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诸蕃志解读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十五世纪末，欧洲人发现了从欧洲到达亚洲的海上航路后，就纷纷向东方寻找殖民地，夺取财富，台湾也成为他们侵占的目标。 十七世纪初，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的安平，建立了根据地。当时台湾的住民以原住民为多数，他们男狩猎、女耕种，不用犁耕，生产效率低。因此荷兰人从福建、广东招募大批农民来开垦，种植甘蔗、稻米，从中获取利益，但却压迫汉人，课徵各种重税，造成人民的不满。 西班牙人紧随荷兰人之后，入侵台湾北部的基隆、淡水一带，从事采硫磺、售鹿皮的买卖，并传布天主教。后来被荷兰人赶走，从此台湾全岛成为荷兰人的殖民地，达三十八年之久。西元一六六一年，郑成功率军在台南安平港的鹿耳门登陆，展开对荷兰人的进攻，第二年荷兰人投降，离开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赤嵌(今台南市)设承天府为行政中心，处理政务，推行屯田制度，从事土地开垦，并承认原住民所开垦的田地所有权，因而粮食增产，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移民日增。不久，郑成功去世，他的儿子郑经在陈永华的辅佐下，建孔庙、设学校、定考试制度以造就人才，台湾人民从此开始接受教育。 郑经去世，儿子郑克塽年幼继位，清廷派施琅进攻台湾。郑氏战败投降，台湾归入清朝版图。明郑三代前后治理台湾二十三年。第7 世纪初《隋书》〈东夷列传〉中，已有记载：「流求（指台湾）不从，拒逆官军」（流求国不服从，拒绝迎接隋朝官兵），而且还记载「掠一人而返」「取其布甲而还」「（隋军）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等侵略行径。迨至宋朝有一位赵汝适，在出任福建泉州市舶司提举时，对外商进行查访，於1225年写成《诸蕃志》，对＜琉球＞的叙述说：「琉球国……无他奇货，尤好剽掠，故商贾不通。」及至元朝，称台湾为「王留求」。《元史》，将「王留求」列在「外夷传」。在「王留求传」中，有这样的叙述：「王留求在外夷…汉唐以来，史所不载；近代诸蕃市舶不闻至其国。」又记载元朝至元廿八（西元1291年）年有杨祥请求领兵前往王留求招降一事，其诏书中说「海外诸蕃，罔不臣属，惟王留求迩闽境，未曾归附」，此次招降台湾最后没有成功，不也证明台湾自古不属中国。另外元朝南昌人汪大渊出海游历「越数十国」的见闻录成於1349年的《岛夷志略》一书，在叙述〈琉球〉的文字中，除了有大约两、三百字的叙述之外，在最后以这句话结尾—「海外诸国，盖由此始」。到了明朝，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登基，颁发圣旨，指出台湾是一个岛国，叫做小琉球国，「东北，朝鲜国。正东偏北，日本国。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这是记载台湾与中国关系的第一份文献。往后朱元璋还提及「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将不征诸夷国名开列於后：…小琉球国」、「海外夷国，…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用兵。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穷乃易变之原』」此外《明史》中的「外国列传」里面，列有＜鸡笼山＞一条，其中这样记载：「鸡笼山在澎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去泉州甚迩。…」这个「鸡笼山」，指的就是台湾，与朝鲜、安南（越南）、日本、琉球、吕宋等，同被列在「外国列传」中，可见它不是中国的领土。「鸡笼山」条中还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永乐时郑和遍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远避不至，和恶之，家贻一铜铃，俾挂诸项，盖拟之狗国也。」意思是说，明朝永乐皇帝时，郑和下南洋，所到之处各国都争先恐后向他奉献金银珠宝，只有台湾避而不来奉献，郑和很生气，就送给台湾的住民每家一个铜铃，让他们挂在脖子上，把他们比拟为狗国。这段记载是否属实，有待查考。但这段中国太监侮辱我们先民的记载，正好又说明，明帝国的领土并不包括台湾，台湾自古不属中国，又得一例证。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参考文献转自博宝艺术网。考古验证瓷器最早的产地是在中国，但究竟出于哪个年代尚没有准确的定论。人们将发掘自河南郑州商代（约前15世纪—前9世纪）的高岭土彩釉器皿作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瓷器。中国在其东汉时期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青瓷制法。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的发明始于汉代，至唐、五代时渐趋成熟；至宋代为瓷业蓬勃发展时期，定、汝、官、哥、均等窑名重千古；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瓷传统，宣德。成化窑制品，尤为突出；清代风格古雅浑朴，比前时稍逊，却胜在精巧华丽、美妙绝伦，康熙、雍正、乾隆时所制器物，更是出类拔萃，令人叫绝。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中国瓷器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中国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是世界上最大的瓷器生产国及出口国。宋以前高档瓷器主要用于皇室的生活，在中国陕西省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名品——秘色瓷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瓷器制艺的颠峰。北宋后中国瓷器制作工艺不断上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大量瓷器出口至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北非。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代表工艺品之一。与之相对的日本，也在平安时代开始出现陶瓷艺术制造，结合日本发扬的茶道文化，不断地出现瓷器的著名产地，先后有六古窑、远州七窑等瓷器名产地。而在安土桃山时代一段繁荣的茶道文化中，很多茶人如利休七哲中的牧村兵部、瀬田扫部、古田织部、芝山监物同时也就是著名茶道瓷器的制作者。如果不够详细我们还可以再交流，下面是百度百科的地址，概述较为简单。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在上虞界内目前没有规模较大的越窑遗址，有小窑遗址群。目前规模较大地越窑在余姚上林湖。小型越窑遗址在上虞，绍兴。余姚，慈溪，嵊州均有发现。你参观一下余姚“中国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 ，或许对全面了解浙东越窑青瓷的发展有所帮助。 越窑以生动造型取胜，特别是像生青瓷器（像生瓷），……////////

象征人类学 象征人类学 （Symbolic anthropology），有时或称象征与阐释人类学〈symbolic and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是文化人类学主要学派之一，主要人物有克利弗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维克多．透纳〈Victor Turner〉与大卫．许柰德（David M. Schneider）等。象征人类学兴起于1960年代，其视文化为一套由象征与意义构成的象征体系，因此人类学家必须视异文化为文字，借由田野调查等长时间的研究方式，解读并细腻地诠释当地文化。虽然象征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概念主张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其主张观点与结构主义人类学相似，与文化唯物论的看法相对，同时也反对结构功能论等人类学家对于亲属等结构性研究的观点与主张。在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中，象征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往往成为其质疑与批判的物件。 一、象征人类学的形成 象征（symbol，又译作“符号”）是人类重要的表达方式。人类学对象征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率先进行象征研究的是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涂尔干的弟子———罗伯特·赫尔兹，他的《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开创了两元对立象征研究的先河，并对后世的如罗德尼·尼达姆、玛丽·道格拉斯和爱德蒙·利奇等人的结构象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象征人类学（又译“符号人类学”）产生于英国和美国人类学界。其形成的学术背景是对盛极一时、影响人文学科多学科的结构主义思潮开始质疑，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理论正规化、使命和方法论的等一系列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在象征人类学家看来，文化不是封闭在人的头脑中的东西，而是通过象征手段来表达的意义系统，人们对于其周遭环境和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和言语的理解和解释会在社会成员中间构成一个共享的文化意义系统，而象征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这些人们为了表达关于社会生活的根本性问题而赋予意义的象征和象征过程。象征具有多重意义，人们在共同的社会交往中创造并使用象征。对于不同文化的认识要求我们区分其中的不同象征，认识它们的意义，并研究它们如何结合体系并进而对行动者的世界观、精神和感知产生影响。 作为“后结构人类学”的一种，象征人类学一方面延续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对象征符号的关注，一方面又在研究的出发点、主旨和研究方法上与结构主义人类学有着截然的不同。对于象征符号研究，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出发点是人类普同性；象征人类学的出发点则是文化相对性。结构主义的研究主旨是通过对象征符号的研究发现“文化的深层语法结构”，注重的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属于心理范畴的世界观；而象征人类学家的研究主旨则是通过对构成文化体系的象征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探讨该文化所独有的、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人类学采取的是从研究者的、文化外部的视角来研究的“客位的”研究方法；象征人类学采取的是从被研究者的、文化内部的视角来研究的“主位的”的研究方法。 二、象征人类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 象征人类学派的最主要、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和大卫·施耐德等，他们在对文化与象征的研究上虽有上述一些共识，但是由于秉承的传统和所受的影响不同，他们的学术主张在这些共识之上还有很多不同。 在对象征、文化和人类学的实质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格尔茨认为象征符号是指“作为观念载体的物、行为、事项、性质和关系———观念是象征的‘意义’”；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文化的各个层面，如宗教、艺术、常识、法律、意识形态等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系统。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格尔兹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文化便是这张“意义之网”，因而作为对文化的分析的人类学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门寻求意义的阐释学科”。 在对文化象征体系的研究取向上，格尔茨强调“对其他的民族符号象征体系的系统阐述必须以行动者为取向”，强调从“文化持有者内部视角”分析文化。格尔茨对象征、文化和人类学本质的探讨，对文化研究的“深描”方法的提倡，和对文化研究的行动者取向的强调，已经广泛影响到了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除人类学外，还在哲学、语言学、宗教研究、文学批评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相对象征人类学的另外两位重要代表人物格尔茨和施耐德所受的美国文化人类学传统的薰陶,特纳的学术思想更多的受到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较之前两者对象征与文化的关系的关注和在象征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的建树，特纳的学术贡献更多的表现在他通过具体生动的民族志写作所阐释的关于仪式和象征与社会的关系。 在仪式研究理论方面，特纳更多的受到杜尔干社会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侧重于从仪式的象征解释中去把握特定社会秩序的再生，关注仪式的结构与功能，但是他所关注的并非静态的仪式结构与功能，而是把仪式放在运动的社会过程中加以考察，重在把握仪式在整个社会运作过程中的功能。在特纳看来，仪式对于社会并不是像涂尔干和功能论者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认为的那样是单纯的凝聚和整合作用，因此他的分析更多的关注仪式在社会冲突和成员身份变动所发挥的作用。特纳的《仪式过程》一书以恩丹布人为物件，将仪式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进行了诠释，并发展了范·根纳普提出的通过仪式理论。根纳普认为，所有“伴随着地点、状态、社会位置和年龄的每一次变化而举行的仪式”都是通过仪式，可以分为分离、阈限和聚合三个阶段。特纳拓展了“阈限”与“交融”的概念，用一个专门的拉丁文术语“munitas”（拉丁语，意为“交融”、“共同体”）来描述他所认为的通过仪式的阈限（中介）阶段的特点，即非结构性、平等和人的相关性。这样，通过仪式就可以被看作是从结构到反结构，然后再回到结构的运动，社会则可以被看作是交融与结构的辩证统一。特纳的这一仪式分析模式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与个人成长有关的通过仪式，还可以用来分析生命危机仪式、年度性仪式和宗教仪式等诸多仪式。 施耐德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68年出版的《美国的亲属制度：一种文化的解说》一书中。在人类学史上，这本书既是象征人类学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也是西方人类学回归本土研究的典范。亲属制度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人类学家们运用关系称谓来分析研究物件现实中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认为依据亲属制度缔造的社会是非西方的文化特色。在这部民族志著作中，施耐德将研究的视角投射到了他自身所在的西方文明社会，他通过对芝加哥白人中产阶级的调查和综合分析，系统地阐述了美国人关于何为个人和何为亲属的观念，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血缘和性别与生物学、自然与法律、物质与符码的观念。在该书中，施耐德首次尝试将亲属制度作为一个象征和意义体系来系统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将它视为有着功能性的内部家庭角色的网路来看待。他认为亲属制度并不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自然体系，因此也并不是一个存在于各文化间的基本一致的体系，而是一个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的文化体系。对一个像他自身的文化那样高度分化的社会的研究，对于了解亲属制度的本质，要比人类学家对于那些他们所熟知的尚未分化的社会的研究更有启发意义。他通过简短而风格化的叙述和分析，提出了他对亲属制度的不同看法，指出西方人类学家长期用来“反映”非西方社会关系体系的亲属制度概念，并非是他们从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概念”，而实际上是将源自西方社会内部并在当代美国人的生活中仍然在被运用着的文化建构对映到了对非西方的社会的研究中。施耐德的《美国亲属制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文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既是他分析论证的基础，也在此后日益证明其对其他文化分析的价值。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

作为学科的名称，最早使用的是民族学，后来才用人类学。两者曾经互相相容幷包，有时民族学包括人类学，有时人类学包括民族学，有时相提并论，有的地区民族学学科名称逐渐为人类学所取代。民族学，英语Ethnology源于希腊文Ethnos和ogia，意思是民族的研究。这个名词引用于学科始自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昂佩勒在1830年制订学科分类表时，，把它划分为一个单独学科。人类学一词是德国学者洪德（)最早使用的，指人体解剖和人的生理研究，不同于后来人类学的含义。1839年巴黎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学会，该会纲领称民族学研究旨在“鉴别人类种族的要素，其身体构造、知识与道德的特质，语言、历史传统”。1859年法国人类学会成立，认为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生命和生活的全部，将民族学附属于人类学。俄国于1845年在地理学会内成立民族学分会，奥地利民族学会成立于1894年，德国于1869年成立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至今在俄，德、奥等欧洲大陆国家，用人类一词指体质人类学，其研究物件为人类的体质形态；民族学则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英国早在1843年就在伦敦成立民族学会，至18663年成立伦敦人类学会，人类学才包括体质和文化的研究，1871年两会合并成人类学院，后来又将研究文化的部分称为社会人类学。美国于1842年在纽约成立民族学学会，1879年建立华盛顿人类学协会，1901年把人类学分为体质和文化两部分，创立了文化人类学这个名称，1902年成立美国人类学协会。实际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指的是同一门学科，当代人类学界的泰斗列维-斯特劳斯针对有关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争论指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所包括的范围其实是相同的，只是前者从技术和事物的研究出发，然后及于决定社会生活方式的超技术方面的意识和政治活动；而后者却是从社会生活的研究出发，然后及于表现意识和政治活动的技术事物。好比是同样两本书，内容分章相同，但安排的顺序及页次却各不相同。”我国著名学者杨堃也指出：“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叫做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亦即我们所说的民族学。”（杨堃：《民族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版，第7页）因此，本文标题虽为人类学，但同时也在说民族学。

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产生以来不过一百五十年上下（如果按照学界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的1859年为标志，至今正好150年整），然而人类学知识的积累古已有之。古埃及人在金字塔中绘有埃及人、亚洲人或闪米特人、南方黑人西方白人等不同群体的影象。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中，生动地记述了地中海沿岸地区许多族群的体形特征、居住环境、、语言、习俗、制度和信仰。另外如古罗马.凯撒的《高卢战记》和C.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也是此类文献。在古代中国，这样的文献更是数不胜数。先秦时期的古文献中，已记载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不同民族的存在。《山海经》中更是描绘了大量异域他国中体质特征迥异的民族，如“贯匈国”、“交胫国”、“长臂国”、“一臂民”等等。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等列传，开创了为我国境内少数民族撰写传记的体例。后来的《二十四史》、《吴越春秋》（东汉赵晔）、《华阳国志》（晋常璩）、《蛮书》（唐樊绰）、《岭外代答》（宋周去非）、《黔南识略》（清爱必达）……；关于国外的记载，有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等等。

18世纪孟德斯鸠等的启蒙思想、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以.达尔文<<物种起源>>为标志的生物进化学说、18及19世纪的社会进化观等，都是19世纪人类学进化学派的文化，社会进化思想产生的基础。19世纪中叶产生了人类学的第一个流派——进化学派（亦被称为经典进化论派或直线/单线进化学派，以区别于后来的新进化学派），它基于一批专业人类学家，并一直以他们为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泰勒、美国的.摩尔根、英国的.麦克伦南和瑞士的.巴霍芬等。他们认为人类同源，本质一致，有共同心理，因此产生同样的文化，社会发展有共同的途径，由低阶向高阶进化。泰勒被称为人类学之父，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是进化的。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中在研究婚姻家庭进化的基础上，建构家庭的发展历史，初步提出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古代社会>>进一步全面地发展了社会进化思想，论证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由于存在固有的理论缺陷，古典进化论被后来的众多学派反

文化是渗透有人类意识的人的行为及其结果，（这里的意识指：人类为生存长期同自然同社会斗争的经验积累）。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文化人类学的老腊肉路过，猜你想问的是，这个学科是干嘛的，学了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 人类学民族学关注抽象的文化世界，在国外知名度很高，在国内属于相对比较冷门的学科。但只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发现这个学科的魅力。总体上说，人类学起源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猎奇”心理——好奇心，探索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世界——未知的部落、未知的语言、未知的饮食等等。 发展至今，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化，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具体，但依旧没有脱离研究不同于“我者”的“他者”框架，也就是关注少数的、弱势的、边缘的族群和文化。通过研究那些所谓落后的、不起眼的、被歧视的……文化和人群，发现他们的存在意义、价值特点，如先进性、可借鉴性等，为我们和他们的世界之间架起桥梁，同时为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举例来说，电影《阿凡达》就是一部人类学影片，人类派遣了一名人类学家进入到异族世界，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化，最终被异族文化的魅力征服，捍卫真理和正义的故事…… 学习人类学的最大收获就是会用“人类学家的思维”看待世界，坚守文化多元主义，坚信文化相对主义，尊重所有的“不同”，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胸襟更宽广，摒弃偏见和歧视，学会对话和沟通，在矛盾中求同存异……整个三观都发生了改变，还有什么比这个收获更大。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以文化为研究物件，旨在通过对于文化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研究来理解文化的本质(进而理解人)的学问。

先写坏的方面 全社会舆论攻击 张，难道张真有这么差么，难道老百姓是傻子，明明知道他不好 还跟着他来，所以我觉得是有一定效果和作用的，只是张说话太 *** 了，把这个社会的关系都得罪光了。而且张的口才也非常不错。 张成了众矢之的 那些不了解他的人 也开始批判他 但是我看过他讲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感觉他有点冤枉 好的方面 说明老百姓看清楚了 当前的医疗形势 西医不能完全取代食疗以及治疗 在西医强行的介入治疗以后 给病人带来的副作用 以及一系列的并发症 以及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发生的情况下 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老百姓开始关注养生了 黄帝内经等都开始热播 这样绝对是好事情 或者有的人说 社会不可能倒退 但是每天喝粥的身体确实舒服 每天大鱼大肉也确实要生病 病人的选择有自己的道理 而作为社会 单方面指责了一个养生家的话语 剥夺了他的话语权 为什么 借用徐小周医生一句话 其中的利益集团太多了 难道只有美国有么 中国的利益集团也挺多的 而且通过这个事情 可观察到 中国的媒体是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的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志、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作出描述和分析。 现代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说，始于大发现年代，当时技术先进的欧洲文化和各种「传统」文化接触频繁而广泛，欧洲人对那些「传统文化」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区别地贴上「未开化」或「原始」的标签。到19世纪中期，世界不同文化的起源及世界不同民族及其语言的分布、渊源等问题，成为西欧学者深感兴趣的研究物件。达尔文在此之前提出的进化概念以及他的《物种源始》一书在1859年的出版，都对这一项有关许多社会和文化长期发展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主要部分，研究人类文化。除了那些与人类生物学以及与生物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有更直接联络的东西之外，文化人类学包括了所有研究人类的学科。它的主要概念就是文化和关于文化的定义，这一定义提示出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及基主要研究方法。

这个····你可以去书店买本书啊！我是过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