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一大学生毕业论文

试论农业旱灾风险管理对策研究——以四川省为例摘要：本文在分析了四川农业旱灾的特点及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基础上，针对四川目前农业旱灾风险管理体制存在的利弊，提出实施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主要对策。 论文关键词：旱灾；干旱；农业；农村经济：风险管理 旱灾是四川发生频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危害范围最广、经济损失最大一种农业自然灾害。旱灾正逐渐成为四川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通过旱灾对四川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成因分析，提出实施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相关对策。 一、四川农业旱灾的特点及其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晌 1．四川农业旱灾的特点 四川农业旱灾与其他自然灾害相比，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旱灾发生频率高，受灾面积大。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50年至2003年的54年间，四川除其中l1个年份无旱灾或无旱灾资料记载外，其余年份均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发生，成灾达43个年份。受灾面积超过1000万亩的有30个年份，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亩的有12个年份。据统计，四川省一般干旱年，受旱县是30～50个，受旱面积1000万亩～1500万亩，损失粮食产量10亿斤～15亿斤；中等干旱年，受旱县50～70个，受旱面积1500万亩～3000万亩，损失粮食产量15亿斤～30亿斤；严重干旱年，受旱县70～100个以上，受旱面积5000万亩以上，损失粮食产量30亿斤～50亿斤。二是旱灾呈上升趋势。据四川省1952～2001年主要年份农业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资料，1952～2001年50年中，四川水灾和旱灾无论是受灾面积还是成灾面积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旱灾的趋势更为明显(见表1)。 三是四川干旱类型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盆地西部对农作物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春旱；盆地中部为春、夏、伏旱的交错区，但对农作物威胁最大的是夏旱、伏旱；盆地东部主要是伏旱区；攀西地区即四川西南山地，雨季、旱季比较明显。 2．四川农业旱灾的成因 (1)区域性和季节性缺水。四川地处内陆，受季风气候影响，降雨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是旱灾发生的主要原因。全省降水量分布趋势是从东南向西北减少，从盆周向盆中减少。再从四川水资源的流域分布及用水情况看，岷江、沱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是全省生产、生活主要用水区，用水占全省用水量的84。3，而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仅占全省的58。8。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与需水地区分布不一致。反映了四川区域性缺水现象突出和季节性缺水。 (2)水利基础设施不足，老化严重。四川现有大型水库5座，中型水库94座，小型水库6537座，有效灌溉面积3641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2521万亩，只占耕地面积的38．8。在现有水库中，病险水库有2828座，占水库总数43，而且有3座大型水库集雨面积小，主要靠引水充蓄库容，遇到旱情．引水困难．库容迅速下降，很难调出更多水来救灾。 (3)水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四川在农业灌溉方式上，一直沿用的是传统的“土渠输入”、“大水漫灌”，造成农业用水的大量损失浪费。据统计，四川渠系水利利用系数只有0．3～0．4，低于全国0．5的水平，而且一部分水在进入田间后就被渗漏、蒸发。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浪费也十分严重。2000年，四川工业用水49．4亿m。占四川总用水量的23．7；生活用水26．8亿m。占总用水量的12．5。2000年，四川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ll9m。，比全国平均水平78m。高4lm。，是发达国家的10多倍。同时，城市生活用水浪费现象也十分普遍。 (4)农户应对旱灾的能力较弱。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长期处于靠天吃饭的局面。农户应对旱灾的能力，固然与自然条件和水利设施建设有关，但影响农户应对旱灾的因素还很多。一是农户收入低。根据四川省农调队的调查，2003年，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2230元，低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的水平．特别是旱灾多发地区，农业生产环境和条件差，农民收入水平更低。二是抗旱的劳动力资源不足。抗旱具有持续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特点，需要体魄健壮的劳动力，而四川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数逐年增加，务农人员大多是老弱病残，使农户抗旱能力减弱。三是抗旱服务组织建设进展缓慢。干旱发生具有区域性，靠单家独户抵御旱灾是非常有限的。全国各地的抗旱实践证明：抗旱服务组织是农村抗旱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到2001年，全省建成市级抗旱服务队10个，占市级总数的47．6%；县级抗旱服务队107个，占县级总数的50．4%；乡(镇)级抗旱服务分队772个，只占乡镇总数的15．35。 3．旱灾对四川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持续旱灾导致农作物减产或甚至绝收；树木枯死，草场退化，土壤沙化；农作物和森林病虫害明显上升，森林火情、火灾加剧。根据农业部种植管理司和农业部信息中心公布的资料，1971年～2003年的33年间，四川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发生，农作物年均受灾面积1996万亩，年均成灾面积784万亩，占受灾面积的39。特别是2001年，四川遭受的严重旱灾，造成4881万亩农作物受灾；成灾面积3367．5万亩，占受灾面积的68．9；绝收面积706．5万亩，占成灾面积的21．1；有556万人和589万牲畜发生饮水困难。 (2)旱灾对四川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①受旱地区农业总产值增幅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下降，进而影响四川整体实力增强。②影响农民增收，如广元市2001年遭受几十年不遇的旱灾，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减少74元。③影响农业资金投入结构。为了抗御严重的旱灾，政府要投入大量的抗旱、抗灾资金和救灾救济款，帮助灾区农民抗灾和农民渡过暂时困难，从而使原计划安排用于农业其他方面的资金和用于其他产业的资金不得不重新调整，使农业的其他方面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3)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有资料显示．四川2001年旱灾，使广安市因缺少饮用水而举家外出“逃水荒”的有1500多户。二是在一些区域已经引起生活、生态、人心的连锁反应，成为影响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三是经常发生旱灾的一些地区．已经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实施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所谓农业旱灾风险管理，就是对造成农业旱灾的各种因素的发生、发展规律进行分析和把握．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预报，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旱灾对农业造成的损失．从而努力实现农业计划目标的过程。如前所说．旱灾是制约四川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的自然因素，旱灾给农业带来的风险是不言而喻。“洪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旱灾所造成的损失远大于洪涝灾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四川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短缺现象还将日趋严重，必然导致干旱区域的扩大与干旱化程度的进一步加重。干旱化趋势，客观上要求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农户注重对干旱的预防，实施农业旱灾风险管理，做到早预防、早控制，采取科学手段．将农业旱灾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促进四川农民增收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三、四川实施农业旱灾管理的现状 目前，四川在实施农业灾害管理中采取的是分灾类、分部门、分地区的减灾管理模式。以旱灾管理为例，旱灾管理的目标主要是减灾安民。旱灾管理的组织形式：省市县都有两套组织体系，一是抗旱防汛指挥部。二是救灾办公室。抗旱防汛指挥部由政府主要领导为指挥长，分管领导为副指挥长，由水利、农业、气象、救灾、民政等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旱灾管理的方式主要是利用行政手段，召开各种会议，如实行“五长”会商(省政府副秘书长和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的厅、局长)制度，研究制定减灾对策措施，宣传号召广大群众抗灾减灾。旱灾管理的内容主要是指挥抗灾、民政救济、农税减免等。 为了更有效地抵御旱灾，减轻旱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各地还建立了市、县、乡(镇)抗旱服务组织，实行公益性和经营性相结合的运作模式，在抗旱工作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同时，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普及抗旱减灾知识，提高公众防旱意识，增强抗旱减灾能力。 四、实施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对策 从经济管理的角度看，对旱灾的管理应该由控制旱灾向灾害管理的理念转变，切实增强系统意识、风险意识和资源意识，建立有效的旱灾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综合运用各种措施。 1．明确界定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主体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界定清楚谁是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主体，有利于明确各自的责任，有效地实施农业旱灾风险管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干旱风险管理(当然也包括其它灾害的风险管理)的主体基本上只有政府。从抗旱的组织、指挥、救济到灾后重建的物资、资金提供，几乎都由政府承担。而按照责任和利益对等的原则，政府、产业化龙头企业(含协会等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都应当是旱灾风险管理的主体。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而且是弱质产业。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考虑，从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来看，政府无疑是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主要主体，它的作用和功能是其他任何组织不能替代的。首先，政府必须是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规划、组织和指挥主体。其次，政府是农业旱灾风险监测、预报、预警、评估的主体。三是政府具有的农业保护、政策支持以及执法等功能，是其他任何组织不能替代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以后，千家万户的农民是农业经营的主体，所以，农户是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当然主体。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龙头企业以及有关的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民和农业利益紧密相连，它们也理应成为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主体。 2．建立旱灾风险研究咨询机构，为旱灾风险管理主体回避旱灾风险提供咨询服务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咨询研究机构从事农业旱灾风险的科学研究，这对旱灾风险的研究和实施旱灾风险管理是极为不利的。政府可以通过科研立项、招标、合同形式，依托大学、科研院所组建旱灾风险研究咨询机构，针对不同区域影响旱灾因子的变化及其变化趋势，对旱灾风险及其管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定期和不定期地发布旱灾发生时期、发生区域、发生程度、控制措施等方面的信息，并为政府提供旱灾应急预案，以指导农业经营者回避风险。 3．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加大水利资金投入 解决四川旱灾风险的主要措施就是建设水利工程。在水利建设方面，应坚持大中小微水利建设并举，开源与节流并重，新建和挖潜改造并行。一是建设一批水利骨干工程，主要做好武引二期，升钟、毗河引水，亭子口水库水利工程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加快15座在建中型水库的建设进度，争取再建一批投资省、见效快的中小型水库，加强中型和小(一)型水库的配套建设。加快各类水利设施的节水改造，大力推行节水灌溉。二是切实解决旱山村缺水问题。加大丘陵地区旱山村治理力度， 把旱山村治理与农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国家水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丘陵地区“治水兴村”工程，以逐步解决旱山村生产生活用水问题。三是抓好病险水库整治和堤防建设，提供防洪和抗旱水源保证。 水利设施建设投资大、工期长，单靠国家投资难以办到，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建立多元化的水利投资体制。既要争取国家对大中型骨干工程的资金投入，又要通过改革和完善水利建设资金的投入机制、管理体制、经营模式和运行机制，激发农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资于水利的热情，以加快四川水利建设的步伐，提高抵御旱灾的能力。 4．加大科学技术应用力度，尽快实现旱灾风险管理技术现代化 旱灾风险管理涉及的因素多，而且复杂。为实现旱灾风险管理的预期目标，必须在旱灾灾害的预测预报、信息处理、调度指挥决策、抗旱减灾和抗旱后评价等方面提高科技水平，实现旱灾风险管理技术现代化。在预测预报方面，应用卫星遥感技术．雷达探测技术，不断丰富预报手段，完善预报模型，提高预报精度，延长预见期；在信息处理方面，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仓库技术，GIS技术，开发先进实用的应用软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化水平；在调度指挥方面，运用现代化的通信传输手段，建立和完善异地会商系统，开发决策支持系统和智能化专家系统，提高调度指挥的科学性；在旱灾灾害评价方面，运用航测、遥感和模拟技术，制定旱灾灾害评价指标体系和制度，对旱灾的影响进行科学的评价。 5．大力推广旱作技术和发展节水农业 旱作技术和节水农业也是抵御旱灾和实施旱灾风险管理的重要措施。要加大旱作农业技术措施的推广力度，综合运用农艺、生物、化学、农机和工程措施，尽量选种抗旱能力强或能避开干旱重发期的作物、品种，着力发展旱作节水、保护地栽培等避灾农业。要采用行政、经济、技术、法律、工程等各种手段，大力推行节水技术，强化节水措施，加大节水力度。重点要加快灌区节水改造和各种节水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灌区的管理，调整种植结构，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率；因地制宜推广节水技术，如集雨开源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艺抗旱技术和工程保水技术。节水技术主要是推广喷灌、滴灌、微灌技术和灌区推广渠道防渗。农艺抗旱保水技术主要是适雨避旱、垅作技术、覆盖避旱栽培、水肥耦合等，主要作用是减少径流损失和蒸发损失，提高单位水资源产出率。在横坡垅作的基础上，还可推广聚土垅作、格网式垅作和“目”字型垅作等耕作技术，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拦截降雨，使其就地人渗，变超渗产流为蓄满产流，变地表径流为地下径流，提高土壤的含水量。总之，发展节水农业要围绕当地的区域特色和农业主导产业，因时、因地、因作物制宜，发展适合本地特点的节水农业，建立符合区域特征的多种节水模式和技术体系。 6．建立和完善农村灾害保障体系 救灾是减灾的重要手段。救灾是一种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受经济规律的制约。传统的救灾方式以人道主义援助和政府无偿救助为主，对农村的减灾、救灾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单一的救济方式，一是救济资金和救灾能力非常有限．二是影响救助者的积极性，易助长灾民和基层组织对待灾害的消极行为。所以，应当大力开展有偿救灾，建立以灾害保险为主．政府救灾为辅，自保互助及社会捐助等多种形式补充的综合救灾保障体系。一是农业经营者通过向国家政策性保险公司投保，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二是通过国家基金、农业价格保护制度分担部分风险；三是通过签订农产品期货合同转移风险；四是龙头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适当承担一定比例的风险

平时不好好学习。现在知道难了吧。当然是用手写了。难道还用脚写

已有的研究表明，海峡两岸间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技水平、资本实力、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语言相通、地理相近等天然优势，因而农业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十分明显，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等具有一定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1-2]。诚如《两岸经贸论坛共同建议》所指出的：“两岸农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应结合双方的农业优势，强化研发、技术管理及行销的能力，互惠双赢，扩大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①。本文拟就海峡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期促进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 一、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人与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掠夺式资源开发等，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面对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以及生态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对以往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永续发展战略已逐步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与潮流。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德、日、美等国家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循环经济[3-4]，通过近年的发展演变，现已被看作是实施永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最佳模式，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大陆，“循环经济”也正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概念，逐渐上升为指导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并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大陆已在辽宁、贵阳、广西贵港、广东南海、内蒙古包头、新疆石河子、湖南长沙等地区进行试点。但从总的来看，即使是在工业体系，循环经济也刚刚起步，在属于薄弱环节的农业更是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循环经济在农业上难以取得进展，恰恰相反，农业同样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何况与一般循环经济相比，由于农业自身及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农业发展循环经济还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 受循环经济思想与方法的启发，在多年卓有成效的中国生态农业等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加以引导和拉动，才能协调好现代农业各系统和层次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最终全面实现生态品质、生物产量以及经济收入三者间的良性循环。于是，人们试图通过模拟和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重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进而逐步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型农业，以使农业系统能够更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5]。 从总的来看，在我国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农业循环经济的当属吴天马(2002)的《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文[5]，最早出现“循环型农业”或“循环农业”一词的，当属陈德敏与王文献(2002)共同撰写的《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一文[6]。然而，2003年全国上下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相当少；直到2004年，才有一些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刚刚过去的2005年，各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研究，则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 二、大陆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关于发展模式 尽管循环经济在我国的提出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我国其实早就有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不少案例也已总结出来(解振华②，2003)。从现实看，一些地方丰富多彩的农业循环经济实践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涌现出了诸如河南天冠企业集团、广西贵糖、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上海崇明的前卫村模式以及辽宁省“四位一体”日光大棚生态农业示范区等先进典型。其中，辽宁省农民首创的以生物技术为主体、以沼气为纽带“四位一体”日光大棚能源生态工程，实质上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是农业现代化新路线的体现。 此外，福建圣农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主抓肉鸡主业链、生物工程副业链和有机肥副业链“一主两副”产业链③，近年来也走出了一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农业发展之路；江苏省宿迁市则根据循环型农业的发展优势与影响因素，也逐步开发出了适合当地发展的7个模式：“生态家园”循环模式、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有机农业开发模式、设施农业生态模式、立体种养循环模式、农林牧渔结合型循环模式和花卉苗木生态农业模式(高良敏等，2004)。 与此同时，刘慧娥等(2005)提出了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再利用-佳效益”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刘志(2005)、王鲁明等(2005)分别根据陕西及山东青岛的实际，归纳、总结了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典型模式及其技术支撑体系；黑龙江及另外一些民族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典型的模式(陈青，2005；李玉明，2005；袁久和，2005)。李书民等(2005)则探讨了以畜牧业为核心，实现农作物秸秆三段循环利用与畜禽粪污两段利用的主要技术路线；汪怀建(2005)探讨了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王奎旗等(2005)提出了我国水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循环”、“企业间循环”、“企业内循环”三个可供选择的基本模式，等等。 但以上述各种模式并不代表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全部，各地在研究、设计具体发展模式时，还应从当地实际出发，既可以采用一种模式，也可以多种模式并用。而且不论实行什么模式，都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学的客观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之中。限于篇幅和现实条件，我们无法就各地蓬勃发展的循环型农业进行系统分析、归类，但黄贤金等(2004)曾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发展循环型农业大体可以采用的模式：区域循环模式、能源综合利用模式、生态养殖模式、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以及绿色和有机农业模式；并认为上述每一类型模式又包含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形式，如：生态养殖模式，就包括基于农牧结合的畜禽养殖模式、稻田生态养殖模式、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健康养殖模式等[7]。 (二)关于发展方向 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吴天马较早提出了两种面向循环经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路径)：一是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的渐进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以有机农业建设为基础的跨越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前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实践意义，应大力提倡，而后者则为从根本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现途径[5]。陈德敏等也认为，要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至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必须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并以我国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6]。 2005年10月，在《经济日报》举办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针对我国农产品各种污染过于严重，出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认为生态农业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而循环经济下的生态农业应该是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④。对此，季昆森(2005)也撰文指出：一般认为，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应用就是生态农业；实际上，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有更广阔的领域，其实质就是循环经济原则在发展生态农业上的运用，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 (三)关于发展策略 与德国等先行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从总的来看，源于对传统农业环境后果的反思以及受循环经济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中国循环型农业”，目前甚至还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定义，全国上下就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解性或者概念性的初始发展阶段，尤其是对于物质循环和价值增殖等揭示农业循环经济最本质内容的量化研究和系统分析更是难得一见，仍有许许多多的理论、技术、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问题亟待学术界研究解决。 具体来说，一是迫切需要对循环型农业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解释，真正理解和把握农业循环经济丰富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方向；二是鉴于各地丰富多彩的实践已在某种程度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对各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如：立体农业，农业生产物质循环利用(规模化养猪业等)，土地、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模式(休闲观光农业)，农业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联接模式(新型农业产业化)，以及生物能的开发利用(循环农业发展的新领域)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主要进行物质代谢分析及经济效益核算等，重点突出案例中的循环过程和效益评价及生态性三个方面)，努力做到既总结经验(与理论研究相呼应)，又努力发现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或措施，也是非常迫切和有益的；三是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的循环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对循环型农业进行全方位探索和多视角的科学研究，逐步建立一个适合当地特点的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发展规划，也是学术界需要大力研究的现实课题；四是人们还应从各地资源及环境等禀赋以及当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分析、比较有关国家或国内先进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的一般经验与教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 (政策)创新进行研究，为农业循环经济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三、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之探讨 (一)台湾循环型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尽管台湾岛内鲜有诸如“循环型农业”等提法，但台湾省在永续农业的发展、研发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已注意到，台湾地区是世界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因经济快速成长，以致工业、农业污染严重，人民健康与生活环境也日益受到威胁。一方面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对饮食安全等越来越重视，绿色(有机)蔬果产品广受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已对环境造成危害及长远的不良后果，并逐渐地恶化、蔓延，正在对自身居住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因而，面对循环经济时代的到来，两岸人民都应该从更高层次上重新探索人类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样消费、怎样生活…… 如：养猪业一直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畜牧业，其产值多年来高居台湾单项农产品之首，但如何减少养猪业产生的废水污染却是直接影响并决定该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据报道，2004年台湾地区废污水BOD的日产生量为4223吨，其中673吨为畜牧废水，为有效控制养猪废水污染，环保部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具体的“放流水标准”，为达到上述管制标准，1990年来他们开始辅导业者设置废水处理设备。目前，台湾养猪场主要采用包括固液分离、厌气处理和好气处理三个阶段的“三段式废水处理系统”。但从总的来看，养猪业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处境，还须进一步改善其技术效率(萧景楷等，2006)。又以岛内香菇生产废弃物(废渣)处理问题为例。2004年台湾地区的香菇总产量为4866吨，其中袋栽香菇4714吨，约占总产量的97％。除了木屑等残渣外，袋栽香菇还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废弃物。显然，面对如此大量的废弃物，各乡镇垃圾处理场已无法代为处理，而且如此大量的废弃物也不是传统之掩埋与焚烧方法等所能解决的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与民间协助，进行“源头减量”与“资源回收与再生”，以降低废弃物清理成本及避免废弃物清理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基于经济诱因机制的“课税”与“补贴”的“两政策工具”，等等(魏乾城等，2006)。 再以国人比较熟悉的茶叶为例，台湾地区半发酵茶的制造技术堪称世界翘楚，其品种、栽培技术、花园设施等方面均领先于大陆；而且台湾省自1987年开始引进有机农业的理念，自1995年试作，至1998年已有35户共22公顷投入有机茶生产行列，而且有机茶生产规模仍在不断成长当中…… 诚如台湾有机农业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陈琦俊所言：人类唯有再度回到“与大自然共生”的原点，来取得安全的食粮，才是环境和人类永续生存之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恰恰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所需要进一步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均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而且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循环型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发展，其发展前景看好。 (二)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 为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结合当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建议尽快研究、建立起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一是要充分利用两岸现有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员往来的渠道，积极开展两岸循环型农业研究人员的互访讲学、互聘客座研究人员、交换培养研究生等，通过人员的交流带动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 二是要通过两岸科技交流机构的协商讨论，每年轮流在两地举办1次以上综合性的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研讨会，为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们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新平台。从总的来看，福建省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建议由闽台科技交流协会牵头组织、发动两岸有关科研、教学单位从事循环型农业研究与实践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率先举办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学术研讨会； 三是要深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与方式方法。审视近年两岸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目前尚无循环型农业方面的项目。从两岸农业资源与科技和市场整合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考虑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分别出资、成果共享等的具体方法与途径。而且我们建议，作为全国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在漳州、泉州等传统对台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内，增设闽台(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示范区； 四是要以本次两岸经贸论坛为契机，抓紧抓好新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与“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尤其是要积极创造便利条件，欢迎台湾农民、农业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积极寻求与台湾循环型农业专家与投资者们多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同发展。 可以肯定，通过上述努力与制度安排，必将有力促进两岸同行专家与实践探索者们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从大陆及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的提出与内涵、发展的历程与成效、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发展的模式与方向、发展的策略与目标，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潜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比较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的目标、模式、途径及其配套措施等，进而提出框架性的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策略及目标，以期促进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 四、结束语 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逐渐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具体实践模式，农业循环经济也已在全球悄然兴起，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首先简述了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内涵，着重探讨了大陆循环型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比较了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及两岸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以上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出，两岸在循环型农业发展、研发与管理过程中，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呈现出了互补的态势；通过两岸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充分了解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永续农业的运行轨迹和政策措施，进一步了解台湾地区有关永续农业的一系列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通过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对比分析，还可以提出一些可相互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对策措施，以及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目标、模式及其配套措施等，达到既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化与共享，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又可为海峡两岸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挑战开创出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