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民说论文范文资料

梁启超新民说的主要内容：

作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梁启超的文章，笔端饱含激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风靡一世，声震天下。王文濡挽梁启超：“《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雅俗同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者是也。”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层面锲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较，从而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发表了《新民说》，提出了国民性改造。

扩展资料：

《新民说》的相关情况：

1、《新民说》是梁启超在(清)光绪二十八(1902年)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从报》上的二十政论文章。

2、1916年部分收入《饮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同年并出版单行本《新民说》。

3、《新民说》的主要期望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要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并讲述现代国民所应有的条件和准则，在二十世纪中国起了启蒙的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民说

《毛概》是我国高校大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毛概对于完善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7年毛概论文2000字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长征的精神就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弱小走向强大精神力量。当代的大学生更要具备这样的精神来面对我们的学习与生活。克服生活中的压力与困难，从而使自己走向成功。从而更好适应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培养艰苦奋斗精神，要有组织纪律性。做到以上四点就是对长征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你走向成功的必备武器。

关键词：长征 艰苦奋斗 集体主义价值 理想信念

前言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尽管，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但它的丰功伟绩，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册，万古流芳，长征精神万岁!所以身为社会主义的当代大学生更应该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是自己获得成功的基石。

一、 培养艰苦奋斗精神

不然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支撑着伟大的事业。历史 经验 证明：一切伟业的成功，任何奇迹的创造，没有崇高的精神支撑是不可能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3]长征途中，战士们没有衣服穿，就将兽皮披在身上，没有鞋子穿，自己动手编制草鞋，没有吃的，就用野菜、树皮充饥。没有房子宿营，他们就抱成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御寒……，艰苦奋斗精神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光辉典范。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在大学生群体中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培养大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首先是继承革命传统的需要。当代大学生作为跨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肩负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树立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具有终生受用的战略意义。大学生只有把艰苦创业的接力棒接过来，才能不辜负老一辈的期望。其次，培养大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提高跨世纪人才素质的需要。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可以说是一场无声的革命，无论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 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力量的大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贯穿其中的红线是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是高素质的人才，也可能仅仅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第三，培养大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实现理想、立志成才的重要条件。实践证明，一个人年轻时受一些挫折、磨难并不一定是坏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上世纪80 - 90 年代出生的大学生，经常被称之为“抱大的一代”，由于是在风平浪静的社会环境中，在父母老师的层层呵护中长大的，我们得到的是太多的宠爱与温暖，使这一代人自立能力较差，心理上比较脆弱，缺乏的正是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正是因为如此，对大学生进行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就显得尤为迫切。

二、 要有组织纪律性

严明战斗纪律、群众纪律和组织纪律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又一重要法宝。长征途中的红军，在战斗中，争当先锋、前赴后继、勇于牺牲。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和群众的关系上，更是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亲民之歌”。

严明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正是当代大学生所必须加强的。在当前大学生群体中还不同程度 的存在着以下现象。如部分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与大学生形象不符，不讲社会公德，行为粗野，谈吐庸俗，个别人还走上抢劫杀人等犯罪的道路;恋爱方式上，责任意识低，少有真实的感情投入，只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虚荣;消费行为上，不考虑自身的消费实力，片面追求名牌，盲目跟随潮流;把纪律当做束缚人的咒语，把个人无原则的行为当做准绳，行为习惯充满一种反理性的因素。纪律观念薄弱，组织形式涣散，行为习惯随意使当代大学生的理想志向失去了支撑和保证。大学生时期正是人生形成自觉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的重要阶段，因此，当代大学生要通过认真学习校纪校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行为规范，通过学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 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

长征精神就是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精神。长征谱写出了一首红军战士精诚团结，顾全大局，共同奋斗的集体主义英雄凯歌。长征途中，红军在党的利益、民族利益和小团体利益、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士兵，都无不表现出顾全大局，牺牲个人利益，维护集体利益的精神品质。

当代大学生在培养自身集体主义价值观时要注意，1、正确认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划清正当的个人利益与个人主义的界限。在一些大学生看来，提倡集体主义就是泯灭个性、否定自我，强调集体利益就是否认个人利益。正确认识集体主义、转变思想，首先就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过去几十年对集体主义的宣传和解释上的偏颇之处，正确认识集体与个人的辩证关系。集体主义在强调集体利益时，并不抹杀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它强调集体利益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强调个人对集体、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在贯彻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时，重视个人的正当利益，维护个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并努力促进个人的进步和发展。

四、坚定理想信念

长征之所以能成功其首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红军将士才有了精神支撑和动力，激励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勇往直前。

在复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只有具有远大理想信念和坚定的事业追求，才能产生经久不衰的动力，不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不被社会的丑恶现象所迷惑，不被眼前的困难和挫折打倒，坚定自己的价值追求，奋发成才，奉献社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当代大学生就是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所在，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崇高的人生目标，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把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以及以后去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使中国走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使革命走向成功，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启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国情 新民主义革命 革命道路及经验

新民主主义的形成——近代国情的需要，历史的使命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割占和强行借租土地，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不断干涉我国的行政和司法权，而当时的清政府昏庸无能，使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一方面，各国列强还通过控制关税，倾销商品，索取战争赔款，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元(以一元折银七钱计，合银1470万两);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赔款1600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赔日本军费2亿两，退还辽东半岛偿款3?000万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国联军赔款4亿5000万两。等。以此来垄断金融，操控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逐渐丧失经济上的独立而不得不依赖和受制于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并没有使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仍然存在着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买办资本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相结合，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很大优势。再加上民族资本的先天不足，重工业的比重不高，技术、设备的缺乏，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组织挤压下，中国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也没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变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是落后的农业国。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的革命根本任务，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当家做主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

从1914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产生了新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标志着人类历史开始了由资本

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但正如邓小平指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就等于真正懂得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吗?不!因为制定和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正确战略和策略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革命阶段中，应当如何反帝反封建，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力量，这些问题，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

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经过了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党的三大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但未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艰辛探索做出 总结 并总结大革命的失败，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经过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也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遵义会议后，中国民主革命开始再次走向新的胜利。

国防安全是指国家防务处于没有风险的客观状态，没有外来侵略和颠覆，不需要进行军事及各方面斗争的客观状态。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我国国防安全构成要素》

[摘要]本文在把国防安全置于国际战略和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将构成我国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

[关键词]国防经济;国防安全;构成要素

1、国防经济概述

国防经济，是经济学和军事学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交叉应用性经济学科，是一门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研究国防与和平问题的学科，是一门带有较强的政治性、涉及较多国防等国家政治制度问题。

现代国防经济学始1960年，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J，希奇与罗兰・麦基恩合著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揭开现代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序幕。新中国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防经济学在新中国发展的20多年时间内，有比较丰硕的成果问世。

国防经济学研究物件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配置和使用稀缺性资源实现国防安全是国防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国防与经济以及国防经济内部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特殊矛盾关系是军事与经济交叉而生的矛盾。寻求在国家安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安全效益的最大化是其研究的核心。

2、国防安全概述

国防安全是指国家防务处于没有风险的客观状态，没有外来侵略和颠覆，不需要进行军事及各方面斗争的客观状态。国防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核心的定位。国防安全是一国安全的基本保证，也是维护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依托，梁启超《新民说》十四：“若无国防，则国难屡起，民将不得安其业。”与其他安全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和特殊的意义。

3、我国国防安全的内部构成要素

1观念要素。国防安全观通常是指维护国防安全过程中对国防安全问题的认识、观点以及形成的理论体系。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指导行为的作用。理论上说，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在一个阶段，处于一种本质安全的状态，可以认为是绝对安全。如果是长时期的历史状态，安全只能是相对的。一国的国防便没有绝对的安全，所以必须明确一国国防在目前形势下的相对安全状态和在国际大环境中的安全地位，不断提高国防的相对安全程度。

2经济要素。 *** 在《论十大关系》中阐明：“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在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经济要素是一国国防安全的基础构成要素，经济制度决定国防活动的性质。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解决包括国防安全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基础，是提高综合国力，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 *** 和独立的关键所在。

3军事要素。军事是国防的主要手段，最具有威慑性和有效性。军事要素基本包括军事人力、武器装备和后方勤务等。影响国防安全的军事要素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其涵盖的范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过渡，已经逐步延伸为“领土一领海一领空一太空”安全，更加凸显出军事要素在维护国防安全上的重要性。

4科技要素。科技要素包含科学和技术两大方面，科学是技术的理论指导，技术是科学的理论基础，广义角度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的总和。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构成国防安全的重要因素。要实现科技兴安，必须要经历安全科学技术革命，必须树立大安全观，要学习核安全、航空航天安全的科学精神和安全文化，这些都与国防安全密不可分。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筹码和大国地位的象征，科技强国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同选择。从历年科技发展的实践来看，科学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维护国防安全的有效资讯的获取，高阶通讯设施和武器装备的研发等，都必须依托于科技要素所提供的智力支援。

4、我国国防安全的外部构成要素

1外交关系。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各国外交都受本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内政策和需要的制约。外交政策，是 *** 国家对外活动的目标及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是国家对外职能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决定了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处境。我国与周边国家、世界大国、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联合国的关系，也都影响着我国国防的安全与稳定。

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 *** 、安全和发展利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自主的防卫原则，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主要依靠本国力量，广泛争取国际支援，防止外敌入侵，维护本国安全，永不扩张，也不容别国侵犯我国一寸土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既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目标，也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2国际格局。我国国防安全的外部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格局两大方面，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存于国际格局中。一方面，其他国家的军事行为、国防战略，既包括武器扩散、军备发展、地区冲突、区域性战争，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讯、生态等;另一方面，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动发展趋势，既涵盖了国家集团、跨国组织，更有国际恐怖组织，海洋方面的防卫压力增大，周边地区的不安因素增多等。他们的任何举动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的国防安全，必须密切关注，高度警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程序的不断推进，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融入的范围和领域也越来越广阔，国际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对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又与国际问题相牵扯，受到国际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的国防安全不单单是一国内部的问题，同时更是涉及一系列外部要素的全域性性问题。

总之，构成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之间密切关联，国防安全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思想层面，对其他要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经济要素为其他要素提供资金支援，使其他要素的发展成为可能;军事要素提供的是一种安全有保障的内部发展环境，使其他要素免于威胁;科技要素作为发展的原动力，作为一种智力支援，对其他要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外交要素提供的是一种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使整个国家与国际接轨。影响国防安全的各个要素之间既要合作又要有明确的分工，良性互动，发挥各自的优势，获得更高的国防安全系数。

[作者简介]迟俊杰1984-，女，山东烟台人，吉林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防经济与国家安全;陈金涛，1968-，男，吉林省长春人，吉林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国防经济与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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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利 情与法——《暖秋》观后感》 阳光明媚的八月，在我党支部的组织下，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观看了《暖秋》这部影片。短短一个半小时的剧情，我和同事们无一不为其“权与利”的交错而震撼，无一不为其“情与法”的碰撞而落泪…… 电影《暖秋》是一部反腐倡廉警示片，主要讲述了英雄后代出身的年轻干部陈立生，在党的培养下，凭着自己的勤奋苦干，被提拔到某市交通局长的位置上，但在各种诱惑面前，他对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认识不足，对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艰难估计不足，对自己身边的人要求不严，对妻子的非法敛财行为，由宽容到放纵；对自己的下属女干部在公与私、原则与情感上不能加以区别，一步步蜕变为腐化堕落的犯罪分子，一个现代幸福美满的家庭破碎了，一名勤奋苦干的国家干部终成阶下囚，他因抗不住手中的权力和美色的诱惑，营造了一个多事之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到中年，正是年富力强，施展才华的黄金时期，而陈立生却用权力交易金钱、交易美色，他上对不起谆谆教导的老父亲，下对不起活泼可爱的儿子，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捞取不正当收入的资本，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筹码，他从受贿之日起就一步步的为自己掘好了走向地狱的坟墓，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审判。陈立生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世界，走了，身后，是父亲的疲惫憔悴，是妻子的身陷囹圄，是孩子的痛哭之泪，是自己家庭的破碎，也是遇难者家庭的苦痛和破碎。剧中父子情、夫妻情、母女情、母子情、爷孙情以及组织与个人之情都表现得真切感人。父子情，即陈立生与老父亲之间的光明与阴暗、正直与私心的较量；夫妻情，即陈立生与妻子之间爱与恨、情与法的较量；母女情，即陈立生妻子与岳母之间的相互贪婪、相互纵容之情；母子情，即母亲对儿子的忏悔之情，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之情；爷孙情，即爷爷对孙子的教育和关爱之情。还有当陈立生落入法网又贫困交加之时，市纪检委书记带着党组织的重托，带着同志们的关怀，来看望陈立生时，组织与个人之情。 陈立生本来是个很有作为的好党员、好干部，但是，在各种诱惑面前，他未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一步走错步步错，最后成了人民的罪人。他的失足堕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也给家庭和亲人带来了不可愈合的创伤。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牢记党的宗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所有家庭、父母、妻子、儿女都要远离亲人的权力。 《暖秋》是一部思想性极强、教育意义深远、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人心的影片。观后感动至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不为剧中陈立生腐败判刑后保外就医（肝癌晚期）时痛不欲生而感伤，却为年迈的老父亲在身心倍受煎熬、疲惫奔波中而潸然泪下；我不为唯利是图的陈立生之妻鎯铛入狱后而惋惜，却为幼小的儿子在高墙外那撕心裂肺般地呐喊而痛心疾首。影片中哀婉的唢呐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父亲那无奈的眼神让观众限入深思……一个完美的家庭倾刻间支离破碎，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下属为情断送了前程，一个精明能干的贤内助为利毁灭了家庭，一个才华出众的领导干部未能抵御金钱与美色的双重诱惑，最终在中秋月圆之时将有限的生命托付于清天，让它来代以洗礼污浊人间的灵魂…… 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不要忘记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不移的维护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共产党的宗旨。一切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如果爱你身边的人，那就让他们远离你的权力。”我们每一个党员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权力变成私人权利，甚至以权谋私，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地遵纪守法，将党纪、国法内化为自觉行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的侵蚀，经受住严峻考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志存高远，心底无私的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将时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永远保持一份共产主义的神圣理想。

《“权利”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跨语际实践》 刘小妹 来源：中国法学网 【关 键 词】“rights” 权利 民直【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与西方原生的权利观念相去天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式去解读这种“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差异”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希望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形成的研习，尽可能做到摒弃“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或“传统－现代”的范式[1]，力图从具体的“语境”[2]出发，进行客观的解读。即便客观解读，也有不同的角度。笔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民权、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发生及特点进行过初步的考察，那时的关注角度偏向于对“差异”本身的解读，即对差异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差异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转向对权利发生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准确的说，是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这是受到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启发。因为，无论是过分地强调“差异性”，还是极力地坚守“中国性”，按照海外后殖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名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观点，它都或多或少地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重复了它所摒弃的西方的“霸权”色彩，[3]因为它都暗含着以西方为参照系，或者视西方为权威性典则。因此，只要着力强调呈现“差异”，那么无论文本如何小心地避免对中西进行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类的价值判断，阅读的受众仍然很容易在差异与优劣之间建立想像的关联。所以，本文拟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即将“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视为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以此解读权利翻译和权利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4]一、对“right”的翻译“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5]由是，本文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考察便始于对西文“rights”的翻译及选择过程。（一）《万国公法》对“right”的翻译：权利近代政治法律词汇大都是假日文而译，而恰恰“权利”这一重要的法律术语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来的。首次用“权利”一词对译西文“right”的是1864年刊印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这已为学界取得共识。[6]然而，丁韪良本人在1862年翻译《万国公法》的过程中，曾对“right” 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并直言以“权利”对译“right”仅是权宜之计：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7]此处一个“不得已而用之” 体现了丁韪良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和他的翻译团队都熟谙古汉语，深知“权利”一词难以准确地传达出西文“right”一词的精神意蕴。如此，要贴切理解丁韪良对“right”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及古汉语中“权利”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些简要探究。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考察，西方的权利观念经由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向“人的权利”、从“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过程，[8]因此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正当性，即在道德和价值领域，权利被等同于“正义”和“善”；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自主性，即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优先性；第三个层面是利益的合法性，即在法律关系中，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受到国家的保护。从词源学上看，古汉语中“权利”一词是个合成词。“权”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秤、秤锤，标准、尺度，权衡、衡量，[9]这是基本字义；其二是通权达变，即与“经”相对的“权”。[10]“利”是一个与“义”相对的范畴，指利益、收益、好处等。在儒家的“经权”之别和“义利”之辨中，虽然并不全然否定“权”和“利”，但在价值评价上确乎是重“经”而轻“权”、重“义”而轻“利”的。尤其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设定下，“利”的追求在道德评价上丧失了正当性理据。[11]合成词“权利” 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依然牢固确立了“权势与货财”的基本含义。[12]秦汉以降，“权利”一词在经典性文献中已是随处可见了，其基本含义却是沿袭先秦而不改，比如《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一词，其基本含义均为权势和利益。[1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 的基本含义“权势””、“威势””、“货财”以及“利益”等，在道德评价上均含有贬义，带有较强烈的否定性意味，这在体现汉政治统治理念发展方向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4]可见，无论是单词“权”、“利”，还是合成词“权利”，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都是在与儒家道德理想相对立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都不含有“正当性”的意义。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道德语境中产生的权利观念可谓大异其趣。熟知西方宪政文化精义，对古汉语亦造意非浅的丁韪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中西差异的不可化约性，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取舍：即将权利的道德正当性打包封存，以便尽量将《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置于法律的层面。综上，《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的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15]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这与近代西方对权利的理解相别甚远。而西文中“right”本身所含有的道德正当性，正是严复所难以舍弃的。（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民直虽然丁韪良本人对“权利”这一翻译并不十分满意，并留下了一段“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明，但现实中，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亦广为人们接受。直至20世纪初的严复，他重遇了丁韪良翻译“right”时的困惑与无奈，并对“right”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正当性难以割舍。由于《万国公法》对“权利”的翻译影响甚远，严复早年在翻译《天演论》时，虽然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但依然沿用了“权利” 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此后，在 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再度思考“rights”的译法，并专门致信与时人梁启超探讨：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职…… 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16]在严复看来，西方rights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括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宜”的因素，即“正义”；同时这一概念也包括表层性的显在意义，这就是古汉语“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内涵。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基础性的因而是制约性的，是“体”；后者是受制约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是“用”。[17]基于“体－用”的分析结构，对rights的翻译应首要表达“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经过反复求索，严复终妙手偶得一“直”字，是以“直”在古今中外都含有“正当”之谓，便决意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并在密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 。[18]二、对“权利”一词的接纳丁韪良和严复对西文“right”的理解都基本准确，只是在right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中，在所谓体用之间，基于两难的困境而作出了不同的取舍。前者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舍弃了right的“体”，即道德正当性，故而以“权利”之“用”表达法律意义上的权益；后者基于对学理的真诚，回归了right的深层结构，即正义、正当、善，是而以“民直”之“体”为right的基本含义，辅之以“权利”之“用”表达right的复杂内涵。惜乎“民直”这个译法并没有传播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被“权利”的译法所淘汰。单纯从学理上来说，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应该是更为准确，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选择用“权利”来代表rights呢？要说严复近乎语义学的翻译在实践中未被选择，是因为众人皆蒙昧而不解rights之真义，怕是不妥。[19]在中国的近代，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饱经之士，对中西两造都有相当的智识，对right含义的理解也是丰富而精准的。举如，严复写信与之讨论rights翻译问题的对象梁启超，他在严复至信的同年，即1902年，开始《新民说》的写作。[20]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21]梁启超对“权利”三种含义的交织使用，说明他是基本理解right之意的，他无疑也能理解严复“民直”之意，但是他没有采纳严复的意见，依然选择了“权利”一词。为什么呢？将代表正义、正确、应当、适宜等等含义的Rights以带有强力、强制、权势等等含义的权利来翻译，确实造成极不妥当的混淆。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之后，对“权利”的检讨也一直存在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史专家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极言“权”与“利”合成一词之害，他说：“今使明明利字，冒以权字冠其上，而导人以争”，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深刻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经典已经给“权利”两字赋予了无法逃脱的固有的本土化之意义。在中西之间，被权利的道德性问题纠缠的，还有与严复共称中国自由主义两代领袖的胡适，他在一再对“权利”进行阐释后，不仅得出一个与严复相当近似的结论：“其实‘权利’的本意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22]而且还和严复一样在儒家典籍中对这种“义权”的观念进行了引证。如果本文的前述判断是正确的——即从丁韪良到以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准确理解了right的含义及其道德性语境，而且对“权利”的中西之别体悟甚深，对民直、义权等概念亦进行过严格的考辨和审慎的思考，对“权利”一词所造成的极不妥当的混淆也有深刻检讨——那么，对“权利”一词的集体性地选择原因何在？意义何在？ 三、对“权利”涵义的重构中国近代对“权利”的选择原因很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都交杂缠绕其间。因此，它远不是一个翻译用词的问题，也不单是对西方权利理念的截取、误读或选择性吸收问题。“权利”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艰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无意考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的权利哲学，而是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利这一西方话语来构建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权利”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以及“权利”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23]简言之，本文考察的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利的“误解”，而是暗含深意的重构。而且，这样的重构体现了中国近代权利话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质。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那些致力于革弊图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深沉和担当。这样的历史舞台，这样的时代责任，使他们在接触西方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哲学时，不得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体用”范式以及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操纵”式的转化。（一）个人与国家关系权利观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近代中国，都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生发并被理解、接受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权利观念源起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因此接受了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时，权利成为个人对抗国家的阵地。但是，对于近代中国，虽然时代主题也是“对抗”[24]，但对抗的双方不是个人与国家，而是中国与西方。在以国家为整体对抗西方的语境下，民族观被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被嵌进了民族意识，即个人与国家之间是“黏结关系”，而非对抗关系。[25]个人与国家之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黏结关系，使得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权利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转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主体从个人向国家的转换。权利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权势和财货”，而这正是民族中国欲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独立自主性所急缺的。因此必须对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改造。首先，是摘除权利的“自然正当性”涵义。原因很直白：自然正当性是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而对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先验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把权利的主体置于国家之上后，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现实威逼下，正在丧失家园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国家之间存在什么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恰恰相反，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人世间，国家的权利要靠我们每个国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绝非什么天赋的、自然正当的。其次，是对“人的自主性”涵义进行改造，即拓展“自主性”的主体范围。对此，金观涛、刘青峰有过分析：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只要没有进一步赋予道德含义，从合法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推出某种范围内权力和利益的拥有者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例如一个国家享有国际法给与的正当权力与利益，这也意味着它在有关领域中有自主之权。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26]因此，在近代中国享有自主性权利的主体不惟是个人，还有国家和人民。与之对应，权利概念亦衍生出国权、民权和个人权利三个概念。[27]最后，是对“利益的合法性”涵义的消解。虽然，中国人最早接触的便是丁韪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国家作为权利的主体其利益是“争”来的，而非法律赋予的。而这一“争”字又恰合“权利”在古代中国所固有的本土化涵义。第二个层面是将权利中“人的自主性”涵义置于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之下，即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西方权利中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但是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把个人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毋庸赘述，这与西方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政治设计相别天壤。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金观涛、刘青峰在《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一文中对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涵义的考证结果，也不否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28]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这些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被置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等级关系中，即“小我”与“大我”[29]的价值位阶中：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30]可见，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家庭的、宗族的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把人交给国家，以帮助国家“争”得自主性。如此，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的黏合关系下，权利的主体和内涵经过上述两层转换，国家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正当性的权利、自主性的权利、利益性的权利交织组合，造成了中国近代文献中权利一词涵义的含混和漂移；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内涵的交错搭配，通过在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内涵之间的游走，知识分子群体为民族中国编织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赋予个人以自主性，以便将他们从传统关系中解放出了；赋予个人以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并鼓励他们“争”各自所应得之利益，以便国家集结个人之力量、个人之利益谋求独立与富强。（二）社会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西方的宪政与权利理念深深地植根于其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土壤之中，因此，这些先验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有的，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构建的。但是，这样的预设和逻辑都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在近代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也没有天赋人权，有的是与西方暴力遭遇后的国弱民辱。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的生命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又何谈财产与尊严。显然，中华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权利都不可由“天”赋予，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因此，严复作为引入西学的一代先师，他放弃了洛克，也没有眷恋于卢梭，而是将几乎全部的认同置于穆勒、斯密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因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社会进化论，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都对“公众幸福”保留着一份关怀，严复只需富含深义地将斯密等人对“公众幸福”的关怀，转移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国家力量的关心和考虑之上，便可利用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力达到集体的目的。同时，严复也很关心对利益一致的观念的培育，他以“一国犹如一身”的比喻说明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能做到“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31]相反，将保卫国家的重担落在了“北洋一隅”。既然严复认同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又认识到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甚而将个人自由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剂良药。这样的严复，是如何从《天演论》到《群己权界论》，萌生了对rights从“权利”到“民直”的转变？我想是出于两本著作的题域限定以及严复本人对学术的尊重。《天演论》涉及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下，国家如何于竞争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他在此也不满“权利”的译法，但是在民族国家的题域下，缺乏与西方个人权利的对比平台，因此他暂时搁置这个翻译问题。《群己权界论》则不同，它讨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个题域与西方权利观念中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比较贴近的，因此，在不涉及民族国家问题时，严复得以将自己的翻译更多地置于纯学术的考虑，也就有了“民直”的译法。严复如果先翻译《群己权界论》，或许他在《天演论》中也不得不放弃“民直”。综上，出于对进化论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选择和推介，严复及其同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遇到民族国家问题，就必需对西方权利的原生涵义有所取舍和改造。二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竞争来的，即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谓的“竞争性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争”不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必须将争得的利上下一致地统于国家。（三）“体用”范式“体”、“用”是朱熹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是本质，用为功用，一事有体即有用，体用不二。内在本体与外在功用是相互联系的，只要体真正存在，那么功用就会自然而又必然地显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体用”范畴表达的不再是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功用的关系，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关心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其运用于社会的有效性、有用性。“权利”正是在这一“体用”范畴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用”以培育民族国家之“体”的。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一方面重视了rights的“体”、“用”之辨，即“直”（正义）视为rights的“体”，将“权利”视为rights的“用”，并强调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相对于古汉语“权利”涵义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忽视了“中体西用”的体用大背景。其实，在近代中国对权利的移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中国之体的用，而不是寻求什么是西方的权利之体。因此，对于严复所找到的西方权利之体“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表达了西方权利之体，而在于它是否能为中国之体所接纳，以及是否对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体有用。然而，“民直”一词无论是在权利的主体上，还是在权利的内涵上，都限定得过于严格，因此无法在权利的三层涵义间游走操纵，也无法接纳从人权向国权的转化。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权利、竞争性的权利、良知性的权利的交织使用，绝非“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32]，而是有意通过操纵权利话语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国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利内涵及其搭配组合上给予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借助权利话语实现从个人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才能为民族中国的构建提供路径。因此，“民直”的翻译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性遭到了质疑，而是因为它有碍于对国家权利的伸张，因此不能参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另有：《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历史的长空以正确平和的心态对待历史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改变我历史观的话：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和弱点，一切言委卸于古人。这句话是我学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成为我学习历史的指导思想。古代史的繁盛与近代史衰落的巨大反差，让我们一度那段历史里的人和事迸发强烈的愤慨。但是这句话改变我历史观的话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在学习那段历史时偏激的态度。它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应以一种平常心对待历史，应以一种正确平和的态度学习那段屈辱的历史。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这样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对历史的最好诠释。这种态度不是不爱国，而是要让这些惨痛屈辱的历史从绊脚石蜕变为我们今后路上的垫脚石。偏激的仇恨态度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只会产生阻碍作用，太多的主观因素干扰，会让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历史。用平和的心态看历史对它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入透彻，对它的评价才会更加客观。当今社会下的我们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历史，而应该以平视乃至仰视历史。不只是对历史，在当今社会也同样如此。北外大学美国研究室主任梅任毅曾说：我们要避免的是在还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大国心态”对待历史我们也不应有“大国心态”，不要以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最高峰，这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易中天说历史人物皆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而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会读到各种版本的作品。如：正史、野史、各种各样的文献让历史真相更为难以探求。所以在学习历史时，我们的思想更不能单一，要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观点看历史、品历史、悟历史。例如：李鸿章，他被公认为是卖国贼。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的。但我们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的话，就不免会对那一系列条约签订的前因后果产生自己的主观看法。如果站在他自身的角度来看，或许为他的无奈发出感叹。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哪些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而哪些做法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们在他的处境下，我们如何做更为妥当。这不仅是学习、回顾历史，也是预习、讲述人生。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会得到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还会得到我们自己感悟出的人生启示。树立自己的历史观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生活中的困惑，往往可以通过读史来解答。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以让你深入透彻的理解历史，可以让你感悟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思想，它会成为你学习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会成为学习历史的一块基石。树立你自己的历史观，以历史观影响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会让你受益无穷。对历史，我们应有来自自我的主观看法，也要有对它客观的评价，让我们站在山脚下，平静地仰望那历史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