽披后人。 这种东方式的时间思维方式使我们考虑问题全面和连贯，但也有不好的一面。中国人的处女情结也是起源于此。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反而显得更开明，也更容易带来幸福。 东方的文化崇尚含蓄，而西方则推崇直接开放。 西方文化像火车，简洁高速的往前；而东方文化像房子，讲究结构，较固定，和保守。

中国哲学的未来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中国哲学的特点哲学这个词中国过去没有，在1903年以前都没有，但关于哲学的问题是有的。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里面讲的大都是近代西方的哲学及标准，意思说哲学是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定义对西方哲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中国哲学来说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写这部书是究天人之际，就是探求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一条恰恰是中国哲学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古希腊有“爱智”，“智”包括很广，社会、政治、自然、还有哲学都属于“智”。后来希腊的哲学思想就提出做学问没有什么目的，而是要每一个人认识他自己，这是研究人的问题。提出人要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认识自然的问题，人的进步也是从认识自然开始的。人的衣食足了以后，他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哲学总是从先解决温饱以后才发生的。所以当人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是很大的进步。哲学的发生是有条件的，要有一定文化的基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且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对世界文化宝库有所贡献。比如诗歌、舞蹈、饮食、服装，这些都包含有文化内容。但是哲学不同，哲学是抽象思维，不是认识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它是要抽象到涵盖面更广的领域和范围。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独特文化，但不能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哲学，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没有哲学，这是哲学的抽象意义决定的。过去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发现那里的人们对好坏、大小这样的概念可以理解，但是对“仁、义、礼、智”这个程度的概念就很难理解了。哲学有更高的抽象思维，比一般的科学还要更抽象一些。西方有的学说认为哲学是一个高入云霄的概念，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的哲学都要解决一个问题，这是它的任务。哲学究天人之际，将自然、社会、人生都包括在里面，它又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问题的，但任何问题如果缺少了哲学的指导，就会出问题。哲学有一种看不见的用处，就是中国人说的无用之用。哲学能盖工厂、盖房子吗？都不行。但哲学与社会活动、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如果哲学脱离社会和现实生活，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那这样的哲学就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就不够格。我看到中国人对哲学的定义范围与西方近代不同。宋朝的哲学家张载说一个读书人的任务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最高的目的，这个目的就中国的哲学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很多哲学家、很多种中国哲学史也提出这个定义，在西方看来这个是哲学问题吗？为万世开太平是政治家的事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宗教的事情，他们总是觉得不一样。在西方，中世纪的时候，哲学和神学没有分开，一切的学问都属于神学，哲学是神学的奴婢，神学统管哲学，哲学比神学低一层。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自然科学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哲学也分美学、伦理学、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等。中国的哲学为什么没有分那么细呢？因为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逐渐发达，使用的机器也越来越多，手工业开始发展，开始有手工业的工厂，劳动者集中，分工细致，这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方向分散，哲学与宗教就分开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维持时间特别长，但资本主义兴起比西方迟，缺少西方的“越分越细”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宏观地看思想的发展和存在。中国哲学讲综合，西方哲学讲分析，这种说法不算错。但是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西方哲学的分析也是跟现代的科学分类和科学发展分不开的，中国缺少了这一段历史，因此它讲“分”就讲得少，而且分类不像西方这么细，这都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造成的，不是说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就相当中国的孔孟时代，人类认识自己都大致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的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始终跟宗教密切结合。西方有一个政治和宗教分离的过程，教权、政权这两者是对立有矛盾的，教权的地位比政权高，实际控制的地位和影响比较大。拿破仑在欧洲是英雄，他当皇帝要教皇给他加冕，皇帝地位才合法，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中国政权和教权从秦汉以后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也是结合在一起的，皇帝是天子，天子是上帝的儿子，是宗教的名称。在外国天子是耶稣，国王不是天子。中国的政权巩固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十世纪以后教育制度上，《四书》代替了《五经》，成为全国通用教材，任用官员必须经过《四书》的考试，官吏同时具有教职人员的身份，中央统治就更稳定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的好处就是内部没有战争，它的弊病也就是出在这里，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只有中国是最好、最强的，所以在这期间中国的哲学发展有一段停滞时期。当时老百姓的要求和权利也就没有机会表达，人们的痛苦也就没有机会改变。这时中国是靠圣人、圣君来治理国家的，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哲学发展，哲学要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阶段地解决新问题才能发展。但在中国古代，你只能照古代圣人说的去做，不能改变，甚至有怀疑圣人的教训都是有罪的。比如说孝，就不能问为什么要孝，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罪，因为孝是天经地义的。这就像西方的教徒问为什么要信上帝，有这样的怀疑就是犯罪。可是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政教不分、长期统治，这个流弊越来越明显——考试内容、教学内容陈旧，人们不接受新生事物，自我封闭。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旧的哲学思想不那么灵了，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想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新思想的传播有一个特点，从南往北产生影响。天平天国起义是从广西开始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接下来的是孙中山也是广东的，国民党改组是从广东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从广东开始。思想的进步必然要交流，广东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大门，而此时的中国北方相对锢蔽保守。近代以后，思想上南方比北方的影响大一些，就是这个道理。二、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哲学发展阶段，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导源期。这个阶段提出了好多问题：人类责任、人类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都提出来了。导源时期哲学家们对人和天（包括人对自然）的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哲学家说天是不可抗拒的，是最高的命令者；也有的哲学家说人可以胜天。还有人性问题的争论，有的说人性善，有的说人性恶。这些争论都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是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代表人物就是孔、孟、老、庄，孔孟算一个大的流派，老庄算又一个大的流派。孔孟更多是从政治和统治阶层方面考论问题，怎么样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老庄注重自然，主张政府少干涉个人，希望个人的思想、行动自由多一些。后来有很多“家”，基本上从这两个主流派生出来的。我有文章讲过，孔孟是代表从政府管理者的立场观察世界，提出方案；老庄从劳动者的角度考虑，怎么样能过得自由一点，不受到政府过多的干涉。后来孔孟代表在朝的方面多一些，老庄代表在野方面多一些。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一个人在朝的时候就讲孔孟，被贬官到了外地或者不当官退休了就讲老庄，同时具有这两种思想，像苏东坡、白居易，也在过朝、也在过野。他们既崇孔孟，也崇老庄。进一步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哲学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奠基期。奠基期是从秦汉开始的，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分立，诸侯国家很多，武王伐纣的时候有800多个国家参加，到了春秋只有几十个国家，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了七个大国，国家之间最后兼并成一个国家——秦。秦朝统治时间很短，继起的汉朝继起，统治时间长一些。这个时期中国成为了多民族统一大国，这是顺应时代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为在战国时期，没有一年不打仗，老百姓不得安宁，战胜的也有损失，战败的损失更大。当时百家争鸣，许多学派提出不同主张。归纳一下这些不同的主张，他们都关心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治天下。当时的天下不是指现在的世界，是指国家，如何把国家治好、管理好。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他们都是在讲自己治理天下的主张，有一些主张强硬一点，有一些主张缓和一点，不过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统一，诸子百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趋势。统一以后对哲学有新的要求。秦汉统一非同寻常，因为国土面积太大了，南方从长江流域延伸到珠江领域，北方是黄河领域，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实行有效管理，怎么把它管好？汉武帝征求把国家治理好的方法，其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应运而生。这种学说认为天跟人是一个整体，人自身就是一个小天地，天上（自然）有的，在人身上也有所体现——人的眼睛代表日月，血脉代表江河，毛发代表草木森林，与天人是相配的。因此人做好事上天会有所反映，人做坏事上天会有所告诫。即使是皇帝，施行的政策好，上天就会有祥瑞，施政不好，上天就有灾难。当时也通过这一学说对统治者的作为有所制约。阴阳五行是基于天人感应说法的一套框架。金木水火土，有互相克制的作用，也有互相辅助的作用。金克木，这是从生活经验提炼出来的，金属的刀子可以砍木头，水可以克火，火可以克金；反过来木可以生火，火可以生土，土可以生木。五行相生相克的知识作为一个框架，可以推广解释其他现象。比如说中医用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决治病的问题，人的脾胃属土，肝属木，肾属水等等。还有朝代的更替也是用五行来说明的。秦朝五行占水，接下来的汉朝就把自己作为土的象征，土可以克水，水来土掩吗。而且颜色也不一样，秦朝上朝以黑色为尊贵，汉朝则以黄色为尊贵。这个体系从汉朝一直到后来很长的时间解释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给现实提供一个框架或说明。今天看来这种说明很粗糙，也不科学，可是在当时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能够解答问题，成为一个体系。阴阳五行学说被董仲舒建立以后，长期影响着社会，这是现实社会的产物，当时的现实社会需要这么一个哲学，这个哲学可以解答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这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成熟时期。中国统一以后，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弊端没有了，生产可以稳定了，像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河如果发生灾难，可以全国统一治理，外来的侵略可以全国组织力量抵抗。像长城，可以动用全国的力量兴建，这样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都取得了跨越。从汉朝开始，国家开始兴办学校，还开辟了丝绸之路，对外交流使人们眼界扩大了。但是从秦汉到宋朝，威胁统治的问题不是出自下层的老百姓，而是出自上层统治者之间，不断发生宫廷政变，这时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制度和体系。从宋朝开始，哲学需要进一步为巩固中央政权服务，所以对人类社会的地位、国家的职能考虑得更多、更周到。比如说《四书》、《五经》中，《四书》比《五经》的内容浓缩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加起来不到3万字。这就说明我们的哲学慢慢自《五经》集中到《四书》。《四书》中的《大学》特别强调教育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个是明德，一个是新民、一个是止于至善。完善你的人格，造就一个完整的人。有八个详细的条目，从格物开始，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内心的修养，推广开以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部到外部，使整个社会有一个框架。《大学》给从天子到老百姓都摆正了地位，制定一个制度，这个变化是宋以前没有的。从宋以后，《大学》从上到下的中心思想，一个是忠，一个是孝，这两个观念深入千家万户，如果你不忠不孝，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身之地。客观上这是适合于封建社会的要求，能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忠孝两个观念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一路强调下来的，这两个关系轻重有点变化。在汉魏以前，孝比忠的地位更重要一些。管仲参加战斗时经常打败仗，不是他没有勇气，而是家里有老母要照顾，不能拼死一战。可见那个时候，忠与孝相比，孝更重要。后来忠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当忠孝产生矛盾的时候，孝必须让位于忠。这也说明国家越来越集权。在汉唐的时候，君臣是坐而论道，都是坐着讨论问题。到了宋朝，宰相以下包括宰相没有坐着的。朱熹当过皇帝的老师，他老是发议论，皇帝不喜欢他，给他写了一个客气的指示，说你年纪大了，讲课也很辛苦，你以后就别来了，就辞退他了。到了明清以后，君臣会面时站着都不行了，臣要跪着，跪着就不是讨论了，就是听命令。所以君权更集中，哲学进入了最后的停滞时期，这个时期国家比较统一，综合国力比较强，可是从明朝中叶以后，科学已经开始停滞不前，以前中国的科学是世界领先的，宋以后就开始停滞了，到明以后天文历法日食月食都算不准了，西方的科技开始超过了我们，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了。三、中国哲学的未来 将来中国哲学的前途与中国的国家命运是合在一起的，因为中国哲学始终离不开实际，离不开社会问题，哲学必须结合实际。马克思没有说讲哲学原理，他的《资本论》就体现了哲学，具体地分析，实事求是地来说明一个社会，他不会回避问题。哲学网出品我认为现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就是我们正在吸收各种的文化，总结自己的文化，来展望将来，创造未来。将来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应该是吸收世界所有的先进的文化融合成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现在它正在形成中，还很不成熟。因为第一，中国自己的哲学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有几千年的哲学没有整理透。有一些哲学家个人的著作里面写出自己的看法，真正讲到一个哲学应该是有生命的，有很多人接受它，很多人支持它、了解它，这样的哲学寿命就长，一个哲学家的书可以成为畅销书，但是不能指导社会。中国现在首先要积累资料，这是第一步，有了完备的资料下结论可以放心，中国自己正在做。外国情况怎么样？我们比中国哲学知道得更少，因为留学生到外国去要看当时流行的思潮，是什么思潮才带回来什么样的思潮，这是照搬。我们也照搬过不少，但是都是不成功的。哲学不是靠照搬，而是要靠实践的考验，哪些是正确的，哪些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走越分越细的道路。当初哲学从宗教分离出去，还包括一部分宗教功能，试图解决人生归宿，终极精神安慰等人人都会遇到的困惑。还有一些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心理不平衡等问题，都曾要求哲学来答复，解释。人生终极精神追求由宗教去解决，心理不平衡由心理学分担。本来与生活十分贴近的学问（哲学）都逐渐脱离生活，陷入到概念分析、语言分析的狭窄地带。中国哲学本来离中世纪哲学不太远，它一直干预生活，在古代曾起过重要作用。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没有洗尽封建残余影响，个人的权利不被重视，合理的物质要求得不到合理的对待，轻视科学技术，以贫困为荣，以生活富裕为精神堕落的诱因，把农村田园贫困生活当成净化思想的课堂，把城市现代文化看成罪恶的渊薮。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哲学思想一度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没有克服的信心，缺少对应的办法。对封建社会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流弊不予重视，这种精神状态根本缺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勇气。中国哲学的前景无限广阔。因为我们有前人没有遇到的机遇，有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文化遗产早已存在，只是过去没有科学地对待它，有时捧到天一样高，不敢触动它一根毫毛；有时贬斥得一无是处。这两种偏向，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切身经历。文化有继承性，不能白手起家，传统文化是抛不掉、打不烂的。“文化大革命”中曾捣毁曲阜孔庙，这种疯狂行为恰恰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迷信的泛滥。中国哲学的封建主义的深层次的问题清理得不够，我们责无旁贷。世界各种思潮一齐涌来，我们对它们要鉴别取舍，还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为了鉴别取舍，要提高我们的文化识别本领，才不致上当受害。有的人到外国取经，取经者正赶上某种学说流行，取回的未必是真经。即使是真经，他们用得上，拿来是否对我们适用，还要通过实践检验。“五四”以后，我们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可贵的教材。西方哲学发展，由浑沦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看来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大致轮廓。对中国哲学来说，我们不能安于自己的浑沦、综合，认为比西方的分析更高明，这是一种误解。有人讲今天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法《易经》早已讲过了；火箭发射原理宋代早已发明，只是西方火箭飞得更高而已。这是极端无知的说法。从原始浑沦的统一，经过近代科学分析的洗礼，再进行综合，这个否定之否定（黑格尔说的正—反—合）的认识步骤必不可少。融会中西，经过新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由之路，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负担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负担，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性的优点、特点得到充分陶养，全面发展。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大的精神安适。人类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问题。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待一切发生的疑难问题，如果不图侥幸，不靠神仙皇帝，那只有靠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我相信，到了大同社会，国家机构自然消亡后，哲学还要继续存在发展。哲学的使命是指导整个人类怎么生活，不是指导哪一个人，使整个社会，整个人群受益，不是哪一部分人受益。过去董仲舒指导汉朝四百多年，现在我们的哲学应该有更长久的效益。未来是酝酿和准备阶段，我们正在转型之中，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同把转型期的工作做好。问答提问：任老您好!您在一些著作中提到中国的儒学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儒教有它的信仰，忠、孝,讲三纲，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有这样的儒教形式。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这种儒教的信仰发生质疑，您认为现在儒教是否还是中国环境中的一种宗教形式？任继愈：在辛亥革命以后，消灭了帝制，废除了皇帝，没有“教皇”，儒教组织就不存在了，为“教皇”服务的各种机构都不在了。儒教这种教虽然没有了，但是它的思想影响还是有的，不过这种思想是封建社会时候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才有效。现在是新社会了，它的情况又变了。比如孝，它是对父母的服从和尊敬。过去的孝是一面的任务，是子女对父母要感恩、要图报。那父母对子女有没有责任？这是一点。再一个是社会和家庭变了，过去一个家长为什么有权威呢？因为一家人的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由家长管。可现在父亲和儿子可能生活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见面都很困难，而且独生子女多了以后，过一个团圆年都成问题，这些都是新的问题。人对父母哪有不尊重不爱护的，可是现在社会生活变了以后，就影响了孝的实际操作，衡量标准也会有所改变。孝还有一个副作用，家族观念和孝是连在一起的。我在农村也待过，一个村选支部书记，比如一个村叫王家庄，如果姓王的不当书记，换一个少数姓的人当，大家就不支持他。孝在今天的社会上应该是一种心理秩序的建立。美国人不讲孝，可是美国也有“孝”，它的孝是倒过来用的。父母对子女很关心，有义务，有法律保护，有社会舆论支持。父母如果打骂子女，轻则受罚，重则承担法律责任。子女对父母也很好，对父母有义务。我们提倡敬老，他们提倡爱幼，这也是一种孝。忠也是一样，看你忠是怎么个忠法，如果是盲目服从的忠，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求的那种忠，那个忠是封建的东西。传统美德都有，都应该保持，可是怎么样使一个新的理解，新的解释可行，有可操作性，有社会等一系列其他的问题。提问：任老您好，请问您对易经预测和阴阳五行的算卦怎么看？任继愈：讲一点科学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科学发展得很了不起了，可以向太空发展了。可是我们的科学有一个缺点，中国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把数理化当做科学，社会、文学、艺术不叫做科学，其实这是人文科学，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科学。现在外国人文科学发展的很少，现在我们看柏拉图、庄子、《论语》没有觉得很过时，为什么？就说明现在我们进步不大，没有像自然科学、太空、地下研究得那么深那么远。现在我们变成一条自然科学腿长，一条社会科学腿短。科学是一个整体，绝不光是自然科学，只会向自然索取已经遭到了报应，气侯异常，未尝不跟这个有关系，因为破坏了平衡，这也是一个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包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如果缺了这一条腿的话，科学就不完整，这也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和加强认识的。提问：《四书》、《五经》的利大还是弊大？任继愈：至于《四书》、《五经》的利大还是弊大，当时社会上不接受，有时当时是利，后来成为害。应该是不断与时俱进，这是从历史地看它，比较公平一点。提问：中国哲学未来怎么样发展和指导人类社会发展?任继愈：哲学不是强迫你信，你认为它好你就相信它，你认为它不好就不相信它，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哲学不能强迫。提问：能否对中国历史系的大学新生提出几点阅读建议。任继愈：我觉得中国不光是大学新生，现在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科书或者历史知识讲得太少，不够。美国的历史讲一年就够了，因为美国总共才200多年历史，我们五千年也放在一年里面讲根本讲不完。而且我们中国有很多英雄人物，有克服困难的，有追求真理的，有创造发明的，有抵抗侵略的，有数不尽的英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值得讲一讲，小学中学以讲故事为主，大学讲规律，这样对增强民族的自信心有好处。提问：您认为哲学和宗教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任继愈：中国哲学跟宗教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政教高度统一，它的作用就是导致了政治的高度稳定，但是也限制了事物的新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有好几次机会都被打下去了，比如说修铁路，原来的路线经过曲阜，因为曲阜有孔子的坟墓在那里，所以拐了一个弯，现在曲阜人后悔了，这是当时的迷信，影响历史的发展。提问：您觉得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有哪些呢？任继愈：哲学的指导有明显作用，首先是无用之用。可是它给人的好处是很多。现在我们简单地说，哲学从周易开始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发展观，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走到极限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我看这个还是有它的道理的。还有一个全局观，这个很重要，看问题是全局着眼，不只看局部，这是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比如说我们一个现实项目，有可行性论证。我想可行性论证并不是错误的，也不能说它是假的，数据也不能说是假的，可是我们的哲学告诉我们，你看问题正面要看，反面也要看。还要有一个不可行性论证才全面。我记得白洋淀的围湖造田做了一个可行性论证，围湖以后产生多少稻米，第二年见效不是假的，可是对大环境和气侯的破坏就没提到。哲学告诉我们要全面看。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近30年，我们的领导人都不是经济学家，都不是搞经济的，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发展方向呢？我们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全局来看，我们有政府的调控，政府的调控很起作用，《管子》就提出政府要起调剂的作用，完全交给市场是不行的。而且市场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没有合理的法规保护，任凭市场操作，结果会是劣货淘汰优货，假的淘汰真的，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影响到我们学术界，假学问挤真学问，完全是靠交给市场一定糟糕，所以政府要调控引导。结束语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任先生的精彩演讲，感谢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任先生在讲课中告诉我们，有着深厚思想、文化根基的中国哲学在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精神和独特传统，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敢于生活、深入生活，对社会进步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未来的中国哲学一定是在吸取现代学问，吸收人类一切精神成果和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强大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足以反映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成果。我们身后是5000年的厚重历史，过往先贤为我们创造了无限的辉煌，让我们遵照任先生的教诲，中华民族是强大的民族，历史正号召我们前进，我们绝不会辜负这个难得的机遇，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重构 摘 要：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几千年中形成了独有的特点，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运行，传统伦理道德显示出与之不相适应的方面，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与扬弃，必须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重构，使其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伦理道德；现代转型；重构。 我国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前后相继，交相更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有我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天，进一步探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转型与重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伦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占据核心和主干地位。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则是“爱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将这样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礼仁”一体，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儒家伦理在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具有了与封建政治一体化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继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修身养性，打造内质 修身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1]。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2.克己奉公，注重整体。 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家庭责任，强调每一个人应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人们的家国意识、乡土情结特别浓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最突出体现。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应以国家统一为乐，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我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3.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坚持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二、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转型中所受到的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而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生产关系，在对小农经济与封建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纲常伦理，并使之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价值判断和经济判断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人们的道德教育，而忽视了法律、法规等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破坏了法律的独立性，阻碍了法律的形式化，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领域造成道德规范的缺失。 其次，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强调树立群体意识、整体意识。传统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没有个人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没有公私之分，没有个人产权边界的概念。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利，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占有的利己性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根本特性，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行为，也不存在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能力、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克服传统的“义务型”伦理的强权倾向和片面性。 再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倡重义轻利，国家要不以利为利，个人要以义为重，甚至产生“以贫为荣、以富为耻”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来加以解决、规范和追求。 综上所述，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包括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 三、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重构的路径。 迈进新世纪，在我国社会广泛而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转型中，不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同样面对着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整合、创新。那么如何来重构呢？不能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应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并根据现时代的特征，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 虽然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如等级特权、尊卑有序的观念是为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服务的，与现代社会极不相容，但诚实守信、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道德在现代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统道德应客观评价，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扬弃。另外，道德习惯的形成，除传统的劝导、说服、教育外，还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某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损坏公物等，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要改变重德轻法的传统，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应看到道德规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这既可以保证社会变革中道德规范的更新，又可保证已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此举是重建现代道德文明，树立道德新风，防止道德沦丧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律意识同步进行的有效方式。当代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法制变革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2.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又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缜密的道德规范，将人们的言论和生活，自内心深处纳入传统经济需要之网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治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但同时，市场自身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值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离开一定的经济道德基础，只能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信誉崩毁、甚至罪案丛生。因此，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要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国家经济政策有机地协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 一方面集体作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应以个人为目的，在物质上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尽力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断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以集体为目的，为维护和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了满足，集体壮大和发展了，个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体现和实现。 通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进，使个人和集体都达到共赢，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赏罚机制。 通过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对利益的要求，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赏罚机制就是赏善罚恶、扬善抑恶，它是社会运用利益机制对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之外的个体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所谓“赏”，就是社会通过给予实施道德行为者更多的利益来肯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昭示和倡导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所谓“罚”，就是社会通过剥夺实施不道德行为者的既得利益来否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显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如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可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引导等方法，对行为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以保证行为者的利益；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如制假卖假、坑蒙拐等，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从而让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改革本身是对原来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基本有序的过程。无序状态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个基本环节。今天讨论该问题，着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后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体系。社会转型时期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使社会从动荡走向有序，从“个人伦理”走向“制度伦理”，这是当代我国道德嬗变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王红武。关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J] .学术探索，2007（3）：6-10. [2]于铭松。论我国传统道德伦理[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92-97. [3]魏英敏。当代我国伦理与道德[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335-350. [4]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M]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96-197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134、434. [6]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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