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养老问题研究论文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一、引言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亿老年人口和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甚至于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到2000年的，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岁上升到2050年的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1987年又回升到；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左右，高的高到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男女合计为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岁，其中男性为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岁下降到每年提高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岁。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大学生对农村养老问题调研报告

随着个人的文明素养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事务都会使用到报告，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避免篇幅过长。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对农村养老问题调研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老年人口问题在我国早已存在，既表现为老年人的生存与发展，如物质保障、医疗服务、住房等问题；还表现为因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社会生活的变化等等。这其中，仅仅满足老年人在年老时的供养问题就已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面对中国老年人70%以上居住在农村的现实国情，显然，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是我国养老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为了更深入具体地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现状，以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城关镇保障村的xxx位老人进行调查。结合调查所得的及自己的肤浅认识，当前中国农村养老仍是以家庭养老为主。

一、家庭养老还存在强劲的生命力

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社会支持能力。然而，家庭养老告别是子女养老对中国农村老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起着社会养老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城乡，家庭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是老年人最后的大本营。而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家庭养老的作用也就越大。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条件下。家庭养老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一旦家庭养老的基础遭到破坏，几千万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将失去保障。

（一）家庭养老方式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国情。当前我国人口众多，人口老龄化趋势快、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地区差异较大。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农民支付能力相当有限，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尚处于温饱阶段，只有小部分达到小康水平，少数农村仍处于贫困状态。不仅地区间存在差异，而且在同一地区中的不同乡镇、同一乡镇中的不同村庄、甚至在同一村庄中的不同家庭之间，农民的经济收入也有较大悬殊。在这种情况，若完全依靠建立起统一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来解决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因为一定的保障制度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因而当前我们仍有必要依赖家庭养老方式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也明确指出，我国老年人养主要领先依靠家庭，从而使家庭养老模式法律化，增强了家庭养老模式的生命力。

（二）家庭养老方式的文化根基深夺厚悠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养老向来是中华民族恪守的传统美德。家庭养老作为一种文化在我国经历史岁月，从农业经济开始至今，大约有三四千年之久，支撑家庭养老功能是传统伦理“孝”的价值取向，孝是“天经地义”的行为的最高准则，自然也是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传统的中国家庭作为一个福利单位，表现在养老机制作用上是天然的养老组织，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老年人生活在家庭中，不但基本生活有保障，而且日常还能得到应有的照料，并享有子女满堂的天伦之乐，精神上得到寄托。所以家庭养老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就算将来我国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完善，家庭养老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三）家庭养老的实际保障效果不会有很大的削弱。首先，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养老不会有很大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子女减少而可能影响老年人的养老质量。但根据美国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林戈等人对中国老年人养老总体的研究，认为中国老年夫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同时需要子女日常生活护理的，因而所谓的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并不一定对老年人的日常照料构成重大威胁。而且，通过调查发现，单子女的老人生活还要好于多子妇女的老人，因为这时了女无法推卸自己的养老责。其次，农村外流人口增多也不会对家庭养老产生较大影响。一些研究认为农村中大量壮年外出打工，使老年人无法得到日常照料。而据调查看来，家庭养老主要由女性承担，且多国40至59岁以下的中年女性才会碰到老人生活无法自理需要经常性照料的情况。而在农村流动人口中，外出打工的女性中xx年龄段最为活跃。40至59这一年龄段的妇女多在家中照料甥孙和老人。确有一些家庭中只有一对中青年夫妇且双双外出打工的，他们也会将年迈体弱的老人托付给亲友或请人上门照顾。最后，就家庭养老的保障水平而言，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虽只能起到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作用，但这与我国大多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且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养老的保障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二、对当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基本设想

鉴于以上种种分析，考虑到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及人口状况的差异性，认为应建立一种有分别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过渡方案。具体来说，针对现阶段不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口以及将来仍不能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未来老年人口”，仍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来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在此过程中辅以一些行政性的倾斜激励措施来增加农民收入，努力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继续巩固和落实家庭养老的整体功能；与此同时，要不断促进传统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变革与发展，在较富裕的农村、较富裕的家庭，当家庭养老功能出现弱化时，社会养老应及时补充，尤其是针对农村“未来老人”——农村青年一代，要加大社会养老保险的力度，全面加以推广，以切实解决他们的未来养老问题。

三、具体措施

应该说，这一基本设想是与我国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符合了当前广大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通过思想工作与法律手段并重的社会干预，使家庭养老得到落实。一是持之以恒地搞好尊老、爱老、养老的传统美德的宣传。重点是做好中、青年人的思想教育，并坚持“从娃娃抓起”，把尊老、爱老、养老教育渗透到中小学生思想中去，消除少数家庭出现的严重“宠幼弃老”现象，构筑起家庭养老的优良社会环境和正确的思想基础。二是强化法制建设，走依法保障的路子。切实贯彻落实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以此法教育老年人来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规范约束家庭和社会成员自觉维护老年人权益，保持家庭内的代际和谐，建立有利于家庭养老的社会环境，同时大力推行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的活动，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方法。三是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进行改革。就调查的xxx位有子女的老年人中，其中xxx位老年人都是由儿子赡养的，只有3位没有儿子仅有女儿的老年人，是通过招上门女婿的方式来养老。很显然，在农村家庭养老机制中是以儿子为主体的。这种机制是由历史传统自然形成的，在实行计划生育的今天，后代中无男孩的家庭比例占四分之一左右，这种机制就必须得以改革。

（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扶持家庭养老的政策措施。家庭养老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国家也应在此问题上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主体地位出发，积极研究制定可行的扶持家庭村合作医疗事业中存在的经费、人员、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养老的政策措施：一是要加大对农村资金、技术方面的扶持力度，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中最大的问题——经济供养问题。二是对照料老人确有困难的家庭予以经济援助。要尽量减轻困难家庭的养老负担。使这些家庭的老年人也能安享晚年，同时向照料和护理老年人的家庭成员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三是大力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事业。解决当前农，解决农村老年人“病有所医”的问题。

（三）强调社会的作用，扩大社会对家庭养老的支持。一是要发挥乡村老龄组织的作用，增强老龄组织的功能。强化和规范老年供养体系建设，就是要规范家庭和社会中非老人成员的行为，从而确保老年人幸福地安度晚年。因此，建立健全老龄组织机构，强化老龄机构的组织领导功能，是老年供养体系建设中起关键作用的环节。目前，农村的老龄机构从表面看，乡、村级机构健全。然而实质上则处于一种“人员无编制，活动无经费，开展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中，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组织开展老年活动方面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此，必须重视乡级老龄组织机构建设和其支柱作用的发挥。二是要加强老年人群体的力量，发扬自助、互动的精神，提倡低龄、健康的老人帮助年迈、体弱的老人；增强老年人在经济上的自立和生活上的自理能力，以减少对社会和家庭的养老需求。三是发展老年公益设施。充分发挥各村老年协会、老年活动场所的作用，解决老年人“老有所乐”的问题，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四）加强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宣传，逐步扩大社会化供养比例。从长远看，在经济方面，随着国家、特别是农村经济实力的提高，养老的责任逐渐从家庭向社会转移，家庭养老终将让位于社会养老，这是谁都无法逆转的趋势。因而，在过渡时期我们不仅要提倡家庭养老，还要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使社会养老保险在“未来老人”群体中发挥主要作用。在的调查中，许多中青年人未投保除了经济条件不允许、害怕政策有变或没有听说过有社会养老保险这回事外，更集中的是表现为投保意识淡薄，出现年轻时无所谓，中年后又因一次性投保数额大而不得不放弃的现象。所以，在农村要大力加强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思想教育，把年轻一代的供养方式逐步引导到社会养老保险的轨道上来，立足“早”字，积少成多，筑起庞大坚固的社会保障“大坝”。

（五）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主干，逐步构筑起完善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应具备五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二是老年人生活照料体系。当前比较现实可行的是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的作用。可参照大连市的做法，创办“居家养老院”，组织一些闲暇在家的中青年妇女，为村中无子女、子女不在家、生活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养老福利服务，实行低收费政策，集体或国家应予以适当的补贴。三是老年医疗保障服务体系。xxxx年xx月，财政部、国家计委、卫生部出台了《关于农村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若干意见》，确定到xxxx年，各级政府增加的卫生投入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县级财政要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情况安排资金，对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家庭衽医疗救助，中央财政也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此给予适当支持，此项规定说明，国家对农民社保问题已日益重视起来。据调查，仙居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已于xxxx年xx月全面铺开，共有xx个乡镇（街道）的xx万人参保，参保率xx%。四是老年社会救助体系。对农村孤寡老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供养制度，提高供养水平。但调查中发现2位孤寡老人均没被纳入“五保”供养体系，甚至全乡都没有一位老人被纳入该体系，他们的生活状况相当令人担忧。此外，还应对卧病下起或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特困家庭中的老人、子女间有严重养老纠纷的老人，他们都是老年人口中的脆弱群体，必须由国家或集体，必须由国家或集体予以特别关照，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安度晚年。五是老年精神生活体系。主要是根据老年人的兴趣爱好，以乡村为单位，建立老年文化、体育、教育、娱乐等活动场所。由于我国农村老年人数从多，地域颁布广，收入差别大，建立上述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也应体现多元化、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的特点。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报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一定的写作技巧。我敢肯定大多数人写报告都头疼。以下是边肖编制的农村大学生养老调查报告，仅供参考。我们来看看。

我国老年人口问题由来已久，表现在老年人的生存和发展，如物质保障、医疗服务、住房等问题；也展现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社会心理等社会生活的变化。其中，满足老年人养老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面对中国70%以上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的现实，很明显，农村养老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为了更深入具体地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现状，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城关镇宝安村的xxx名老年人进行了调查。结合调查和我的粗浅认识，我国目前的农村养老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

第一，家庭养老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社会支持的能力。然而，家庭养老对中国农村老年人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养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城乡，家庭仍然是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单位和最后的大本营。经济越落后的地区，家庭养老的作用越大。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养老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一旦家庭养老的基础被摧毁，几千万农村老人将在晚年失去保障。

(一)家庭养老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现实。目前，中国人口众多，人口老龄化迅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但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支付能力相当有限。我国大部分农村还处于温饱阶段，只有少部分达到小康水平，少数农村还处于贫困状态。同一地区不同乡镇、同一镇不同村甚至同一村不同家庭的农民经济收入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而且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建立统一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来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一定的保障体系必须适应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依靠家庭养老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明确指出，我国老年人的赡养主要依靠家庭，从而使家庭养老模式合法化，增强了家庭养老模式的生命力。

(二)家庭养老的文化基础深厚。尊老爱幼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庭养老作为一种文化，从农业经济开始，在中国已经持续了三四千年。赡养家庭养老功能是传统伦理中孝道的价值取向。孝顺是“自然”行为的最高准则，自然也是家庭成员的重要行为准则。中国传统家庭作为一个福利单位，在养老机制功能上是一个天然的养老组织，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老年人生活在家庭中，不仅有安全的基本生活，而且每天都得到应有的照顾，享受孩子的家庭幸福，获得精神寄托。所以家庭养老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未来中国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极其丰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家庭养老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3)家庭养老的实际保障效果不会被大大削弱。首先，独生子女政策不会对家庭养老产生很大影响。有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子女减少，可能影响养老质量。但美国密歇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Ringo等人的研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老年夫妇并不同时需要孩子的日常生活护理，所以所谓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并不一定对老年人的日常护理构成重大威胁。而且通过调查发现，独生子女老人的生活比多子女老人的生活要好，因为这个时候，女性是无法推卸养老责任的。其次，农村流出人口的增加不会对家庭养老产生很大影响。有研究认为，农村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使老年人无法得到日常照顾。调查显示，家庭养老主要由女性承担，许多国家40岁至59岁以下的中年女性会遇到老年人无法自理，需要定期护理的情况。在农村流动人口中，xx年龄组是外出打工妇女中最活跃的。40-59岁年龄段的女性更倾向于在家照顾侄子和老人。的确，如果有的家庭只有一对中青年夫妇都外出打工，他们也会把体弱多病的老人托付给亲戚朋友或者请人照顾。最后，就家庭养老保障水平而言，虽然只能满足普通家庭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但与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养老保障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二、当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基本思路

鉴于上述分析，考虑到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和人口状况的差异，认为应建立不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过渡性方案。具体来说，针对目前不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口和未来仍不能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未来老年人口”，家庭养老模式仍然是解决其养老问题的主要途径，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过程中补充一些行政激励措施，努力减轻家庭养老负担，继续巩固和落实家庭养老的整体功能；同时，要不断推进传统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变和发展。在较富裕的农村地区和家庭，当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时，应及时补充社会养老，尤其是针对农村“未来老人”——农村青年一代。要加大社会养老保险的力度，全面推进，有效解决他们未来的养老问题。

第三，具体措施

应该说，这一基本假设与我国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也符合农村老年人的意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a)通过思想工作和法律手段并重的社会干预，落实家庭养老金。首先，要坚持不懈地宣传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重点是做好中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坚持“从娃娃抓起”，把尊老爱幼教育渗透到中小学生头脑中，消除少数家庭严重的“养幼弃老”现象，为家庭养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确的思想基础。二是加强法制建设，走法律保护之路。认真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教育老年人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规范和约束家庭和社会成员自觉维护老年人权益，维护家庭内部代际和谐，营造有利于家庭赡养的社会环境，大力推动签署《家庭赡养协议》。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有效方法。三是改革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在被调查的有子女的xxx老人中，xxx老人由儿子赡养，只有3个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老人通过招募女婿来养老。显然，在农村家庭养老机制中，儿子是主体。这种机制是历史传统自然形成的。在实行计划生育的今天，后代中没有男孩的家庭比例约占四分之一，这一机制必须改革。

(二)进一步完善支持家庭养老的政策措施。家庭养老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国家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农村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出发，积极研究制定资金、人员、设施等方面可行的养老政策措施。家庭-乡村合作医疗。首先，要加大对农村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力度，确保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农村经济将继续稳步发展，从而解决农村养老的最大问题——经济支持。第二是为照顾老人有困难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我们应该尽力减轻贫困家庭的养老负担。让这些家庭的老人安享晚年，并为照顾老人的家庭成员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第三，大力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解决农村老年人“看病难”的问题。

(三)强调社会的作用，扩大社会对家庭养老的支持。首先，要充分发挥农村养老组织的作用，增强其功能。加强和规范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就是要规范非老年成员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行为，保证老年人幸福地度过晚年。因此，建立和完善养老机构，加强养老机构的组织领导职能，是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目前，从表面上看，农村养老机构在乡镇一级是健全的。但本质上是处于“没有人员配备，没有活动经费，开展工作力度不够”的困境，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组织老年人活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此，必须重视乡镇老年组织的制度建设和支柱作用的发挥。二是增强老年人的力量，弘扬自助和互动精神，倡导年轻健康的老年人帮助年老体弱者；增强老年人的经济自立和自理能力，以减少社会和家庭的养老金需求。第三，发展老年人公益设施。充分发挥村老年协会和老年人活动场所的作用，解决“给老年人找乐子”的问题，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四)加强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宣传，逐步扩大社会支持比例。长期来看，在经济方面，随着国家特别是农村经济实力的提高，养老责任逐渐从家庭转移到社会，家庭养老最终会让位于社会养老，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在转型时期，不仅要倡导家庭养老，还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使社会养老保险在“未来老人”群体中发挥主要作用。调查中，很多中青年人没有参保，除了经济条件不允许，怕政策变动或者没听说过社会养老保险。更集中的是他们的保险意识比较弱，年轻的时候不在乎，到中年以后因为一次性保险金额大，不得不放弃。因此，在农村，要大力加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思想教育，逐步把扶持年轻一代的方式引导到社会养老保险的轨道上来，立足“早”字，积少成多，筑起巨大而坚实的社会保障“坝”。

(五)以社会养老保险为重点，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个完善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应该有五个内容:一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二，老年人生活护理体系。目前，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的作用更加现实可行。参照大连的做法，可以成立“居家养老之家”，组织一部分有闲暇在家的中青年女性，为没有孩子、不在家、生活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养老福利服务，实行低收费政策，由集体或国家给予适当补贴。第三，老年人医疗保障服务体系。xx年xxxx月，财政部、国家计委、卫生部发布《关于农村卫生补助政策的若干意见》，确定到xxxx年，各级政府增加的卫生投入将主要用于农村卫生发展。县级财政要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安排资金，为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家庭提供医疗救助。中央政府也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给予适当支持。这一规定表明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据调查，仙居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已在xxxx全面铺开。共有xx个乡镇(街道)有xx万人参保，参保率为xx%。第四，老年人社会救助制度。对农村老年人实行“五保”供养制度，保障温饱、医疗和丧葬，提高供养水平。但调查发现，两个孤寡老人没有纳入“五保”供养体系，甚至全乡没有老人纳入该体系。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令人担忧。此外，还要处理生病或不能自理的老人、家庭贫困的老人以及子女之间发生严重养老纠纷的老人。他们都是老年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必须得到国家或集体的特殊照顾，必须得到国家或集体的给予，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安度晚年。第五，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体系。主要根据老年人的兴趣爱好，以农村为单位，设立文化、体育、教育、娱乐等老年人活动场所。由于农村老年人数量多、地区分布广、收入差距大，上述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也应体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模式、多渠道的特点。

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方式的改变，导致相当多的老年夫妇和独居老人固守乡村，也使养老关系中的载体与对象发生了空间分离，养老的难度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收不高，生活质量较差。目前我县除部分留守老人享受低保外，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养老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子女贴补。据了解，老人的劳动主要是种地，但因子女不在身边，许多农活要请人，成本高，收入低，很多老人农忙时都舍不得花钱请人帮忙，致使劳动强度极大。随着孝道观念的不断淡化及子女在外务工谋生压力的加大，子女贴补缺乏稳定性，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更是少得可怜，因此，老年人生活相当俭朴。2、生活缺乏照顾，孙辈抚养负担重。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对农村留守老人而言都成为难题。同时，子女外出打工后，部分老人独居或配偶同居，大部分的老人与孙辈组成“隔代家庭”。还有不少留守老人的子女全部外出打工，仅留下老年父母及未成年的小孩，留守老人基本上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因此，老年人极害怕生病，害怕没有人照顾。很多老人都谈到“有子女在身边要安心得多，有个照应。”并且留守老人代为照顾的孙辈0—4个不等，负担极重。有的孙子年纪小，不能离身，给老人农作及家务劳动带来极大不便。3、隔代教育问题突出，心里压力较大。如果单从照顾孙辈的生活起居方面而言，只是增加老人的生活压力，增加劳动强度。但对小孩教育方面心理负担更重，主要因为农村老年人大多数识字不多，无法辅导小孩的学习，担心学习成绩差。特别是目前农村交通、通讯得到迅速改善，电视、网吧到处有，孩子在外的时间长，担心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老年人总觉得管理小孩力不从心。当孩子上中学后，由于相处时间大幅减少，孩子自控能力差，老人家庭管理鞭长莫及，这让老人极度担心却又无法监督管教。 4、家庭氛围缺失，精神生活单调。老年人口身体素质的下降和生理的自然老化，决定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并不仅仅需要经济保障，精神慰藉也同等重要。农村老年人过惯了苦日子，对物质生活往往没有过高的奢求，因此来自于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所必不可少的。据调查，子女外出后，电话就成为留守老人与子女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和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而实际上，有些老人连这样简单的基本精神慰藉都没有，有的子女一去就是多年却杳无音讯，有些老人甚至“不知子女是死是活”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农村留守老人大多过着 “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寂寞生活，缺乏家庭温暖，使他们倍感孤独。特别是独居老人感到有时候心里话没处诉说，有时间没法打发，很可能出现抑郁症状，觉得生活没有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高，留守老人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他们与外界的接触也相应地越来越少。除了看电视、聊天，老人基本上没有别的消遣方式，精神生活异常单调。5、医疗难问题突出，健康保障丞待加强。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常年患病的比率高达70%以上，许多人是多病缠身。由于子女务工带来的收入提高，加之新农合的实施，留守老人就医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留守老人也只是对于一般的小病可以治疗，普遍存在“生不起病、拿不起药”的情况。而且老年人发病往往具有突然性，家中无人或抢救不及时，可能会错过治疗时机，导致严重后果。对农村留守老人来说，“小病抗，大病拖”，已成了一种潜意识。农村留守老人除了存在上述这些主要问题外，留守老人家庭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目标；而缺少青壮年男子在家中，也很容易沦为弱势群体，造成利益受损。三、对策与建议综上所述，劳动力外流引起的家庭结构、居住距离的变化直接和间接地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导致老年人的代际支持特别是经济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同时引起了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留守老人的劳动、生活、精神以及抚养孙辈的负担。因此，为了适应这些变化，社会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一）坚持政策导向，着力构建良好环境。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和谐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亦如此。政策导向体现了一个价值观的导向问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站在人性化的角度，从提高生活质量、稳定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立足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乡村、和谐家庭，审视和对待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在经济布局上应尽可能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大力发展本地经济，充分发挥本地非农产业务工成本低以及打工、务农可以兼顾的优势，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这既缓解了农忙时节和农村公益事业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又可以缓解“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无人照管等社会问题。（二）坚持制度支撑，健全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村社会救助和农村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积极争取上级放宽条件，扩大农村低保比例，力争把符合条件的农村留守老人纳入低保范围，从经济上保证留守老年人达到基本生活水平。二是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由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老方式过渡。三是加大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做好宣传工作，扩大覆盖面，特别是力争把留守老人全部纳入新合疗范畴。如果财力允许，可以在中央、省财政补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切实地解决农民特别是留守老人“就医难、费用高”的问题。四是要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制度，给予进城农民工以市民待遇。在居住权、劳动保障权、子女教育权、医疗、福利等各方面给予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同等待遇，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彻底实现外出务工农民的身份和职业转变，促使农民工由“单飞式”转移向“挪窝式”转移，实现由暂时性转移向永久性转移方式的转变，尽可能减少留守老人的数量，让尽可能多的外出务工农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同时，各级应共同协调努力，妥善安排城市外来人员的子女上学问题，降低外来人员在城市生活的门槛和限制，从而减轻老人因为子女外出而产生的隔代照料负担。(三）坚持创新方式，夯实经济供养基础。 1、多方争取资金。农村老人（包括留守老人）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家庭关系和农村大局作出了积极重大的贡献，全社会都应当自觉承担他们的养老扶助责任。要坚持舆论宣传引导、政策推动、制度促进等方式，引导多方各界出钱出力，参与解决农村老人特别是留守老人养老资金问题，形成家庭、企业、社会、个人、政府等多方共同出力、踊跃分担的局面，确保妥善安排留守老人问题资金需要。 2、发展农村地方经济，加强社区经济“养老”的支持力度。社区是老年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社会支持过程的展演平台。社区对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一点要以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基础。村组应从各自的资源（并非仅指自然资源）状况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和集体经济。是那些不能下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及经济来源较少、较单一的留守老人们就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在村办企业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使老年人学会“自我保障”，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增强老人们的自信心，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提高物质保障。 3、增加农业创收，增强子女支付养老费用的能力。政府应立足于实际，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地探索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大力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民发家致富创造条件，提高农民收入，为养老奠定经济基础。 4、倡导男女平等地位，解决嫁女不养老问题。儿子和女儿在赡养老人、继承遗产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纠正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错误观念，适当明确女儿在养老中的责任与义务。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外嫁的女儿基本上不负担养老，但女儿的居住距离通常小于外出的儿子（一般女儿嫁在本县而儿子是在县外务工），更便于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因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四）坚持各方联动，营造社会养老氛围。针对留守老人的家庭照顾，要加大宣传强化子女对老人照顾的责任和义务，教育引导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充分履行自己在照料、教育子女方面的责任，切实减轻留守老人照看孙辈的负担。1、巩固家庭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仍然扮演和发挥养老的重要角色和作用。要继续采取多种方式，稳定家庭养老关系，完善家庭养老模式，使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养老的重要方式。 2、构架集中供养体系。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的发展，留守孤寡老人的增多，集中供养已成为农村养老发展的方向，因此构建健全的集中养老体系成为各地方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县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如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心敬老院，可集中供养500人，同时，配合各乡镇敬老院，目前已基本能解决我县农村孤寡留守老人养老问题。这样既可缓解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又可增加新的就业途径和岗位，还可以把一部分外出人员留在本地，实现多方得利共赢。3、重视农村基层社团组织的助老作用。通过老年人协会等社团组织加快建立志愿者队伍，实现与留守老人的互助。鼓励农村中的中青年人、健康的低龄老人、邻居等都可作为志愿者，在志愿者与需要照料的留守老人、留守老人的外流子女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系，形成社会助老养老的良好氛围。（五）坚持畅通渠道，搭建精神慰藉平台。电话是留守老人与子女联系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目前，我县电话普及率有所提高，农村大多数都是无线电话。但是这些还是完全不够的，社会、家庭都应当给予老人更多的关怀。1、积极推进农村通讯建设。农村通讯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农村电话的普及，为留守老人与外出子女之间的联系搭建平台，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积极联系协调电信、移动、联通等通讯部门，开发创建适合留守老人的资费服务产品，便于老人们沟通。2、加强活动场所建设。支持村委会集体建设，并充分发挥农村老年协会和老年活动室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此应当加大支持力度，加大投入，以保障其正常开展活动。老年协会作为农村基层社团组织，应该组织起老人开展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文艺活动、身体锻炼、育儿讲座等，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大力发挥村委会在解决留守老人养老问题重要作用，村委会可以充分整合利用闲置资产、闲置土地改建、扩建托老所，建立农村的公共事业服务阵地，为有托管需求留守老人困难人群提供托管服务。根据现有条件，可对乡村小学校等实现多功能开发，开办形式多样的留守老人活动中心、娱乐室。3、不断加强孝道宣传。教育外出务工人员尊重父母，时时与父母保持联系，大事与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见；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让老人无后顾之忧。“常回家看看”，记得挂念家庭，时常打电话回家了解父母的生活状况及身体状况，更好地敬老爱老。4、引导留守老人自我调节。要充分发挥农村留守老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如可以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村里的文化活动，参与邻里纠纷调节，担任村组经济发展参谋等，帮助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留守老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更新观念，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