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部历史长卷,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这些特色和个性就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存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恰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特色和个性。 一、城市规划编制中,应注重城市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纲和领,是城市建设中的法律性依据。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经历数百年到上千年的历史过程,在这数百年到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生产形式和文化现象,如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出现,会导致各个城市间具有不同的文化和特色。在编制城市规划中,除了指导现阶段的城市经济建设活动外,更重要的是要收集,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寻求文化演变的过程,这些收集和调研工作就是寻找城市规划与城市传统文化的对接,突出该城市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城市的特色和个性,没有体现特色和个性的城市规划可以说是一个不合格的规划,是不能指导城市正确建设的规划,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城市规划。按此规划建设的城市,将会导致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断层,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也就是我们常提的“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建设的法律性文件依据,在编制规划中首先就是收集城市过去发展的历史资料,其中文化历史资料是重要的收集和研究的对象,并在规划编制中予以重点的体现。如历史名城保护规划、旧城改造规划、传统历史街区保护规划、重点文物古迹保护规划等。由于这些专业和专项规划的编制以及在规划实施中注意发扬城市传统文化,并对一些频临消失的历史文化(包括非物资文化)古迹实施了抢救性保护,城市建设少走了弯路。如襄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很多宝贵的名胜古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中的名胜古迹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而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位于襄樊市区内的我国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故里——米公祠,得到规划部门的有力保护。有一家大型工厂曾“虎视眈眈”的要把米公祠纳入该厂的生活区,并要求拆除米公祠建家属区。为了保护这一宋代名人故居,规划部门按《襄樊市城市总体规划》据理力争,顶住当时的压力,不仅不把米公祠划给该厂,而且还按规划要求,预留了米公祠规划发展用地的范围,米公祠不仅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且在该厂生活区用地范围中内,划出一部分用地来,做为米公祠用地。米公祠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了尘封30年的大门迎接慕名前来参观游览的宾客,文物部门对规划部门所作的工作“感谢”不尽。又如襄阳古城墙的拆与留和我国最宽的护城河是填还是留的问题,当时也受到严峻的挑战。根据城市规划,规划部门是极力保护,并与文物部门拿出保护性规划意见,呈述市政府,并向单位和市民宣传保护襄阳古城和护城河的重要意义和对襄樊城市今后发展的作用,襄阳古城墙和护城河得以保留。由于在城市规划部门和文化部门不断的努力下,1986年襄樊终于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二、城市规划不仅要继承城市历史文化,而且还要发扬光大城市文化,突出城市个性和特色 城市的历史,是城市的昨天,是城市发展的足迹。城市还将继续发展与延续,历史文化也将延续和发展,在城市规划编制中,不仅要继承城市传统文化,还要凸显城市的个性和特色,没有特色的城市,是没有活力的城市。城市规划的编制除继承历史文化外,还要根据城市今后的发展,而对城市的传统文化加以弘扬光大,增强城市的亲和力,提高城市的特色,打造城市的品牌,提升城市的地位和竞争力。以襄樊城市建设为例,襄樊是三国文化之乡,著名的刘备三请诸葛亮之地就在襄阳城西三十里的隆中。1949年时,隆中诸葛亮故居除几组明清建筑外,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为了打造襄樊历史文化品牌,在规划编制和城市建设管理中,在隆中风景区规划用地和环境保护中,给予充分的用地保证,注重生态环境的优化和保护上予以充分的考虑和作出规划的保障实施措施。除加强隆中风景区的建设外,在襄樊市区内分布的其他三国胜迹也予以重点保护和发展,如真武山下的“马跃檀溪”,刘备在岘山上的“濯汉亭”、“濯笔池”,襄阳城内的“荆州古治”,襄阳城东的诸葛亮“去梯问计”楼,樊城西北七里的“关羽水淹七军”之地等三国胜迹,均列入城市规划保护之中。在条件具备时,将逐步发展成为城市文物古迹游览点,并且在襄樊市区最大的广场竖立了14米高的诸葛亮铜像,此广场亦命名为诸葛亮广场,弘扬了襄樊的三国文化。 为了建设和谐襄樊、美丽襄樊,规划充分利用襄阳古城墙和宽阔的襄阳护城河资源,依墙、依护城河规划兴建成环城公园和“襄阳人家”休闲娱乐区,今天已成为襄樊市民和外地游人涉足之地,是襄樊城市建设的一大靓点。 三、城市规划建设应以人为本、以和谐为重 城市是一个大型群居地,是人们生产、工作、生活的共同空间。在这个大“家庭”中,也是和睦相处和矛盾共存的地带,除了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协调管理,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城市和谐发展外,城市规划编制中,更应注重和谐城市建设意识,把不协调的因素消除在规划编制之中。我国已步入现代文明建设时期,人们对城市的生产、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一个高标准的协调和谐城市建设氛围。在20世纪50年代,勾画的社会主义城市轮廓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烟囱林立、高楼高耸”的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城市“新景象”。当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了。 从今天来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实现了,不仅有电灯、电话,而且电视、电脑已普及,信息开始网络化。但市民对当时憧憬的“工业化”象征——“烟囱林立”的城市看法已不能认同了,而现在要把与城市市区不协调的林立的冒黑烟的烟囱“清”出市区,对保护城市环境尤为迫切。 就襄樊城市建设而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民编了一个顺口溜:“东、南、西、北、中,处处有化工,”说明当时城市规划建设失调,由于只重视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建设思路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使城市环境条件越来越差。至20世纪90年代后,在城市规划部门也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因此在襄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把调整城市不合理用地布置提到重要的规划内容上来,除了进行城市功能分区的布局外,还将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安排到相应的功能分区之中。 如20世纪建于前进路北的钛白粉厂(当时为郊区、今已成市区)规划迁至远郊的工业区,又如在距市区南15公里以外的余家湖规划化工建材工业开发区,将市区内的医药化工等一批有污染的化工工业迁至余家湖化工工业区。距市区东北远郊的油坊岗建立汽车工业区,将位于市区内零散分布的汽车配套工业企业逐步迁入汽车工业区。由于部分分散在市区内的有污染的工厂外迁,改善了市区的商业服务,文化教育及居住用地条件,城市用地混乱局面得到控制,人居环境得到很大的提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强化城市生产经济,因为那时生产低下,生活条件较差,当时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生活居住环境还没有提到重要的建设议程之上,而且在发展生产中就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奋斗”口号。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国力和市民经济条件和生产条件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和改善,对所居住城市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得以认同。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管理中也走向人性化的建设理念。在规划中除重视城市传统文化的传承,突出城市特色外,重要的是通过规划手法达到“以人为本”的现代和谐城市建设的目标。 过去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主要强调城市快速发展的经济模式,缺失了和谐的人性化建设氛围。如在城市建设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是欠账最多的一块;总是挤占城市公共设施这一块的投入而去“发展”工业这一块;城市开发,往往迁就开发商利益;牺牲市民利益,城市公共绿地被挤占,城市“三废”无力治理、环境恶化、市民身心受到影响。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旅游语境中乾州古城文化的再生产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文章将乾州古城置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把握古城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特征,理解古城文化景观的内在历史底蕴及当代价值,并分析制约乾州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多种力量因素,把握古城文化景观再生产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表征意义。
关键词 :乾州古城;再生产;文化旅游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 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 ,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
④赵德利.主导?主脑?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定位[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01).
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管理的新途径——以江苏省灌南县为例江苏省灌南县位于连云港市的南大门,濒临黄海,四县交界。县域总面积1041平方公里,人口73万,其中县城区12万。2003年灌南城区按照“38平方公里、30万人口”的新城市规划,形成了目前的老城区、新城区、开发区三位一体、功能分区的新格局。灌南作为全省14个扶贫县中的重点扶贫县之一,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发展相对滞后,是苏北洼地的“锅底”。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城管经费十分困难,城管执法难度相当大。对此,灌南县城管局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管理的新途径,使一个昔日“脏、乱、差”的苏北小县城迅速提升了形象。去年,灌南县分别荣获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称号和政府创新、中小城市和谐发展五十强称号。城管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同许多欠发达地区一样,灌南的城市管理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空间太小、失业人员太多、市民文明意识太差、管理体制不顺、城管装备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连,主要集中在“四多”、“五难”上。“四多”:一是乱停乱放车辆多。从灌南城区来看,主次干道14条,其中繁华商业区4条,总长不到20公里,因没有一个固定的停车场,每天在街道两侧停留的自行车、机动三轮车、人力车达5万多辆次,汽车、摩托车达1万多辆次,节假日要增加一倍多。二是乱倒垃圾、抛撒滴漏渣土多。街道两侧有零散型住宅楼、沿街住家户2800户,加之其他个体经商户,每天产生近百吨废物。每天沿街乱倒垃圾不少于200起。三是流动摊点、店外店、占道经营多。由于经济相对滞后,就业岗位少,摆摊设点自谋职业人员相当多。每条街道上每天都有30多个流动摊点出现。四是乱贴乱画的“牛皮癣”多。“牛皮癣”整治难、回潮快。每天均有上百条“牛皮癣”出现。“五难”:一是经营业主管理难。城管主要对象是广大经营业主。在这个群体中,处于弱势的人员较多。一些经营业主自恃有经济实力、有关系,藐视城管队员,工作不予配合,还有一些外地客商,把自己作为政府引进的“上帝”,既不服从管理,违规后又给政府部门施压。二是齐抓共管形成难。城市管理只有全社会齐抓共管,各部门密切配合才能搞好。而实质上城管工作仍然是多头管理,多头执法,有利的事争着管,无利的事无人管,有麻烦的事推诿扯皮,存在管理空档,综合部门的协调缺乏必要的手段。三是基础设施配套难。在城市14条主次干道两侧裸露的地面颇多,路面破损严重,城区无一座星级公厕,无一座压缩式垃圾中转站。这些问题引发了乱洒、乱倒、乱停放、乱张贴等管理中的突出矛盾,让管理者无可奈何。四是城管处罚兑现难。实施处罚必然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一部分违章业主对行政处罚软拖硬抗,还辱骂执法队员,更有甚者,竟无中生有地到政府、纪检监察等部门诬告执法队员,使执法工作处于两难境地。五是执法水平提高难。城管执法人员绝大多数是退伍军人安置,还有的是其他单位调入的,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过系统的法律、法规培训,很难掌握执法程序,处于干中学、学中干的状态。抓好城管采取的相应对策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治本之策是提高市民的素质,创新工作机制,突破管理瓶颈。作为经济落后地区,灌南县城管局在认真分析影响城管根源的同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创新机制入手,开拓进取、谋求突破,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一)创新管理载体,营造执法氛围。一是强化部门协调,实行齐抓共管。由“孤军作战”向“兵团作战”转变。由政府牵头、领导挂钩,将城管任务按区域、路段、场所分解落实到部、委、办、局及企事业单位、所在地乡镇政府、社区,分工负责,逐层逐级地明确目标责任,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近年来,灌南县政府在城市管理齐抓共管方面共下发了8个红头文件,每年年初将城管工作纳入各单位全年目标考核,每月发一期督查简报。二是加强城管法规宣传,增强市民城管意识。利用电台、电视、简报、标语、广播、竖警示牌等形式广泛宣传,以提高市民城管意识。取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化解管与被管之间的矛盾,使其自觉服从管理。对严重违反城市管理规定和屡教不改的违法违章者,及时曝光,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先后有12名被管理者因不服从管理,抗拒、阻碍城管执法而依法被行政拘留,其中6名被逮捕。三是强化社会监督,转变工作作风。经常邀请执法对象的代表、社区、相关部门及人大、政协、信访、纪检、监察等部门代表,召开座谈会,宣传城管工作思路,介绍城管工作情况,广泛征求意见,虚心听取建议,改进管理方法,转变工作作风,从而为城管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管理平台。(二)创新环卫机制,激发工作活力。一是在用人机制上变依赖型为竞争型。近几年,在环卫行业的改革中,先后有23名正式工待岗、轮岗,2名被辞退。二是在经营机制上变福利型为经营型。应用市场化运作的新路子,大力提倡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充分利用环卫行业优势,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对垃圾清扫、清运、渣土抛洒滴漏等项目进行有偿服务改革,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人人有事干,个个把钱赚”的浓烈创收氛围。三是在作业机制上变供给型为市场型,打破常规,强力推进环卫工作改革。1.把城区的14条主干道共计97万平方米的清扫面积分为9个标段,对道路清扫保洁权进行公开招标拍卖,以点带面,逐步推广。2.对城区居民、沿街店面和有偿服务单位的卫生费用以60万元实行总承包,同时成立渣土管理办公室,把渣土管理从环卫管理中剥离出来,统一扎口管理,每年创收10多万元。3.按照“以事定岗、以岗定薪”的原则,改变分配方式,每半年开展一次“市民满意的清扫保洁员”和“红旗路段”评选活动;搞好市场运作,不断增添环卫基础设施。近年来,通过市场化运作配套设备,增加环卫硬性投入200多万元,新购置1台吸尘车和两辆垃圾清运车、四只集装式垃圾斗,建立新公厕,改造旧公厕,使其达到水冲式标准,对一些主要道路新装了600只垃圾筒,减少垃圾乱弃现象。(三)创新城管理念,转变管理模式。一是实行定路段、定责任、定时间、定人员、定效果的管理。将任务层层分解、全面铺开,采取全天候“拉网式”不间断的巡查监控。二是采取集中式管理。每周一次组织100多人,开展声势浩大的“兵团式作战”,针对“钉子户”、“难缠户”等有影响的违章户,在摸底调查、说服教育的基础上,依法办事。三是采取服务式管理。把文明执法和热情服务寓于管理之中,变单纯的“驱赶式”管理为“服务式”管理,这样既达到管理效果,又树立了队伍良好形象。仅今年,就先后无偿制作了手推式流动摊点车26辆,摊点群5处120多个摊位,广告信息栏15个,自行车、摩托车停车挡栏1000多米。既改变了户外摊位乱摆乱放、阻碍交通、影响市容问题,又解决了600多名下岗职工、弱残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四是采取占领式管理。在违章户未出摊前就提前到位占领阵地,使其无空可钻。五是采取示范式管理。在主干道上先画好停车线,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设置停车栏,人力车统一发证挂牌、统一装修,机动三轮车、人力车禁止在城区主干道行驶。六是采取曝光式管理。严格制定了“日巡、周查、月考”制度,局督察组和各路段长每天都有路段管理情况记录本,采取记录在案的办法,对违章者记录在案;违章一次,予以警告,违章两次书面检查保证,违章三次电视曝光,违章四次依法扣压其违章物品并处罚。七是采取市场化管理。走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以广告位价抵冲方式,对主次干道整治“牛皮癣”工作实行承包管理。对承包管理路段,保证人员到位,管理到位,责任到位,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除。(四)创新队伍建设,树立城管形象。一是严格制度整顿作风。对全体城管人员实行军事化、人性化管理。每年城管队伍都要自觉接受一个月的思想作风整顿,查找问题,认真整改、建章立制,出台了执法公示制、错案追究制、禁酒令、文明执法等10多个红头文件,用良好的形象、优质的服务赢得市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用制度规范队员行为,使每个队员都能爱岗敬业、文明执法、遵纪守法,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风气。二是文明执法树新风。围绕“教育为主、文明执法、严管重罚、强行入轨”的工作方针,要求每一位队员文明执法、礼貌纠章、以理服人、以法服人、以情感人,以自己的文明行为和服务态度感化人、教育人、树形象。三是练好内功强素质。按照“治队先治人”的要求,结合行风评议、民主测评,深入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每年请法制办人员集中授课培训不少于4次,集中考试不少于2次,从而使灌南城管局从成立到现在无一例违法执法案件发生。对所有队员实行末位淘汰制,高标准、严要求,以工作实效来衡量每个队员,对思想观念落后、工作无实效、业务不精通、同行不认可,考核得分排到末位的实行一次警告、二次待岗、三次辞退。五是服务群众树形象。面对城管信访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矛盾突出、问题处理难的特点,需要认真受理、文明接待、诚信服务,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使每月结案率和满意率达到100%。(五)创新融资渠道、提升城市档次。灌南长期控、管理和引导。合理调整城中村用地布局,加强对城中村内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违法经营行为的查处,坚决遏止乱搭乱建行为。同时,努力改善城中村的公共服务,积极探索对社会、经济、文化形态的改造措施,为空间形态改造营造良好的政策和舆论氛围,为远期实现城中村全面改造奠定基础。三是围绕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对城中村积累的巨大财富实施有效开发,针对不同的建筑状况采取不同的改造措施,同时在建设过程中贯彻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要求,努力实现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经济的目标。四是对于一些改造难度巨大,而对城市规划的实施影响不大的村庄,通过完善市政设施、打通消防通道、实施村庄改制等措施,将其纳入城市的统一管理,消除安全隐患,改善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状况,解决人们关心的“城中村”问题。作者单位:山东省胶州市建设局村镇办戴着扶贫“帽子”,去年的财政收入不到3亿元,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城管的投入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创新运作方式,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加大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采取市场化运作,以广告位抵冲隔离栏造价、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等方法,先后融资6000万元,对县城的主次干道的2万多米隔离栏、防护栏进行了更换,新建25座跨路灯桥、新建雕塑一座,新添垃圾筒600只、新建公厕3座。还在人民广场、人民桥以及主次干道两侧安装大型户外广告和轮廓灯等,实现了“白天见景,晚上见灯”的美化亮化。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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