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论文1000字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曾经尝试过各种思想指导，然而没有一个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之时，与此并存的也有许多主义和学派，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其中有些“主义”还沸沸扬扬，颇有影响。但结果，大部分主义和思潮不久就烟消云散了，惟独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逐步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曾经多次作过精辟论述，他指出：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以为只有它才能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包括辛亥革命在内，中国人的多次奋斗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的面目就开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出了正确的奋斗目标、方针、政策和方法，最终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历史已经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彻底破产，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我们党8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就团结，革命就胜利，社会就发展；什么时候动摇或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就有分裂的危险，革命就遭受挫折，社会就将倒退。

我可以帮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市场经济机制确立以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发展过程，它给我国带来的活力、生机、社会进步是前所未有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惟利是图、商业诚信缺失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人们虽然都知道商业要有诚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诚信的美德和诚信的传统以及一些基本的诚信原则，并且都知道诚信的价值和没有诚信的严重后果，但由于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没有商业诚信的有效控制机制，诚信原则得不到落实，商业中仍然存在大量假冒伪劣、合同违约、行贿受贿、虚假披露等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败坏了商业信誉，造成了商业市场秩序的紊乱，商业诚信缺失的危机已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经济运行，影响大众的生活质量，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正是基于此种情况，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质量万里行”活动，针对商业部门进行了“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并提出了进行商业诚信建设的一些方案。 对以上问题各方面学者、研究人员也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但从总体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诚信原则的探讨、对诚信及诚信机制价值的认定、对市场秩序的关怀等方面，多数是从社会教育和道德的角度予以关注，但考虑如何从机制上克服市场“缺少诚信”的研究就比较少见，有关诚信机制的构建、运行的研究成果较少，而直接涉及商业诚信机制研究的内容就更少，因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阐释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有关机理，也未能很好地研究出现代商业诚信机制建设的完整方案。 而事实上，只有认真研究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有关机理，迅速推出商业诚信机制建设的可行方案，从机制上入手，从根源上入手，保证商业诚信的实行，才是唯一科学的办法。而这也正是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保障社会广大群众利益的根本要求。但商业作为经济流通的枢纽，是社会交流最大的窗口，涉及到生产、消费的各个方面，其中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此，商业诚信机制的建立不是商业部门单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商业部门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联系社会各部门，综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才能解决，这意味着健全我国商业诚信机制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投入巨大的努力。 法律方面的建设 要在我国社会培养和建立完善有效的诚信体系，必须跳出道德化诚信的传统框架，向制度化诚信迈进。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机制，仅仅依靠道德宣传和良心谴责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在客观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体系和科学的行政管理体系，对各种非诚信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限制和惩处措施，做到有法可依；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司法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只有当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任何不守诚信的行为都必然导致相应的法律后果的时候，竭诚守信才会成为一种风尚，诚信原则才会逐渐深入人心，诚信机制才具有其基本功能。必须强化法律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最重要的是物权法与债权法、合同法与侵权法、企业破产法与个人破产法的制定和完善，特别是要制定一部完善的侵权法，以便在确定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损害赔偿与损失赔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等方面能够有法可依，并且对失信和侵权行为起到有力的防范作用和震慑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商业信用的有关法律机制。完善信用管理的法律制度，把信用体系建设纳入立法规划，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修改完善与信用管理有关的《会计法》、《公司法》等法律；严惩中介机构的失信行为。应制定更明晰的法律细则，简化有关法律程序，使商业诚信问题的解决能在法律上找到依据，并找到解决的途径。加快对有关投诉、案件的处理，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政府方面的作用 政府在诚信机制建立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政府的诚信是建设诚信社会的基础；其次，政府是经济组织诚信工程的最有力的倡导者或推动者,政府是公众的机构，也只有政府更适合于作为诚信结果公正性的主要监督者；再者，政府及其相关执法、管理机关具有对假冒伪劣商品交易和欺诈性的交易行为及结果进行约束与惩罚的职能，对社会诚信的维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本身还存在各种职能不清的问题，因此未能很好地发挥在诚信机制建设方面的应有作用。如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还存在政企不分、缺乏服务意识等问题，信息数据开放度低，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本身不健全，缺乏失信处罚机制等。 因此，首先要分清和履行政府应尽的各项职能。要尽快地使政企分离，政府不能插手、干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为商业提供服务上，把力量集中于市场环境的管理上，政府应增强服务意识，起好诚信的示范作用。要加强对个人特别是对公务员的信用教育，尽快建设出良好的信用政府形象。 国有银行应真正实现企业化，实现大中小银行并轨，完善国家信用体制和民间投融资机制，大力推进商业机制与国际接轨，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自然人，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关键就是能够独立分配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失信的问题难以解决。 在信用管理方面，政府应该有更多的介入，要尽快建立企业信用数据库，制定诚信机制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企业信用记录制度、信用监督制度、信用警示制度、信用激励制度等，要建立信用等级制度，让信用成为企业的通行证，如果等级不好就等于自杀，淘汰出局。要让有不良信用的企业自觉的弥补信用。从而把信用销售作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高形式加以推广和普及，引导企业树立信用是品牌、信用是财富、信用是生命的意识，从根本上缩短我国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有关部门应出台科学的管理办法，对商业市场进行科学的价格管理。如规定商家必须明码标价，标明主要产品的厂家或批发商、地址、电话等，以便进行价格查询。同时，政府应与各行业联系，对各类商店的价格进行监督检查。要监督推行理赔制度，各商店要有明确合理的理赔规章，对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进行价格欺诈要有严格的理赔措施。要让商家自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商家没有这种措施或不采用这种措施，管理部门就应该采取取缔其营业资格之类的强硬措施，以便确保市场秩序。如果消费者发现这种情况，就可以对商家或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法律部门可以对他们绳之以法。如果这样，市场上的假冒伪劣肯定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价格欺诈也不会再有市场，谁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呢。当然，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是非常艰巨的，需要调动政府各部门来完成工作，因此，要有一个政府联动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这类有关问题，以保证市场的和谐有序。 商业行业方面的自律 要健全、完善商业自律的组织运行机制。要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打击不道德者的恶行，维护商业秩序，建设高度文明的商业环境，从建立、完善商业行业自律机构着手是很重要的，行业对自己的事情是最清楚的，也最有发言权，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很多问题都是通过行业内部解决。我们的行业自律机构应建立业内资信系统，设立职业从业记录、经营档案，对业内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提出警示或进行有关处理，并及时跟踪备案，这样在业内形成权威，发挥其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要让有德者得到荣誉，要让不道德者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让他们在商业行业没有容身之地。 就商业企业方面而言，目前大部分企业内部都还缺乏信用管理制度，因此，要加强企业内有关法律知识的教育，进行商业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自身认识水平，充分认识诚信资源的价值，正确选择竞争方式，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管理与监督，提升自身素质。要使商业企业自觉履行其社会职责，自觉建立商业企业的诚信自控机制，做到自觉地诚信经营，更好地服务社会。 社会方面监督管理 目前，在社会方面，一个总的形势是整个社会普遍缺乏信用意识，信用观念淡漠，因此，加强社会各方面的诚信意识也是商业诚信机制正常运行的关键条件，商业诚信是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完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体系并加强全社会的监督管理是必然的举措。各银行、社会中介机构应建立、完善商业信用信息网络体系，对商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把握、控制，预防问题的发生。新闻媒介、消费者都应该加入到这个监督管理的行列中来，以完善商业诚信机制的运行。全社会对商业诚信的宣传引导应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使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样也将使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好转。 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良好的诚信环境，主要应该归功于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制度规范的作用。有过西方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经济活动中，信用与每一个人须臾不能分离。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更要资信担保。而且，所有的信用表现都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是，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的。一旦发现作假或欺，个人信用便会遭受怀疑，出现信用危机。到那时，个人的前途将会处处受阻，举步维艰。这就是说，让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共同维护诚信、建设诚信，才是商业诚信机制成功运行的关键。 诚信机制是个应用型的东西，关键是实际操作，而要使诚信机制具有实际价值，具有可操作性，并非某方面努力就可实现，而要靠多方合作，因此，我们说诚信机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商业诚信机制的运行需要一种联动机制，它需要有关法律机制、政府管理机制、行业自律机制、企业自控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等的共同作用、配合运行，才能真正有效。针对我国目前的商业诚信机制缺失情况，我们首先要从实际出发，要在深入调查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状况的基础上，仔细分析出目前商业诚信机制缺失的症结所在，然后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现存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道德状况等，根据商业诚信机制运行的内在规律，提出相应对策，并着手构思商业诚信运行机制的模式，以使这种机制规范化运转，使之既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又具有实效、具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和社会实用价值。本研究是针对我国的现实状况进行的，希望为我国现代商业诚信机制的建设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意见，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很好地应用于社会实践，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对我国现代商业的繁荣发展产生有利的作用。

记忆里的马克思,是挂在墙上的严肃画像,和恩格斯并列着；记忆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小到大政治课本里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记忆里身边的马克思主义,是天天在耳边回响的“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从来不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自己有任何实质的相关,更无法理解其会对我们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那时的马克思主义,高高在上,遥不可及.进入大学,学新闻.于是,我始料不及,却又是急不可待的冲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推开新闻学的大门,是一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交汇杂糅的世界.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角度,或者人类思想史的传衍变迁——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任何一个视角,任何一条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马克思及其理论都是必经之所.同时,作为新闻学学科本身而言,和马克思及其理论的关系只可用四个字形容——“密不可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伟大的实践者.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活动,始终伴随着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报刊活动.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战斗岁月中,他们创办、主编和参加编辑的报刊有十余家,先后为近百家各国报刊撰写稿件.在长期的报刊活动实践中,他们通过撰写的大量文章、文件和信件,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作用、职能以及工作原则、规律等等阐发过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础.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提出距今已有100多年的时间,可是其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基本理念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基本方法.它要求我们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和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运用这种方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就是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新闻工作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放在当时所处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去研究和分析它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实际意义及理论价值,在此基础上把握其精神实质及理论内涵.同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要从我国的国情,从我国当前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把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中的理论原理和基本方法用于解决我国当前新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真正做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形成,本身是实践的结果,它来源于实践,同时又为实践服务.因此,不应该把它看作纯粹“概念性”、“理论性”的东西,更不应该把它视为“空头理论”,否定它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来指导当前的新闻实践,规范自身的新闻传播行为.在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一些文章后,我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犀利、富有魅力的文笔和极富战斗力的写作风格所折服.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论著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既可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又能够提高自己的新闻业务能力.我回想起本科时第一堂新闻专业课的内容,“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介经营和管理体系,在保证良好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求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并非空话.

一、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近代的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社会矛盾尖锐，人民渴望获得安宁。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最后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解救中国的指导思想。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际格局深刻变化，这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背景。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受到外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座大山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极大地灾难，这也促使有志之士寻找救国的方式。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是五四运动。这一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敏锐观察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大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而共产主义理论是最革命的，而当时的中国又急需一场革命，于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回顾历史，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随意的，而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上不断探索而做出的决定。因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思想才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状况的革命方式。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不断经受挫折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得到传播。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早起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地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第二，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第三，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使它们在更高层次上得到了发扬。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之间约在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首次会议决定，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

写作思路：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当时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分析。

正文：

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

而且指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自身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进行了介绍，其中唯物史观最受重视。唯物史观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主体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