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治论文范文

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其独特的 文化 魅力，英国也不例外，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辉煌的历史造就了英国特有的岛国文化。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英国文化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英国贵族文化在英国近代小说中的体现

英国贵族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地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变化不断创新是其经久不衰、焕发生命活力的真谛。作为英国文化的一部分，英国贵族文化有其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特征。在英国受这种贵族文化的影响，社会精英分子，通过努力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和人文修养，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有效地激发了英国人民的进步要求，这让整个英国社会充满了进步、活力和正能量;同时，随着近代文化活动的丰富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英国贵族阶级参与文化的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对整个英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一、英国贵族概念

英国贵族起源于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从概念上讲英国贵族具有广义贵族和狭义贵族之分。广义贵族讲的是杰出的、优秀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精英分子，而狭义贵族讲的是愿意服兵役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或者引申为道德素质、个人品质高尚的人。这只是字面的理解，而事实上，英国贵族文化存在着严格的阶级等级制度，贵族往往指的是军队、政治、经济等领域取得成就的人，依然是以成败论英雄;另外，贵族一部分来自于世袭，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赏赐，或者在战争中立过功的武士。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英国贵族的结构也与时俱进地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15、16世纪，随着英国资本家的崛起，掌握社会资本的非贵族或者说社会底层人士，逐步上升到贵族阶级，这引起了贵族结构的深刻变革。在国内研究英国贵族的文献资料中，陈晓律先生和钱承旦先生做了比较准确科学的定义，其书《英国文化模式溯源》认为，英国贵族就是一个群体集团，最初使用的词汇是“Nobility”，以后逐渐被“Aristocracy”替代。总的来讲英国贵族是指一个统治阶级，一个社会等级，一批统治者或领导者。

二、英国贵族文化和文学作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考察了多种文化定义，然后他们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而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记忆功能很好地反应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发展模式和特征。而英国贵族文化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反映，也是一个促使人民追求向上进步的文化，那么，通过分析英国贵族文化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从文学作品中提炼英国贵族文化的内涵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国贵族文化在近代文学作品中以崭新的形象和角色出现，英国贵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发展进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文艺复兴在英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文艺复兴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宗教文化在英国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宗教对文化不再有绝对的控制权，起不到文化导向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对文化发展和传承的影响有了质的飞跃。

其次， 教育 的发展改变了英国贵族的集团属性。知识分子的崛起有效地冲击了英国贵族集团的构成，打破了以宗教为核心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和管理精英。这一新生知识分子群里与贵族的内在联系，对英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影响。

再次，英国贵族阶层是整个英国政治、经济、权力的中心，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文学作品形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决定了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学作品形式。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从经济、政治、权力各个方面受制于英国贵族，没有独立的发展创作空间。英国贵族涉足文化产业和文学作品的目的与所有的统治者一样，是寄希望服务于政治的。这就导致文学作品往往会反映出对英国贵族的推崇和赞赏，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其社会威望。文学作品是具有传承意义的文化传播媒介，其所涉及的贵族文化和形象能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最后，文学作品要取得长足发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必须要受到贵族的庇护，以免收到宗教的迫害;另外在经济上同样要得到一定的支持，如果没有贵族的庇护，那么文学作品就很难出版发行，再好的作品也到不了读者的手里。

总之，近代以小说为主的英国文学作品，摆脱了宗教文化的束缚，开始在贵族阶层找到了发展的土壤，也对英国贵族文化的发展和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英国近代小说反映出的英国贵族文化特点

(一)英国贵族阶层注重财产积累，着力土地收购

经济基础是保持英国贵族地位的前提，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土地资产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个社会资产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价值，更主要的是土地是贵族实现财富积累，榨取更多财富的工具。当时，英国工业发展水平还没有形成规模，不能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贵族只能依靠土地来奠定其经济基础，因此，不断地扩大土地占有规模是贵族阶层的一项基本财富积累手段，这也是贵族家族世袭的原因，当时土地的继承性和贵族的世袭制一脉相承。这可以在英国著名的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和《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得到很好的验证，找到其贵族文化的影子。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彬格莱先生选择了在乡下安家，虽然他是个继承了十万英镑的“富N代”，但是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原来的家奢侈地生活，而是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在乡下购置土地，这就反映了在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下，现金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有了土地才能更好地可持续发展，贵族基业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而亨利·菲尔丁在他的作品《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讲述了魏斯顿先生为了实现土地规模的扩大，最终答应了女儿苏菲亚与一个私生子的婚事。这足以体现出土地资产的重要性。以上两例充分反映了当时英国贵族阶层注重财产积累，并着力收购土地资产的状况。

(二)英国贵族阶层有很强的血统和门第观念

英国贵族非常重视自身血统的高贵，当时社会血统的纯真和门第的高贵，在整个贵族阶层受到很高的重视，甚至说血统和门第高于一切，这种现象至今仍然有所保留。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自身的优越感，更有别人的尊重和与众不同的待遇。同样的一个家族仅仅是因为一时财富的大量积累，但由于血统和门第的问题是不受贵族尊重和重视的。英国的贵族往往以家族自称，每个家族又以其姓氏作为标志，因此，追求和寻找与贵族家族的血缘关系在英国当时的社会非常普遍。哈代在他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写到，约翰·德伯得知他是古老的贵族世家德伯氏的后裔时乐得手舞足蹈。他甚至让十七岁的女儿苔丝，去追根溯源到当地一个有钱人家认本家，从而换来经济上的资助以摆脱经济困境。可实际上，这所谓的有钱人只是一个靠放高利贷发家的暴发户，和这古老的英国贵族没有一点关系，正像书中所发的感慨那样：“诺曼的血统，没有维多利亚王朝的财富作辅助，又算得了什么!”这反映出英国当时的平民很希望通过血统来实现身份地位的攀升。穷人如此，贵族更需要血统为他们赢得社会的尊重与虚荣。

(三)英国贵族注重贵族气质的传承和教育

英国贵族的成功并不只是外表表现出来的高贵，他们对自身素质的培养和传承也非常重视。他们深知这对整个家族传承和发展的意义，因此在 对子 女的教育方面会投入很大的力度。他们往往追求贵族的修养和品味，在他们心目中，文学、艺术、哲学、诗歌等是一个贵族必备的素质。这也是贵族在一起讨论的主要话题。在著名作品《傲慢与偏见》中年轻一代的达西则是一个十足的“绅士”;小说《爱玛》中的女主人公爱玛也真实地反映了英国贵族对子女的培养和贵族特征的传承;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之所以收人爱戴和尊重也是因为其自身的贵族特征。

贵族文化是英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从文化发展的起源、传承还是与时俱进的创新，都在整个英国古老的文化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代作为英国贵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贵族群体的构成发生比较深刻的变化，贵族文化的传播也借助文学作品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和发展，我们再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尤其是英国近代小说，能够挖掘到英国贵族阶层注重财产积累，着力土地收购;有很强的血统和门第观念以及注重贵族气质的传承和教育的特征。

浅谈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特征

摘要：当代英国文学是英国历史中具有耀眼光芒的文化明珠，随着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民主运动的兴起，在英国文坛也逐渐形成了多种文学创作风格，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了当代英国文学领域的主流创作风格，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本文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特点与表现形式出发，对当代的英国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当代英国文学 文学创作风格 现实主义文学 发展特点 表现形式

引言

在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学成为了人们记录文化的语言工具，并且随着人类的发展历史进程，逐渐由稚嫩转变为成熟。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记录了不同的时代，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当代英国文学也符合这一客观规律，通过文字来记录英国当时社会变迁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由于当代英国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因此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走向，许多作品贴近现实，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随着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民主运动的兴起，在英国文坛也逐渐形成了多种文学创作风格，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英国文学领域的主流创作风格，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变迁有着真实生动地描写，并且建立起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本文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特点与表现形式出发，对当代的英国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 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概述

在欧洲文学体系中，英国文学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最开始的时候，英国文学只是口头上的叙述，而不是呈现到书面上的。在随着 故事 曲目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发展与完善，最后作家才开始进行创作。英国文学有自己固有的发展规律，并且用坚定不移的信念进入到新的时期。

第一，英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发展就是来自戏剧的创作，随着当时爱尔兰民族的革命运动，打破了英国文学传统的僵持局面，让英国的戏剧文学得以发展。当时的创作者结合欧洲古典戏剧的因素来进行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在英国早期的戏剧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英国，戏剧发展的高潮是50年代后期，代表作品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这些文学作品能够用有限的人物对话与情境来体现出当代英国社会的真实生活状况，而搭配英国优秀的演员演出更加能够突出英国戏剧创作的内涵。

第二，英国小说主要展现为战争小说，这是由于英国参与到两次世界大战，并且给人民的创伤是巨大的，因此产生了层出不穷的创伤文学。随着新时期的发展，英国以现实主义文学模式为主，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有力的语言，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第三，英国的诗歌出现也在英国文学中占有不可小觑的地位，尤其在当代的英国诗歌中，以多元化的韵律而著称，并且融合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这一时期的英国诗歌对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著名史诗剧《列王》、《荒原》等，都是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不只是融入了作者主观的情绪，并且对历史与人生也有深刻的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诗人们创造的诗歌也开始变得质朴起来，用简洁的语言表现出人们内心的情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可以说，诗歌也是英国文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继续在当代英国文学中闪光。

二 当代英国文学主要派别分析

1 英国当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在19世纪产生的英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对整个文坛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派别就是宪章派文学，对于英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学派别是为了与宪章运动配合，进而配合英国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所以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宣传性的精神，一般在工人阶级的集会中创办刊物与创作诗歌 散文 等。一般英国的宪章派的文学作品是为了服务于宪章运动的，所以这时候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并没有较深的内涵，但是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依然代表了英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类别走向了当代英国文学创作的高峰。

英国当代的宪章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带领英国无产阶级进行宪章派运动的灵魂人物――爱内斯特，他经常去参加一些无产阶级的工人集会，并且大量地发表演讲，他不断表达出无产阶级的工人在资本家压迫下的艰苦生活，去要求政府给无产阶级的工人更多的福利。通过不断融合了在宪章运动中的感悟与 经验 ，爱内斯特把深入群众挖掘出来的文学素材用来创 作文 学作品，并且有了不俗的成绩。例如，著名的诗歌集《未来之歌》，“在未来的日子里，降临了的希望，将不义在公理面前折腰。我们要鼓起来一点勇气，兄弟们!把那个明天变成了今朝!”这部诗歌集也成了当代无产阶级文学体系中重要的作品之一。

2 英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最辉煌的成就是当代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在当代英国文学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当代欧洲文学中也具有显赫的地位。

(1)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背景

在当代，英国不管是经济发展方面，亦或是政治制度方面，以及人们的文化思维意识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变化。而这种整体上的变化是当代社会思想的核心，也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产生的源头，它让英国成为了称霸全世界的工业领袖。

由于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艺术文化领域产生了启蒙思想，并且在英国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传播效果，而这种启蒙思想是来自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是反对当时英国封建制度的主要思想联盟。在19世纪之后，随着当时英国自有资本主义派别的建立，也标志了当时英国启蒙革命运动进入到高潮阶段。而在英国启蒙运动中，英国学者也在启蒙运动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他们宣传的思想对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有着巨大的作用。当代英国文学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汲取丰厚的养料，并且在变革的背景中去探寻文学创作的灵感，实现了在启蒙主义的巨大影响下的文学跨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英国当代社会变革，也就没有当代的英国文学如此难以逾越的地位，并且也不会出现轰动世人的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是当时社会矛盾出现后产生的。这种文学创作派别呼吁要用文学来关注设计现实与群众，并且密切关注人们精神的变化与保护他们。

(2)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分析

从整体上来说，19世纪的英国文学，除了少部分的无产阶级的小说之外，主要的创作潮流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并且占有主要的地位，掌控着英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主要是以描写社会生活为主，并且关注到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现状，从小人物的生活困境来直接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这成为了英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

从具体上来说，当代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创作潮流分成了三方面的特点：第一，作品细节的真实性，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内涵讲求的是真实性，因此需要对细节进行真实地描写与还原，要用具体的文字与思想内涵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并且用真实的形象与细节的描绘来感染读者，让许多读者在观看之后感觉身临其境。例如，萨克雷创作的《名利场》，是当时著名的讽刺性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将当时社会中群众追求名利、权势、利禄的真实景象还原，批判了这些浮夸的事物是相连相通的。第二，刻画小说形象的典型性，当代英国现实主义小说通常会用典型的描绘方式，对于现实中积累的资料进行整理与概括，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其中，这些本质上有对于英国现实社会的不满，也有对高尚的精神品质的宣扬。可以说，这种典型性的特征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核心，并且会与自然主义区分开来，使得现实主义的英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性格，不会显得单一做作，而是真实地记录了生活。第三，对于描写 方法 的客观性，现实主义文学的情节中会自然地表现出文学创作者的真实情感，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这种客观性能够加深创作者的思维表现力，让故事情节更加深入与富有表现力，可以体会到文学作品之外的内涵。《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著称于世的“威塞克斯系列”中的一部力作，通过第三视角塑造了一个纯洁的女人的生活，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当时女性处于底层社会现实的态度。

三 当代英国文学的整体特征与表达形式

1 复杂多变的形式

纵观当代英国文学可以发现它具有其他文学不同的特征，有着复杂多变的特点。英国文学在创作形式上与传统的英国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差异。19世纪之后的英国当代文学，在多数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距。而同一时期，苏格兰等地区的诗歌文学开始争奇斗艳，让英国文学出现了靓丽的风景线，而这一时期的诗歌文学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并且展现出诗歌的魅力。另外，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也开始有了很好的发展，语言更加简练精湛。之所以能够受到众多观众的青睐，是由于英国戏剧文学符合当代文学发展的潮流，是当代英国文学不断发展与改革的里程碑意义的标志。并且，当代英国的小说也开始迅速发展，给整个世界文坛带来的撼动远远超过了诗歌与戏剧，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震撼。饱满真实的内容与生动的情节，在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代英国小说不但能够符合这一时期的客观要求，还具有多变的内容让读者深爱不已。

2 与当时社会现状相融合

当代的英国文学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代表，创作风格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并且女性形象与文化在当代英国文学中很好地体现出来，也成为当代英国文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女性文学创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以自身的视角来观察到现代社会女性要承担的责任，并且增强了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以平等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与情感。例如，多丽丝?莱辛创作的《金色笔记》《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等作品都展现出当代英国女性特征，并且借助文学作品来争取到女性的现代社会的主体地位。

结语

可以说，当代英国文学领域有着丰富的作品，并且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下形成了众多类型，让当代文学形成了艺术形式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景象。在另一方面，文学与哲学同时结合，让两者得到了相互的促进与进步，进而产生出哲学与文学相融合的创作方式，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巨大价值。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英国文学的发展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尤其是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都展现出自身的优势与作用，体现出巨大的文化与社会价值。而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创作者更要展现出文学作品的时代特征与责任，将正确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才能够体现出文学作品的真正涵义，让当代英国文学站立在世界文坛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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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自由州、大州.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政治能使我们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下面是我整理的政治论文 范文 ，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 现代 工业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 自然 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 发展 成为生态 政治 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 措施 之一，是全球 经济 、 社会 、 文化 、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 问题 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 思维方式 、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 影响 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 目前 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 种植 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 历史 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 理论 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 规律 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 热点 。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 报告 。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 时代 》，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 研究 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 哲学 、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 政治 发展 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 目前 经常出现，比如 经济 生态化、 教育 生态化、 科技 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 自然 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 社会 、文化等 问题 ，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 影响 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 研究 的核心 内容 。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 工业 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 历史 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 时代 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 规章制度 、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科学 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 中国 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 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 法律 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 现代 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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