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对比研究论文200字

孔孟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道德"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客观事物的变化，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无疑的，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却把朴素的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双方都自以为是，而以对方为非，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如“庄子梦为蝴蝶”，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抑或是蝴蝶梦为庄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庄子一生饱受战乱之苦，无法摆脱冷酷无情的现实，故对一切均持怀疑态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国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现。庄子的相对主义，固属唯心主义体系，但他觉察到了认识的相对性，指出了物质的不确定性，对后来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启迪作用的。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有什么需要欢迎您随时给我留言。

儒道之学重在人生，本无意论美，其美学思想皆出自审美化的人生哲学。故，论儒道美学即论其哲学也，亦即论其人生境界观也。一 孔孟之学以“仁”为根本，“成仁”乃其理想；老庄之言以“道”为宗尚，“体道”是其归宿。两家本旨多有不同，前贤有治世治身之说，时彦有入世超世之判，皆以法度、自然明两家轸域。审美精神之歧异亦无外乎此，盖先有人生境界观而后有艺术审美论也。1�美善相乐与自然真美孔子论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缘《韶》主尧舜禅让以德，而《武》主武王征伐以力。此美善相乐之论，源于其仁学思想。仁为内在情性与外在伦理之融汇，此内外交洽之仁心乃“礼”、“乐”之根本。“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仁学精神贯注于艺事中，非特悦人耳目、娱人情性而已，更当于潜移默化中激发善德良知也。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乐”即音乐艺术，兼愉悦性情之形式美与感发意志之仁德美。“成于乐”为精神沉醉、纯粹超越而至自由境界1。孔子闻《韶》于齐，三月不知肉味，整个人生由音乐而艺术化、道德化，沉浸于美善统一之境。斯乐陶染性灵、感发仁心，使人人本具之良知充满身心，一念自觉便可成仁。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诚哉斯言!孟子曰：“理义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在中国美学史上首次赋予仁德以审美价值。以善为美，美善统一。此善笃实光辉、高明壮美；此美充溢仁德、超拔完善。美善相乐，臻于极致。后世儒家美学绵延传承，皆无悖此根本者。老庄哲学以“道”为宗。《道德经》中“道”凡七十三见，以宇宙本体为本。《庄子》一书“道”凡三百二十见，以自由境界为尚。老庄之道一脉相承，其殊异亦判然乃现。老子重思重知，偏于思议无限永恒之大道；庄子重行重修，偏于得道之人精神自在超遥。徐复观谓老聃之道以思辨展开宇宙之哲理系统，形上意义至为显著；庄周之道以工夫体认人生之超然境界，艺术精神更足彰明2。“道”在老子为形而上之宇宙根源，为众妙之门、万物之母，故老子偏于察识思议此大本大源。“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静观往复、去蔽归根，方能知常合道、没身不殆。“道”在庄子为超遥自在之人生体验，故庄子偏于体认实修此人生境界。由外天下而外物、外生、朝彻、见独，而无古今，以“入于不死不生”之境(《庄子·大宗师》)，自在逍遥、无往不适。异乎孔孟所成就之道德境界，老庄所成就者，乃形上境界与艺术自由境界也。老聃弃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音、色皆为感官享乐、矫饰失真之伪美，沉迷其中，徒乱本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实可与庄周至乐无乐之论相发明。庄周以无为虚淡为合天德，标举“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诋世俗违道背真之美，直欲“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庄子·胠箧》)庄周疾伪，乃疾世俗之伪以存本真，弃感官之美而求大美，廓然任真、荡然无执，祈向逍遥空灵之自由境界。庄周以真论美，打通心物、融贯主客，以艺术心灵观照万物，成就人生之完满自由。其人生论与艺术论打成一片，艺术之人生化即人生之艺术化。2�人格充实美与生命自由美儒家论美主善，特重道德人格之充实光辉，道家论美主真，尤尚自由生命之逍遥超脱。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为教养风度；质为道德品质。君子以仁为本、文质和谐，举止中节合度，品行纯美高尚。夫子视富贵有如浮云，颜回处陋巷不改其乐，其进退作息、出处去就，无不体现人格充实之美。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充溢身心、周遍乾坤，浩乎沛然而莫之能御。此境至高至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滕文公下》)，尚不足以形容之。孟子论修养工夫次第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朱子释充实之美曰：“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也。”3，此美涵摄善德，而又超拔升华，充于内而形于外，化为勇猛刚健之精神与崇高庄严之气象。老庄所重者，生命自然之美也。老子倾慕婴儿自然天性，力求保任赤子之心。其言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二十章》)又：“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又：“常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章》)。五千言中赞婴儿之辞比比皆是。然老聃之赞婴儿，非真以其混沌一团、无知无欲之精神状态为最高，实因天地境界不可道不可名，不得已而强说之，乃以婴儿为喻也。庄子论人生、论艺术，皆以自然为本，斥世俗之矫饰，保生命之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庄子·骈拇》)因任本然，消解执绊，高举飘摇，合于大道。故雉不祈畜乎樊篱而马不求立于义台，“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同上)。自由活泼、生机充满之生命，焉能以人工束缚拘碍哉?是故，庖丁解牛，因其固然，“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画史作图，解衣磅礴，“儃儃然不趋”，受揖而不立(《庄子·田子方》)；痀偻承蜩，处身若椿，“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梓庆削木，忘其肢体，“齐以静心”，“以天合天”(同上)。斯四者，皆身心都遗、物我俱忘，造乎自由合道之境。要之，以自由生命化入宇宙真宰，即为无上真实之大美也。3�中和之美与天和之美儒道两家言美，内涵、倾向、旨趣均有不同，品鉴标准亦有差异。孔子论礼，以“和”为本。“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须统纳对立差别而至于和谐均衡，方具平正典则、无过无不及之美。《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子释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4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而以德性言之，则曰中庸。中庸乃伦理根本原则，中和为美学最高标准。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之人格即中庸至德之圆满成就，而《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之艺术，则属中和大美之完美体现。“中和”、“中庸”，均以无过无不及为准的，秉执厥中、和谐统一。儒家美学以道德准则规范情感活动，于节制中消解矛盾冲突。道家美学以解脱强制性规范为宗旨，追求自然无为、逍遥天放，使天然本性得以自由实现，故标举“与天地和”(《庄子·天道》)，纵性任真而与天地万物游，“以和为贵，浮游乎万物之祖”(《庄子·山木》)。此天和之美既超越又内在，周溥万有、遍在一切，诚天地之大美。由此大美，后世分化两脉，一主平淡冲和，一主天放奔纵。前者淡而后者真，前者内敛而后者外张。5儒道美学差异甚多，其他如审美意识重内在规律与外部制约之别，审美态度重教化功用与越超功利之别，美之形态风格阴阳、刚柔、虚实、动静之别，诸如此类，此不详述。二 儒道互补，两家美学亦可会通。华夏美学两大主流同而异、异而同，未可论轻重判高下而妄执彼此也。是故执着名相，虚妄便生；穷究底蕴，儒道何殊哉。1.审美实质：精神观照人本美学观，为先秦儒道美学所共有。观物即为观我，取境即可会心。于神与物游、乘物游心之际，心灵与物象往复容与、共感相生，“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传统审美观之特质，正是对人格精神与生命情怀之欣赏观照。此在儒道美学，并无不同。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赞松柏傲霜坚贞，不啻夫子自道。朱子释“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6知者智慧圆转，如水流莹澈、腾跃不息；仁者仁德宽厚，似山岳巍峨、绵延无边。故夫子以山水喻其性之相感也。孟子亦取流水日夜不休、有本不竭喻君子德行高远、学问精深(《孟子·离娄下》)。孔孟“比德”，皆倾注人格精神于物象，物我交融、往复无穷，于蒙养感发中打通德性精神与艺术境界。与儒家“德法自然”相通，道家专论“道法自然”，此乃主体精神观照下之自然，已深浸主体之意愿与理想。故知，老子论天地不仁(《老子·五章》)，庄子言天地大美四时明法(《庄子·知北游》)，皆以其理想人格赋予天地万物，天道自然皆著其主观之色彩，欲以规范人道、矫正伪饰，使人法之则之，奉之而不违。其理与孔孟并无二致。体现于美学思想上，均为对自身所追求之理想人格之审美观照，外在形式则表现为对天地万象之欣赏感悟与涵泳沉潜。钱钟书曰：“流连光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体异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对而赏观；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7，寥寥数语，道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之底蕴。形虽殊而趣实同，相未泯而意已契，儒道美学融通之关键，由此揭橥而出。2.审美方式：直观感悟审美过程中，主体厕身万象之间，仰观俯察、涵容吐纳，其审美方式非直观感悟不可。孟子以眸子为喻，道及精神与形体之关系，“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子·离娄上》)存于中而形于外，美丑邪正，一望而知，此舍直觉把握断不能为。艺术欣赏之“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道德修养之尽心知性知天，其方法亦为直观体悟。至如庄子论天籁(《庄子·齐物论》)，老子论大音大象(《老子·四十一章》)，亦莫不是直觉感悟、内心体验所得。老子云“涤除玄鉴”(《老子·十章》)，有论者释为“洗清杂念，摒除妄见，而返自观照内心的本明” 8。老子言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老子·十七章》)，亦是重内在直观自省之明证。庄子“心斋”，更是如此，“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徐复观以为，“忘掉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剩下的便是虚而待物的，亦即是徇耳目而内通的纯知觉活动，即是美地观照” 9。此直觉把握之境界，恰如明镜照影、不将不迎，孤心自现而历历空明。庄子曰：“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须心如明镜，以虚灵静观万物，方能冥契世间万有，洞彻宇宙根源。庄子还藉孔子以阐述其观点，“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庄子·田子方》)，直观体悟其人精神气度与人生境界，无须凭藉语言工具、理性思辨，直觉把握可径得真意。《庄子》一书中，此等例子俯拾皆是，难以胪列。庄周观鱼，得鱼之乐；庖丁解牛，技近乎道。其他如梓庆削木，轮扁斫轮，莫不如此，皆超脱世俗、功利，超越逻辑、认知，身与物化而心与道通，卒归于忘怀一切、超乎万有之自由境界。3.审美境界：天人合一儒道两家之审美体验，内涵不同、工夫有别。儒家重道德人格，道家重生命精神；儒家体悟未发之中，克己复礼归仁成义；道家致虚极、守静笃，忘物丧我而与大化同流。然两家旨归无二，皆造乎天人合一之境，是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下传》)。孔子自述其修养境界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论者释知天命为认知万物本体之知真境界，耳顺为直观把握宇宙大全之审美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知真求美而达到之圆满至善境界10。夫子由真而美而善，顺宇宙大化流行，赞乾坤载育厚德，其气象浑然，有如天地；孟子胸次浩然，如泰山北斗，其“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此知难而进、自强不息之伟大品格，于人伦日用中不离人生又超乎现实之人文精神，实为儒学之最高境界。老子“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老子·二十三章》)，虽言其哲理觉悟，亦为其审美观照之至境。庄子于此论述尤多，体悟亦深。表述最全、阐发最明者为《逍遥游》一章。合道之人，恶乎待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此“逍遥游”，即天人合一之人生境界。船山释此段为：“天高地下，高者不忧其亢，下者不忧其汗，含弘万有而不相悖害，……为蜩、学鸠，则眇乎小而自有余，不见为小也。为鲲、鹏，则謷乎大而适如其小，不见为大也。是乃无游而不逍遥也。 ”11 阐论精详，真乃知言。庄周之梦蝶也，栩栩然化而为蝴蝶，不知周之为蝶，抑或蝶之为周，非周非蝶，亦周亦蝶，是非有无，莫可执着。庄周游于濠梁之上，观鱼出游从容而知鱼之乐。庄子何由知之?缘其忘我而物化，摒弃知识而当下体悟合道者相忘于道之妙。庄周于形相俱泯、主客交融之直觉观照中，由己心体合天心，息息相通、直契本真，终至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之最高境界。孔孟巍然崇高之道德境界与老庄超然逍遥之自由境界，皆本之其精神哲学，于赞化天地、笃行实修之人生境界上相通互融。孔颜穷巷乐处，所乐者何?道乎?非也。程颐曰：“使颜子以道为可乐而乐乎?则非颜子矣。”(《河南程氏粹言》卷二)以道为乐，乐与道犹断为两截；乐处即道，乐与道方打成一片。顺理而行，触处皆乐，达其至境则至乐非乐矣。此与庄周之论可相与发明。徐复观谓庄周与物为春之境，乃发自其整个人格之大仁，实为最高艺术精神与最高道德精神之自然融贯、相互涵摄12 ，可谓探本之论。两家之道，容有不同，然皆须于人生实践中加以体认，而成就艺术化之人生境界，此则为两家之所同也。究其实，孔孟与老庄、儒学与道家，皆可与华夏五千年文化融会贯通，皆可化入人生实证与心灵体悟中。徐复观谓孔孟老庄着眼于人生，实无心于艺术，其艺术精神皆由其伟大自由之人格所流出13 。儒道美学思想由其人生哲学生发而出，终落实于人生践履之中，穷根究底之哲理诘问与安身立命之人生证会，皆为生命的艺术精神所统摄包含而打成一片。天命与人生、觉知与笃行、心灵与物相，均蕴含其中，浑涵万状而莫可指名。熊十力谓中国哲学“惟务体察于宇宙之浑全，合神质，彻始终，通全分，合内外，遗彼是，上达于圆融无碍之境”。14 方东美更认为儒释道三家志趋无二，皆一心要在整个生命体验中，充分领略全宇宙之丰富内蕴。15立诚敬之仁心，发无量之悲愿，尽自由之真性，是本来无异的；艺术化之人生与人生化之艺术，也是本来不二的。浑茫、圆融，便是中国美学、精神哲学乃至人生体悟的至境。注：1今道友信《东方的美学》第三章，三联书店，1991。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第42页。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370页。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页。5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85－195页。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0页。7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53页。8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101页。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63页。10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1984(4)。11王夫之《庄子解》卷一，中华书局，1964。1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80页。13同上，第118页。14熊十力《甲午存稿之一：与友人》，见氏著(体用论)》，中华书局，1994，第27页。15方东美《中国形而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见刘小枫主编《中国文化的特质》，三联书店，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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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学的鼻祖，生活於春秋末期。他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战国儒学的代表，被尊称为“亚圣”，地位仅次於孔子。孔孟”的思想足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荀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儒家的另一位代表。 “而荀子亦是先秦孟子之后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创立了博大的儒学思想体系，也为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同是儒家大师，同出儒门，为中国儒家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三人在教育思想方面的观点却有所不同，我们不能武断地对他们观点的妄然作出对或错的判断，但是通过对三者进行一个比较、探讨，却有可能得出一些于我们有益的结果。一、“德”、“仁”与“礼”——教育价值取向之比较孔子的一生希望透过其学说，改变当时王道衰微，礼乐崩坏的现象，以求恢复周礼，重整受破坏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中心思想，“仁”就是指个人内在修养及感情的蕴蓄。“仁者，人也。”所谓“克己复礼谓仁”（《论语�6�1颜渊》）。“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6�1为政》）还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6�1八佾》）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6�1颜渊》）。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要按其本身身行事，不能有所僭越。他主张复礼，即恢复周礼。他认为“名不正，言不顺”，只有达到“复礼”和“正名”，便能达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6�1颜渊》）的和谐社会。他主张实行利民的德政，反对害民的苛政。孔子主张在位者须以身作则，躬行礼仪，故曰:“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在上位者若能以身作则， 以德化民， 则不必靠刑罚杀人之方法来求治。为了达到德政的目的，他强调以教育作为施政的手段，要宣传忠君孝亲、奉公守礼，这是教育最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表现。孔子主张在位者须以身作则，躬行礼仪，故曰:“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在上位者若能以身作则，以德化民， 则不必靠刑罚杀人之方法来求治。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不宜只用强制性的刑罚， 而应加强感化性的礼教。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6�1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6�1为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道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6�1颜渊》)用严刑峻法治国，是孔子坚决反对的。他主张以德、以礼去教化民众，这样，“则民耻于不善而又以至于善也”。这是孔子所崇尚的治国必治本的至善之道。孟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和“德治”的思想，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仁”是其整个思想的最核心的范畴，它既体现了人道的原则，同时又为理想人格规定了多重内涵。在“仁”这一总范畴之下，孟子将其展开为仁、义、礼、智等具体的范畴。就其内涵而言，仁、义、礼、智既是主体内在的品格，又表现为行为的规范，它们从不同侧面展开了同一道德理想：仁的基本要求是爱人，引伸为一种普遍的仁爱精神；义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上的自我意识；礼体现的是一种尊重伦理，注重规矩的价值取向；智反映的是理性的判断能力，它赋予主体一种自觉的品格。在这四重品格中，仁是最根本的，而义、礼、智是作为体现仁的精神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提出的。孟子将仁爱的精神推广开来，即所谓“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孟子�6�1尽心下》)，体现于社会政治生活，仁道便成了仁政。作为德治的具体形式，孟子将道德的力量(即仁的力量)张扬到极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6�1离娄上》)而且“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6�1尽心下》)。在这里，是否实行仁政是国家兴亡，天下得失的关键所在，在仁道的无敌神威面前，一切非道德的物质因素都显得微不足道。而要推行仁政，就一定要重视用仁爱精神来教化百姓，因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6�1尽心上》)。他最欣赏的以德服人的典型是“七十子之服孔子”(《孟子�6�1公孙丑上》)，其境界真正达到“中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观之，“仁”是孟子整个思想，更是贯穿于其教育始终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