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冈 自幼酷爱文学，十二三岁开始写作，中学时便开始向《中学生》杂志投稿，为叶圣陶所赏识。在淞江二中读初三时，她的作文《我的燕子》获得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命题的文艺竞赛第二名。三个月后，她又以《学校生活日记一则》获该杂志命题文艺竞赛第一名。女中校长赠送给她一柄团扇，上面亲自书写了“为校争光”四字。此后又三次参加《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全国作文比赛，第一次得亚军，后两次都夺魁。1936年春，彭子冈在上海沈兹九老师手下《妇女生活》杂志担任助理编辑并采写专稿，多有建树。她曾采访过江西革命根据地和探访囚禁狱中的“七君子”，在北京采访过女作家冰心，在上海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并写出了具有新闻报道、历史文献和文学欣赏三重价值的特写《伟大的伴送》。抗战爆发后，彭子冈撤退到武汉，进入《大公报》任外勤记者。从此，新闻界出现了“三剑客”。1945年8月，她发表了轰动大后方的新闻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这期间，彭子冈还写了大量感情真挚细腻、文笔俊逸极富感染力的通讯、报告文学，如《官厅少年》、《老邮工》、《雪亮的眼睛》等。彭子冈从北平冲破了国民党守军的重重封锁，来到张家口，采写了《张家口漫步》等系列报道，最先生动地介绍了塞外这个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人们怎样重整山河的实况。而在此以前，她对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和国际间谍川岛芳子案的报道，都无情地鞭挞了美、日帝国主义，也刺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高官在大庭广众面前向彭子冈发出威胁性的责问：“彭子冈，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你是不是共产党啊？”彭子冈冷笑了一声回答道：“承蒙高抬，您过奖了！”气得那位高官“哼”了一声，无可奈何地尴尬而去。他哪里知道，彭子冈就是以《大公报》为战斗堡垒的坚强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彭子冈担任了新创办的《旅行家》杂志主编，也因这杂志的文责，使她受到了长时间的“左”的冲击和摧残。“四人帮”倒台后，《旅行家》杂志复刊，她复任主任编委，仍以不泯的热情和传神的笔触发表了《人之初》、《汽笛》、《塑象》和《姐弟情上的疤痕》等抒情散文。1980年突患脑血栓半身瘫痪，但她仍然充满顽强的生命力和工作热情，在儿子徐城北的帮助下陆续写出约30篇文章。1983年被特邀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1984年病重期间，在病榻上口述成文约30篇文章10万多字，《记者六题》（其子徐城北记录），口述总结其从事新闻事业的经验。她依然主张记者要有“棱角”，“今天刮北风，大家都是北风派；明天刮南风，大家齐刷刷调转头，都变成南风派……难道不感到羞愧。”其著作还有《苏匈短简》、《彭子冈作品选》、《时代的回声》、《驰骋疆场的女战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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