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子论文文献综述

骨笛笛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九千年前的骨笛，在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七孔骨笛是世界上最早的管乐器[1]。竹笛的起源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竹笛之由来其说不一：伶伦说： 此说源于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乐部十八·笛：“《史记》曰：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查今本《史记》全书并无此文。关于伶伦，史书上尚有其制律、制箫、制管、制筒、制筒的记载。此皆不足以为伶伦制笛之据。查“伶伦制律”可见《汉书》。《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此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此记伶伦制律、制十二筒。又《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一·乐部十九·箫》：“《丹阳记》曰：江宁县南三十里有慈姥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王褒《洞箫赋》所称，即此也。其竹圆致，异于众处。自伶伦采竹嶰谷，其后惟此簳见珍，故历代掌给乐府，而俗呼曰鼓吹。”此皆述伶伦采竹制律事，而不及作笛。“伶伦制箫”可见南梁萧统《文选·卷三十五·七下·张景阳七命八首》：“营匠斲其朴，伶伦均其声。”下有注曰：“汉书曰：黄帝使伶伦取嶰谷之竹，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箫，以听凤皇之音，以比黄钟之宫。器举乐奏，促调高张。”《文选·卷十七·音乐上·王子渊洞箫赋》：“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注曰：“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 箫管竹。王褒赋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处也。其竹圆，异众处。自伶伦采竹嶰谷后，见此奇，故历代常给乐府，而呼鼓吹山。”《文选·卷十八·音乐下·马季长长笛赋》：“十二毕具，黄钟为主。”注曰：“吕氏春秋曰：黄帝命伶伦为律。伶伦制十二箫，听凤鸟之鸣，以别十二律，以比黄钟之宫。故黄钟宫，律之本也。”此述伶伦制十二箫，不及“笛”。“伶伦制管”可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五·乐部三·雅乐下·律吕》：“《吕氏春秋》曰：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锺之宫，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锺之宫，适合，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此为伶伦制管之说。查《吕氏春秋·卷五·仲夏记·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腧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为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故吕氏春秋所记实乃“筒”。《说文解字》曰：“筒，通箫也。”又解“箫”曰：“参差管乐，像凤之翼。”此亦非“笛”。又“伶伦制筒”可见东汉应劭《风俗通》曰：“昔皇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空）其窍厚均者，断两节而吹之，以为黄钟之管，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为六，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五声于是乎生，八音于是乎出。”《晋书·律志上》引传亦作“筒”。《吕览》作“筒”，高注云：“六律六吕各有管，故曰十二筒。”上引《汉书》所载亦为“筒”。《说文解字》曰：“筒，断竹也。”故此“筒”亦不能断为“笛”。丘仲说： 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乐部十八·笛》：“《风俗通》曰：笛，汉武帝时工人丘仲所造也。本出羌中。笛，涤也，所以涤邪秽，纳之雅正也。长尺四寸，七孔。”《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乐部十八·笛》：“《乐书》曰：笛者，涤也，丘仲所作。可以涤荡邪气，出扬正声。是故列和善吹，裁十二之音应律。荀勖枢问，依三尺二调成均，剪云梦之霜筠，法龙吟之异韵。三孔为龠，文舞执之，邠人吹也。五孔为笛，祴里衩，周师掌之。六孔为笛，羌人吹之。七孔下调，汉部用也。今之七星，古之长笛。一定为调，合锺磬之均，各有短长，应律吕之度，雅乐部内咸用之。”在中国古代的发展最初笛子的名称叫涤；到唐代出现了尺八以其长度一尺八寸得名，后来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古典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尺八也是流传于闽南的南音音乐主要乐器。一开始，笛子的按孔是均匀排列的。后来为了能够较为准确的半音，而将右边二孔的距离增大，左边二孔和中间二孔的距离减小。为了能够和乐队向协调，避免因气温变化而引起的音高变化，出现了可以调节管长的笛子（类似于西洋的木管乐器的调音方式），最多可调节1/4个音高。但由于改变音高的同时会改变音色，大多数独奏家不使用这种笛子。笛子一开始是没有膜的。为了使音色明亮，后来用笛竹的薄膜粘贴在孔上。由于这种笛膜容易破碎，有人也使用肠衣膜。这种笛膜虽然耐用，但音色不如前者清脆。结合两者长处的新笛膜采自芦苇，为现在广大的演奏家所使用。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的发展到了近代，为了适应新的演奏需要，笛子的音域越来越宽广。从六孔笛，发展出了七孔、八孔至十孔笛。按孔方式也趋同于木管乐器的演奏技法。另外，新类型的笛子不断涌现：由于管长的增长，出现了弯管笛；“拉笛”，可以模仿弦乐器的音色；还出现了“口笛”，擅长模仿鸟类的叫声。[编辑] 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发展[编辑] 在中国大陆的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笛子独奏曲的创作得到较快的发展。其推动力之一是大量民族音乐会的举办。学者刘长江认为，由于当时独奏曲目的数量未能应付频繁的演出，而作曲家们对这种获得新发展的乐器的性能及特质尚未了解透彻，故此创作这个责任便落于演奏家的身上（Lau 1991：74）。事实上，由演奏者创作乐曲实乃中国民族音乐多年的传统，其中如古琴的演奏本身便带有乐曲创作的性质。1950年代的创作者在创作动机上，主要基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多于个人荣誉的考虑。刘长江认为，即使这些兼任“作曲家”的演奏家在能力和条件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困难，但他们也尽力满足国家及无产阶级的需要（Lau 1991：74）。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共产主义国家艺术发展的例子。演奏家们多以已有的民间音乐及戏曲音乐作为素材，辅以放慢加花、变奏等创作手法来作曲。由于来自民间的演奏家始终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作曲训练，故此在创作上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使作品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局限（梁2004：74）。此情况直至1980年代前一直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后期的创作者虽然在作曲的技法上有所提升，但是他们的创作动机大多是表现自己在音乐上的能力，如个人的技术和风格等，故其作品往往显得过于单调及缺乏创造力（Lau 1991：75）。另外，“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亦大大影响了乐曲的创作，加上大多接受过正统作曲训练的作曲家在“文革”前并不热衷于为笛子创作乐曲 ，故此笛子独奏曲在1980年代以前，虽然在数量上有所提升，但创作质量仍然参差不齐。此情况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随着中国大陆各音乐学院陆续恢复招生，较多专业的作曲家愿意为笛子创作新曲，加上演奏家们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后创作水平提升，才有所改善。1950年代，中国青年演奏家们参加了多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此项活动其中一个部份是音乐比赛，中国演奏家们除了以中国本土的乐曲参赛外，亦会改编苏联及东欧等地区各“友好国家”的民间乐曲。中国的器乐独奏曾多次在这个比赛中获奖。罗马尼亚的民间乐曲《霍拉舞曲》被笛子演奏家刘森于1950年代改编为笛子独奏曲。而同样移植为笛子独奏曲的还有以匈牙利音乐风格创作的《流浪者之歌》、俄罗斯作曲家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所创作的《野蜂飞舞》及运用了捷克民间舞蹈为创作元素的《单簧管波尔卡》。这些移植乐曲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具有颇高的演奏难度。演奏家们希望能籍著演奏这些改编乐曲表现出个人高超的技术水平。改编西方乐曲拓宽了笛子演奏曲目的范围，同时这种跨文化的乐曲移植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演奏传统及其文化均带来了新的影响。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作曲家和演奏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笛子曲。这一时期的作曲者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及自由，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文革”期间，很多笛子演奏家受到迫害，像陆春龄、赵松庭等在“文革”前已成名的笛子演奏家，不但被迫下乡改造，更被扣上不同的政治帽子。文革中，全国一度只容许“样板戏”的演出，故笛子艺术的正常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此时期笛子作品的标题和主题均极富该时代的政治色彩。由于笛子演奏家演奏及创作的自由多被干涉，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并没有太多杰出作品面世，而在创作技巧上亦没有突破性发展。“文革”后期较为著名的作品有魏显忠创作的《扬鞭催马运粮忙》。1980年代，在音乐创作方面，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逐渐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作曲家在创作上甚至享有比“文革”前更大的自由和空间。在这个创作条件下，很多作曲家均积极创作新的作品。另外，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后，从前被禁止的音乐亦逐渐在中国传播。这为文化大革命后音乐学院新招收的作曲系学生提供了新的灵感。他们逐渐在创作中加入现代音乐的元素。由于现代音乐非常注重声响效果，民族乐器独特的声响吸引了这批“新潮”作曲家的兴趣，一些“新潮”的乐曲因此应运而生。较为成功的作品有谭盾的《竹迹》、杨青的《醉笛》、莫凡的《绿洲》等等。无可否认，当代受过专业训练的作曲家不但大大分担了演奏家负责创作的责任，并且把他们所学到新的作曲元素注入笛子乐曲的创作中，为笛子独奏曲的创作带来新景像。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作曲家所创作的笛子曲不论在音色、节奏及技巧上均与此前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强弱的符号清楚交代了作曲家对演奏者在演奏时的力度变化，亦增强了笛子在音色上的变化。另外，复杂的节奏组合、多调性、大量半音的运用在此前亦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伴奏方面，这批作曲家亦由过去以大型民族乐团伴奏改为以室内乐伴奏为主，这种伴奏形式的转变为笛子独奏曲加入了新的元素，大大增加了伴奏创作上的空间。在东亚其他地区的发展种类 笛膜传统有笛膜的笛子，一般可按其长度及音域分成小笛、梆笛、曲笛、大笛，此外尚有不贴笛膜的新笛（十一孔笛），以及最小、音最高的口笛等。梆笛（短膜笛）主要流传于北方，用于戏曲梆子腔音乐的伴奏及北方民间器乐合奏，相比于曲笛，其管身略短，管径略小；音调高亢明亮，节奏活泼跳动，演奏上以用舌的技巧为特长。常用的有F调梆笛和G调梆笛。小梆笛（小笛）比梆笛更短更高音。通常大约是C至D调。曲笛（长膜笛），又名中笛、市笛、扎线笛、班笛、苏笛，主要流传于南方，用于昆曲伴奏及南方民间器乐合奏（如江南丝竹），故又称昆笛。音调浑厚圆润，柔美流畅，演奏上以用气的技巧为特长。常用的有C调曲笛、D调曲笛与中音笛（E调笛）。大笛亦称为低音笛，有笛膜，但比曲笛长和低音。（调性为Bb至F）。新笛（横箫，十一孔笛）是没有膜孔的笛，是近代民族乐团的产物，在乐队中起著协调的作用。笛子作为一种主要的独奏与合奏乐器在不断发展，因此各种调性的笛子也随之出现。下面是按照调性分类（从最低音孔开始的第三孔音高定为该笛子的调性）：小笛：小D笛，小C笛，小Bb笛 梆笛：A笛，G笛，F笛 中音笛：E笛 曲笛：D笛，C笛 大笛：大Bb笛，大A笛，大G笛，大F笛 倍低音笛：倍大E笛，倍大D笛，倍大C笛 巨笛 技法主条目：北派笛子和南派笛子 笛子演奏者，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上的街头广东民乐队成员近代笛子分南北二派：北派多用吐音、滑音、剁音、花舌等技巧，较活泼花俏。南派则常用颤音、叠音、赠音、打音等技巧，相较之下婉约抒情许多。此外，经过几十年来大量演奏家的不断实践，创造出了诸如循环换气、循环吐气、循环双吐、揉音法、包吹法、吼音、打孔音、飞指、大七度揉音、口哨音等一系列特殊的技法。参考:

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拿起笛子准备吹长音练习。“噗——”一阵难听的声音跑了出来。我一看，原来是笛膜破了。正当我要重新贴一张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笛子要贴笛膜？笛膜在笛子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笛膜破了声音就不好听了？我决定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我到网上一查发现，原来笛子的声音清脆、嘹亮、优美、动听，主要是因为有笛膜的关系。当笛子内的空气受到振动而发音时，笛膜也因空气的振动而产生共鸣。正是由于笛膜的共鸣作用，才使声音变得更加清脆、洪亮。这下我明白了，笛子音色好坏，笛膜起到了关键作用。难怪笛膜破了，声音就很难听了，原来是破坏了共鸣啊！这个问题是解决了，可其他材料能做笛膜吗？如果能做，声音又会是怎样的呢？笛膜该怎么贴才能让笛子音色最好呢？我找来了透明胶带、塑料薄膜、宣纸和蛋壳膜，它们和笛膜一样，都又轻又薄。我把它们一一贴在膜孔上代替笛膜进行吹奏，并将结果记录下来。我发现透明胶带发出的声音平淡、沙哑，无穿透力；塑料薄膜虽然能发出高而尖锐的声音，但无感染力；宣纸则只能发出沙哑的声音且有杂音，吹奏很费力；蛋壳膜只能吹奏出浑浊的声音。最后，我又贴上了笛膜吹奏，并进行比较，发现还是笛膜最好。笛声响亮，清脆悦耳，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吹奏时也不费力。这又是为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请教了老师。老师告诉我，我用的笛膜是芦苇膜，是黏附在芦苇秆中的一层薄膜，较嫩的芦苇膜质薄、光亮有透明感，并有一定的伸缩力，贴上后发音明亮、结实。原来如此啊！老师还对我说：“要吹好笛子首先就要贴好笛膜。贴笛膜要注意调整笛膜的松紧度，过紧音色发木、不亮；过松音色发哑、发沙，高音吹不上去，所以要在胶质未干之前边试吹边调整。如果发现笛膜已经过紧，可以在膜孔边稍微沾水，然后用食指指肚轻轻按压笛膜来逐步调整。”怪不得我以前笛膜老是贴不好，是没有注意笛膜的松紧度啊！于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又认真地贴了一次笛膜：先小心翼翼地将笛膜剪成比膜孔稍大的方形小块，用阿胶蘸点水，在膜孔四周涂擦，等产生胶质之后再轻轻贴在笛子上。哇，松紧适宜，拿起来一吹，声音美妙极了！我终于学会正确地贴笛膜了，看起来贴笛膜还真是个技术活啊！今天，我不但知道了很多有用的知识，更开心的是寻找答案的过程，让我感受到了探究的乐趣，也让我明白了学习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春到湘江是宁保生老师作曲。乐曲表现了湘江两岸生机勃发的春色美景和湘江两岸人民建设家园的火热干劲及对家乡明天激情满怀的美好憧憬。乐曲共分引子、如歌地行板、欢腾的快板、尾声等几部分。乐曲抒发了作者对湘江从心底发出的赞美之情，犹如江水的波涛，时而激扬高歌，时而吟唱低回，与船行江中，摇橹划桨的节奏互相映衬，相得益彰，生动地刻画出一幅湘江两岸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和歌声荡漾的幸福场景。

以《乱世佳人》和Ⅸ红褛梦))的剧中音乐为切入点，从声、调、器等方面i展秀了中西艺术音乐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中西艺术音乐的差另I}根本源萱_备自的文化侉系的；|!：：同。l关键词】影视音乐声调器自然人工灾化引曹本课题所论及的影视艺术音乐是指中西著名的、业已成经典的、具有艺术性的影视剧作品剧情音乐：所说的中西洲艺术音乐也是指业已成为经典的、能够体现民族特色的、区域特征的、具有艺术性的经典音乐。电影音乐是随着现代电影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音乐体裁．是电影艺术综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音乐在突出影片的抒情性、戏剧性、烘托剧情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音乐已是优秀影视剧的的点睛之笔、点金之手：是影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优秀的、经典的影视剧音乐常常使人难以忘怀。这些音乐往往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富于民族性和地域特色的。如电影《乱世佳人》、电视剧《红楼梦：》(以下乖躐乱》《红》)为代表的影视音乐。这些音乐也往往与自己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认知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欣赏这样的作品往往使人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就拿着以上两部风格绝然不同的中经西典影视音乐来比较的话，我们发现以《乱》为代表的西方的影视艺术音乐的创作，一般是建立在欧洲古典音乐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乐队的编制、配器、音响、调性色彩的运用，几乎都是以西方交响音乐的骨架为母本进行剧情创作的。币蘸红》的音乐的民族音乐是建立在民族管弦乐基础之上的．它所依据的是民族的乐器、民族的调性色彩、民族的配器、编制。如在《ILl,为代表的西方影视音乐中，我们时而感到背景音乐的气势磅礴整体划一．时而感到弦乐的丝丝蝉鸣、优美华丽，时而感到木管的和煦如春、娓娓道来：又时而感觉到铜管的惊涛骇浪、乌云压顶。同样的审美体验，我们也可在电视居0《红》中找到。但是，这种感觉体验的产生是明显不同于以上的、而由另一种声音色材料所引发的。拿弦乐来说，《红》中我们听到的是胡琴近乎人声的吟唱、倾诉、叙说：而在《乱》中的弦乐几乎听不到这种近人声的吟唱诉说，更多感受到的是整体弦乐近乎人造的、中庸的“器声”的表现。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在音乐本体的调性、乐器的材料、记谱法等诸多方面找到差异。因此。本课题就以《tL)、《红》为切入点，在音乐本体及外延的一些方面做一些比较研究。本体涉及的主要是一些形而下的、具体的、技术层次的本体形态。外延主要涉及形而上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哲学认知等对音乐的本体有着具体影响的抽象形态。声这里所指的“声”是指中欧音乐的音色特征。也就是乐音的音质特征。我国的学者认为中国乐器的音色与欧洲乐器的一个明显不同，是欧洲的乐器在音质上远离人声，而中国乐器则接近人声【1]。所谓“器声”也就说。这种声音在自然界并未有。而是人为制造的结果。所谓近“人声”．就是指乐器发出的声响接近自然人的声音。欧洲乐器在很早就完成了自身的标准化和统一工作，很早就将音乐处理成具有相当抽象性的形式体系，这就决定了欧洲乐器在发声一个突出的倾向：是音质尽量远离“人声”，而接近“器声”。而欧洲古典艺术音乐所使用得乐器，也均是人为制造的器物。而接近“器声”的结果可以使各种材料乐器、各种声部的乐器，在音色上获得一种“共和”、“共通”、“协调、统一”的效果。这种共性的音色可以使得许多不同声部不同材料的乐器。在演奏时获得一种整体的有机、有效融合的效果．从而大大提高乐队的整体表现力。我们在《乱世佳人》、《叶赛尼亚》等欧洲经典音乐中所听到的就是这种接近“器声”的演奏。这种音色“共和”、“共通”、“协调、统一”，或者说是“中庸”，其特色不明显，个性不突出，强调的是整体的有机融合。这种音色即使在单独使用某一组如铜管或弦乐时，也是在不危害整体音色协调统一的条件下实施的。中国音乐的音色，从先秦时期礼崩乐坏时期就进入一个以民间音乐为美，以人声为美的审美价值取向中。没有将自身从人的嗓音中超越出来，抽象成单纯的形式体系，进入一般的“器声”．而是始终停留在处于自然自发的“人声”的层面．始终以接近人声为自己最高的智趣。从另一层面来说。中国乐器之所以近“人声”，除了以上所说的礼崩乐坏有直接的关系外，还与自己几千年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人日：“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2】o《尚书大传粉i云：“古者帝王升歌《青庙》，大琴练弦达越，大瑟朱弦达越。以韦为鼓。不以竽瑟之声乱人声”[3]。这说明在先秦时期。人声的歌唱就其地位来说是高于其他乐器的。在汉代风靡一时的相和歌就有着“千人唱万人和”的记载。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说：“歌者，n。习l生王I竖士l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诸乐之上”[4]。陈B粼乐书》日：“以无所因为上．已有所待为下。”人声，即“无所因”者，故贵之：匏竹，则“有所待”者，故贱之”[5】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的歌唱一直有着高于器乐的地位，而且对于器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时至现代。中国乐器的发展也是按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审美观念进行的。近“人声”成了所有乐器价值审美的标准。纵观中国的“丝”乐器的琴、瑟、琵琶、二胡等乐器的音色几乎都是有着近“人声”的特点。在各地的不同剧种和说唱曲艺伴奏当中，这些乐器在今天还可以模仿出各种人声和动物的叫声。在《红涮中，我们听弦乐的胡琴演奏，就好似人声在诉说一般，充满了人世间的苦辣酸甜：听古筝的音色好似在表现柔弱女子的铮铮风骨’《红涮中音乐很好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中西追求“器声”“人声”的不同，与各自的文化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与客观自然世界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认知与被认知。由此产生了认识自然世界征服世界规律的知识体系。西方的乐器制造也同时深受这一传统观念体系的影响。就小提琴来说。其音色抽象概括。不受地域、国别、时代等艺术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皆可发挥其表现力。其音色几乎可以胜任与其声部相适应的任何角色。和小提琴一样。其他的西方乐器也同样具有同效。／与西方乐器不同的中国乐器，则讲究个性的张扬、色彩的独立、表现力的独到。由于在现实生活中，长期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使得中国古人在反映主观内心精神为主的艺术方面，表现的更为洒脱、自由、独到、脱俗。与此息息相关的音乐音色也受其影响．极具个性色彩。与现实整体化一。伦理井然的封建秩序大相径庭．个性色彩极为突出、张扬、洒脱、自由。就拿《乱》《红》剧中的乐队演奏效果来说，《乱》的乐队演奏几乎是严格规整。整划一，逻辑性极强。其重在突出整体。而《红》的剧中音乐重在突出角色个性，所以在配器时不同色彩的乐器融合性较差，乐队编制多以小型为主．尤其在突出一些个性十足的丫环仆人等角色时．配器就更加独特。把民族器乐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二者的差异皆可追溯到各自的文化、哲学、价值体系的差异。调这里所说的调就是指中欧的调式体系。也就是乐音的组织方式。乐音的组织方式所形成调性调式的不同，也是造成中欧艺术音乐根本区别的原因之一。西方音乐体系的调式结构的基础是四音列。有三种不同的四音列克组成十二个调式，这些调式称为“中古调式”或“教会调式”。在文艺复兴时期在专业创作中和民间调式结合产生演变为自然大调：爱澳利亚调式、弗利吉亚调式和多利亚调式也逐渐合为一组，演变为自然小调。后来进一步演变，又逐步形成了和声大小调，旋律大小调。其无论是大调还是小调均是七声调式。其后又发展为十二平均律体系。万方数据与西方调式体系不同的是，中国音乐调式的构成是五声性。由五声音阶构成的各调式统称“五声调式”。根据“宫、商、角、徵、羽”．ttl：；N位置的不同．便有五声宫调式、商调式、角调式、徵调式、羽调式等物种五声调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声”是古人的称法，属于古代阴阳五行的哲学范畴。在中国乐理中．“五声音阶”的地位十分重要。它是传统音乐各种音阶的基础o《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日：“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6】。古人将超过五声的音阶如七声音阶种基本的“五声”称为“五正声”。在中国，也有各种七声音阶。是由七个“声”构成的音阶。这些七声音阶只是不占主要的杨b作用。起“奉五声”的辅助作用。比较而言。中国的五声体系与西方的七声体系有一定的区别。五声音阶较为简洁、质朴、单纯、调性突出、个性鲜明、区域风格独特o《红涮中．主旋律的四度、五度大跳是经常性的。这并没有破坏剧情．反而使剧情更为紧凑简洁。西方七声体系相对来说较为复杂、精致、细腻。音乐的语言共通、共有，区域风格较为接近，相同的乐思的表现手法接近。在《乱捌中。整体弦乐组对斯佳丽内心的刻画细腻、精致、有度，而在西方其他的经典影视音乐中如(叶赛尼亚：}也有类似的手法。中国的五声音阶体系与西方的七声体系相比。并没有孰先进孰落后之分，就象《乱涮和《红涮一样都是优秀的经典的作品。差别的之处在于风格的不同，风格的不同源自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艺术一直走的是从繁就简的道路。先秦时期的编钟编磬也是复杂化、标准化、统一化。用的调式也有七声性．到后来．越来越简单。受此影响．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影视音乐的创作．几乎都采用的是五声性的调式。西洋则是一个由筒到繁的过程。从早期教堂简单的圣咏到后来复杂的交响乐，欧洲的艺术音乐的发展与其科技文化的发展极其相似．影视音乐的创作同样不例外。中国艺术的发展和精神一直受中国文化精神的深深浸润，中国在文化方面一直是以儒家精神为主，佛道是其有益的补充。这必然造就了出世与入世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一则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一则内心深处的恣情无序．纵情山水、率性使真、体验生命的欢乐、享受生活的惬意!反映在艺术领域则多是后者。因此．中国艺术文化属于内省式的，艺术讲究重生命、享受生活、讲就诗意、重顿悟、返璞归真!因此。溅红涮听音乐，在中国式园林、五声调性的音乐、传统诗词歌赋等中国文化符号的烘托下。我们就好像进入富于诗意的、山水般的中国文化大观园．是那样的空灵、玄妙．不仔细品、咂摸、推敲．是参悟不了其中的内涵和韵味的!而在该剧的外围又隐隐笼罩着一层摸得着打不破的封建伦理纲常。西方文化则属于海洋性文化。征服海洋需要合作，需要同舟共济，需要创新。因此，其思想活跃、外向协作能力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他们可以得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可以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可以推演出复杂的逻辑系统，计算出微乎其微的差距，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与此相适应的艺术也有着复杂的体系。浑厚的织体．高度概括抽象的语言等等。可以说，欧洲文化充满了理性之美、进取之美，一方面是与自然的搏斗进取，一方面是艺术的高度规范性。我们从《乱》剧的剧情和音乐中可以个明显地感到这种文化力量。如家道败落后的斯佳丽一方面显示出与世抗争的不屈精神，而另一方面背景音乐却是整体划一地、如暗潮涌动般在烘托这种气氛．鼓励这种拼搏精神。因此．调式的不同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文化的不同!曩这里所说的“器”是指中西乐器的风格和制作材料的不同。前面讲了，中西乐器在音响上的区别是进“人声”和“近器声”。这也造就了中西乐器音响上的天壤之别。中国乐器一直以人声的富于歌唱作为自己的审美标准。人声的千差万别个性突出。受此影响中国乐器的音色也是千差万别。总的有一个特点是个性十足、色彩鲜明，无论是古琴、琵琶．还是笛子、唢呐等，几乎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曲目和演奏技法。而西洋乐器由于受标准化、统一化的影响，追求和同、融合．所以其各种声部的乐器在音色上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和标准。这也形成了西方乐器与中国乐器比较个性不突虬色彩不鲜明，整体融合性较强的特点。在乐器的虚用上。中国乐器的集体合作演奏的能力较差，乐器的合奏一般以小型为主．大型的合奏非常少。在作品的织体方面，中国乐曲的乐思以单线的横向思维为主。有时也有纵向的交叉但不多。这与中国独特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中国的审美文化是以时间性展开的。从先秦的文字、建筑到后来的诗赋书法字画等均是以时间性、线条性展开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其真实的写照。受此影响。中国乐器也好乐曲也好．均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倾向。一只结构简单、材料质朴的小喇叭(唢呐)可以演绎出一场动物狂欢会《百鸟朝凤》)．一把两根弦索的胡琴可以演绎出一场场旷世奇观的悲欢离合：一把五弦的琵琶可以演绎出一场千古战争：一张古朴的七弦琴又可导引出～段段千古佳话!《红嬷9音乐如同剧情一样。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大观园中进行的，线性的旋律、不断变化的动机．既有诗词歌赋的韵味．又有书法线条的道劲、明快，同时又有乌云压顶的不安，总之给人以无穷尽的感觉。其乐队以小型化为主，乐器以张扬个性为其主要特色。如以古筝表现宝黛的不屈。以二胡、笛、箫等来刻画人物的咖厶：而象征封建势力的音响则非常简单就用一个大铜锣。因此．在《红》乐器不多，乐队不大，以小取胜。这丝毫没有影响其对剧情、人物、关系的刻画、描写和烘托渲染。西洋乐器的整合能力非常强，常常善于大规模的组合演奏，而且题材、体裁多样丰富．音响的交响性特强，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在音乐织体的组织应用方面，乐思是以空间性展开的，讲究n司l生丑生士l织体的浑厚、立体、交叉、虚实等等。这种交响性融合性必然要求乐器要以付出个性追求共性为代价。个性多色彩强必然会损害整体的融合性。此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化艺术精神的特点。大致说来，西方艺术精神是以空间性的展开为主，从油画的透视、明暗、色块的写实应用．到西方建筑的高耸等等皆源于此。因此，在《乱》中我们聆听到的剧情音乐大多为整体乐队演奏．即使是局部刻画内心的弦乐。也是以弦乐组为核，厶演奏的，单独的小提、大提刻画内心的并不多。总的说来，《乱》的音乐以整体取胜，但是这并不影响对剧中人物、形象、关系的将厶刻画、烘托和渲染。在制作材料方面，中西的区别较大，各有不同的倾向。西方注重人工化、标准化统一化的材料，如提琴家族的木质选料．管乐家族的金属选料等等都是经过人工细细遴选。在制作上，更讲究不同声部乐器的严格标准尺寸。中国乐器的制作材料比较自然化、特性化。如埙就是利用泥土烧制的。笛子就是将竹子掏洞定音即可吹奏．二胡、琵琶等乐器的制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天然材料的使用意味着对材料属性的尊重和保护，自然材料的多样性又赋予乐器更多的个性色彩。在制作尺寸上。中国乐器的制作没有严格的标准，同一调的笛子用不同地域的竹子差异很大，音色因材料的地域不同而不尽一样在演奏发声方面。中国乐器是尽量发挥材料的自然属性，因而使得音色独特。西方乐器则尽量减少材料在发生中的作用，进而达到音色的统一一致。以上的差别．还是根源于不同的文化艺术精神。西方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西方人一直以驾驭、改变、征服自然为荣。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对立的、疏远的、冷漠的。西方的艺术到18、19世纪才出现自然的作品。中国与自然的关系则不同于西方。中国并不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征服对象。中国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亲近的、相互尊重的、和谐的，把自己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天人合一”“神人以和”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材料、发声的自然化个性化就不难理解了。总之，中西艺术音乐的区别很大。还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方面作一些比较的研究。笔者只是仅仅以中西两部不同的影视音乐作为切入点．选其中有代表的一些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式的比较。不妥之处望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