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文章

一、著作1．《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 3月出版，1995年 8月重印；《读书》杂志1994年9期刊登何祚榕的长篇书评文章；《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2期刊登丁守和的长篇书评文章，此篇书评《新华文摘》1995年9期作为要文转载；《文史哲》1994年4期刊登孟祥才的书评文章；《历史学年鉴·1995》专门介绍、评价此书；《文汇读书周报》刊登本书出版消息。2．《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1998年6月重印,2000年第二版第三次重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2期刊登长篇书评；《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在正文中三处介绍评价此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载文认为此书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极为精湛”；中山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将此书列为论述20世纪学术史的五本必读书之一；《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在封二介绍此书；《学术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新书集锦”栏目介绍此书；《历史学年鉴·1997》专门介绍、评价此书；众多学者在他们的专著、论文中称引此书。3．《史学概论教学大纲》（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主要撰稿人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4．《〈隋书〉选译》（20万字）济南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5．《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万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6．《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2000年9月重印。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增订本；《全国新书目》杂志2000年10期在“特别推荐”栏目中推荐此书，并给予高度评价； 《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9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16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0月1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书摘》杂志2000年12期对此书作了长篇摘录；《作家文摘》杂志2001年1月19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汇报》2001年4月2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摘报》2001年4月6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两本关于顾颉刚的新书》，《书品》2001年第3期对此书作了评介；《好书告诉你》（罗志田），《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向读者推荐此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2期刊发长篇书评；《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长篇书评。7．《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32万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此篇书评又被人民网、学术批评网等各大学术网站转载；《中国学术》2003年3期发表专门评论文章。8.《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30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9．《史学引论》（主编，41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此书出版后立即被全国20多家大学历史系采用为史学理论课教材。10．《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5、《良史的命运》，三联书店，2013年 16.《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商务印书馆，2014 二、论文1. Jian Bozan’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China’Histor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June . Historiography Trends in New Perio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utumn ．《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2期；《新华文摘》1994年6期全文转载；《历史学》1994年6期转载；《历史学年鉴·1995》摘要评价；《文摘报》1994年4月10日摘要报道。5．《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3期。《中国现代史》1990年7期转载。6.《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1期（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专号）；《新华文摘》2004年8期主体转载；《历史研究》2004年4期发表《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的文章，回应此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期节要转载此文。7．《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年1期《人民日报》1988年2月22日摘要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摘要介绍；《解放军报》1988年3月18日摘要介绍；《文汇报》1988年3月6日摘要介绍；《文摘报》1988年2月11日摘要介绍；《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3期摘要介绍；《历史学》1988年3期转载；《文史哲》1988年 3期发表黎澍的回应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著）一书收录此文。《世纪回望》（20世纪重要论文选编，张岱年主编）一书收录此文。8.《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2期。《文摘报》1998年8月3日摘要介绍；《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10期摘要介绍；《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摘要介绍；《新华文摘》1988年10期作为要文转载；《历史学》1988年8期转载；《史学理论》1988年4期发表学者沈立邦的回应文章；《东岳论丛》1990年1期发表学者孟庆仁的回应文章；《中国改革备忘录》一书认为此文的基本论点“是1988年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9．《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文史哲》1997年6期；《新华文摘》1998年3期作为要文转载。10．《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北京大学学报·北大百年校庆纪念特刊》1998年2期。11.《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文史哲》1991年3期；《历史学》1991年9期转载。12．《历史研究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文史哲》1993年6期；《历史学》1994年3期转载。13．《关于建立“史学社会学”的初步设想》《文史哲》1995年3期；《新华文摘》1995年9期摘要刊载。14．《中国当代史学思想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文史哲》》1996年6期。15．《德才学识兼具的一代良史翦伯赞》《文史哲》1997年1期。16．《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文史哲》1986年6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17.《“历史”与“科学”》《文史哲》2000年3期；《新华文摘》2000年9期全文转载。18.《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文史哲》2002年2期。19.《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邓京力采访）《文史哲》2001年3期。20.《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4年4期。21.《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4年6期。22.《放逐“现实” 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新华文摘》2004年21期作为要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5期转载。23.《〈“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再检讨（笔谈）〉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新华文摘》2004年21期转载。24.《“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史学月刊》2003年1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1期转载；《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一书收录此文。25．《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近代史研究》1993年1期。26．《翦伯赞与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史学理论》1987年2期。《史学情报》l988年1期摘要介绍；《历史学》1987年5期转载。27．《史学，危机何在》《史学理论》1988年3期。28．《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历史学》1993年2期转载。29．《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部“掘井”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2期。30．《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史学新书评·1999年》一书收录此文；《1997——1999年史学评论状况评析》（《史学月刊》2001年2期）重点评析了此文。31．《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的应有选择》《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2期32.《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动向之一》《史学月刊》1999年1期。33．《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应向纵深发展》（合作）《回顾与展望》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34．《新时期十年史学思潮演变》（香港）《法言》1989年3期。35．《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读书》1995年5期。《流年岁影》（张中行著）一书充分肯定此文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收录此文；《重读大师》一书收录此文。何兆武在《读书》1995年10期著《若干回忆》回应此文。36．《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读书》1998年12期；美国《华夏文摘》（“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全文转载；《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一书收录此文。37．《斯大林地理环境观评析》《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3期转载。38．《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3期。《历史学》1999年11期转载。39．《征服与同化是既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东岳论丛》1989年1期；《文摘报》1989年2月25日摘要介绍；《历史学》1990年3期转载。40．《偶然性、可能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东岳论丛》1992年4期；《历史学》1992年11期转载。41．《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论略》《东岳论丛》1995年1期；《新华文摘》1995年5期摘要刊载；《历史学》1995年3期转载。42.《〈中国历史学反思专栏〉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43．《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反思》《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光明日报》1988年8月报道。44．《在反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入地研究胡适》《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45．《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合作）《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历史学》1989年3期转载。46．《〈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再认识专栏〉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3期。47．《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论述的理论意义》《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2期。48．《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合作）《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1期；《历史学》1992年3期转载。49．《史学的新世纪：走学科整合之路》《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1期。50．《论翦伯赞关于历史学社会作用的理论》《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5期；《历史学》1989年 12期转载。51．《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1期。52．《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总7期）。53.《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山东大学报》1999年1月6日。54．《从“五四”到“抗战”：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的重要变动》《齐鲁学刊》2000年3期。55．《“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4期。56.《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史学月刊》2001年3期；《中国近代史》2001年7期转载；《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一书收录此文。57.《历史是怎样被叙述的——论历史知识的人文主义属性》《我的人文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学者心目中的科学与人文（人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58．《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1期；《北京日报》理论版2002年6月3日转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月25日摘要推荐此文。59．《思想史上的“80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学术界》2002年1期。60．《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1期。61．《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合作）《东岳论丛》2002年2期；《新华文摘》2002年8期摘要刊载。62.《华岗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传统的形成》，《光明日报》2003年6月3日A3版。63.《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东岳论丛》2004年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2004年2期转载。64.《〈名家主持：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编者按》《东岳论丛》2004年1期65.《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2期；《科学技术哲学》2004年4期转载。66.《现代学术史上的唯物史观——论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11期。67.《中国智慧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是可能的——卫礼贤〈中国心灵〉及其〈中国经济心理〉读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期《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一书收录此文； 《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德文版，2003年，主编克劳斯·黑尔舍）收录此文。68.《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4期。69.《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读〈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6期。70.《一份正在崛起的学术期刊:评〈山东社会科学〉》《光明日报》2004年10月28日C1版。71、《学术著作是活历史》《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9日《青春中华首届中国青少年读书周特刊》。72、《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5年4期73、《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6期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录此文74、《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史学月刊》2005年7期75、《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6年2期76、《从“战士”到“学者”——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3期77、《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4期78、《选择一种更符合学术本性的论文注释体例》，《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6期79、《欧洲汉学与美国中国学对峙下的民国史学界》，《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 5期80、《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 1期81、《治学的功力与见识》,《文史知识》2007年6期82、《“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2期。83、《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6期84．《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85．《“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86．《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87．《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第13版88．《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文史哲》2011年第5期89.《“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第5版90．《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山东大学1950年代文科辉煌的由来》，《山东大学报》“110周年校庆特刊”2011年10月11日。91．《〈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釪》，《文汇报》2011年4月4日第7版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没有，因为他们的胃口是无法满足的，只要你落后他们就会欺负你，还会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

是的，当时英国为了逼迫清政府开通商口岸，就向中国倾销鸦片，因此导致鸦片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