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胡宏东学位论文

胡安国和胡宏人父子创立了 湖湘学派 宋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理学的形成。理学以“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辩的最高范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精致、最高备的理论体系。作为理学一个重要流派的湖湘学派，也就在这一时期于长沙地区形成，并对湖南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湖湘学派最早源于宋代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又称源溪先生，他在自己的早期作《太极图说》中把“无极”作为宇宙的本源，提出了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论；又在晚期著作《通书》中提出了以“诚”核心的心性论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理学思潮的哲学基础，后人称他为理学宗主。程颖、程颐都曾受学于敦颐。周敦颐的理论是以后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不过在他生前影响不大，所以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派别。湖湘学派正式形成于南宋。有意思的是，这个以“湖湘”命名的学派，创始者却不是湖南籍人，而是原籍福建崇安的胡安国、胡宏父子。胡安国从小就聪慧好学，刚学会说话时就能背诵部分《训童蒙韵语》，使家中父母非常惊讶，预言：“这个小孩一定可以广大我们家的门户。”15岁那年，胡安国到州学就读。一天，一个戏班子在州学前演出，州学学生都弃学外出看热闹，仅剩胡安国一人还留在书斋中诵读，州学教授发现后非常感动，赏赠他纸笔佳砚。两年后，胡安国进入太学学习，这段时间他接受了程颐、程颖学说，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极力推崇二程是孔孟之道的直接继承人。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先徙居潭州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6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等职。由于仕途坎坷，他在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频，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1127－1130）年间，率家人、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在潭州湘潭建碧泉书院，“前后居潭三十余载”。然后又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从而开始奠定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1138年（绍兴八年）春，胡安国在湖南逝世，葬于湘潭阴山。他的传世著作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其中《春秋传》是他以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字仁仲，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尤其服膺二程理学。他年仅15岁时就撰写了《论语学》和《程子雅言·序》，认为二程继承了孔孟之学的真传。1125年（宣和七年），20岁的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杨龟山，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金兵南侵时，他和父兄一起迁居潭州，创办碧泉等书院，并曾到宁乡灵峰书院（位于今宁乡县朱良桥乡灵峰山）讲学。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他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表示“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目担”，写成了《知言》、《皇王大纪》等著作。其中，《知言》是胡宏的代表作，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是传授师说的重要范本。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至此，在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上完全奠定了湖湘学派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因此，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在他教授的学生中，张、彪居正、吴翌、赵师孟等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和湖湘学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张，更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张，宇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父亲张浚是南宋名相，曾任枢密使，封魏国公。张自幼亲受庭训，打下了深厚防学术根基。少年时，张随父亲迁居湖湘，从此湖南成为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年轻时，勤奋好学的张即已在学林中崭露头角。之后，他又奉父亲之命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习二程理学，经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对宋代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推动。宋代理学家强调义和利的对立，张更进一步指出率种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利就是人们违背天理的心理活动，所以人们必须进行内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论、行动均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为社会政治道德就是纲常伦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纲常伦理的规范。张描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言，强调道德践履，行至言随。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其时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吕祖谦也寓居潭州所属醒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东莱书院。“东南三贤”都来潭州讲学，可见湖湘学派盛况空前。 l165年（南宋乾道元年），张在长沙城南寓所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如果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湖湘学派的开创奠基者，那么是张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这一现象，深深影响到以后千余年的湖南文化历史。太凡一个著名的学派都有一定的学术风尚，宋代湖湘学派也不例外。其学风主要有：首先是尊奉理学。湖湘学派主要人物的学术思想，都直接渊源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颖。胡安国认为自己的学问主要来自二程，胡宏以二程的私淑弟子‘自居。张也称二程为“圣学渊源”，学术“亦出程氏”，并请朱熹前来长沙会讲，此后湖南士人一直与朱熹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张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虽然以后也有心学、农学渗入湖南，但这一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其次是重经世务实。宋代的许多理学家都有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倾向。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拿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宏提倡实际生产劳作，提倡学者不妨锄锄地种种菜；张认为君子之学，最重要的就是一“实”’宇，除经史之外，还必须致力于兵、农等经世实学，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类知识就多有涉及。由此，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阐述“知行互发”，特别注重“行”的作用，强调“践履”，即实践，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因为湖湘学派重视务实，所以后人评价他们都是有用之才，而非“迂谈道学者”。湖湘学派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与程朱理学不同的陆九渊心学派、陈亮事功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如胡宏、张等人提出的“性，天下之大本也”的性本体论体系，就兼容了二程的理本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中国是由许多区域构成的，而一定区域内某些极具特色的传统学风，往往会积淀为若干文化基因，它们绵延流传，对该区域的历史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它那尊程朱理学、重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在等特定学风，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道湖南经世致用派、咸同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这些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因而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演变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胡宏的理学思想虽然基本上是对二程学说的继承，其所探讨的主要范畴仍不出道、理、心、性等内容，然而他对这些范畴的运用和发挥却表现了许多独到之处。（一）性本体论二程哲学以“理”为宇宙本体，胡宏的哲学理论则是以“性”为本体为其主要特色。胡宏论性，不仅指人性而言，他说：“天命之谓性，一性。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诏，必曰心而不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又说：“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德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知言》卷4，《一气》）他认为性即是天命，为天下之大本，万理皆出于性。因此，这个“性”不仅仅指人性而言。在性与心的关系问题上，胡宏以性为体，以心为用，认为性是心的本体和本原，心是性的表现和作用。二者的联系表现为“未发”为性，“已发”为心。他说：“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五峰集》卷2），心是从性中萌发出来的，没有性之体，就不会产生性之用。他又说：“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为了更明确地说明性体心用，胡宏又以水和流来比喻心性之关系，他说：“性譬诸水乎！则心犹水之下，情犹水之澜，欲犹水之波浪。”（《知言》卷3）这就是说，性的本体地位譬如水，性与心、情等的关系则是水与流的关系。如果说水是性，那么，心、情、欲等意志活动就像水之向下，水之有澜、有波一样，都是由水这一本体决定的。由此可见，在性与心的关系上，胡宏主张性体心用，即主张以性为本体，把心看做是本体的属性和作用。不过，胡宏还说：“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其性者也。”这似乎是以心为本体的说法，但仔细看来，这句话是紧接于“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之后，而后面又说：“六君子尽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宋元学案》卷44，《五峰学案》）不难看出，这是用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程序来说明性的本体性和本原性。其意思非常明显，心之所以能知天地，宰万物，是因为能尽心，即可知性知天，这并不是说“心”是天地万物之本体。在“天”与“性”的关系上，则可从“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这一断语中得到解释。这就是说，认为性就是天命，他把天命和性看做是同一意义的范畴。在性与理的关系上，胡宏基本上沿袭了二程的说法，程颐说：“理，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住，尽性则知天命矣。”（《遗书》卷21下）胡宏也说：“性，天命也”；“夫理，天命也”（《知言》卷4）。其不同于二程的是，胡宏不以理为本体，而以性为本体。在他看来，“理”主要指“物之理”（即事物的规律性），如他说：“物之生死，理也；理者，万物之贞也刀（《知言》卷1），静观万物之理，得吾心之恍也”（同上），又说：“物不同理，生死不同状，必穷理然后能一贯也。知生然后能知死也。”（同上卷4）其次是指义理之理，他说：“为天下者，必本于义理。理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义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义不可以不精，理明然后纲纪可正，义精然后权衡可平。纲纪正，权衡平，则万事治，百姓眼，四海同”。又说：“以理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难。理义本诸身，威力假诸人。”这里所说的“天下之大本”是指治理天下的“大本”，而不是作为本体的大本。在胡宏那里，作为本体的大本是性，而不是“理”。在“性”与“物”的关系上，胡宏认为性是本体和本原，物是由性派生的。他说：“性也者，天地所以立也，……鬼神之奥也”，这就肯定了“性”为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和变化的根据。他还用“形上”“形下”的说法来说明性与物之关系，胡宏说：“形而在上者谓之性，形而在下者谓之物。”（《五峰集》卷5）这样，他就颠倒了“性”与“物”的关系，不但把形而上的性从事物中分离出来，并且认为“性”是“物”的本原和主宰者，“物”是性派生的被主宰者。因此，他断言：“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气之流行，性为之主”（《知言》卷3，《事物》）。虽然承认了非气无形，但仍以“性为气之本”，“气之流行，性为之主”（同上）。这就是说，不仅物是性所派生，就连作为构成万物的质料——气，也是性的派生物。以上这些说法虽然吸取了张载气本体论中的一些思想，但又把气降低到被派生的地位，使之变为第二性的东西。由此可见，胡宏既不同意张载的气本体论，也不赞成二程的理本体论，而是独树一帜，提出了他的性本体论。在一些地方，胡宏和二程一样，也讲到了“道”和“太极”的范畴，如他说：“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又说：“中者道之体，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同上卷2， 《往来》）这样看来，又似乎是以道为本体的本体论。然而，这里的“道”，明显是指人道而言，如“仁义”这个范畴在儒家学说中是一个广泛的道德范畴，“中和”也是一个伦理范畴。儒家把“仁义中正”看做是修身处事的最高准则，他们认为，人的修养如能达到“中正仁义”的境界，就可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胡宏也说了“中和变化，各正性命”的话。因此，胡宏在此处所讲的“道”就是圣人之道，即伦理道德之道，是修身处世的最高准则。不过他又说：“天者，道之总名也”（《知言》卷5，《汉文》），在这里，“天”比“道”的层次更高，因为天是“道之总名”，这就是说，作为伦理道德的“道”，是从属于“天”的。胡宏还说：“形形之谓物，不形形之谓道，物据于数而有终，道通于化而无尽。”（《知言》卷3，《纷华》）这样“道”确指本体而言。然而，联系到他所说的“形而在上者谓之性，形而在下者谓之物”来看，他是把“性”和“道”这两个范畴作为同等意义来使用的。胡宏还讲到了“太极”这一范畴，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何也，谓太极也。阴阳刚柔，显极之机，至善以微，……天成象而地成形，万古不变。’仁行其中，万物育而大业生矣。”（同上）这个说法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基本上一致，“太极”是作为本体意义来运用的，但是，在胡宏那里，“太极”和“道”或“性”都是同等程度的范畴。总之，胡宏理学中的“天”（或天命）、“性”、“道”（或太极）都是本体范畴，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加以使用，来说明他的本体论思想。然而比较起来，还是对“性”的本体意义阐述得最为充分。（二）人性无善恶论胡宏在人性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其他理学家不同，他反对以善恶论性。他说：“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认为性是奥妙而难于言状的，仅仅以善恶言性，是不可尽其意的。因此，他不同意用“性善”或“性恶”讲人性问题。为此，他以委婉的口气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他说：“某闻之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者，叹美之辞，不与恶对也”（同上），他不便直接与孟子性善论对抗，而是借“先君子”之口，以“叹美之辞不与恶对”，修正了孟子性善说的本意，表示他并不是和孟子唱反调。既然不以善恶言性，其根据何在？胡宏说：“几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这是说，凡人有情，有才、有欲，圣人也有，这些东西不是圣与凡的区别所在。胡宏认为区别圣与凡的标准，在于对情欲等活动是否适度。他说：“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为正，挟非而行则为邪。正者为善，邪者为恶。而世儒的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这是说，善恶非人性所固有，而是由于对情欲等的意念和要求是否合理来决定。在胡宏看来，世儒以善恶言性，不过是远离实际的迂阔之谈。“中节”一词，出自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是说，人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发生，有两种情况：未发之前谓之中，无所谓善恶之分；既发之后，应该合于中和之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乖戾，这就是“中节”，就是中和。胡宏说：“诚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情，情效天下之动，心妙性情之德，诚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同上）胡宏不以善恶言性，是因为以善恶言性同他的“中者性之道”的人性论相抵触，所以他又说：“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无过也，无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朱熹：《知言疑义》，转引自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八章），在胡宏看来，人性本为中道，无善恶可言，这就是他的基本观点。胡宏又说：“好恶，性也”（《知言》卷1）。他认为，好恶之情，君子小人皆有，其区别在于：“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好恶本身无善恶可言，关键是看好恶的内容如何，好之以道是善，好之以己则为不善。他说：“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合乎天理的好恶谓“天理”，不合乎天理的好恶则是“人欲”，因此，“好恶，性也”的说法同“性无善恶”论不相矛盾。胡宏所讲的好恶，包括人的生理要求和精神追求。他说：“夫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其性固然，非外来也。”（同上）这同告子的“食色，性也”是同一意思。无论“好恶以己”，还是“好恶以道”，都是人的本性（主要指人的生理要求）所需。需求合理，就是天理，否则就是人欲。综上所述，胡宏的人性论已经偏离了正宗理学的性善论。不过，他对“性无善恶论”的论证是不够周密的，比如：“君子好恶以道，小人好恶以己”是由什么决定的？对此没作说明。又如，在情欲上，“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这又是什么原因，他也没作解答，这一点恰好被朱熹抓了辫子，机敏的朱熹把“发而中节”用来作为性善论的根据。况且，胡宏的人性论，仍然离开了人的社会性来讲人性，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质问题。这些都是他在理论思维上的缺陷。（三）“缘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论理学家一般都讲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理论也有独到之处。首先，他提出了“缘事物而知”的命题。胡宏说：“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则知不致”（《知言》卷4，《大学》）。如何格物致知呢？他说：“夫人生非生而知之，则其知皆缘事物而知。……是以节事取物，不厌不弃，必身亲格之，以致其知焉。”（《五峰集》卷3，《复斋记》）可以看出，胡宏的“格物致知”就是缘事物而知。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后天得到的，是通过客观事物的接触和了解得来的。接触和了解客观事物必须用耳目等感觉器官。他说：“夫耳目者，心之所以流通也；若夫图形具而不能见，耳形具而不能闻，则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五峰集》卷2，《与吴元忠四首》）“耳目通则事情判矣”（同上）。肯定了只有通过耳目等感官，才能了解和辨别事物的真相，这就肯定了感性经验在致知过程中的基本作用。与上述观点相应，在名实问题上，胡宏肯定有实而后有名，他说：“有实而后有名者也。实如是，故名如是。实如是，名不如是则名实乱矣。名实乱于上，则下莫之所以，而危之至矣。”（《知言》卷5，《汉文》）这是他在认识论上实事求是和务实精神的表现。从这个思想出发，胡宏反对知识分子“专守方册，日谈仁义”的虚华之见”。他说：“执书册则言之，临事物则弃之，如是者终归于流俗，不可不戒。”（《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这种重视实功实事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胡宏不仅强调了感性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所以他又认为，致知不能仅仅“安于耳目形器”。他说：“夫事变万端，而物之感人无穷，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于事物之表，敬行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五峰集》卷3，《复斋记》）“惟安于耳目形器，不知觉之过也。”（《知言》卷2，《往来》）这段论述虽然没有说明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知可精”的高度，但也肯定了感情认识之局限性，认识到必须“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当然，所谓立志以定其本，就是要求在认识事物之前，必须坚持一个认识事物的指导思想，没有涉及到如何由“表”到“内”，由“粗”到“精”认识过程和方法。不过，他毕竟还是认为不可以把认识停留于感性经验。在胡宏的认识论中，还提出了“循道而行”即按规律办事的思想。他说：“失事有缓急，势有轻重，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循道而行，则危可安，乱可治；悖道而行，则危遂倾，乱遂亡。”（《五峰集》卷2，《与吴元忠》）胡宏虽讲“天命”，但不主张安于天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深于道者富，用物而不盈。”（《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又说：“道无不可行之时，时无不可处之事”（《知言》卷1，《修身》）。有人问：“人可胜天乎！”胡宏说：一人而天则胜，人而不天，则天不胜”（《知言》卷3，《纷华》）。这就是说：人如果依赖于天，则天必胜人，若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则天不胜人。其关键在于是否“循道而行”即是否按规律办事。因此，他又说：“人之道，奉天理者也，……得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国国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则否矣。”（《知言》卷5，《汉文》）此处所讲的“天理”或“道”，主要是指规律而言，认为如果按规律办事则泰，违反规律则否。胡宏又指出：“道可述，不可作”。这是说：作为客观规律的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可以认识它，但不可以制作和改变它，这就肯定了事物之规律的客观性。胡宏的认识论虽然不系统、不完备，论证不够严密，甚至也有错误，但其基本观点是唯物的，这在理学阵营中，也表现了他不同于别人的可贵之处。

不是。天乐岛是中国中小企业家互助帮扶和网络社交公益平台，着力于为政府和企业双向提供信息，项目和资金服务的第三方公益平台。北京天乐岛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12-05，注册资本为1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胡宏，经营状态为存续，工商注册号为110108024538840。

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对天乐岛和胡宏在名誉上的误导，实在不地道，不友好。我们不会相信这样的误导。事实上天乐岛今天是一个受到各级领导和用户高度赞扬的服务中小企业和基础教育的公益平台，胡宏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和连续创业者。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天乐岛，多少有一些了解，我参加过2016年、2017年他们举办的两次论坛。每一次，都为中小企业带来了实质性的公益帮助，每一次都有部省级领导致辞和地方领导参与，每一次都有有全国著名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6到700人参加，而且还免费为中小企业家、幼儿园园长、中小学校长提供咨询、管理等多种服务。2017年胡宏因为患肺癌手术，无暇顾及平台和公司发展。但他的团队并没有停止为中国中小企业、中国东西部的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提供服务，相反还在2019后的疫情下，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武汉疫情爆发后，匿名捐赠口罩和医用消毒品，疫情下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中国东西部的企业、学校、地方政府提供了连续不断的咨询、培训公益服务。受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学校的高度称赞。这样的企业家，我们应该为之感动；这样的好平台，我们应该倾力支持，而不是误导。2020年，我有幸在北京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遇到天乐岛教育集团旗下《决策要参》编辑，它告诉我：天乐岛平台目前正在转型为：中国西部经济与教育发展促进与帮扶公益平台。他们用实际行动通过自身带头投资西部，从公益出发联合全国有志之士，实实在在助力还很不发达的中国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近10年了，身为企业家的胡宏先生，从服务中小企业，到全方位服务中国中小企业和基层学校，这已经不时情怀和初心可以概括的了。从服务中小企业，到促进中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界、教育界互助帮扶发展，这样的定位，不但时平台的提升和转型，更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本身就值得肯定，值得支持；更何况胡宏先生本人还不顾自身身患重病，投入大量的资金来为中小企业家、西部地区的区域教育和学校教育提供专业服务，那真的是令人尊敬和崇拜的。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中小企业对中国的贡献功不可没；而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中国人才的培养贡献也一样功不可没。我们应该想办法来如何支持这样一个为中国经济界、教育界提供互助帮扶服务的公益平台做贡献，而不是通过网路发表毫无根据的误导性文字。如果说天乐岛和胡宏有什么不足，我觉得那就是只做不说，没有很好的宣传，让一些人不了解，这方面希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