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论文2000字参考文献

在罗马帝国的北方，很早就住着着蛮族部落．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克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克尔特人住在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等地，这些地区很早被罗马征服，故克尔特人逐渐与罗马人融合．日尔曼人大多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逐渐向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移民，大致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多瑙河，西起莱茵河，东到俄罗斯平原．在日耳曼人以东，住着拉夫人． 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重要的有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 公元前一世纪时，凯撒远征高卢，公元前 49 年写《高卢战记》，说当时日耳曼人为氏族公社制，主要从事畜牧业，也搞农业，但还未完全定居． 过了 150 年，罗马史学家塔西陀公元 98 年写《日耳曼尼亚志》，这时一部分日耳曼人已定居下来．如在莱茵河沿岸的法兰克人，已经成为农业民族，相反，分布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仍以畜牧业为主．日耳曼人这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已有军事贵族及亲兵，遇事先召开贵族会议，再召开部落大会．日耳曼人已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主要活动是种地、放牧及战争．他们喜欢搞掠夺，认为流血比流汗高尚． 图拉真皇帝（ 98 ～ 117 年）以后，帝国已无力向外扩张，沿帝国边界莱茵河和多瑙河修城塞堡垒线，对日耳曼人搞和平政策．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又允许一些日耳曼人部落定居帝国境内当雇佣兵，以夷制夷．四世纪时日耳曼人已成罗马军队主力． 所谓民族大迁徙，是世界性的，实际上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世界的冲击．欧亚大陆从兴安岭到喀尔巴阡山，偏南划一弧，形成南北两个世界．历史上有三次民族大迁徙．第一次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前 18 世纪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赫梯入侵两河流域，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哈拉巴文化衰落；第二次是 4 ～ 6 世纪，中国魏晋时匈奴南侵，“五胡乱华”，厌哒人入侵伊朗、印度，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冲击东西罗马帝国；第三次是突厥人、蒙古人对欧洲和亚洲的冲击，时间从 12 ～ 15 世纪． 日耳曼人大迁徙，序幕是匈奴人西迁．东汉时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降汉，北匈奴西去中亚，四世纪时出现在顿河草原， 375 年征服东哥特人，迫使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引起一系列反应. 西哥特人 376 年进入帝国境内，不久便与欺压他们的罗马人发生冲突． 378 年雅德里亚堡战役，罗马军队全军覆没，皇帝瓦伦斯阵亡． 395 年帝国分裂为二． 406 年西罗马为对付西哥特人从莱茵河防线召回部队，不料又使汪达尔人等其他日耳曼部落进入高卢． 407 年西罗马又放弃不列颠，使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进入． 410 年西哥特人在其精明首领亚拉里克率领下，突然攻占并洗劫罗马，最后在高卢西南和西班牙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第一个日耳曼王国一一西哥特王国（ 419 ～ 711 年，亡于阿拉伯人） 同时，其他日耳曼部落业纷纷自建王国．汪达尔人曾席卷高卢及西班牙，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以古迦太基为中心建汪达尔王国．随后开始向海上推进，先后占领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进一步削弱了帝国已衰退的商业． 455 年曾洗劫罗马城．汪达尔王国 ( 439 ～ 534 年 ) ，亡于拜占廷． 451 ～ 452 年，匈奴人在其首领阿提拉率领下以匈牙利为基地向西方推进，多亏教皇利奥一世花言巧语，匈奴人没进入罗马城，不久撤出意大利． 453 年阿提拉暴死，匈奴帝国瓦解． 457 年勃艮第人占领高卢东南部罗纳河流域，建勃艮第王国（ 457 ～ 534 年，亡于法兰克） 407 年以后，在不列颠有盎格鲁·撒克逊王国． 476 年罗马军队的日耳曼将领鄂多亚克废除西罗马末代皇帝，自封为王，西罗马灭亡． 几年以后，东哥特人摆脱匈奴控制，在狄奥多理克率领下进军意大利，打败鄂多亚克，在意大利建东哥特王国（ 489 ～ 554 年 ) ，亡于拜占廷。 东哥特人统治意大利之时，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兴起．克洛维（ 481 ～ 511 年）建法兰克王国（ 481 ～ 843 年），史称墨洛温王朝（ 481 ～ 751 年）．法兰克王国是日耳曼诸王国中存在最久的政权．克洛维在位时，王国疆域已达高卢南部卢瓦尔河以南，六世纪中期又扩展到莱茵河以东与德意志相连．法兰克人获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克洛维 496 年皈依了基督教．这一年他率三千亲兵在兰斯教堂受洗．此举意义重大：一可缓和法兰克人与高卢罗马人的矛盾，二可利用罗马基督教帮助来对付其他各支日耳曼人，而东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信奉的是基督教的异端阿里乌斯派，三可用一神教取代多神教，提高王权威望．这样，在罗马基督教支持下，正统而未开化的法兰克人获得很大发展． 七世纪的西欧，政治上是日耳曼诸王国并立，经济上是自然经济，城镇败落，起重要作用的是日耳曼贵族和罗马贵族的大庄园，以及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日耳曼国王对西欧根本不加治理，也不会治理．他们把王国看作私有庄园，凭一时好恶，随意把土地和权力赏赐给贵族，教士。逐渐，日耳曼移民与当地居民融合，罗马贵族与日耳曼贵族联姻，日耳曼的骑士取代了罗马的礼俗。文化上日耳曼人目不识丁，当时唯一有文化的人是教士，唯一的精神生活只是在修道院．日耳曼国王控制着西欧国家的政权，但精神文化生活的领导权却属于基督教会．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看不见光明的时期．但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却是西欧新文明的形成时期，因为这一新文明的独特之点，已在其间闪现：这就是基督教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国家政权，独立发展，如此造成西欧独特的、政教分立的二元化结构．与东方传统的一元化结构不同，二元化倾向于变革，倾向于创新，它有助于推动西欧文明的发展．这样，日耳曼蛮族的传统，与教会、修道院所代表的罗马一基督教文化，处于一种又斗争又结合的长期过程中．正是由于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相互作用，推动了西欧中世纪文明的发展，从而为西欧近代文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时的西欧社会，符合我们所说的广义封建社会的概念，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还要再过几个世纪．

林则徐的治学态度近代爱国者林则徐曾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驱之。”这不但是他爱国政治活动的真实写照，而且生动地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林则徐自幼即以文才敏捷闻名乡里，他不喜欢空谈性理或专注考据的学风，认为这种学风禁锢了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压抑了人的创造性，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在他担任地方官后，一反传统，不但亲自研究实践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较好地解决了一般人视为畏途的水利、盐政、赈灾、钱漕等问题，而且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扶植了一批有用的人才。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率先突破了长期存在于士大夫中的“夷夏大防”观念，主张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以夷为师”。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已从繁荣先进的顶点跌落下来，同西方新兴工业国家相比有了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国大多数官僚士大夫对此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躺在祖宗的荣誉上面沾沾自喜，以为“惟我文明”，西方人只是茹毛饮血的“蛮夷”，拒绝向外国学习。乾隆皇帝对英国赠送的枪炮、机器模型等不屑研究，而是置放于圆明园中作为贡品而炫耀，便是绝好的证明。林则徐在接触西方事物之前，也未能免于这种昧塞无知的状态。例如，他不知道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以为在美国附近；他认为英国人以肉食为生，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否则无以活命；他甚至以为英国士兵腿足屈伸不便，“一仆不能复起”，中国军队与之近战足以取胜，等等。但是，当林则徐到达广州，目睹了中外对比的实际情况后，他的看法很快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要想维护独立，绝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因此，他顶住了“背叛祖宗”的诽谤和“认贼作父”，“以夷为师”的指责，开始认真研究和学习西方，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就此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中国人翻译外国的书报杂志。到广州后，他聘请毕业于印度、马来亚、美国和中国教会学校的华人为译员，译出了有关西方政治、地理、军事、经济、法律的很多资料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有关评论，如《澳门月报》、《四洲志》、《万国公法》、《华事夷言》等等。直到日本明治维新前，这些书都是远东介绍西方情况最详尽最权威的资料。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外国人求教。林则徐破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以孔孟为师的陈腐说教，亲自向住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医生和因海难而滞留的海员询问西方的情况，请他们帮助修改他所拟的致英王照会文稿，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在了解西方情况和世界大势的基础上，林则徐敢于承认落后，但又不甘于落后，而是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命题。尽管他当时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仍局限于枪炮机器等方面，没有放弃封建君主专制和三纲五常之体，但毕竟冲破了抱残守缺的封建网罗，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林则徐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准绳，决定学问的取舍，勇于修正错误，不拘泥于祖宗、天命和舆论的治学态度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自己找资料，这样才能成为你自己的知识。别人给你的始终是别人的，不可能装进你的脑子里。你是文科生吧，这些东西就是你以后安身立命的本钱呀。