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作用论文范文

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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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 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 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教育 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以下是我整理的三千字哲学论文 范文 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重点放在教授知识体系上，形成了满堂灌输的教学模式。我们需要走出哲学教学理念的误区，还原哲学学科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学，即变知识体系式教学为 反思 现实问题的专题式教学和变注入式单向教学为诘问式互动教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式教学;诘问式互动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 文章 编号：1002-2589(2011)15-0274-0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中心放在概念界定和逻辑推理上，极力追求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和完整性，遵循着从基本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相关的哲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原理进行论证，或者再结合某些具体事例加以解释的教学模式。我们的教学实践表明，这种 教学 方法 非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甚或还起到了反作用，给学生一种说教或者高高在上的形象，导致学生有逆反心理或者高不可攀的畏惧心理，因此，我们需要走出哲学教学理念的误区，还原哲学学科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学。

一、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教学目的，变知识体系式教学为反思现实问题的专题式教学

现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 报告 、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汪信砚教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视同知识教育和知识传播这样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教学观念。这种教学观念是有其“论坛哲学”方面的根源的。时至今日,“论坛哲学”中仍然有不少人并不真正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至少是并不真正懂得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他们仍然把哲学视为一种知识系统，并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科学的知识体系[1]。长期以来实际支配着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并且不断追求大而全的知识体系，唯恐遗漏了某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让学生记忆背诵那些并不理解也来不及理解的抽象概念，使得丰富多彩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失去了它应有的灵性，变成令人生畏的教条。“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哲学教育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的问题，哲学被简约成一些概念、术语、原理、规律、范畴的堆砌，成为了异己于学生的僵硬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生活世界、改造生活世界的本真精神被遮蔽，断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反思、批判的理性之链”[2]。

因此，我们要进行哲学教学，就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进行准确定位，必须努力破除这种教学观念，确立起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特性真正相适应的教学观念。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结构严谨、高度抽象、逻辑性强、富于思辩性、富于批判性的理论体系，但其形而上的知识体系承载着对人类生活的一种终极关怀，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思，是现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能脱离知识而孤立存在，但它又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功能，其根本意义在于关怀和探索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鲜明地体现了人类的崇高价值理想，可以帮助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理想和信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要充分展现这一根本的意义，就应从问题出发，特别要直面社会和人生中那些引起学生普遍关注和困惑的现实问题，积极地回应和解决学生的各种思想问题，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表达的崇高价值理想，并将这种价值理想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价值取向。

运用专题性讲座取代体系性讲授，已经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所谓专题教学，就是针对某种现实需要，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线所进行的专题性研究和教学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教学一定要符合以下要求:一是问题的现实性、思想上的针对性。哲学专题教学必须紧紧抓住学生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深入解剖和辨析，澄清学生的各种模糊认识或错误认识。比如我曾尝试过如下选题，“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不容忽视”、“实用主义观念剖析”、“意识形态中的战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的自由与解放”，等等，不仅学生感兴趣，而且教学效果好。二是学科视野宽广、知识要点管用。对于哲学知识的传授，不是面面俱到、照本宣科，而是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人阐发其精髓，注重知识的应用价值，为学生提供分析和认识现实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三是更强的探究性、更大的自主性。专题教学一方面对老师而言是一种研究式教学，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运用，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专题教学另一方面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探究性学习，要真正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必须要使学生在进行探究中获得体验，实现自主性发展。

二、以激发学生哲学思维为教学手段，变注入式单向教学为诘问式互动教学

多年来，按照教授知识体系的教学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基本囿于一种“满堂灌”的注入式教学，即使是有所改进，也正如孙正聿老教授所认识到的那样：理论课教学中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以“原理+实例”的方式进行讲授，在这种讲授中，把理论当成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只是用理论去解释实例，或者用实例去证明理论，而理论自身的“道理”却没有成为被讲授的对象，因而也就失去了“以理服人”的力量[3]。

哲学是“爱智”，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哲学思维的核心就是批判性思维。它激发人们的 想象力 和创造力，冲击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弘扬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意识和探索精神，锻炼和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和强化人们的创造性综合素质，因此，哲学课应该采取启迪式、思辨式、反思式和追问式的教学方式。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激发学生探索的精神动力应当是哲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环节。韩震教授认为：哲学本质上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系统性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活动。如

果老师不以某种方式引导学生进入反思和批判的思维活动，那他就是以非哲学的方式教哲学;如果学生不能主动地进入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状态，那他就是以非哲学的方式学习哲学[4]。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巨匠的著作都是用对话、 辩论 的形式写成的。以哲学的方式引导学生，在我看来就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相互诘问的活动，它可以表现为课堂上的对话式讨论和课堂外辩论竞赛等形式，由此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主体间愉悦教学，在思维交锋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目的。

所谓对话式讨论，指在平等开放的课堂上师生之间展开深层次交流。对话正成为教学改革浪潮中的显著趋势，师生、生生间的对话正逐渐代替教师的“一言堂”、“满堂灌”。因为有了对话，教师不再同化、固化学生的思维，而是鼓励学生 发散思维 ，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和创新。对于哲学课程的教学而言，对话其实是对话双方的诘难，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曾经运用过。“在讨论知识和伦理道德等各种问题的时候，关于采用问答法，双方一问一答，通过诘难，使对方陷入矛盾，承认其无知，逐渐修正意见，从而导致真理”[5]。苏格拉底把这种方法与他母亲的接生法相比称之为“精神助产术”，即通过比喻、启发等手段，用对话的方式，使问题的讨论从具体事例出发，逐步深入，层层追问，最后走向确定的知识——事物的本质。“精神助产术”包括四个基本环节：一是反讥阶段，先承认对方的论断是正确的，然后按照对方的逻辑从对方法的论断中推出矛盾，从而否定了对方的命题和观点。二是归纳，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再从一般性的命题推出反例，使对方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三是诱导，提出对方不得不接受的真理。四是定义，对一般作出概要性的解释。这种方法在我们今天的教学中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在平等、开放的讨论中，反复论证和诘难，致使学生在问答的双向过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方法与精神。

此外，与对话式课堂活动相配套，可以适当地引入 辩论赛 等实践环节。辩论古已有之，它体现了人类探求真理的冲动和享受思维激荡的乐趣。辩论，也叫论辩，是人们基于本身对于某一事物的认知的不同立场而展开争论的过程，是一个批驳谬误，不断加深各方对于事物的认知而逐渐统一观点、趋向正确认知的过程。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特性，我们可以设计出这样的选题：“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是否创造条件也要上”、“近墨者黑还是近墨者未必黑”、“人人为我还是我为人人”、“人类是否将毁于科学技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金钱是否是万恶之源”，等等。通过辩论赛，不仅能够使学生在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灵与心灵的接纳、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中养成思考的习惯、形成批判思维和提高思辨能力，而且更能引发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形成社会责任感，树立崇高的理想。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最根本的素质教育———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遵照邓小平同志“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本文中无论是专题式教学还是诘难式讨论的教学改革，最终都是落脚于增强马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实效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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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大家都跟论文打过交道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哲学的作用，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摘要： 社会上流传着众多关于哲学无用的说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哲学没什么用，不像其他学科一样，但是实际上，哲学的作用无可置疑，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哲学的作用，从内容角度讲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艺术上等等;从对象角度体现在对个人、对集体、对民族、对国家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上;从作用的程度上，既有个人生活的小事，又有国家乃至人类生存发展的大事。

关键词： 哲学;作用;无用

一、“哲学无用论”的局限之处

首先，从概念上入手，许多人认为哲学的概念模糊不清，上学时课本所教的知识哲学似乎是唯物和唯心两大思想之争，具体的哲学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些枯燥无味的概念和拗口的定律，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其实，这种看法实在是太狭隘了，哲学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

至于究竟什么是哲学，不同的哲学家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哲学一词源出古希腊文sophia，意思是“智慧”、“聪明”，有智慧的人叫“sophos”。

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这个词发生了变化，变成“philosophos”，“philo”是“爱”的意思，“sophos”是“智慧”的意思，两者合起来就是“爱智慧的人”的意思，所以“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

这里的“智慧”不单指科学，而是包含世态万物的知识。

在中国词典里的说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其次，从内容上来看，哲学的一些理论和内容只是纸上谈兵，不如自然科学来得实在和具体。

我们在怎么想、怎么做之前，不会先想一想哲学的原理，而是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前辈们的经验来决定我们的行动。

其实这种论调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自然科学是专门研究自然界各种现象的特殊规律的学科;而哲学则是研究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科。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在具体的工作和学习中，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去翻哲学资料和理论，但是我们的具体行为却都是哲学思想的实践。

再次，从哲学家的作用上分析，他们认为哲学家是最无法思考的人了，哲学家所谓的“对其他科学的指导”都是最简单的常识性的理论，没有几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是靠哲学取得成绩，所有的一切都要靠科学去解决。

哲学家研究的问题，表面上好象并没有生产出关于那些问题和观念的知识，但是哲学家做的是思考如何使各种知识“有机地”搭配在一起形成一种合理的知识体系，更好地指导人们和谐充分地思考各种问题。

二、哲学的作用

哲学的直接性作用，源于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社会意思的精神物，人天生具有思维、意识、思想等等诸如此类，这是人这一物种所特有的自然规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期变化和发展而形成的独特性和特殊性。

同时，人类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又是哲学的具体内容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和表现形式，可以说等同于人类本身。

人活着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去表现和体验人与物的差别，而非去抹煞和忽视这个差别，这也可以说是人活着的最高意义、价值或境界。

尽可能地去表现和体验人与物的这个区别，做人类所特有事情，就是尽可能地去获取和满足人类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所必需的精神需求。

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人活着需要有思想，有见解。

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也可以称为精神作用，作为人生存生活的目的、核心，直接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与世界观、解释世界相联系。

哲学的间接性作用又可以称为物质作用，作为人生存生活的手段、工具，间接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与方法论、改造世界相联系。

人虽然是精神物，但归根结底是物的一种，只不过是物的一个特殊，一个具体而已。

人要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否则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保障。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需要各种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来具体指导的，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哲学的作用。

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同时，认识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我们所谓的哲学，就是我们在具体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关于实践的规律性的认识，是对我们以后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这是哲学的间接性作用的重要内容。

三、哲学作用的表现形式

哲学的作用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工作中无处不在，它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公式，在你遇到问题时把哲学公式、哲学体系或哲学常识代入到具体的事件之中，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和相对正确的结论。

哲学是一种用来解答问题的思考方法，具有先验性，即当我们面对陌生事物的时候，哲教你如何认识、了解和判断，进而解决。

而当我们面对熟悉事物的时候，哲学有帮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的态度发现老问题的不同和新特点。

哲学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来说是抽象的，它虽然不能表现在食物表面而被我们的肉眼所直视，但是它可以再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有自己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帮我们来更加具体地了解哲学的作用、体会到哲学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战略性，战略性是指人们做事情、解决问题的大体办法或基本原则。

二是预见性，预见性即前瞻性，即提前知道尚未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事情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三是洞察力，洞察力是指人们对个人认知、情感、行为的动机与相互关系的透彻分析。

四是敏锐力，敏锐力，指的是一种综合能力，体现了一个人对事物的领悟能力，学习能力，判断能力，以及直觉感知能力。

摘要： 理性在生存论的本质上是“有我之思”，就是主体之人自觉我“在生存”，并且“去生存”。

理性的认识论域限在于：一是感性与悟性的限制;二是主体性的限制;三是对象性的限制。

理性的价值论承诺包括：一是对确定性的承诺;二是对生存意义的承诺;三是对理想未来的承诺。

关键词： 理性;生存论;认识论;价值论

一、理性的生存论根据

理性是人的理性，而且是“在生存”、“去生存”之人的理性，即理性只能是处于“生活”之中的人的理性。

故寻找理性的存在根据，必到人之生存中去寻找。

无人之生存，即无人之理性，即人之生存乃人之理性存在的前提，也就是说，理性并非人先天所有，而是后天培育之能力。

由人类发展史可知，人类的发展经历了由无知到有知，由“知他者”再到“自知”的渐进过程，故中国人讲“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便是对人之理性的赞美。

由现代社会的“狼孩”、“猪孩”等特异事件也可以看出，理性需经社会后天培育才能发展成熟，从小与世隔绝之人无法发展出完整的理性与健康的心智。

人之生存如何会发展出理性?在于人之生存面临各种自觉选择，人必须自觉选择自己生存的样法，这种选择过程就是运用理性之过程，亦是理性发展之过程。

人就是在不断的人生自觉选择之中发展出自己的理性的，人的这种自觉选择必然包含着自我的一种价值判断，即“我应当如此”：而“我”亦能给出“我应当如此的原因”，或许这种原因为“我”无法明确说出，但“我”之一切行为必然可以追溯出某种潜藏于我心中的内在原因，此原因即为主体之人的价值选择，即为主体以其自觉存在而给出的价值承诺。

动物与其他生物可能有知觉，有反映，甚至有选择，但它不会自觉到“自己”在选择，也就是说它只是本能地在选择，因为它没有“我”之意识，故这种选择只是某种“天命”，是“他者”让其如此选择，而非它自由选择。

也就没有价值判断在里边。

所以动物的行为可以很伟大，却不是为了崇高。

人不是自然存在物，一切行为皆自觉而为，一切选择皆为自觉选择，故崇高之人是自己选择了崇高，卑微之人是自己选择了卑微，这就是康德说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原因。

人有自觉选择，这是人的理性标志，但理性的自觉选择并不否定人类思维的其他方式的存在。

因为人的理性自觉选择过程必然处于思维过程之中，理性选择的过程也就是理性思维的运用过程，而人类的思维方式并非只有理性一种。

就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进路与对之进行的哲学反思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停留在耳目感官的直接感受性上的感性思维，任凭外物引导感官的欲望。

此时“我”虽在思维，但此思维并不为我所用，而是我为思维所用。

我随顺感官欲望追逐外物，欲望支配着我，我则沦为欲望的奴隶，这就是感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非我之思”。

二是在我自知为我的警觉(前提)下，由自我认知而知晓我应当如何。

“应当如何”也就是一种价值选择，也就要承担自我选择的责任。

从而对进入我感官之内的一切进行价值评判与取舍，并当然地承担起这种评判取舍的后果，这就是理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有我之思”。

此外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非常态思维。

就是思维完全进入对象之中，与对象达成一体，从而彻悟对象，这就是悟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无我之思”或“忘我之思”。

而这种划分不是截然有别的，三种思维形式是彼此渗透，动态流行的。

但毫无疑问，理性思维是人类根本性的常态思维，向下指导着感性思维，向上可以提升入悟性思维，所以说人只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理性的存在。

而并非绝对的理性存在。

人的理性思维往往是不纯粹的，也不是万能的，而是受限的。

“人类的心智，正如其肉体一样，是被拘禁于肌肤之内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对人类理性进行划界，理性只能在现象界进行思维。

而不能对本体界进行思维，否则就会出现“二律背反”。

理性虽然受限，却是人类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必须使用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理性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无论人是有意还是无意，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

康德说“人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并不是说人类没有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人类没有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也就是说，理性只是人类生存的有效工具，人类应当恰当地运用它。

这就暗含着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历史的事实，那就是人类也会错用自己的理性。

当人的自然本能被削弱，就必须发展出本能之外的理性能力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保证自己的生存。

或者说，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超越自己的本能，从而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无论哪种原因，都有一个客观的结果，就是人已没有纯粹自然的生存本能，现实的人只能运用理性来生存，这是人的天命。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说：人是理性的存在者。

理性对于人之生存，存在相对之两面。

一方面。

理性虽为生存之工具，却非临时性工具，而是“须臾不可离也”的生命存在要素。

理性既生，就决定人之视听言动，纵使人在睡梦之中，仍有理性的参与。

凡有意识，即有理性的参与，理性即为意识的根基。

人可能运用自己的感性或悟性去思维，但这种运用都是以理性为基础才得以进行，是理性在操纵感性与悟性，最终的意义获得，仍是一种理性的获得。

尤其当人把自己的感受与领悟表达为语言，这种表达只能以理性的方式，运用严谨的逻辑才可能说出，才可能让自己与他人理解。

而所谓“丧失理性的行为”，恰是以理性为基础才可以发生，无理性何来“丧失理性”?事实上，所谓“丧失理性”只是理性被错用。

并不是理性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理性之为工具，并不存在所谓的正确与错误，归根到底它需要依赖主体之人的把握与运用。

故理性可能错用，可能产生与主体本来愿望相反之结果，甚至走向“非理性”。

理性虽为主体生存所必须，却非生存本身，亦非主体的生命存在本身。

所谓“理性主义”，实质是把理性等同于主体的本真生命存在，使理性代主体之生命而发言、而行动，本质上是使主体丧失了主体性，即丧失了生命自身的存在本质，而把丰富的生命主体自身交付给了工具性的理性思维，使主体的生命成为受理性支配的奴隶。

故理性不等于主体性，更不能取代主体性。

理性主义遗忘了生命本真的存在，使人之生命丧失了主体性，其实质是只见客体，不见主体，只知生存，不知生命。

法伊尔阿本德说：“从西方理性主义一产生，知识分子便把自己看成老师，把世界看成学校，把‘人民’看成顺从的学生。

”理性取代了主体的地位，世界成为理性支配的对象，民众成为丧失了主体性的“理性动物”。

但主体也不可能真正地“反理性”。

现代与后现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甚至走向“非理性主义”，但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与反动，恰是一种理性思维的结果，而不是“非理性”思维的结果，实质是一种理性的自我反思与反省，其解决之道只能在理性的域界内寻求，而不可能通过非理性的渠道对治所谓的“理性主义”问题。

尼采的哲学“疯狂”地反对理性，但其思想与语言表达仍然是理性的，否则我们如何能理解他的“疯狂”呢?故真诚的思者不可能否定理性，对理性的否定仍然是以理性在否定理性。

如何判定理性的得失呢?只有用人的生命去体悟与验证。

理性是生存的工具，但生存并不是人的本质，生命才是人的本质，生存是生命的表现，生命才是主体的本质存在。

所以人在运用自己的理性之时，要保有自己的主体性，保有主体的生命本质，用生命的本真去评判理性的对错，而不仅仅以生存去评判理性。

二、理性的认识论域限

(一)感性与悟性的限制

理性是人类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却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所以理性是受限的。

作为思维方式的一种，理性思维必然受到感性思维与悟性思维的限制。

人类的思维是统一的，感性、理性、悟性只是逻辑划分，不是实然划分，故人类思维的统一性决定了理性思维不会单一地发挥作用，时刻都有感性与悟性的影响与参与存在其中。

在现实的思维过程中，除非有意的思维控制，这三种思维方式总是在综合发挥作用。

理性是最根本的认识方式，但理性总是在感性的基础上作出分析、判断，而在逻辑思维的困境中也自然利用悟性思维激发想像与灵感。

作为现实的人，无人会有意地控制或运用某种思维方式，总是思随境转，在不同的境遇中，在不同的状态下，某种思维方式可能会居于主导地位，但也不会完全排斥其他思维方式的运作。

当然作为人的思维，又总是以理性为根本，人的感性不同于动物的感性，是奠基于理性之上的感性，故人有比动物更丰富的感性。

同样，人之所以有悟性。

恰是以理性为前提，正是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为基础，才会有人类悟性的发生，悟性是理性的升华。

故人类思维是一整体，本无所谓感性、理性、悟性之分，只是在哲学反思中，当人类思维运用理性逻辑对思维自身进行反思与分析时，才把三者区分出来。

理性的逻辑通常以一条暗线贯穿于人类思维过程中，尤其贯穿于人类的话语逻辑之中。

即使是感性与悟性，当其诉诸语言表达时，都不得不陷入理性话语逻辑的规范之中。

理性在客观上受到思维自身的“感性”与“悟性”的限制，但理性往往不会自觉到这种限制，而是把感性与悟性的参与过程都当作理性自身的运作过程，把感性与悟性都化解在理性自身当中，从而把思维的一切成果都当作理性的成果。

所以通常对思维的理解都是指理性思维，尽管这种“理性思维”是不纯粹的。

而当主体有意识地排除感性与悟性，以单一的理性思维考量世界，就会使理性走向绝对化，使人类思维“硬化”，丧失思维自身与生命自身的丰富性，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这种“单向度的人”就是只具有单一思维取向的人，就是只会在理性的对象化世界中思维的人，这种绝对的对象化思维造成见物不见人，只见客体世界的存在，而遗忘了主体自身。

理性的思维特征就在于主客二分，即理性把自身作为主体，从而取代人的主体性而把认知对象作为外在于理性之思的客体，即使是反思主体自身，也是把主体之“我”当作客体来考量之，从而产生理性凌驾于主体之上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理性对主体的僭越。

呈现出理性出于主体而又反对主体的特征，内含着下面将要论述的理性必然面对的主体性与对象性问题。

(二)主体性的限制

理}生不等同于主体性。

理性是主体性的表现，却不是主体性本身，这是本文要强调的重点。

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进路中，理性在事实上被等同于人的主体性，实质是把理性的主动认知能力错认为人的主体性，从而以理性取代了真正的人的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也就是人作为主体本身的丧失，主体之人拥有了代言主体性的理性，却失去了理性所代言的主体性本身，从而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主体之为主体，在其具有主体性。

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认知外在客体的能力，而这种认知能力主要体现在理性的对象性认知之中，故理性容易被错认为主体性本身。

而人之主体性，不只表现于理性，还有上文已述之感性与悟性。

如果主体无视或蔑视感性与悟性，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理性误当为主体性的全部，从而丧失了人类思维的丰富性。

也就是说，如果以理性取代主体性。

就是以局部代整体，使真正的、整全的主体性丧失。

而主体丧失真正的整全主体性，理性也就失去了整全主体性的监督，就可能犯错。

因为理性有自身内在的逻辑，没有真正的、整全的主体性控制，理性就可能走向主体生命的反面，而理性的错误，是以主体的名义犯下的，故理性与主体性共同遭到诅咒。

因此，当现代与后现代的哲学家开始反思理性主义的病痛，提出“哲学的终结”。

以“非理性主义”批判和反对理性主义之时，“主体性”也同样遭遇被“终结”的命运。

由于理性取代了主体性。

故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主体性自觉就表现为理性的一枝独大。

主体反对封建神权的胜利变成了理性反对宗教信仰的胜利，不是人的主体性取代了上帝，而是以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理性登上神坛，理性主义成为一种信仰，并最终产生所谓的现代性问题。

所以理性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主体性的真正觉醒。

而是对真正的整全主体性的遗忘，甚至是对整全主体性的扼杀，所以理性主义并没有带来现代人类主体性的自我实现，相反现代人感受到的是心灵无所栖居的“空虚”与“烦恼”。

西方哲学在对理性主义作出反思的同时。

也对主体性作出反思，但却是在没有对理性与主体性进行区分的前提下进行的反思，所以尼采不但喊出“上帝死了”，而且对理性主义与主体性进行同样的批判和否定，在反理性的同时也预言了“主体性的黄昏”。

但真正的主体性能够被消解吗?理性主义的泛滥并不是主体性膨胀的结果，恰是主体性沦丧的结果，所以尼采批判的是理性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主体性，或者说在本质上，尼采的哲学预言恰是对真正主体性的呼唤。

他呼唤真正的“超人”。

而“超人”的本质不过是人的真正的、整全的主体性的觉醒与喷发。

只是在西方哲学的思维进路与话语逻辑之中，尼采还无法把人的理性与真正的主体性区分开来。

从价值论角度思之，理性主义的泛滥又是主体性自我价值选择的结果，是主体有意而为。

也就是说并不是理性“有意”要取代主体性，而是主体把自我主体性的发展片面托付给了理性，是主体遗忘了人的感性与悟性，忽视了生命的丰富性，所以这在本质上是主体作出了错误的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

因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理性只是一种思维工具，工具之运用取决于运用此工具之主体，工具本身何罪之有?所以理性主义问题的根源一定要问责到主体自身，而不能停留于理性批判。

既然都是主体犯下的错，那么主体何以犯错?不外乎三种原因：一是主体有意犯错;二是主体误判犯错;三是主体被迫犯错。

但主体之为主体，在其有自我选择，懂得趋利避害，故有意犯错的可能性较小，而相对的，因误判或被迫的可能性较大。

主体之一切行为，都暗含着一个先天性价值判断，即此行为对主体有利，否则主体不为。

由此可以判定，理性主义泛滥，内在暗含着主体的价值判断，即主体认为理性主义对主体有利，能带来主体所需的一切。

所以主体才给予理性太多的权力，使理性在事实上取代了主体性，造成所谓的理性主义。

所以理性主义的发展恰是来自主体的授权，主体给理性发展以动力，可见，主体的价值误判可能是造成理性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但时代已经发展到所谓的后现代，人类理性已经自觉到理性主义的危险，人类主体对理性主义潜藏的危机也有所觉醒，而理性主义的现代性问题为什么却仍然无法解决呢?这就要追问主体犯错的.另一个可能原因，即“被迫犯错”。

被谁所迫?只能是被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所迫，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构成，资本的谋利本性都在强迫着主体之人放弃自己的主体性，片面发展自己的工具理性，助长理性主义，造成“单向度的人”，造成人的物化与异化，使整个社会成为受资本支配的生产机器。

由此可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学说内含着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根本解决之道，只有改变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改变以资本谋利为核心的社会生产才能最终解决理性主义的现代性问题。

(三)对象性的限制

理性思维是对象性思维，理性只能认知客观对象而不能认知主体自身，即使理性反思主体之时，也是把主体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而成为客观对象的主体就失去了标志其主体地位的主体性，从而已不是真正的主体，所以主体永远是理性认知的视域盲点。

而在真正的客体认知中，客体对象外在于理性，与理性相对而立，呈现在理性面前的只是客体自身的一个面向。

理性如何把握客体对象的全体，如何把握客体表象背后的本质就成为理性认知的难题。

而支配整个客体对象无穷分类与变化的内在本体更是哲思永恒的追问。

整部西方哲学史在本质上都是对哲学本体论追问的历史，当理性思维走到穷途末路，找不到最终的本体时，现代哲学就取消了形而上学，拒斥本体论，但这种“取消”与“拒斥”只能是自欺欺人的鸵鸟战术，问题不会因为回避而消失。

“20世纪的哲学大都拒斥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比以前各个时代的哲学更具批判性;形而上学的，或者说‘本体一神学的’各种主张的无根基状态或者说其合法性的不正当性绝不是一眼望去一清二楚的。”没有形而上学，没有本体论的哲学更是先天无根的思想梦游，无法实现安顿思者身心性命的哲学使命，所以西方哲学从未放弃过“重建形而上学”的渴望。

对象性思维的有限性直接来自于作为思维主体的人具有与外在客体同样的时空限定性的规制。

客体因为具有时空有限性才可以成为主体观察思考的对象，无限的存在(如果有无限存在的话)无法进入主体之人的思维视域，因为主体之人也同样是有限的存在，而有限无法认识无限，部分无法认知整体，有限包含于无限之中。

部分包含于整体之中，无限与整体无法成为有限与部分的对象，也就无法为有限与部分所认知。

所以主体之人只能认知有限的时空客体，而有限的时空客体也并非能为主体所全部认知，因为主体与客体在存在论上是本质同一的时空存在。

都是局限于时空之中的有限存在，主体并不比客体更具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