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研究论文

需要原创还是。。随便的那种？选修课吗？

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在他任职期间同时时常以作书养鹅为乐。晚年辞官隐退，卒年59岁，葬于嵊州市金庭镇瀑布山。羲之生七子，均有书名。幼子献之得羲之真传，书法不下乃翁，世称“小王”。他是东晋最杰出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他七岁开始学书，先后拜师于出身书法世家的卫夫人和叔父王。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骞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十二岁，因常听老师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使他对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并决心以张芝的「临池」故事来激励自己。王羲之性格耿直，富于创造，以后又博览了秦汉篆隶大师淳古朴茂的精品，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 作品流传情况：王羲之非常珍爱《兰亭序》，其后裔也是视作珍宝代代相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交弟子辩才保存，王羲之死后的二百七十年间《兰亭序》珍藏在民间，唐太宗李世民心摹手追王羲之书法酷爱王羲之书法，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欣赏王羲之的真迹。用各种方法手段派御史萧翼从辩才处赚得。得到《兰亭序》真迹以后，唐太宗便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命汤普澈、冯承素、赵模、诸葛贞各钩摹数本，分赐近臣。流传至今的冯承素摹本被专家认为最接近王羲之真迹。他说“置之座侧，朝夕观览”，“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唐太宗死后把真迹带进昭陵作为陪葬品。武后时，韫桓掘发，真迹又复出，收入玄宗内府，且刻石置于学士院，称为「定武兰序」，经历宋、金而亡。但此本和今天流传下来的墨本各不相同，很难确定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兰亭序》的真迹，只能看到下真迹一等的唐摹本。此后，历代《兰亭序》临摹本层出不穷。元朝，赵孟俯、俞和均临摹过《兰亭序》，赵孟俯传世临本就有多种。而明朝，董其昌、傅山、王铎等都以临《兰亭序》为乐事。传世本种类很多，有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的《定武兰亭》。传为褚遂良第十九次临摹本的《洛阳宫本兰亭序》，此本为唐太宗赐给高士廉者。褚遂良所临又传有《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因帖前后印有唐中宗李显年号“神龙”各半之印，故又称为“神龙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此外还有“薛稷本”、“赐潘贵妃本”、“颍上本”、“落水本”，等等。乾隆皇帝收集了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柳公权及明代董其昌等人临摹或书写的《兰亭》本子八卷（世称“兰亭八柱帖”），作为宫中珍品。后世学者不断翻刻、临摹，派生出几百种不同版本的《兰亭序》，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这种现象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这是《兰亭序》自身魅力所造成的，也与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分不开的。 作品分析章法结构用笔：《兰亭序》文章不仅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而且书法遒劲飘逸，打破成规，自辟蹊径，不落窠臼。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隽妙雅逸，绘景抒情，令人耳目一新。故古今以为师法”，誉之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成为书法家们心摹手追的经典范本，与汉、西晋的其它书法作品相比，《兰亭序》书风的最明显特征即是它的用笔细腻和结构多变，大王以前的墨迹如陆机《平复帖》，吴皇象《急就章》古拙可爱，平和淡怡，颇见内敛之功，但无清雅之巧。存世汉简中倒不乏笔画跌宕纵肆、变化丰富的作品，但在结构上又相对飘散而乏丽趣。王羲之的功劳即在于他把自然的书风引向一个较为精练但又注重技巧华美特征的格局，从而确立了书法艺术强调对审美的主动把握这一时代的基调。在他以前，人们对此是不够重视的。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论文

摘要：千百年来，王羲之的书体作为中国书法的主流立足于书坛，历代文人、书家无不奉之为圭臬，赞其法书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关键词：王羲之 书法 艺术成就

魏晋时期，战争和分裂频仍，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化之中。儒学的削弱，佛教的输入，玄学的兴起，促进了学术、文艺的繁荣，书法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王羲之就是在这个时期高高升起的一颗巨星。

千百年来，王羲之的书体作为中国书法的主流立足于书坛，历代文人、书家无不奉之为圭臬，赞其法书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在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少有艺术家能够像王羲之那样，在跨越了如此巨大的时空之后，仍然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不断地给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复加新的意义，使东方艺术之魂――中国书法艺术永葆青春的光辉。

变古制今

王羲之，大约从五六岁学文习字，到五十九岁去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书法艺术的实践和研究。青少年时期师从名家，临池不辍;成年后博采众长，变古制今，自成一家，终至‘化境’。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在其当世已有定评。其壮年时期的作品，已被当时与他齐名的庾翼赞为‘焕若神明， 顿还旧观’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其书法是‘古今莫二’。这里说到的‘草’，是章草和今草;‘隶’是真书，或叫正书、楷书。综合历代书评，王羲之的书体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极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

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和达官显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楷书体或称正书体、真书体，是在隶书体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在汉简中，已见雏形。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只在民间流行。到了东汉末、三国、西晋，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炼，形成了不同于隶书的体势，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趋时的书体。

王羲之的楷书‘俱变古形’，对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王羲之的楷书，在楷书方面的‘俱变古形’，应该是相对于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

钟繇的楷书还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隶书中那种着意翻挑、飞扬的笔势，在他的楷书里十分明显。但是，这种翻挑与飞扬的笔势，在王羲之的楷书里不见了，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

作为初具规模的楷书，钟繇楷书的笔画形态，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规范不全，结合松散，竖短横长，状似扁隶，有横张之势。这类态势，在王羲之楷书中已大为改观。王书将纵向笔画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笔内敛，其他点画对称呼应，所以有纵展之势。

王羲之的用笔，一改钟书的隶笔起止，在起笔处有挫衄的按笔动作，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而是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紧，势如列阵。经过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在王羲之手里，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鼎革，王羲之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而这个变化的最后完成，是在法度森严的唐朝。

与楷书一样，两汉时期，行书已在民间流行。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书。

这种早期的行书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它简洁，开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的风神。

由于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点画的态势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捺脚，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长点状的反捺。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遒媚的风格。

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旧体的章草，而是新兴的今草。后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增损古法、裁成一体、变古制今的今草。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张芝章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与张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转灵动，点画放纵，笔势流畅遒逸。

虽然王羲之笔势的连属飞移多体现在一字之内，但其所呈现的，是神采上的贯通，而非形式上的.连属，即是唐太宗所谓的‘状若断而还连’。这样，章草书体字字独立的形态与今草书体流畅纵逸的笔势，这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书中得到了融汇贯通，别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书，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以方折为主，斩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唐孙过庭《书谱》)。点画的‘形’与‘势’，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长或短，或方或圆，近乎绝技，自然天成。

王羲之建树的不只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而是一个书法艺术的体系。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立，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各样的书家――古典的、现代的，唯美的、伦理的，现实的、浪漫的，阳刚的、阴柔的……都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范，从中汲取他们各自需要的营养。

王羲之的这个体系，又像一把审美的无形尺子，衡量着中国历代书法的优劣。明代评论家项穆说：‘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

东晋，东晋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代，八王之乱和北方政权（刘渊）的兴起，使朝廷摇摇欲坠。司马睿小皇帝也只能听朝廷重臣的。当时的刘渊从北方打来。王旷（王羲之的父亲）建议司马睿南迁暂时避祸，并将兵力充足后北伐。于是司马睿就迁到了江南，过了一段时间，王旷率兵北伐，却全军覆没，连自已也不知下落。然后王导和王敦（王羲之的伯父）扶司马睿皇帝登基。可到了晚年，王导昏聩，而王敦竟起兵造反，琅琊王氏开始衰弱。 和王旷一起过江时，王羲之才只有五岁。之后他父亲失踪，两个伯父，一个昏聩，一个造反。可以想到王羲之的童年和少年几乎是熬过来的。据说王敦造反后杀了为他一生有很大帮助的周顗（yi），一个自己的伯父连周顗都杀，王羲之的生命也是岌岌可危。 王羲之在他母弟的照顾下长大后，便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他首先当了一个秘书郎（大宁三年/325年），然后他又担任了一些军官：护军将军、右军将军。 在军官时 一次王羲之和谢安一起登上了治城，谢安悠闲自在地沉湎于遐想中，似有超凡脱俗的志趣。王羲之说：“夏禹为国事操劳，手脚都长满了茧子；周文王整天忙于政事，到晚上才吃饭，没有一点空闲时间。现在战事不断，每个人都应该为国效力，如果空谈荒废了政务，浮华的文风妨碍了国事，恐怕与当前国是不适应吧。”谢安答道：“秦用商鞅实行严刑峻法，不又两代就灭亡了，难道是清淡造成的原因吗？” （上段引用自《世说新语》） 很明显，王羲之不认为玄学清谈是什么好东西。他还发布了《临护军教》。“公役均平”也是他提出的，可见王羲之还挺有自由平等观的，在他当会稽内史时，连年大旱，他竟不等朝廷下令，就开仓赈灾，救民于危难。 这时朝廷开始闹事了，收复北土的呼声越来越响，朝廷也变得不安分起来。大臣互相争权，朝廷分为两派。殷浩是一派的代表，说要收复北土。桓温是反对派，建议皇帝不要轻信殷浩的，北伐必败无疑。这也像是一次赌博，如果皇帝同意殷浩北伐，那么跟着殷浩的一干人和殷浩就升大官了。而桓温和跟着桓温的一干人轻的贬官，重的廷杖或砍头。但是如果殷浩北伐后全军覆没的话，那么原来免官的复职、升官。原来被打廷杖的的升官、升官，原来被严刑拷打的升官、升官、再升官。王羲之认定殷浩北伐必败无疑，于是劝告殷浩不要北伐，但殷浩不听，最后皇帝同意殷浩北伐，殷浩果然大败。但是最后王羲之不堪自己亲戚扬州刺史王述的百般刁难。于是就索性充官。在父母墓前发誓自己以后绝不再入朝为官。就这样，王羲之虽然在仕途上不堪进取，但是却写出了独属于他的书法，成为了一代书法大家。那么王羲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人说王羲之是一个像李白一样潇洒、无拘无束的人。有人说王羲之外表看似放荡不羁，还和一群朋友说谈玄说理，但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困苦的，他其实否认玄学，但他却用他浩若惊龙的书法来填补… 其实王羲之幼年时的经历，在他一生中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王羲之的幼年时自己亲爱的伯父竟然造反，并开始危及自己的生命。同时连周顗也被王敦所杀。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会变得坚强，比如说朱棣。但王羲之不是朱棣那样的人，他也没有力量去把京城打下来。 王羲之看着这样的一个乱世，世界的黑暗都呈现在他的眼前，这使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可以相信的。他经历过的痛苦，告诉他：你要反抗。 但是他反抗不了（这也不能怪他），他又开始选择一些信仰，佛教主张随缘，这虽然与王羲之的思想完全不同，王羲之看着混乱的世界，认为自己应该有所作为，所以总不能随它去了吧？ 但是人都需要放松，王羲之也不例外。王羲之虽然否定佛教，但是有时面对这个乱世他暂时无法反抗时，他也有放松的时刻。他就把佛教当作精神的寄托，他在佛教里放松。同时道教也一样，也是他的精神寄托。道教讲究清静无为，在王羲之从内心反对道家（希望自己可以有为），但道家却成了精神的寄托。同样，当时流行玄学，但王羲之鄙视玄学（他和谢安在冶城的那场对话），但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26人的诗作来看，王羲之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玄学家。就王羲之的兰亭诗从第一首到第六首也都充满了很多玄学词汇比如说：一死生、齐彭殇、齐物。这些都是王羲之以玄学为寄托的印记。 但是不管王羲之如何寄托，他还是一心要入世做事情的。但是他却好像天生就做不成事情。他只是一个文人，他在这个乱世上他没有王戎的狡猾，没有王阳明的“诈”。在他一心想要成为的那个重整乱世的伟大圣人上，他一无所长。但是在一无所长的同时，在他自己的精神寄托上，（玄学、道教、佛教）却超出了很多人的极限。 所以王羲之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困苦的（他要的重整乱世的圣人没有实现却被尊称为书圣）。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理念吧，王羲之对自己的定位不准，他其实切切实实的就是一个文人。但他认为重整乱世更高大尚，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定为了重整乱世。但他做不到。所以我认为正是这种处境和思想，造就了王羲之独有的个性和书法。不过我想，如果王羲之再想开点儿。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文人，写书法就是他的天赋和使命，那么他应该会和苏轼一样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